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虽然讲究游刃有余、韬光养晦。但是骨子里却是愤世嫉俗，蔑视世间俗物的。没有这一点，就不免水流就下，沦为毫无气节而言的市侩之辈。上一篇说了道家也会圆融处事，有时也显得熟谙世事，游刃有余。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道家的骨子里还是愤世嫉俗的，庄子《大宗师》中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意思是说不合于世俗的畸人（也就是常人觉得性格古怪的人）却合乎天道。而人世间当成“君子”或者“能人”被俗世赞许羡慕的，以天道的标准来看来却是小人。人世间当成是小人或者无能之辈的，却是天道所认为的君子。《红楼梦》中的妙玉曾说过，“文章是庄子的好”，又自称是“畸人”。就是从此处而来。当然妙玉未必完全理解了道家的真义，她是带发修行的女尼，却喜欢看道书《庄子》，所学极为驳杂，她过份强调高洁厌世的态度，也和道家“和光同尘”、“随缘自在”、“处下而不争”等思想不吻合。
道家的愤世嫉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毫不留情面地对那些权威赫赫的统治者和豪强们冷嘲热讽，十分地尖刻锐利。
我们在“上德不德”那一篇中可能已领教过道家辛辣大胆的言词，像这样的思想道家典籍里却是随处可见。老子在大家的印象中可能是比较“和气”的老头，但老子在大讲“和为贵”的同时，也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样的话。老子在《道德经》五十三章中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是说统治者的宫殿装修得很漂亮，可是老百姓的农田却荒芜了，仓库也空虚了；统治者穿戴华丽，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饱吃精美的饮食（这是当时此类人的形象，现在这类人是穿名牌西装，脑满肠肥，开豪华轿车，常出入于会场、酒家、娱乐城之属），占有多余的财货，他们这些人简直就是强盗头子！那里是什么有道德的人！老子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所以《道德经》一书中讲的并非全是温柔敦厚，老子也并非毫无原则的“和事佬”、“老好人”。
在庄子的著作中，这种精神更为突出，《应帝王》一篇中说：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意思说：肩吾见到狂人接舆（李白诗中“我本楚狂人”就是指他）。接舆说：“日中始跟你说什么来着？”肩吾说：“他告诉我，国君凭据自己的意志，来推行一套法度和社会规范，人们有谁敢不听从教化呢？”
接舆说：“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伪德行。这样去治理天下，就好像想在海里开凿河道、蚊虫勉强要背起大山一样。圣人治理天下，难道去治理那些表面现象吗？圣人是先端正自己而后感化别人，而且也仅仅推行那些不违背天性本真、人人皆能的常理罢了。鸟儿尚且懂得高飞云天之上，以躲避罗网绳箭之害；老鼠都会知道深藏社坛之下，以免于烟熏铲掘的灾祸，人难道会比这两只小动物还要无知？”
由此可见了，这篇虽然倡导的还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但可以看出，庄子根本不把帝王君主放在眼里，那种君命不可违，皇帝是受命于天，为臣子就只有尽忠报效皇家的思想，庄子是嗤之以鼻的。
五代时的谭峭虽然是道士，但他却以慈悲之心关怀着大众苍生的疾苦，把矛头指向权贵和统治者们。他的《化书》里这样说：“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是说无论产量丰歉，皇家、官吏、军队、工匠、商贾、和尚道士都要吃农民的粮食。他称之为“七夺”，他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十分痛恨，他说：“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夺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馁也由夺其哺。呜呼，惜哉！”把官府强征赋税形象地比为扼住老百姓的脖子，从老百姓口中夺食，言辞间的愤激透纸可见。说来道家从老子开始就始终心怀慈悲，为芸芸众生及弱势群体着想。
道家对那些趋炎附势，千方百计去巴结权贵进而助纣为虐的小人更是鄙视，庄子的《列御寇》一篇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是辛辣至极：
宋国有个叫曹商（这人可要臭名千载了）的人，被宋王派往秦国作使臣。他启程的时候，宋王送了几辆车（当时只是马车，并非奔驰、帕萨特之类，但也是身份的象征）给他。曹商来到秦国后，对秦王百般献媚，千般讨好，拍得秦王也挺舒服的，于是又赏给他一百辆车。
曹商得意洋洋地带着秦王赏的一百辆车浩浩荡荡地返回宋国，正好路过庄子的家门。他小人得志，自然要到处夸耀，于是他就带着他的豪华车队去见庄子，并傲慢地说：“像你这样长年居住在偏僻狭窄的小巷深处，穷愁潦倒，整天就是靠编草鞋来维持生计，人也饿得面黄肌瘦，这种困窘的日子亏你也能受得住，我曹商一天也过不下去！你再看看我吧，我这次奉命出使秦国，仅凭这张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赢得了“万乘之君”——秦王的赏识，一下子就赐给了我新车一百辆。这就是我曹商的本事呀！”
庄子哪里瞧得上这种小人，他不屑一顾地回敬道：“我听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召来了许多医生，对他们当面许诺：凡是能除疮去脓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舔舐痔疮的，则赏车五辆。医治的部位越肮脏低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我想，你大概是十分尽心卖力地用自己的舌头去舔秦王的痔疮了吧？不然，秦王怎么会赏给你这么多车呢？你这种肮脏的东西，还是快点给我走远些吧！”
从此以后，“吮痈舐痔”成为一个著名的成语，极为有力地嘲讽了那些终日逢迎阿谀权贵而不知羞耻的谄媚之徒。
孔子作为万世师表，长期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在旧时，恐怕难得有人敢说对孔子不敬的言论，但庄子这篇《盗跖》却将孔子骂得狗血喷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这是借盗跖的口来说的，这篇故事说孔子要去说服当时的造反头头盗跖（当然故事纯属虚构），盗跖指责孔子说：
如今你研修文王、武王经世之道，掌握天下的舆论，想用来教育后世，身披长袍博带，矫情而言，虚伪而行，用来迷惑天下的君主，一心指望用这套把戏换来荣华富贵，要说大盗嘛，实在没有比你更大的。天下为什么不管你叫盗丘，反而还管我叫盗跖呢？你用甜言蜜语说服子路，让他追随左右。你让子路摘下高冠，解除长剑，来听你的说教，天下人都说，你孔丘能够制止暴力，但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子路想刺杀卫君未能成功，自己倒在卫国东门被剁成了肉泥，这就是你那套说教的失败。你不是自称为才士圣人吗？然而却两次被鲁国驱逐，去卫国被禁止居留，在齐国也是穷途末路，在陈国、蔡国之间又被围困得死去活来，天下都没有你容身之处。你教诲子路，却让他被剁成肉酱，死于非命，上不能保身，下不能为人，你那套假道学，还有什么可推崇的？
该故事笔者学龄前时就知道，因为当时正批林批孔，庄子这篇故事也被画成画册，成为批斗孔老二的有力武器。笔者现在觉得，孔子当然也不是坏人，儒学中的好多道理也讲得很好，但是中国社会相当长的时间中把孔子的儒学僵化、教条化，却成为箝制思想，压制不同声音的一种工具，转化为儒教，这却是腐朽落后的体现。所以“五四”时就开始打倒“孔家店”，当然文革中虽然也批孔，但却是以一种教条取代另一种教条而已。
道家其实一直并不赞成树立个人偶像，把其言论教条化，像庄子《天道》一文就讲过一个轮扁（制做车轮的工匠，名扁，庄子那个时代常这样叫，比如匠石，就是名石的工匠，弈秋就是棋手叫秋的）论书的故事：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制轮的工匠）在堂下削制车轮。过了一会，轮扁放下椎子凿子之类，走上堂来，问桓公：“请问您所读之书，是什么人所讲的话啊？”
桓公说：“这是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在活着吗？”
桓公说：“真没有见识，圣人早死掉了。”轮扁说：“既然这样，那您所读之书，只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一听有点火了，说：“寡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你一个老粗匠人懂得个啥，怎敢妄加议论！今儿你若是说得出个道理来，就饶了你；说不出什么道理来，非得杀了你不可。”
轮扁说：“我呀，是凭我所从事的工作经验而认识到的。削制车轮，椎眼宽了，辐毂就会松得掉下来；太紧了，辐毂之间就插不进去。不松不紧，尺度感得自于手而应合于心，此中的妙味，嘴是说不清楚的，只知道有些微妙在里边。我没法教会我的儿子，就算是我亲儿也难从我这儿领会其中微妙，掌握这门技艺。因此我活到了七十岁，虽已垂垂老矣，可还得亲自上阵，削制车轮。古时候的人，已经与他们心中不可言传的大道，一块儿死去啦！既然如此，那您所读之书，也就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当然，就现在看来，轮扁说的也未必全对，如果现代经过精密的测量和计算，这类工程技术的活，恐怕也不是非要用轮扁这样的熟练技师不可。但他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的，有些东西只有亲身传授方能不走样，但即使亲口相传，由于个人的悟性经历不同，也很难将全部内容都领悟体会，正像武侠小说中写王重阳虽然天下无敌，但其徒却未能学全他的本领，丘处机的武功和王重阳相差甚远，到了赵志敬这一代更不用提了。又如武修文、武敦儒也学了一阳指，和一灯大师出手时的一阳指能比吗？思想流派之类也是这样，传到后世，越发挥越离谱，有的还分成水火不容的很多派别互相攻讦。儒学之类也是这样，鲁迅先生说过，孔子如果活过来，一定会惊诧于其圣徒们的所作所为和对其经典的胡乱解释的。
所以庄子在该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按笔者的理解是说：世人往往看重的是书，而书籍所记载的，不过是言语，言语有其可贵之处；言语之可贵，在于它表达的意义，但意义往往却不是言语本身所能传递的。然而世人还是看重言语，从而用书籍来传之后世。世人虽然珍贵这些书本，我却觉得并不可贵，因为他们所珍重的，并非其中真正可贵的东西。（因为真正的精神早不存于书中了）
所以可以看出，道家不会赞成把“XX语录”奉成神明，一丝不苟地去做。圣人前贤说的话，不一定全都是真理，在当时是对的，后世就不一定对，在这个地方是对的，在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对，“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有吗？恐怕是不存在的。
嵇康称“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并且“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明代的“童心”李贽说不能“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还有所谓的“狂禅”一派等等。这些“离经叛道”（儒家之经，儒家之道）之说溯其源头，正是源于道家中的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庄子》乃至《道德经》。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后世文人的“癖”、“狂”、“懒”、“痴”、“拙”、“傲”等大都源于此：像什么“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像什么“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又如“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再比如“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还有“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等等狂态怪状，大多是遵循了庄子的“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这句话而来的。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诗仙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所以在他厌恶世俗间的污浊丑恶时，道家愤世嫉俗的思想就成为他来浇心中块垒的酒杯：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台湾女散文家罗兰曾写道：“我国艺术受道家影响，诗所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与解救。我把这种寄托与解救称为‘防疯术’。我国知识分子不容易得精神病，也很少自杀。主要是因为他们一方面采取了儒家‘全力以赴’的入世精神，一方面把握了道家‘抬头看天外，退出牛角尖’的超然与豁达。”
确实，中国古代的诗歌道家意味的极多，如果没有道家意味，那诗味恐怕就要逊色一多半。其实不单是诗歌，我们上述说的种种狂态，都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中国历史上，黑暗苦闷如闷罐头一般的时代实在不少，这时读一下道家经典中鞭挞世事的文字，实在能大大地吐出心中的一股恶气，让人好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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