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心灵的伟大
作者：何怀宏
法国的拉皮埃尔与美国的柯丁斯合著的《圣雄甘地》，则是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即印度独立时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来写甘地，它还生动地描写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最后一任副王蒙巴顿、巴基斯坦之父真纳等人的行为、性格，乃至刺杀甘地的凶手的身世和动机。其中写到的印度境内诸土邦王公的豪富与怪癖；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历史冲突（这两种宗教都是外来的，而土生土长的佛教却令人奇怪地在印度已荡然无存！）伴随着独立的印巴分治——一次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财产和领土分割等，都让人读来饶有兴味。书中有许多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新鲜的材料，像印度独立时的一个半月中，竟死了相当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的人数，并且有一千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这些事实，就不太为我们普通人所知。读了书中有关印度独立时面临的烂摊子的描述，也会对印度人民今天取得的成就产生深刻的印象；而对这些成就过去我们常常是容易瞧不起的。确实，应该想到，这世界上谁都不易。
这本书写得很吸引人，初看之下给人以文胜于质的印象，作者用的是文学笔法而非史笔。但这本书并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作者曾多次赴印度进行实地调查，4年行程25万公里，走访了许多当事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作者下笔也比较谨慎，虽然细心一点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感情和褒贬，如对真纳的微辞，对甘地有的行为的疑问等。而在我们看来，作者对蒙巴顿似有溢美之嫌，也许，这种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感，是作者本人不易觉察、而我们却又特别敏感的。
当然，尽管人物、事件引人注目，最重要的人始终还是甘地，最打动我们心灵的也是甘地，并且是作为一个人的甘地，而非作为印度之父的甘地。历史事件在此主要还是作为一幅背景起作用，所以，书在写到甘地逝世时就戛然而止。国家会变化覆亡，而民族的生存却久远得多，而作为人的生存则更为久远。于是，有一种精神的光辉会超越国界、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差别和宗教教派。
帕斯卡尔曾经讲到过三种伟大：一种是帝王、首领的伟大，一种是精神、理智的伟大，还有一种是仁爱、心灵的伟大。这三种伟大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比前者高，最后者最高。罗曼·罗兰也称颂过以思想和强力称雄的人，但认为真正伟大的是因心灵而伟大的人。
甘地其貌不扬，个子矮小，体重只有52公斤，身上总是只缠着一块自己纺纱织成的土布“拖地”，他曾在1931年就这样去见英王兼印度皇帝；在1947年也是这样去和印度副王进行有关印度独立的谈判。当时的副王蒙巴顿勋爵打量着他，觉得“他简直像一只小鸟，一只蜷缩在沙发里的可怜小麻雀”。甘地看上去决不像一只雄鹰。
甘地没有头衔、没有官职、英国人因他组织战时救护队，发给他的勋章他早就退回去了，他曾参加、并领导过国大党，但在1934年，65岁时他就宣布从国大党退休了，以专心致力于脚踏实地的社会改革工作，他鄙视权力和荣誉，关心的只是做他应当做的事情∶争取印度独立；进行社会改革；促进印穆团结；取消对贱民阶层的歧视，及至宣传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等，并且能把小事做得和大事一样认真。他在南非当律师时曾有一年五千英镑的可观收入，但后来他几乎是一无所有，全部财产仅仅是一部《薄伽梵歌》、一套白铁餐具、一尊象征教祖的三只猴子的小雕像，和一只用细绳系在腰部的价值八千先令的英格索尔老怀表。
甘地也没有建立什么精美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这绝非是说不深刻），这就是爱和非暴力。他超越于各宗教教派的外在差别，而且看到其间某种共同的东西，他经常在祈祷会上念一段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又念一段《古兰经》，又引述耶稣的话。他重视给普通人写信超过对写他的著作的重视，甚至他读书也不是很多，世俗读物他大概只仔细和反复地读过三部∶英国罗斯金的《给那后来者》、美国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和俄国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但每本书都实实在在地在他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并不是一个有惊人智力或耀眼才华的人，他曾在印度读大学时因感到困难而辍学回家，他自英国留学刚回到印度后的一段律师业务也可以说是一场失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这样一个谦虚和朴实的人，却创造了一个奇迹，正是由于他的精神和不懈工作，感召和引导着印度人民通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非暴力斗争和不合作运动，终于从英国人手中赢得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也正是他的精神，给迷茫和狂乱世界带来了一种希望，一种光明。他是值得印度人民骄傲的——他们在二十世纪向世界贡献了一个甘地。英国人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向世界贡献了一个莎士比亚，他们曾有言∶英国宁愿失去印度，而不愿失去莎士比亚。
现在英国确实失去了印度。
而在某种意义上，使英国失去印度的正是甘地。
而使这个老大的大英帝国屈服的人却是手无寸铁的人，这个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不是消灭敌手，而是自己吃苦的道路，这是一条历史上的全然新颖之路，是与世界上到处燃起的战火形成鲜明对照的道路。
当然，他的背后有人民。甘地和印度的土地、传统和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他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需要。据说，有一次，他在冬夜的火炉边却依然冷得发抖，他叫身旁的人去看看外面，外面果然有一个冻得要死的穷人，于是马上将其延入屋内。他出门坐火车总是坐三等车厢，他到伦敦也好，到印度各都市也好，常常是住在贫民区里，他的住处总是向人们开放。
甘地的功绩是伟大的，甘地取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这种功绩和声誉并不是甘地所追求的，他甚至没有理会这些事，他只是坚持他信奉的真理，做他认为他该做的事情。当1947年8月14日－15日的午夜印度宣布独立时，为这一事业出力最多的人，作为这一事业灵魂和旗帜的人，并没有在首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上，而是在加尔各答的贫民区里，在纺过每天必纺的纱之后（比平日多些），甘地躺在地上一块椰树叶编成的席子上睡下了。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印度初次领略独立和自由，这片南亚次大陆开始一个新纪元的时候，甘地正在沉睡，身边放着一双木底鞋、一本《薄伽梵歌》、一副假牙和一副铁框眼镜。
这年的十月二日是他的78岁生日，印度与世界到处都在庆祝，电台录制了祝贺他生日的专题节目，但他拒绝收听，而是继续一面纺纱，一面默祷，在纺车的有节奏的咯咯声中，聆听“人世间微弱而凄惨的哀怨声”。
甘地确实满心悲哀，他来到加尔各答，后来又来到德里，想要以爱的精神平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骚乱和流血冲突。除了爱，他没有别的武器。他到处走访、祈祷、演说，忍受不理解的人们的辱骂和骚乱，他最后的办法是绝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终于感染和震撼了人们，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街道上的暴行转移到这张小床上来了”（尼赫鲁语），加尔各答出现了和平和亲善的景象。这样，在同样是印穆聚居的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省，5万5千名军队没有做到的事情（制止宗教骚乱），却在这座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历史上最倔强最血腥的，现在又即将如火山爆发的加尔各答城里，由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做到了，这就是著名的“加尔各答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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