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　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西游记》中的踢球写得十分精彩，大概较真实地复现了唐代的情形，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写道：“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踢。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失来揪。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彩。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叫方海。”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 　　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 　　二哥就是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 　　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了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皇帝的情人李师师去。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你们有条件。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 　　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收入不菲的交易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自己的敌人。 　　为一生的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过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以说明问题： 　　高宗时，受招海寇郑广屡受群僚冷眼，拿他这个上司不当回事。有一天，他终于急了：“我这个粗人也会写两首歪诗，有一首让大家听一下：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