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向左转 向右转
作者：万菊芬
唐俊是我的第一届学生中出色的一个，也是唯一的承师业、用粉笔耕耘人生的一个，目前已是县二中的骨干教师。他刚才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来，带给我一个惊喜。
门响了，门外站着唐俊和一个魁梧英俊的军人。唐俊手里拎着一个大礼品盒，军官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唐俊故意卖关子，让我猜这位军官是谁，并给我一个暗示：当年和他一个班，也是我的第一届学生。我上下打量这位军人，可怎么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毕竟那已是19年前的事了。19年，我已经由一个热情似火的年轻的乡村教师，变成了一个宁静深沉的城里教师。唐俊狡黠地笑笑：“李向左啊，你应该记得的。”我又想了一下，认定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有点尴尬了，连忙把他们引到客厅就座。当我把茶递给军官时，他立正接过，并敬了一个礼，大声道：“报告老师，我就是当年的鼻涕筒李向右。”
我着实吃惊不小，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军官和当年老爱拖鼻涕的“横小子”李向右联系在一起。
没容我说什么，李向右又接着报告：“报告老师，我今天一是来看您，二是来还您钱。”说完很郑重地将花献给我，把礼品盒放在茶几上，礼品盒上放着一沓钱。我纳闷了，责怪道：“你们俩这是做什么？搞得我一头雾水!”
李向右又说：“老师，你不记得新生注册时你帮我垫付的15元书费了吗?我可是一辈子都记得的，当年15元对你来说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啊!”
噢，我想起来了。1987年7月，师专毕业的我被分配到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山区中学任教。9月2日，作为班主任的我迎接新生入学，并注册发新书。当时我请一位姓杨的老师帮我开书杂费收据和收钱，我发新书。轮到李向右时，我印象很特别：身材矮小、瘦弱，破旧衣服的肩头补着一块颜色极不相称的大补丁，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两条绿鼻涕如两条软体爬虫一样齐溜儿排着，快爬到嘴唇边时，只听“哧”的一声迅速缩回鼻洞，不大一会儿又懒洋洋地伸展出来。不过那双眼睛很大很黑，闪着一种怯惧而又无畏的光芒。不知怎的，我隐隐觉得我会与这个小男生发生点什么。
于是我用温柔的声音问他：“你叫李向右吗?”“是的。”虽带着童音，但很大很冲，好像很不耐烦。我转身从床上拿了一张卫生纸递给他，他不接，反而用很奇怪很不满的眼神瞟了我一眼。杨老师开好收据，对他说：“书费15元，杂费2元，共17元。”脏兮兮的小手递上来几张皱巴巴的钱：一张1元的，五张两角的。杨老师说还差15元呢。这时，我看到李向右垂下了那颗同样脏兮兮的小脑袋。我见状，赶忙说：“噢，没关系的，来，先把书拿去，那15元我先替你垫着。”说完掏出了前几天在红河当兵的堂哥兼好朋友寄给我的50元钱。杨老师不接，用眼神示意我，并告诉李向右，明天把钱交来时再领书。我硬是坚持先给他书，还让他下去找报纸包一包。接下来又有几个孩子带的钱不够，有缺2元到10元不等，说请让我帮垫着，等过几天再来还我。到下午注册结束时，我口袋里只剩下2元钱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饱尝了身无分文的痛苦滋味。那时，吃饭是记饭顿，一月一结，但每周周二和周五吃的两次肉是要付现钱的，一小瓷碗一份，一份一元五角。吃肉时不再做其他菜，只煮一锅汤。我口袋里的钱只够吃一次肉，五个早上的早点——一角钱—个的粗面馒头。偏偏那个星期学校附近的村子里有几场盖房和嫁娶的喜事，一宰猪就有人送肉来。星期三早上进食堂时，我一愣：饭桌上又摆满了盛着肉的小瓷碗。我立马调头就走，食堂大妈问我怎么不吃了，我红着脸支吾说突然肚子疼，并装模作样地去了一趟厕所。经过这次特别体验后我学乖了，有事没事就拐进食堂看看，有肉的早上就绝食，闭门睡觉，肚子饿了就冲一杯白糖水聊以充饥，幸好临出门时老妈硬塞给我一斤用罐头瓶装好的白砂糖。
第二周、第三周，欠款的同学陆续将欠款交上来了，直到第五周，李向右的还未交上来，而且从不与我解释点什么。星期二下午班会课结束时，我顺便说了一句：“请李向右同学记着将欠的书费交上来。”“我欠什么钱，我第一天就交齐了。”又是那稚气未脱的声音，一样的大，一样的冲，还夹着一股被冤枉的恼怒。当我的眼光与他的眼光相遇时，我看到了蛮横的凶光中透出了一丝转瞬即逝的哀求——尽管他的脸满是污垢，两条软体爬虫还是懒懒地缩进又伸出，但却掩饰不住因撒谎和激动而涨出的臊红。我把吐出了一半的话咽了回去，改口说：“噢，对对对，全班已交齐了，对不起啊，李向右，是老师记错了。”我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真实、诚恳。也就是在这时，我才恍然觉得李向右这个小男生后边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一下子想起他进校以来似乎只听他说过这么两次话。
后来，我欣喜地发现，李向右的眼光中有了一丝柔和快乐的光彩，虽然还是不大说话，看我的眼光有点躲躲闪闪，但学生群中已可以偶尔见到他旁观的身影。通过家访，我知道他家只有长他两岁的哥哥和他两个人，父亲在五年前放大树时被砸死，母亲又在三年前不幸病故。哥哥在本校读到初二时，不得不含泪告别学校，因为弟弟上初中了，他必须去挣钱，他说他实在不好意思再拖累亲戚和学校了。眼下，他哥哥已学会了做丝糖、白糖，供养弟弟读书已不成问题，只是两个男孩子，洗涮缝补拾掇家务顾得了这顾不了那，家里凌乱肮脏得全没一个样子。
这儿没有正规的体育老师，上全校体育课的是一个民办转正的男老师，心肠软，脾气好。一上体育课，学生们便乱成一团糟，叫喊、争抢、打架，他根本无法管教，只气得吹胡子瞪眼。趁他被派到县体委学习新的韵律体操的一个月里，我就激情满怀地用在大学里参加武术队学习到的一些套路来严训他们，并承诺训练好了教他们打一套长拳。学生们一听我会教打拳，兴致便高涨起来了。练队列、蹲马步，没有一个人趴下，全部咬牙挺住，山里孩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有一天，李向右的举动让我烧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把火”。
那天下午是检查两周以来的训练成果，左转、右转、后转、齐步走、跑步走、集合、肃静，一切有条不紊。正准备表扬大家时，我发现李向右弯腰捡起什么并迅速地放到前面一个男同学的脖领里。几乎就在同时，那个男生惊叫一声，随即转身给李向右的鼻子一拳。我下去看时，另一个男生已将脖子里的异物取出——那只是一片普通的栗树叶，可树叶的背面却粘附着一个杀手：“铁叶子”(这是乡下人的俗称，我也不知它的学名)。这种“铁叶子”比毛毛虫、豆狗还让人恐怖，它隐蔽技巧高明，总变换成相似颜色藏匿于树叶、菜叶背面，农民在田间地头劳作时，身体裸露处冷不防碰着叶子，那部位便迅速烧起一片红疙瘩，又痛又痒，心急火燎般难受。再看那个男生的脖子，果然突起了一大片红疙瘩，而李向右的鼻子正在滴血。我从裤兜里掏出半张卫生纸递给他，他连看都不看一眼，自己捏着袖子往脸上一抹，顿时他的脸成了一幅绝妙的印象画：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各种色彩被无意地组合在一起，很和谐，也很滑稽。如此严肃的气氛被他俩这一闹，整齐的队伍一下子乱了。我有点儿恼怒，叫他俩站到队伍前面来，那个男生乖顺地站好了，而李向右却咬着牙根，怒目而视地面，怎么也不肯站到队伍前面来。我忍耐到极限的防线坍塌了，疾步走去一个扫堂腿，李向右的两只膝头应声跪到地上，然后不等他有任何反应便提着他的衣领将他拖到队伍前站定。许是我的举动把大家吓坏了，刚才还有点骚乱的队伍一下子静得鸦雀无声，只听到秋风吹落的栗树叶簌簌飘落的叹息。我严词数落他俩的“罪状”后，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俩听口令练跑步。待那男生按口令较好完成后，我又掏出刚才的那张卫生纸，强按着李向右的头擦净他脸上的血污，又捻了两个纸团塞进他的鼻洞，然后才开始喊口令。这时的李向右全然没了往日的孤傲、倔强，低着头小心地按口令跑了起来。操场的尽头有一棵棠梨树，此时树叶差不多全部落光了，干皱的枝条和锋利的梨刺直指高远的天空。当李向右跑到棠梨树边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故意不喊“向左转”，看他怎么办。这个倔小子真是倔过头了，他不抬头也不犹豫，以同样的速度向树冲去。我急忙喊“向左转”，可是为时已晚，我看见一根枝条强烈地动了一下，待李向右跑回到队伍前边时，我发现他的额头被棠梨刺划了一道长口子，伤口上已渗出了血。我有点不知所措，心头涌过一阵阵悔意。正不知如何收场，下课铃响了。我敷衍了一句“大家休息吧”，便解散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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