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个性很强，提了两个条件：（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他一个人说了算；（二）就职后先赴日本与欧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学管理。条件虽然苛刻，董事会也只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