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点评
◎与秦桧的历史声名相反，诸葛亮在明代以后（以《三国演义》为标志）成了大大的忠臣，他有“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他有“六出祁山”的征战，然而，人们忘了：偏居一隅的王朝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和平，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熟读《三国志》还是对演义津津乐道者，都没有明白这样的道理：蜀国之亡，亡于诸葛亮的大话。
●人们津津乐道于民间谣谚，自古至今都如此，却不知道它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居于高位者蔑视谣谚，却不知道它是无权者们发出的暗箭，当暗箭射穿了道德屏障时，崩盘的灾难也就来了。
可惜，中国人从未从中悟出什么！
◎《水浒》写史的作用，早已被伟大的先哲们所洞悉，他们甚至称“天下义理不在朝廷，在水浒！”殊不知，水浒的英雄们的思维方式仍是朝廷思维的一个翻版或按某个比例尺缩成的复制品。
当人们高唱：“路见不平一声吼！”抒发胸中积郁时，却忘了宋公明效法宋徽宗，用符瑞为自己的权力构造神秘的合法性。
大话如酒，能成事，也能坏事。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把说大话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至少当成一种志向来表达，而无意从说大话来带的残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孔圣人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对他是一种危险。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的道德上的继承人。大话终于随着一声：“泰山坏了梁柱摧了，哲人将死”的沉重叹息，翻过了一页。
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连年征战，直把个蜀国折腾得财政上捉襟见肘，政府与百姓上下交怨。大话，葬送了一个本可偏安一隅的王朝。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背后却是割舍不掉对自己那个利益集团的关爱与患得患失。终于，庆历新政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妥协，归于失败。他的忧乐观终于归成大话。
正统的历史版本不断吹虚这类大话，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后人的误读。一次又一次地，使后人复哀于后人也！
到了元末明初，终于有一位叫宋濂的著名文人反省到政治上说大话的后果，以寓言体写了一篇名为《大言》的文章。他虚托一位复姓尊卢单名沙的人，以此人的“经历”为主线，指出了说大话的恶果。
宋濂写道(今译)：
秦国有一个叫尊卢沙的人，经常以夸张的手法大肆宣讲自己有奇能，以致吹得自己都相信自己奇能无比（－－由欺人而自欺！）。秦王不用他，还嘲笑他。他对秦王说：“您别笑我！我到楚国去发挥我的才干。”说完，打点行装，轻松快乐地南行了。
到秦楚边境，楚国边境上的关员把他给拘留了。尊卢沙说：“你们可别这么对待我，我是来给你们楚王当老师的！”关员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楚国首都。楚王的外交大臣把他安排到国宾馆住下。过了几天，外交大臣满脸堆笑地问尊卢沙：“先生不小瞧我们这么个偏僻的小国，不畏路途遥远，将为楚国的强盛出力，令我佩服！见面日子短，我也不敢推心置腹地与您交谈。别的也不敢讨教于您，只想问您一下您将怎么辅佐楚王？”尊卢先生一听，便火了：“这么高级的秘密，怎么是你这种人可知道的？！”外交大臣吓坏了，敢快把情况向名叫瑕的上卿（相当于副总理）汇报。副总理会见尊卢先生，像对待大臣（部长）那样对待他。他又发怒了，声称要告辞。副总理很害怕，怕国王追究他不尊贤材的过错，急忙向国王报告。
国王一听，马上召见。尊卢先生不动，使者跑了三四回。他才答应见面。见了楚王，只行长揖之礼并不跪拜，并对楚王高声说：“楚国东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齐与晋，都对楚国虎视眈眈，不久前，我经过晋国边疆地区，听说晋侯正在图谋进攻楚国，杀了白马、摆了仪式与诸侯会盟，声称：‘不给楚国造成灾难，大家以后就不见面了！’人家都投璧祭河了，您还睡大觉？！”
楚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我指天发誓，您只要任用我尊卢沙为卿（副总理），楚国一定能强盛无比！”楚王被他的大话唬住了，就给了为卿的职务。
三个月过去了，他没什么特殊表现。
不久，晋国国君真地率诸侯军队进攻楚国了。楚王害怕，马上召见尊卢沙，让他出退敌之计。尊卢沙一听晋师真地来了，也吓呆了，迟迟说不上话来。楚王说：“你倒是说话呀！”，尊卢沙胆怯了：“晋国军队太厉害了，我看还是割给晋国些土地为上策！”
“什么？？”楚王一听，气得崩起来：“把这个笨蛋给我扔牢里去！”一关就是三年，最后削了尊卢先生鼻子并驱逐出境。尊卢沙对人们说：“从今往后，我是记住吹牛召祸了！”，从此再也不说话，一想说话，就捂一下鼻子，打住。
尊卢沙善说大话，并没有真本事。他虽然欺骗了楚王，作了高官，但终于在楚王急需他的时候暴露了真面目。于是，楚王割了他的鼻子并把他驱逐出境。
不过，宋濂的本意被人歪曲了。后来的注解者认为宋濂的文章是告诫个人行为的，即要谨言慎行，因为“夸谈足以取祸”。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文化传统中已形成了自觉的反言论自由的习惯。与宋濂同样提倡反对说大话的人，还有刘基、方孝孺。刘基【注1】著《卖柑者言》，批评当世。
文章说——
杭州有卖水果的人，很擅长储存柑桔。所存柑桔历经一冬一夏而不烂，拿出来后很鲜亮。到集市上去，一分货能卖到十分价，很抢手。
我也卖了一只，剥开它，好象有股烟扑鼻而来；再看柑桔中间，哪有果肉，都成了败絮了。我责怪卖货的人说：“你这柑桔能用来奉祭、待客吗？真是欺人太甚了！”
卖柑桔的人一听，反而讥笑我：“我干这买卖已有好多年了，我愿卖，人家愿买。没见一个像你这样挑剔的。世上骗人的人多去啦，又不我一个人。你看看今天的高官大吏，有几个称职的，不都是在骗吗？别看他们装模作样，论到防盗、救民上就傻了眼；下面的官吏坏事干尽，他们也管不了。白吃公饭，一点羞耻心都没有。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你这个有学问的客官，不去责问他们，反而跟我这个做小生意的过不去。真是的？！”
我让他顶得一句话也没了。回去后，想了半天－－大概这个人像东方朔那样，表面装滑稽，实在是用笑话说正理。该是愤世嫉俗，用柑桔为借口评世事吧！
明代初期政治较为清廉，不仅与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反贪政策有关，而且更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戒大言、倡朴实的思想风节密切相关。但是，历史有其内逻辑，大话习惯由于由“正面人物”的形象化言说而一再重复。
人们可以防止尊卢沙、卖柑者所讽刺的种种“反面人物”、越巫等等败行者，但却很难从诸葛亮、范仲淹那类“伟光正”式人物那里总结历史教训。当然，方孝孺的做文与从政两相比较是个悖论，他终因政治大话葬送了建文帝的江山。（见第八章第4节）
这正是中国人史观的道德粗线条化，特别是为历史上杰出“正面人物”讳避的习惯，导致的一步步的更深的误读！
诸葛亮的形像化，无疑是这一误读的明证。明代话本的兴盛无疑对三寓言的理性价值是一个冲击，人们更乐意采取“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式的比附夸张历史，以致于在《三国演义》形成定型版本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孰者为真了。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与空城计的故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概不录，而《三国演义》却采录东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的七擒七纵故事，对王隐《蜀记》的“空城计”也一味化入。
当然，我们无须过责《三国演义》的文学性，而是努力寻找历史的本真并总结出有益的价值理性。
关于南征孟获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少数民族认同蜀汉政权，而是要从南方取得丰富的战略资源。至于“南人不复反”，也不是事实。到了空城计一说，更接近“拉大玄”了。那个时间为蜀之建兴五年、魏之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到关中抗拒诸葛亮。
后人愿以这种公共文本式的大话来溢美历史人物，而忽略了他们崇拜的形象背后缺撼。而这种习惯性的公共文本式的大话，又来自他们所乐意倾听与记忆的主人公的大话。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代表了多少文人士子的梦想？已经无法计数。他的恢宏之论，成了后世欲成英雄的人们“醉里挑灯看剑…了却君王天下事”的知识并情感的一个来源。然而，诸葛亮的宏伟蓝图（即光复汉室）终于在大话下变成了泡影。
【注1】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元末中进士，后弃官。著有《郁离子》，批判元朝暴政。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南京，辅佐朱元璋。明立，封诚意伯。《卖柑者言》为寓言之作，收录其文集《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陈寿在《诸葛亮传》的最后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欲。”－－很客气地说明了诸葛亮大话的失败原因，并且这是长长的褒扬之后这么说的。既便如此，也不为诸葛亮的崇拜者们所接受。《晋书·陈寿传》竞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部属（参军），因马谡被诛而受到剃头（髡刑）的处分，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才有了对诸葛亮的贬低之语，云云。
后世经几代有名的大历史学家考证，终于证实了陈寿的学术清白：他不但没贬低诸葛亮，反而推崇备至，以在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编就的《诸葛亮集》为证。
问题出于在了哪里？出在了后世对所崇拜人物的“一贯正确”的感情上面，感情也就是粗浅条的道德观湮灭了历史的真实。
诸葛亮在隆中给刘备上了一堂战略分析课，刘备全盘接受。在设计方案的结尾处，他用政治大话鼓动刘备说：“要是按我的这一套办，不但可成霸业，而且还能光复兴室。”－－刘备想成为第二个刘秀的预案也全在此中。
大话的结果是战略性估计的错误。
刘备并非是为兄弟义气而一定伐吴，而是借题发挥，正如诸葛亮的南征主要目的在于取得战略资源一样。刘备伐吴的战略是高估自己并企求成霸进而复汉室大话的必然结果。孙权求和，刘备不许；诸葛瑾给他讲荆州与全国的得害关系，刘备不听。终于把孙权逼得向曹丕请降，终于把蜀国的实力消耗掉了一大截－－攻吴军队全面崩溃，死掉数万人，损失的辎重物资也难以计算。
刘备终于为大而空的目标付出了残重的代价，称帝（公元221年）后的第三年，因第二年的兵败，既恨又羞，得病而死。
在此残败之下，蜀国的实际执政者诸葛亮本应放弃图谋中原以复兴汉室的计划，但他不能让自己的战略分析落空，要让那个大话继续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存在。于是在南征（公元225年秋七月，刘备死后两年）后，不到两年（公元227年春三月）诸葛亮就兴师出关，屯汉中，准备讨伐中原。出发前，他在给刘禅的上疏中又一次地重复了那句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大话：“平定中原，复兴汉室。”第二年（公元228年）春正月，在街亭（今甘肃秦安县境内）与魏军交战，结果大败【注2】。
此后，又四次与魏国交战，但从战略上一直没形成有力的攻击态势，倒是魏军一度曾以汉中为战略目标而兵临城下。从建兴五年兴兵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诸葛亮病死在军营，七年间蜀国的国力消耗殆尽。又由于诸葛亮以父辈的身份执掌蜀政，十七岁继位的小皇帝在十一年间几乎什么处理政务的本领也没学会，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个庸人。刘禅也成了大话政治的牺牲品。
费文伟与姜维是诸葛亮死后蜀国的两位支柱性人物，见多次兴兵未达效果，费文伟开始反省，他对姜维说：“以诸葛丞相的才能尚不能平定中原，我们更差远了。我看不如采取守势，保民守土。至于什么功业，只有等能人出现之后再说；千万不能抱侥幸的心理，试图通过一役定成败。侥幸一搏，又取不到必胜的效果，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姜维听不进这样的劝解去，以自己有智勇而自负，他坚持着诸葛亮的政治大话。碰巧，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正月）费文伟为魏国降将郭循刺杀，姜维再也听不到反对意见了。在费文伟死后不到半年内（夏四月）就展开了对魏的军事进攻。去包围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注2】街亭之役：三国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攻魏，扬言由斜谷道攻郿（今陕西县东北），使镇东将军赵云等为疑兵，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自率大军从西路扑向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魏明帝遣右将军张郃帅兵马步骑五万拒亮，而亲至长安督战。马谡好论军事，亮用为参军，使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张家川西北）。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裨将军王平屡谏不听。郃绝其汲道，遂大破之。时赵云等亦败于箕谷，亮进无所据，乃退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上疏请自贬三等。后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此时，至亡国仅仅还有十年！
诸葛亮军事才能有限，但却不允许任何人提意见，由打击廖立一案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好为梁父吟所形成深层意识的一种反射。
廖立是刘备担任荆州牧时的私人助理，颇有才干，不到三十岁就做到了长沙太守。刘备入蜀后，诸葛亮镇守荆州，孙权派人见诸葛亮，问他刘备手下有谁可以承辅佐之任－－是丞相的人选。诸葛亮回答说：“庞统、廖立，楚地的良才，有担当此任的器干。”
廖立的军事才能很一般，吕蒙袭击南三郡时，他侥幸独身脱逃，去找刘备。由于是旧义，刘备也不深怪，安排了他巴郡太守的职务。刘备称汉中王时，又让廖立当上了侍中（皇
帝的专职顾问）。到了刘禅继位时，就任命他为长水校尉（相当于西北军区司令）。廖立的文才与治理策论确实非常出色。他认为可以当诸葛亮的副手即副丞相，但实际上他的地位还在李严以下呢。（李严是受遗诏与诸葛亮共辅刘禅的重臣，后亦因指责诸葛亮督军不利而被贬斥）。
如此，发牢骚或找机会发表自己高见就不可避免。有一次，他对丞想府的李邵、蒋琬说：“大军应当远征，你们这些要员好好研究这样的战略面署，从前先帝不取汉中，却与吴国争南三郡，结果南三郡归了吴，白白浪费了军力，什么也没得着。失去了汉中，导致魏军进入巴地，快丢了一州之地。后来，再攻汉中，关羽丢了性命。都因关羽凶勇好名，又无约束军队的方法，任性指挥，所以几次丧师失利。”批评完刘备的政策后，又抨击了关羽，紧接着对那些在职的要员又一通猛批，说他们无能，“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李蒋二人没来得及细析廖论的合理性，就报告了诸葛亮。诸葛亮大怒，说他：“依仗先朝的尊贵资格，妄自尊大，评论人物，公开说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无能之人，并且胆敢诽谤先帝。此类的恶行不可胜数！一头有害的羊尚能乱群，何况
廖立又居于重要职位呢！那么，中人以下的愚人听了他的煽动，就辩不清真伪了。”
于是，经过请示刘禅，把廖立削官，流放到汶山（今四川茂汶县）。后来姜维率军经过汶山，到廖立的住所去看他，见他“意气不衰”，而且还坚持原来的论点。蜀国当政者们决心终身不放还他了，只让他老婆孩子返回成都。
诸葛亮死后，廖立听到消息，失声痛哭，他说：“恐怕我这一辈子，都要当平民了。”另一位被贬的官员李平更为伤心，听了廖立的话突发心脏病死了。李平一直希望诸葛亮会重新启用自己，而诸葛亮这一死，他永远没机会了。新的当权者面临错综复杂的国事，谁会有闲心过问他的冤案呢！
《诸葛亮传》称他“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的原意是为被晏子除掉的三力士鸣不平，被引伸为武人不如文人，或曰：武人最后终被文人所害，云云。细磨详勘，不难发现：诸葛亮好吟此诗的内心实质是轻视武人而欲效晏子。这与自比管仲、乐毅相一致。管子为文人，自然是诸葛亮向往的对象；而乐毅为名将，为杰出武人，智力非凡，并非一般的粗莽之士。
诸葛亮打击廖立充分体现了这一种深刻的逻辑思维。
《梁父吟》全诗为：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圯。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其中“三桃杀三士”，指得是晏子计除武人的故事。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是齐景公手下的三个勇士。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坐着说话，齐相晏婴走过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站起来行礼。晏婴进去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下的勇士，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幼之礼，内能除暴，外能抗敌。现在主公手下的三个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幼之礼，内不能除暴，外不能抗敌。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啊！我看该把他们除掉。”齐景公说：“这三个人，既没有人抓得住，也没人杀得了。”晏说：“主公可以派人送两个桃子给他们，就说：给最勇敢的两个人。”
公孙接一见使者送来两颗桃子，立刻仰天长叹道：“晏婴是个智者，一定是他出的主意，让主公叫我们三人争功火并。我虽然能看破他的阴谋，但如果不敢接受桃子，也算不上勇士了。”于是他对田开疆和古冶子说：“三个人两颗桃，只好各摆功劳了。我陪主公出去打猎，第一次杀死一头野猪，第二次杀死一头老虎。我大概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拿了一颗桃子。田开疆说：“我率领军队两次打败进攻齐国的敌人。我大概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也拿了一颗桃子。古冶子不紧不慢地说：“我曾经为主公驾着马车渡河，一头巨鼋咬住了左边那匹马，把马车拖向河心。我不会游泳，只好猛吸一口气跳下马车，在河底走了一百步，终于把巨鼋杀死，救主公脱了险。难道我不比二位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吗？”说着站起来拔出剑。公孙接说：“我的勇敢不如你，功劳也不如你。我居功恃勇，毫不谦让地拿了一颗桃子，是贪功的小人。但我不是懦夫，敢作敢当。”说完交出桃子，拔出剑自杀了。田开疆也一声不响地交出桃子，拔剑自杀。古冶子看着两具尸体和两颗桃子说：“我们三人本来亲如兄弟，现在为了争这两颗桃子，你们两人都被我逼得自杀了。我如果独活，是不仁；我自吹自擂而羞辱勇士，是不义；悔恨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肯死，就是不勇。”他把两颗桃子放在两具尸身上，也举剑自杀。使者回宫向齐景公报告：“三个人都死了！”齐景公下令为他们厚葬。
历史名人重复诸葛亮大话政治的人，在诸葛亮之后当以北宋名相范仲淹为最。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永久的历史“正面形像”之一。
殊不知，范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多有回护，引发了超越政治分歧进而成为人格攻讦的无聊争斗。从此以后，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之败还是南宋的秦岳之争都带上了明显的个人报复性质。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再无东汉的风节而成为一场场个人恩怨的报复与反报复。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405年，春正月），进奏院举行祭神活动，苏舜钦等人把祭神活动剩下的废纸变卖了，收入的钱用于吃喝。这种吃喝，包括在酒席上招乐妓（相当与现在的泡小姐）。卖废纸凑酒钱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卖得钱多时可以吃喝好几天。苏舜钦这次就如此。
范仲淹的政治对手王拱宸（御史中丞）抓住这个细节开始对他进行反攻，向皇帝报告苏舜钦等人用公款大吃大喝。案子的结果自然不利于范仲淹一派，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竟导致了内阁被废－－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职务？其中的人脉关系是：杜范二人为政治同盟，而苏是杜的女婿且是范仲淹推荐的。
在苏舜钦等人狂吃滥喝的宴会上，前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年少才高，趁酒劲作了一首名为《傲歌》的诗。诗中寓意狂放，被诬指为有诽谤之意。王拱宸想以此要王益柔的命，多亏韩琦向皇帝进言，王益柔才免于一死。韩琦说：“年轻人一时狂语，有情可原。现在西北战事紧张，攻击王益柔的人置此于不顾，说明心术不正。”
王益柔的父亲王曙曾经推荐过欧阳修等人升官，而欧阳修与范仲淹无论政治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至密（－－后来欧阳修为范仲淹的被罢鸣不平，结果被降级外放），王益柔仍同苏舜钦一样是经范仲淹举荐才得到重要职务的。
一场无关紧要的官风问题演化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王拱宸在处理完此案后，竟然高兴地说：“这回算一网打尽了！”
一句话，不但暴露出王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是对手的一面镜子！
具有讽刺是，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裁态冗员，而冗员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恩荫（任子）政策。所谓恩荫就是官僚的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地位不经科举途径就能入仕，乃至亲属、门客、学生都可受恩荫。这是宋朝政治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宋真宗时代，有一名叫王旦的宰相，素有清德之名，一次被荫补即授官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达十数人。真宗时代的户部侍朗（相当于民政部副部长）就曾指出冗官的弊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到范仲淹时代问题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而，给他惹了大祸的苏舜钦就是荫补的受益人之一，史称他“少以父荫补官”。范仲淹的第三子范纯礼（1031－1106）也是以父荫入仕的，而且一入仕的起点就比较高，作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等职务。宋代的荫补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水浒传》中宋江一直念念不忘封妻荫子是很真实的诉求【注3】。
当然，无论苏舜钦还是范纯礼在蒙恩荫入仕后，还是很有作为的。问题是：
当一个既得利益用一项政策（即“抑侥幸”）来反对其他（或更低级的）既得利益者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于是，他失去重要权力后的无限感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成了又一个如《出师表》中“光复兴室”一样的政治大话了。
公平而论，庆历新政的草率既整个大话主义体系之成，责任不全在范仲淹，主要责任在于仁宗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并且，庆历政失败的最主要政治原因是仁宗的犹豫与软弱。但是，要论及文化因素，则只有一句话：大话主义起了最主要作用。
明代万历进士陈邦瞻评论北宋庆历新政，称之“更张无渐，规模阔大”，可谓一语中的。庆历新政涉及十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除修武备一项由于改革派重要大臣之间认识不统一，其余九项由仁宗发诏推行。要实行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坚毅之志且试行试修。然而，这个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个大话主义的典型文本，其余的讨论再也没有意义了。
如果说庆历新政终因大话主义－－说得好听一些是理想主义而失败的话，那么到了二十年之后的王安石改革已经变成了纯技术主义－－现实主义，何以同样失败了呢？
政治人物个人品德的不良是一项决定性因素，另外，国家积至无可救之地更是“道德虚幻－－政治大话主义”的最后显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赵匡胤打算将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时机成熟后终定于长安。这样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据山河形胜可减少军队的数量，节省大量财政开支。可是其弟赵光义坚决反对，大讲：“安天下在于仁政，不在于地热险要。”
这句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话，乍听起来，非常合乎儒家道理。但毕竟，赵宋王朝以不道德手段夺取天下后，内心发虚。赵匡胤连吓带骗地让石守信那些人交出了兵权，又开出了一张需要后代兑现的远期支票－－交兵权者，可广置良田美宅，形成了上层的特权集团。而由此而推的，发展到极致的恩荫政策，为社会制造了先天的政治上的机会不平等，以致后来出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政治资源分配怪现象。
貌似道德的大话，终以不道德行之，日积月累终使国家不可复振。范仲淹的大话、王安石的焦躁，便成为不足为道的小事了。以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诉求，去要求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做出道德性让步，几乎是痴人说梦。只有惯说政治大话并从中获利的人们，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样一个美丽的政治童话！
离开政治中心，对于一个惯从政治体系中分利的人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分利的机会减少，而且还意味着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在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大话前，范仲淹也很矛盾，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历史事件本身不是他自动请求外放吗？既然自动请求，退又何忧呢退，或者无奈的退，显然是为了以后的进作准备或力量调整。但退而无进的悲剧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的，如北宋太宗时代的兵部尚书卢多逊远放崖州（今广东崖县），并最终死在那里。这个事件距范仲淹自请外放才六十年多一点儿，还是本朝的历史。
【注3】杨志的态度比宋江更典型，他在这送花石纲犯的渎职罪获免后，去走高俅的门路。被高赶出后，他还不忘封妻荫子。《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描写道：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了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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