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自主招生复旦破冰

作者:陈统奎




  丙戌清明,当国人忙着出户踏青、祭祀扫墓的时候,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里却一片忙碌。这一天,1185封特快专递从这个办公室发出,里面装的是自主选拔录取的“面试结果”,其中298封各附一份复旦大学“预录取通知书”。这是复旦向沪上298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发出的入学邀请。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几天前的4月1日、2日,复旦招办主任郑方贤目睹了1185名上海高三学生步入复旦光华楼的破天荒场面,他们接受了复旦自主选拔录取“面试”,150名复旦教授担当面试主考官,在“面试决定录取结果”的新“指挥棒”下,此番面试决定着他们能否获得复旦的“入场券”。
  随着298份“预录取通知书”的发出,尘埃基本落定,复旦一举成为新中国高校自主招生历史上第一个吃蟹者。
  
  “双轨制”
  
  2006年3月2日,复旦大学主管招生的副校长蔡达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6年度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复旦将通过“申请资格测试——提交申请材料——教授面试”的新型招生方式,在上海自主选拔录取300名(实际录取298名)学生。这300个名额从复旦分给上海市的招生指标里划出。
  早在2005年9月,复旦就已经形成了改革方案,并向上海市政府和教育部提出申请。2006年3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复旦的改革方案,等待的过程虽然不短,但反映了决策者积极稳妥的改革思路。
  2005年年底,上海市政府书面回复复旦,支持复旦改革。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是这次改革能够成功进行的重要条件。在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看来,既然复旦大学是中央和上海共建(985工程,各投入6亿元),上海市有义务支持复旦进行招生改革探索,复旦在上海进行自主选拔录取的300名学生均为上海籍学生,上海地方政府也有权力授权复旦进行改革。
  几位主管教育的上海官员,对高考指挥棒下的唯分数论的弊端深有感触,早在几年前就启动中小学课程改革,但这项走在全国前面的改革收效甚微。因此,2005年,上海市政府就已经授权3所民办学校进行自主招生改革,今年又增加了3所。但现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光靠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的改革,不可能去除唯分数论,中小学课改有可能功亏一篑。
  其实,今年上海一共有8所学校获准试点实行自主招生,部属院校除了复旦,还有交大,同样也是自主招收300名本科生,另外还有上海二工大、上海杉达学院等6所高校,只由上海市政府批准在专科层次的招生中实施自主。交大是后来者,也难怪复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蔡达峰说复旦确有两种心理准备,复旦最终成功“破题”,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法》颁行8年后的今天,第一次回到大学手中。复旦也同时向上海市政府和教育部保证,“所有责任复旦自己承担”。
  “复旦和上海交大可以搞,但是清华、北大想搞也不行。”复旦大学高教研究所张晓鹏教授对记者透露“玄机”,复旦此次改革的“尚方宝剑”是,上海市是教育部指定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在统一高考录取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框架。有意思的是这项权力也是上海市向国务院和教育部提出申请的,意在探索中国教育之出路,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被称作教育领域的“深圳特区”。2004年7月在上海市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周济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在会议上亲自向上海授权。没想到,两年后,教育部给上海市留出的这个口子,成为复旦改革的契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复旦“破冰之旅”的关键性外部条件。
  为什么此番改革只是面向上海而没有覆盖全国,显然复旦没有获得相关授权,难怪复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教育部同意,我们乐意将自主选拔录取的模式推向全国。”
  张晓鹏说,中国已经讲了20多年的大学办学自主权,而办学自主权的“第一项权就是招生”。在蔡达峰看来,招生自主权原本就是大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非是大学谋求利益,“没有自主之前,招生事宜政府帮大学做了,大学便省事了。所谓自主,实际上就是要大学承担责任。”
  这一次复旦自主的权力有多大呢?300个名额在复旦2006年高招总指标中约占10%,也就是说复旦90%的招生指标还是通过高考来录取。在上海,300个名额只占复旦在上海招生总数的1/5强。复旦把这种格局叫“双轨制”。
  在复旦高教所副所长熊庆年教授看来,这次革命性的改革“还带上了某些旧制度的‘尾巴’”,如被复旦选拔录取的300名学生还需要参加高考,虽然高考分数对他们进入复旦已经没有任何影响。此外,复旦需要通过高考获取学生的学籍档案。
  尽管还留有“尾巴”,但是这次改革的创举不言而喻,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录取后的学生没有填报任何专业志愿,将整体打包进入成立刚刚一年的复旦学院学习,大一结束后再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特长选择专业,复旦打出的是“通识教育”的牌。
  
  教授的决定权
  
  3月31日下午,一场特殊的培训在复旦悄然展开。主讲者是复旦的教授,受训者也是复旦的教授。这是复旦专门为充当面试官的150名教授进行的培训,另有20多名后备教授也参与了培训。
  《复旦大学2006年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明确写道:“本校依据面试成绩决定录取名单。”经过一番筛选,170余名教授被邀请担当面试官,所有面试专家分30组,每一个组5个教授,两天里面试40名学生,并决定他们的命运。
  其实,整个“申请资格测试——提交申请材料——教授面试”的过程,复旦教授都参与了,资格测试的试题由复旦教授命题,学生提交申请材料由教授在面试前认真审阅,而重中之重的面试一环更是教授“说话算话”。“这一次权力下放到教授了。”复旦纪委书记刘建中感慨道。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就看教授,而教授首先要有挑选学生的权力。高等教育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连校长都不可能懂每一个专业。”张晓鹏教授分析说,“在国外,教授不仅属于学校,同时还属于本学科全国性或者世界性组织,如学会。同时教授们组织职称评定委员会、学位授予委员会、国际交流委员会等机构,参与校内公共管理,每一个教授至少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有些教授是好几个委员会的成员。”
  170余名教授,其专业领域涵盖了几乎复旦大学所有现有学科,其中院长、系主任20余人,具有“国家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全国精品课程主讲教授”等称号的资深教授和知名学者占据了很大比例。每组的5名教授,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生德育等5个领域从专家库中分别随机抽取组成。
  作为分管副校长,蔡达峰深深明白这些教授的力量,“教授最清楚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要求。”让教授们走到自主选拔第一线,复旦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复旦向中学生传达这样一个信号。”蔡达峰说,比如复旦这次“申请资格测试”,复旦命题的内容涵盖高中阶段10门课程,对“3+X”的高考模式说不,“表达了我们的意见”。大学的一个重要社会使命,就是在人才选拔方面对基础教育的引导作用。“我们非常关注学生知识体系的积累,欣赏知识面宽阔的学生,选拔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而培养之。”
  有一个现象让“操作者”郑方贤颇为不安。在上海的地铁站,早上六七点总能看见行色匆匆的中小学生挤地铁,而晚上八九点地铁里又出现他们赶着回家的身影。“为了上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把他所有的精力和潜力都消耗尽了。真正需要他发挥的时候,却没有后劲了。”郑方贤在报纸上看到,有的学生甚至不知道申请陈述信怎么写,于是只好请大学生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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