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死后的英雄谱并非以草莽为主流，而是以体制内走出来的人物为主。这在宋江的安排里已见分明，他的排列是：自己暂居忠义堂（相当中军），左军由林冲执掌，右军由呼延灼执掌，前军由李应执掌，后军由柴进执掌，水军由李俊执掌。（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这样安排也无可厚非，让人奇怪的是杨志竟然被放在前军第五位，难道一位历经挫折的英雄还要被压抑。但是，对这种安排，杨志没有丝毫怨言。他认命了，有这么个水泊存身就知足了，还要什么荣耀。杨志的经历最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上旧族与新贵的地位轮换。“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巷陌家”这句唐诗太精辟了！高俅低吟此句时（当然《水浒传》并没这么写），他脚步轻盈并志满意得地走进殿帅府，先羞辱了王进再陷了林冲。杨志呢，吟此句的感觉（书中亦没如此写）是什么样的？背负名将之后的压力，企求着凭借一刀枪积的累升。高太尉的一顿臭骂虽让他倍感屈辱，但还在坚持。
杨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从不卖弄出身，只想通过个人的业绩博取功名。
可惜，他命运多舛、时运不济。运送花石纲时翻了船。他丝毫不怀疑这个花石纲于国于民有什么意义，只是恪尽职守地完成本职工作。虽然翻船，但他希望在挫折中振奋起来，收拢一担财物去东京打点。为了刻意求官，他可以和任何人达成谅解，包括梁山的强盗。他的性格中的柔性（求官的韧性）占了主导，他绝对不像后来的卢俊义那样没事找事儿。经过与林冲一番精彩的搏斗后，被王伦叫上山，王伦劝他落草为寇，他坚决不从，但他愿意与对方谈判。酒喝到该说正事的份儿上，他几近央求地说：“承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就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今日欲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
江湖黑道也有它的原则性，所谓“盗亦有道”，王伦发还了他的财物，派人送他登上往东京买官复位的行程。真正的悲剧才由此开始，施罗二人给他做了预测——实在是一代人一种人的命运谶言：
清白传家杨制史，耻将身迹履危机。
岂知奸佞残忠义，顿使功名事已非。
尽管痛遭高俅辱骂，轰了出来（贿赂的钱也白花了），还摊上官司（杀牛二，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被高俅轰出来后，他也有一丝闪念，对他为之卖命的体制发生了怀疑：“王伦劝俺，也见得是。…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薄！”。不过，这仅仅是一闪念，祖宗光荣的业绩对他来说成了负担，成了必拜的图腾，他无法背叛它。
梁中书送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使它从罪犯一跃成为军官，恢复往日的荣耀，他怎敢不尽力。同样，对生辰纲的态度他也是不问其道德性，如同对待花石纲一样地去努力完成押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不想让自己再出现任何闪失。在黄尼冈，他不住地殴打军汉快走，告诉他们：“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但是众意难违，没有人再愿走了。既便如此，他杨志还是不放弃最后一次警惕性。其实，既便是一点酒也不吃，这场被抢的悲剧也会发生。腐败传导出的社会危害，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杨志只不过是受害者之一罢了。
所谓的命运把他逼上绝路，他想一死了之。只有这样，才能让心中刻求升官的梦有个不太悲惨的结局。但又一个闪念让他放弃了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寄托于官方能破获此案，给他个说法儿。
处心积虑的造反者
论出身，柴进远比杨志要高贵，他是前朝大周宗室。赵宋家的权力是从他家那里夺去的。为了补偿柴家，不仅给了丰厚的资产与大量的土地，还给了免于刑事处罚的铁券。但是柴进并不以这些为重，他处心积虑地交游，心平气和地等待时机。“柴进门招天下客”既是一种个人风格，更是一种伟大的志向。甚至是一种政治宣言。
林冲来到柴进庄子前的饭店里，遇见了奇事儿。酒家并不卖给他酒饭，只是说卖给他酒饭，柴大官人便无赏给他这等配军的钱了。柴进留下过话：“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这句话很有分量，说明柴进对流配的犯人比江湖上的一般好汉更重视。在林冲于访他不遇再往牢城走的路上，遇见柴进（猜是），报上名号，柴进给予林冲的礼遇是超乎常规的：
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讶。”就草上拜了。
柴进与梁中书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爱惜人才，特别那些有特殊才能人。有野心的人无一不深爱人才，想干大事的人也无一不如此。林冲与洪教头斗棒，杨志与索超（及周谨）比武，同样是居于三人之上的野心家、大人物为或可利用的英雄设下的局。
柴进的威力是梁中书不能比的。何有些说？
宋江倒霉的时候便是例证。
宋江见柴进时，柴进拜在地上一声“端的想杀柴进”再现了他见林冲时的情节，表现出礼纳英雄的一贯作风。随后，柴进说了两个要点，以让宋江宋清兄弟俩安心躲灾。
第一点，既便做下十恶大罪，你来到我庄上，捕盗的官军也不敢管，因为我庄子的牌头硬。
第二点，我也有胆量，别说杀个平常人，就是杀了朝廷命官，我也敢收留你。
柴进的威力与胆量，不只是有大周皇帝嫡派之孙的名号，也不只靠铁券的诺言，靠得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柴进代表了这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那一边。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的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倘使在位皇上敢和柴进当面较劲或说让柴进谨守法度，柴进一定会回答即反驳：“我的祖先把帝位禅让给你赵宋家，是看你们有德；而今天，你们这些子孙败坏无德，失去了治天下的资格了。”
当然，皇帝还不致愚蠢到与他进行辩论的地步，由他去吧！其实，在《水浒传》中，施罗二先生所不愿明说的就是这句话。道义基础的转变，是一切王朝出现或溃灭的根本。历史上的北宋王朝没有亡于强盗（宋江们）手中，或者说《水浒》小说还努力转化强盗去认可朝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亡于外族。
何以亡于外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出了大问题，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皇权昏庸。
所谓国的盛衰，也左右着所有的人的命运。巨宦达官还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随风倒了，或说一如江中漂苇任止任行。
柴进在被官司所累陷于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贼中”，丢弃合法的壳子也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柴家庄已是梁山的交通站了。柴进对追踪李逵而来的朱仝同说：“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他对朱仝表明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说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吴用在柴进庄上暂时摆平了朱李二人的纠葛之后，也明确地告诉李逵：“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还山。多管也请柴大官人入伙。”（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
至于，在高唐州因叔叔柴皇城与高俅亲戚发冲而入狱，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贵的兴起以贬损旧族为代价，已经是常识性问题。只是这个新贵是腐败、不公、昏聩的代表，终于与柴进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道德（资源）力量发生了冲突，才引发出一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来。
如果说“高俅系统”对待王进与林冲仅仅是在个人恩怨、利欲上的事情，那么它对待“柴进系统”的粗暴就是无可救药的败笔了！
被裹挟者的状态
宋清在整个《水浒传》中是最平淡不过的人了。从艺术角度讲，他的出场显得很勉强。宋江杀了阎婆惜逃匿在家，官方去人追查时，也只有宋太公的一人答对。按现代术语说，宋清缺席即未在场。既便是到了他与哥哥远走沧州躲难时，也只一句话涉及他的特征：“原来这宋清，满县里都叫他做铁扇子。”（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这“铁扇子”的诨名由来没有详细介绍，没有晁盖夺塔故事的简略铺垫，更没有宋江时不时掏钱资助穷人并让受助者感激涕零的传神描写。
宋清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并且是最边缘化的人物，份量还不如神医安道全与轰天雷凌振。只因遵守父命，保护逃亡中的兄长，才接触到一班有揭天掀地的大英雄。他之所以上山，也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下才选择的。
宋江在江州法场被救了，并且上了梁山。因思念父亲，回家探望。宋清没让兄长入门，急不可奈地说：“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如果说，在他随宋江到沧州躲难的时候，他还是个随从、观察者话，那么到了出了江州大案，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挟于其中。宋清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公正缺位、道德沦丧社会中草民阶层的选择。
作为庄主的李应被裹挟上梁山的经历要比宋清的多些情节，然而他被预先定好的套路（一半是命运，一半是他为）套住，也几乎与宋江一样：发誓不愿入伙，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入。起初，他只想以情义那种底层社会的道德规制来为时迁（梁山的代表）与祝家庄（官方势力在农村的代表）之间提供妥协的平台。但祝家庄以毁三村之盟约为代价驳了他的面子。他与祝家庄一战，少有救时迁的成份，而是找回面子，纯属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村际械斗。械斗中，他中了箭，左臂伤了。为了自保，他闭门不出，一并谢绝了梁山的礼物。与当初宋江不要五百两黄金何其相似乃尔！但是知府不这么认为，倾向认为他有罪，必带到州里讯问。到了宋江解救他时，他还分辩：“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其实梁山的根本没杀知府，因为知府溜得不见踪影。宋江已经经历过有关的法律程序，知道不公审判的后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逼他也是救他，裹挟他也是保护他。于是，下面的情况发生了。
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第五十回＜吴学究双用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法律不公的成本是隐性的，而国家所谓朝廷也在为此默默承担着这无形中加于其上的负资产。等这种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便崩溃了。不休的征伐，难止的战乱，疯狂的抢掠，肆意的屠杀，便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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