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隋统治者仇恨系数的膨胀，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项羽屠戮咸阳城，杀了本来已投降的秦帝子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痛快淋漓发泄了他的仇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整个社会对秦朝的仇恨。在此之前，项羽已经活埋了二十万已投降了秦朝士卒。天下少有杀降人、顺民的道理，可项羽不然。因为他与他部下都受过秦人的侮辱，当年来咸阳出苦力时，秦人对待他们无礼。如今仇人落在自己手里，要好好报复。项羽所率联军的各支都自发地表现出报复行为，把俘虏当奴隶来驱使，驱使就驱使了，还要外加羞辱。于是，俘虏中的官吏私下发泄起不满来，并迅速传播。项羽担心生变，一气之下把二十万人全活埋了。
杀人报仇上了瘾，咸阳的屠城就不可避免了。
杨广的仇恨招致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众多地方、众多人员的反叛，只要有点能力就起来反对他。比刘彻经历的群盗蜂起可要厉害百倍有余。更让他手足无措的是，内部人的反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捕讨使裴仁基投降了李密，陪衬这个重大事件的是窦建德称王。相较之下，裴的投降事件对他的打击远胜于刚刚发生的窦的称王事件，紧接着，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杀了副手王威、高君雅。在李渊事件发生不到
半年，武阳郡（今河北大名）全郡在郡丞元宝藏的率领下向李密投降。而这个令杨广最头疼的李密与杨玄感一样，也是贵族子弟，其父李宽官至上柱国，封蒲山公。在武阳群举郡而叛的同时，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投降了李渊。
这样下去，他杨广是死路一条了。他没死在如草的贼寇手中，而是死于内部人之手，
郎将赵枢胁迫许公宇文化及杀杨广（被两人的部下令狐行达勒死）。
隋末大乱只是一个场景复杂的高潮而已，其实自东汉以来，中国每一个大帝国末期都会出现“蜂涌”的反叛者，准确地说是复仇者。而后来的复仇者变得越加聪明起来，利用儒家均贫富的伦理作为自己的合法化基础，更加有利地动员了社会底层。
隋朝之叛，以起自体制内的力量如李密与李渊为主导，到了唐宋元明清则完全民间化了。民间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痛快淋漓地报仇，屠城，杀它个精光。纵观东汉以来，隋朝虽逢反叛的高潮，但没遇上大规模的屠城，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唐代则没那么幸运了。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攻克长安【注6】，把没来得及逃跑的李唐宗室全部杀掉，一个没漏。杀宗室如此，就不用说官吏了。所以，唐末诗人韦有诗曰：“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
【注5】《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叙道：吴学究道：“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头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三才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兄长身边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来拈须为号，兄长便可协力。”
【注6】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秋天，黄巢在进攻广州前曾上表求任广州节度使就此放弃反叛，朝廷不批准，逐攻陷广州。如此看来，《水浒传》宋江求招安的事例是有史可依的。
黄巢以贩私盐的社会边缘人物起家，他也有过科举进仕的梦想，只是多次参加考试没能考上，不免地要对现行体制报以不满，乃至仇恨。与他同时代的李振之虐杀清流（见本书第四章）的深层个人意识就是对中举进士者的仇恨。加之，贩私盐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免不了要受贪官污吏的敲诈乃至侮辱，由此也埋下了深刻的仇恨的种子。假使他进入体制内，或许以合法的暴力报复当初处罚他的低级官吏，比如以肃贪为名杀一批查私盐的官吏。但那个概率很小－－不一定出任监察类职务，而且可能的杀人数也较小。
历史并没给黄巢这样的机会，他只有用超常规的杀戮即屠城，渲泄心中的不满了。从他的言志诗中就能看出：“他花开时我不开，我花开时万花杀。透天香阵满长安，遍地尽穿黄金甲。”
底层社会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形成文化遗传的一部分。于是话本（或说史）也“混入”历史，构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水浒传》主人公，小吏宋江几乎是一个活脱脱的黄巢，也许艺术化的“他”（宋）更能真实地考证现实化的“他”（黄）。宋江在浔阳楼以戴罪之身即比贩私盐黄巢更边缘化时，发出了比黄巢更直接、清晰且强烈的复仇声音。在《西江月》词中说：“他年若得报此仇，血染浔阳江口”，在诗中说：“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注7】我们无须多讨论艺术化的表述，《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与真实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事件）相隔两三百年，但若紧随着历史同类真实事件的流脉来看，方腊（更真实的现实宋江）的仇恨则不仅对准上层社会，也对准了平民即底层社会。
方腊是清溪县（今浙江淳安）地方上的小财主，有一座漆园【注8】。官方造作局看他小有资产，就多次找借口整治他，以诈取钱财。方腊怀恨在心，但不敢发作。当时吴中（即现在苏杭一带）正被花石纲困扰，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时值太学生邓肃上书规劝皇帝赵佶，遭到放逐（革去功名遣返原籍），方腊瞅准机会，利用摩尼教（也称明教）暗中聚集贫苦百姓，为反叛做准备。宣和二年（1120年）冬天，方腊展开了复仇的斗争。他的组织系统很完备，一下子就以一个成型的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有首领的名号（称为“圣公”），有年号（曰“永乐”），官吏、将帅及各级作战人员一应俱全。老百姓除了惊得的发呆外，就是裹进造反的滚滚洪流，第二年，（真实的）宋江也起兵造反了…
尽管方腊的叛乱，经过半年的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他报复的记录一直令大宋各级官员们胆颤心惊：在短短的半年里，共攻破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共杀死官民二百万人。方腊所部也抢掠妇女【注9】，山洞被童贯军队攻破后，裸体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被掳（奸）妇女，前后相望达百余里。
按当时宋朝的人口最高纪录三千六百余万计，等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杀。比一场可怕的瘟疫夺走的人命还要多【注10】。明末的张献忠比之于方腊，虽然杀得人没那么多，但他发泄仇恨的手段却让人读来脊背发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张献忠终于攻下屡战不克的六安城。他认为该城屡攻不克的原因是百姓帮官军守城，可是在官军的威逼下，百姓敢不尽力吗？一城百姓夹在了官与贼之间。张献忠可不听这一套分辩，不由分说，把全城活着的人一个削一只臂，男左女右，整个六安成了残疾城！
【注7】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宋江《西江月》全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全诗为“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注8】很象《水浒传》中晁盖或史进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小说中晁盖的村子叫东溪村，与方腊的县名相近。
【注9】《水浒传》中所叙矮脚虎王英想占有被俘的清风寨知寨夫人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注10】《水浒传》中所叙李逵以耳朵数计杀人数，也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第二年（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把城中幸存的人统统赶出城，用铁甲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往长江里逼。长江里浮满了死尸，以致于武昌鱼都没法食用了。张部再行搜城，把最后藏起来的几百人全部处以肉刑，或砍肢（一如六安的办法），或是挖眼睛，或是割鼻子。整个屠城过程，比之后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的长轴上不但刻满了同种、同宗相仇恨、相杀戮的事实，对外族人也如此，并终因此遭到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的血腥报复。
汉代与匈奴的关系，当是一大奇观。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牧畜为主，尤重养马。冶铜业发达，冶铁与制陶也有一定规模。战国时，活动于秦、赵、燕三国以北的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经过东征西讨，南并北击，达到疆域东尽辽河、南抵长城、西至葱岭、北达贝加尔湖的盛况。由于其强势存在并与中国（秦汉）有漫长的边界，秦汉一直视其为边患，尤其匈奴屡有南下的攻扰之举，令南面的强大王朝不得不防。然而，匈奴终未对秦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优势。
至汉初，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见第九章），此后，与匈奴保持近四十年（从公元前170年至前132年）的和平态势。其间，只有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入侵雁门（今山西境内），榆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名将李广以计破坏了匈奴的此次骚扰。从匈奴的本次进攻看，本身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更象一个小部落的偶然之举。
对于汉朝来说，有惊无险。
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初期，这种弱势和平路钱被彻底放弃了。刘彻要挑起一场新的战争，来渲泄他对异种的仇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即他掌权的第八个年头儿，民间的爱国主义者（汉代的“愤青”）豪强之士聂壹经过大行（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恢向汉武帝建议：“匈奴最近才与我们汉朝和亲【注11】，亲近、信任我们。我们借此可施以诱杀之计。让边境的吏民用财物引诱他们前来，然后埋伏士兵预以击杀。如此，匈奴必渐消亡。”
刘彻及朝廷的大臣们，在国力强盛的骄傲情绪下，让一个无赖引诱了。骄傲变成了仇恨！
刘彻派韩安国、李广、王恢率军三十万去执行这一如儿童游戏般的计策。结果由于一个群众“演员”即被匈奴抓去的雁门尉史（相当于市公安局长）如实说出了汉朝有大军埋伏在马邑的事实，匈奴便悄然撤军了。
此次游戏破产，刘彻十分恼怒，逮捕了王恢，准备交司法部门处理。王恢自觉罪责不轻，就自杀了。
虽然经过此次不快后，匈奴仍和汉朝做边境贸易，但却放弃了和亲政策。刘彻呢，由骄傲而仇恨，由失败而恼怒，由恼怒而更加仇恨。汉初以来的和平政策也宣告结束，双方频繁的交战也开始了。
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青年骑兵将领卫青前去抵抗，化险为夷；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侵右北平郡（今辽宁凌原），“飞将军”
【注11】和亲：西汉初年对匈奴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西汉建立初期，匈奴常犯边境，刘邦曾亲自率兵迎击，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七天。突围后，西汉政府深感实力不足，便采纳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即把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维持友好关系。每年还要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汉初七八十年间，一直采用这种政策。
李广前去抵抗并兼任太守，未发生大战；
元朔二年，春，匈奴再扰边境；
元朔五年春，匈奴攻朔方（今内蒙杭锦北）…
刘彻挑起的边境战争几乎伴随了此后他的整个执政期。他的穷兵黩武政策也受到了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的言论。
刘彻既然已经开启了仇外政策，凭他的性格，他是要一直坚持到底的。匈奴在他执政期间虽为汉朝的军事力量所削弱，但终末放弃入侵的政策，西晋时曾在长城以内建立了赵、夏、北凉政权。
由于汉武北击匈奴政策的“成功”，汉族的仇外心理也形成了定势。
对外族宣示仇恨也是一些想从低级职位跃升到高位的官僚们一条捷径。在国家力量并不算强盛或说比原来有所衰落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迎合帝王追求强国梦或恢复往日荣耀的心理，带着刻毒去执行使命。
汉昭帝刘弗陵时代的骏马监傅介子就是如此，他远没了张骞【注12】的宽厚的胸襟。
天凤四年（公元前77年），骏马监傅介子出使大宛国，昭帝下诏让他顺路责问楼兰国王，楼兰国王表示服罪。傅介子回到汉朝后，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国王曾多次反复，不把他杀掉，他国就无所害怕。我愿意前去杀掉他，以此威力来告示各国。”大将军霍光把此事禀报了昭帝后，得到了同意。傅介子带了很多金钱，扬言说要把这些金币赏赐给外国，到了楼兰国以后，楼兰国王为了得到这些汉朝的财物，就来与傅介子会晤。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等楼兰王喝醉以后，傅介子对他说：“汉朝天子有事派我来秘密报告大王。”楼兰国王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帷帐里，有两位壮士从他的后面向他刺去。于是斩下楼兰王的头，让驿站的车马很快送回长安，并把楼兰国王的头挂在北门上。汉朝拥立楼兰国王在汉朝的弟弟尉屠耆为楼兰国王，并把楼兰国的名字改为鄯善。昭帝封傅介子为义阳侯。
为了打击长城以北有少数民族，唐、明两大强盛的王朝分别采取过野蛮的烧荒政策。
每至秋季草见枯黄，唐（明）之兵则北出几百里，放火焚烧牧草，以使游牧民族无法屯积牧草，也就无法向南进攻。这种烧荒政策，对南北民族的互相仇恨心理的催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代治史者有意回避，可考资料至今已经很稀少。唐、明两代历史，只是寥寥数语以记之。但，毫无疑问，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皇帝是要关心它的行之效果的。边关每年烧荒完后，要把出兵的里数、所烧的面积等重要数据上报到最高层。
在历史上，高纬度游牧民族向低纬度转移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必然，所以狭隘的民族观即种族主义便有了出现的可能。早在唐朝建国的三百年之前西晋的一位学者（也是官员）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政策。虽然当时的最高决策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的观点也反映了汉族知识精英的一种仇外思想。由于他这篇文章，此后的历史上便有一句“非我族者，必与我异”的名言。一种典型的忿恨话语。
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太子洗马江统【注13】上书最高决策层，建议把少数民族全部迁返本土。文章名为《徙戎论》。文章讲道：
周边夷人之中，戎人、狄人最为严重，他们势力衰弱时就敬畏臣服于朝廷，势力强盛时就侵扰背叛朝廷。所以，治国有方的君主，对待他们要保持戒备，防御他们要有一定之规。即使在他们前来叩头进贡时，边城仍然不能放松守备，而当他们强暴侵犯边疆时，又不用调动军队远征，只希望使国内获得安宁，疆土不受侵犯。关中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过戎人、狄人应当居住在这一地区。与我们不是一族，就不会与我们同心同德。而土绅百姓看不起他们，欺侮他们的软弱，而加以欺侮。他们出于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恨激怒的情绪，等候有机可乘，总是做出强暴无理的事来，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治国者所担心的，不是贫乏，而是不安定。就凭着我国领土广大，土绅百姓富足，难道还需要把夷人留在国内，然后才能取用丰足吗！对这些戎人、狄人，可以一概劝导并打发他们返回本土，既慰解他们的乡思，又给我国带来好处，这才是良计。
【注12】张骞（？－公元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初任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一说为二年）应募出使大月氏，相约共击匈奴。元朔三年（前126）方归汉。元朔六年任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因熟悉水草处，使军得不乏，封博望侯。
【注13】江统（？－310年）西晋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字应元。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提出交氐、等族迁离关中，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朝迁未采纳，历成都、东海二王属官，甚被信用。永嘉中避难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病卒。
江统建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时的齐万年事件。齐是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氐人、羌人首领齐万年，率两族人反抗晋的压迫。从义熙六年一直打到九年，才算正式解决。尽管有这个事件存在，但少数民族进入晋国的辖地甚至参与到晋国政治当中去，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如刘渊【注14】，于晋武帝司马炎时（咸宁五年，公元274年）就与晋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当时，西晋尚未攻取（孙）吴国，晋朝甚至有利用他攻吴的打算。经大臣王浑、王济父子推荐，司马炎召见了刘渊，经谈话，大为欣赏。当时正值鲜卑人树机能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有人甚至建议让刘渊以晋国将军的名号率匈奴五部人马帮将军马隆作战。在刘渊的任用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王浑父子主张任用，大臣孔恂与齐王司马攸等主张疏远甚至除掉他。结果还是王氏父子的观点上了主导，王浑说：“大晋国正以信用安抚不同民族，怎么能根据无形的怀疑就除掉侍子（人质。时刘渊为人质在晋）呢？应该讲究恢宏的道德气度。”司马炎同意王浑的判断。
此后，惠帝时期的执政高层不采纳江充的建议，与司马炎肯定王氏的观点有很大关系。由于晋及南北朝时代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中国的民族大融和时期才到来。刘渊虽然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自立的汉国（还有燕赵等称为“五胡十六国”），最后终融于汉族。－－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所谓中华，也只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意义。
唐代是一个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任用，另一方面又猜忌，安史之乱在本质是这种矛盾的爆发点。至两宋，由于一直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之中，仇外情绪高潮不衰，主张和平的人士受到民族情绪的非难，如秦桧的跪像的铸成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仇外的反映。明代之袭唐代烧荒政策，主要为防被驱逐的蒙古政权重新兴起，所以在文化心理上也必以仇外为主导。但是，这种仇外政策，最后也得到了沉重的报复。
明朝自神宗自万历初期就在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挑拔仇恨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满州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辽东守将李成梁（因击败蒙古插汉部，封宁远伯）意欲在辽功建立功劳，挑动满族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进攻古埒城主与沙济城主，并经诱降方式使民众杀二人，再将归顺的民众全部杀掉。在被杀害的人中，有满洲国的祖先即当时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因此事与明朝交涉，明朝不得不派出专使予以道歉。
这一事件并没改变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而满洲国也借此积蓄力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正式公开讨明政策。努尔哈赤以七大仇恨告诸上天：
我的祖父没有损害过明朝边境的尺草寸土，明朝边将却陷害我的祖父，这是一大仇恨；明朝设立界碑，刻上誓言，但却不遵守，凭藉兵力越过边界，保护和帮助叶赫部，这是第二大仇恨；责怪我擅杀越界边民，拘留我使节，强迫我杀十人于边境，这是第三大仇恨；助叶赫背弃盟约，将女子改嫁蒙古，这是第四大仇恨；我们历代守护的疆土，明朝派兵驱逐我百姓，这是第五大仇恨；叶赫对上天犯下罪行，明朝偏听他们的谎言，送信件辱骂我，这是第六大仇恨；颠倒是非，妄下判断，这是第七大仇恨。
【注14】刘渊（约251－310）十六国时汉国创建者。公元304－310年在位。匈奴族。其父以祖先曾娶齐邦宗女，并与邦约为兄弟为由，取汉姓为刘。西晋初，父刘豹卒，代为匈奴左部帅。遂广结胡汉俊杰，权力地位渐高。八王之乱起，遂谋取成都王司马颖欢心，被迁拜至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获准回左国城招集部众。
这篇文告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政治宣言，而不是一张帐单，但，的确明朝的仇外政策于此得到了最全面的回报。
新的仇恨要清算旧的仇恨。
清朝入关，虽然声称不是为直接夺取明朝江山而称“得于贼”（即李自成），但在对汉族文化发达地区的进攻中，往往伴以凶残的屠城政策。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破扬州城，实行了扬州十日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杀了约计80万人。八月攻陷嘉定（小城），三次下令屠城，家至户到，无不穷搜，共杀两万人。同月，攻陷江阴，满城杀尽，杀了十七万二千人，仅有五十三人幸免…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嗜杀性格没有改变，文字狱即为明证。在另一端，这种屠城传统也影响到汉族官员。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攻克了金陵（今南京），下令关闭城门，搜杀三天三夜，杀掉太平军军官三千人，处死士兵十万人，至于被虐杀的平民百姓已难以计数…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统一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仇恨的历史、屠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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