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走进“放牛班”
作者：黄 祺
“马天，‘会议室’怎么说，知道吗？”英语老师问。
马天本来是侧坐在椅子上的，他坐在第一排，侧着坐很方便与后排的同学聊天。他把自己的一双腿拖了回来，缓缓起立，一边低着头，眼睛在课本上找来找去。
“Can you?”
马天显然没有找到答案，只好说：“Sorry！”
老师让马天坐下，提问马天后排的张圆。“老师，我刚刚才进来呀。”张圆干脆响亮地回答，他的确理由充足，因为他是在上课铃声响起后十多分钟才进教室的。而一坐下，他就一直在和周边的同学说话，几乎没有抬起过头。
“‘会议室’的单词知道吗？”英语老师重复了一遍。
“不知道，老师，但我知道办公室，是office。”张圆不像天马那样害羞，腰板挺得直直的。
“坐下吧。”
对于张圆的回答，英语老师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教室窗外20米，就是流光溢彩的淮海路。每天，西装革履的白领川流不息，普通话里不时夹杂office之类的几个单词，代表他们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光怪陆离的都市与教室里的张圆是如此接近。
事实上，两年多以后张圆们就要跨出职校大门，带着19岁年轻的脸，开始自己的生活。留给他们长大的时间如此短暂，不像那些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高中毕业大多还要进入高校，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容应对人生角色的变换。
张圆坐下来，接着和同学聊刚才被老师打断的话题，而老师也继续上课。与平时一样，老师的“影响力”几乎只能覆盖最靠近讲台的3个学生，提问其他学生时，多半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时间长了，老师也渐渐懒得问他们了。
早上第一堂课，上课20分钟后，教室里一共来了9个学生，迟到的学生径直走进教室，不需要向老师道歉，有的人还拎着一盒小笼包，大大咧咧地坐下就吃起了早餐。
英语老师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要求全班21人按时上课，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求教室里的学生认真听讲，更是一个奢望。
教室里有无形的墙
从课桌椅摆放的位置，能一眼看出这个班级不同凡响。
紧挨讲桌，三张课桌拼成金字塔形；靠窗的一面墙下，五六张课桌挤成一堆，椅子围着课桌，就像圆桌讨论。另一面墙下，课桌还算整齐，但只有2个学生一前一后坐着：前面的刘靖是上课铃响了十多分钟后才进来的，坐下后掏出手机，跟后桌的冯篮一起摆弄。冯篮本来一直趴在桌上，一米七几的个子，趴在桌上显得很长。刘靖坐下后，他才抬起头说几句话。
这些课桌把教室事实上分成了三个区域，剩下的地方空空荡荡。
但是，真正在教室里分出领域的是无形的墙。
靠近讲台的3个学生，是这个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塔尖”位置是班长易立，师生之间的教学交流，大多只局限在这个“金字塔”里。
靠墙坐的两拨学生则各自打发时间。窗下的“圆桌讨论”越来越热闹，一会，流行歌曲《Super Star》的音乐声响起，惹来一阵哄笑，原来是有人在播放手机彩铃。此时聊天的声音已经淹没了老师的讲课声，只有讲台下的3名学生还能听见老师的讲授。
发呆的，聊天的，睡觉的……总之，除了讲台周围的几个人，整个教室是另一个“场”，“场”中弥漫着无拘无束、百无聊赖的气氛。“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就像《童年》的歌词，他们来到课堂，只是为了混到放学。
职校里，只有周一的升旗仪式，要求学生必须统一穿着校服，今天不是周一，没有一个人穿着校服。染发、烫发是不被允许的，但曾曦的头发还是有些泛黄。“放牛班”只有2个女生，直发扎出很时尚的式样，眼上有深色的眼影，如果不是坐在课堂，你不会知道她们还是学生。
在这所职业高中，所有老师都知道这个“放牛班”。这是一个以课堂秩序差而闻名的班级，能够安静听课的只有五六个学生。更令老师头疼的，是六七个经常“出事”的学生，他们逃学、打架、抽烟……剩下的那些人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
让我“混大”
“如果不进职校，我就只能在家睡觉。到学校里，怎么也要混个毕业证书吧，现在社会竞争激烈。”曾曦说。
有人把“放牛班”形容为“大龄托儿所”，一些孩子的心智和行为，还没有走出童年时期。走进“放牛班”的教室，地板上除了烟头，最多的垃圾是膨化食品包装袋。午饭后，化着时尚妆容的女生们，还要吃一根棒棒糖解馋。
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把他们放进学校就是把教育管理的责任交给老师；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学校是让他们“混大”的地方。
“我几乎要哄着他们，只要一严厉，他们马上翻脸。”“放牛班”的班主任周老师每天所有时间几乎都用来看管这些孩子。每天午饭时间，周老师都要到教室里看着学生吃饭。“不然他们会把饭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候打闹起来，还会弄到别人脸上去”。放学以后，周老师要去教室和学生一起打扫卫生，“如果不带头，他们就不做值日”。周老师每天操心的事情，几乎与幼儿园老师差不多。
一边是急于得到成人社会的认可，时刻模仿成人的行为习惯；一边却还未摆脱孩童的天真心态，加上没有升学考试的巨大压力，“混大”的气氛很容易在“三校生”中蔓延。
在这所职校里，“放牛班”是少数的特殊班级，但“放牛班”让老师和学校管理者们头痛不已，行为偏差比较明显的几个学生，更是让学校束手无策。
李权最近没有来上课，因为前几天，他在外打架，砍伤了对方3个手指。班主任说，如果看到李权来上课，她心里会有些害怕，担心被砍伤的人冲到教室里来寻仇，伤害到其他学生，因为对方多半也是校外的“混混”。李权打架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上一次被拘留了几天，放出来又回到学校。
对于学校而言，最严厉的惩戒措施是开除学籍，但学校一般不能轻易使用这个“杀手锏”。“记过”“留校察看”这一类的处分，又难以对他们产生任何作用。
经验丰富的学校治保老师感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了。这几年里，有一些孩子就是对他根本“不买账”。
与老师和家长的焦虑相反，“放牛班”的学生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30岁之前，有车有房，应该能实现吧。”这是曾曦对自己的预期。冯篮虽然想不出将来会从事什么职业，但他并不担心长大后的日子，“有学历不如有能力”，冯篮说话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现在大学生毕业不是也找不到工作嘛。”
“三校”曾经辉煌
“放牛班”也许是一个极端个案，但在“三校”中，学生难管、生源成绩差却是普遍现象，这也是“三校”在人们心目中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所坐落在上海郊区的职校。校长告诉记者，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中考分数基本在270分以下（当时满分为480分），2005年招收1000多名学生，成绩在100分以下的大约有100多人。校长告诉记者，谁也不希望看到“三校”走入恶性循环：“三校”学习环境差——成绩差的学生报考——行为偏差学生聚集，影响教学秩序——“三校”的吸引力越来越差。
其实，10年前“三校”也曾经历辉煌，无论生源质量还是社会评价都达到了高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马树超常年跟踪研究职业学校的发展，他介绍说，1990年代中期是“三校”发展的高峰时期，每年进入“三校”的人数大约要占到初中毕业生总数的60%。
当时很多学生选择“三校”与社会环境有关。马树超介绍说，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实现“农转非”。另一个背景是，当时社会人群收入差距还不大，“三校”是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的的学校，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还能令一部分学生满意。1990年代中期，酒店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不仅收入较高，而且社会地位也比现在要高，“三校”培养的学生受到服务行业的欢迎。那是一段供求旺盛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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