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普林斯顿——学者的天堂
作者：如 嘉
这里的教授们不用教课，不用做讲座，也不需要为任何科研和课题任务而忙碌。他们被邀请来此，只是为了能够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生命、宇宙及其他一切命题，而不受世俗事务的牵绊和束缚，更不必为谋生而操心。
2005年是美国高等研究院创立75周年，又恰逢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相对论提出100周年。一系列的活动让世界把目光汇集到了这所一向与世隔绝、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学术殿堂。
拿着优厚的薪酬，思考是唯一使命
迈克尔·瓦尔泽或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哲学家。他说：“一旦你来到这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你生命中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一群特权阶级，我们拥有超级的自由，没有人监管你、干涉你，没有人去判断你的所作所为的价值，这里的生活无与伦比的美妙，这是一个绝对解放思想的好地方。”
瓦尔泽博士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在美国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已有25年。在说这番话时，他正身穿运动服悠闲地坐在充满阳光、舒适的办公室里，享受着这方“美国知识分子的净土”为他带来的安逸。
美国高等研究院(IAS)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坐落在一片占地500英亩(2平方公里)的树林中，与闻名世界的普林斯顿大学相距不远。
自从1933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从欧洲来到这里之后，美国高等研究院就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人才汇集的地方，有“学者的天堂”之美誉。这里有全世界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每年拿着不少于25万美元的薪酬，而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做罗丹式的思考。每天下午3时，美味的点心、香醇的葡萄酒和散发着清香的杯杯热茶还会准时放松他们的大脑。
美国高等研究院分为四个学部：历史研究部、数学部、社会学部和自然科学部，共有26位终身教授，其中三位是女性。此外，每年都有190位来自全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职人员受邀来此进行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不过，跟世界上其他的研究院不同的是，这里不收研究生、没有教学大纲、不开办讲座、没有任何教学课程、没有学术委员会，更没有任何研究项目。在摆脱了经济上的担忧和教学上的负担后，研究院的学者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学术爱好，不论是哪个方向，也不管耗费多少时间。思考就是唯一的使命。
在研究院，除了爱因斯坦，学术界的其他超级明星包括数学家库尔特·歌德尔，他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考古学家霍默·汤普森，他使世界对希腊文化的理解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永远被定格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他在研究院的地下室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高速存储程序计算机；著名历史学家、战略分析家乔治·凯南，是他构建了美国的冷战战略。
除去那些闻名世界的老前辈，现在尚在的大人物有：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头衔的著名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此外还包括1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2个国际数学“诺贝尔奖”——“费尔茨奖”的获得者。
数学家丘成桐是第一位受聘为美国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也曾在高等研究院度过十几年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美国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行政上各自独立，但学术上过往甚密。大学的研究生更是高等研究院学术讲座的常客。杨振宁先生曾回忆说：“研究院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大厅外喝茶，一边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著名诗人T·S·艾略特是美国高等研究院文学艺术领域招募到的第一个重量级人物，1948年他在这里写出了有名的《鸡尾酒会》一诗，之后没多久他就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然后选择在英国定居，再也没有回来过。
优越的环境让自恋盛行
或许在研究院75年的历史中，能舍得离开这么优越的环境的，也只有艾略特一人，而他离开也不是因为这个小环境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实在太喜欢英国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愿离开研究院，好多人即便退休多年也依然定时回到自己原来的办公室。美食是研究院的诱惑之一。除了每天下午3时的茶点，每周两次，这里的大厨还会为教授们奉上精美的宴会餐，蒸缅因龙虾、烤野牛肉、烤鹿肉、煎黄鳍吞拿鱼……无论是色还是味，都让教授们禁不住食指大动，而那个储藏着9500瓶葡萄酒的酒窖也让教授们对这里的生活怀念不已、流连忘返。
在美国高等研究院，学者们思考的事物可谓五花八门，从银河系动力学、生物伦理学、恐怖主义研究到历史学研究，从语言的演化到拜占庭神学。不过，除了这些高尚学科外，还有几个天文物理学家曾试图设计一个赌场用的轮盘，希望它能替代离普林斯顿不远的赌城——大西洋城的赌博机。
由于这里的工作方式与众不同，外界根本猜不到这些学者在干什么，曾有传言称，研究院的人来到办公室后就开始睡大觉。不过，瓦尔泽教授表示，他没有发现身边任何一个同事这样做。他自己本人每个工作日早上8时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沉浸在政治理论、道德哲学以及其他诸如福利国家、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等感兴趣的话题上。他支持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但是反对美军入侵伊拉克和先发制人理论。
然而，即便是在这个没有教学任务无需为经济发愁的学术天堂，也少不了学者间惯有的争斗：阴谋、暗中竞争、小道消息、人际的摩擦……“这个学术圈充满了有个性的人。”瓦尔泽教授说，“我们独处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自恋已成为普遍的病症。”这种自恋在研究院有一个专有名词——“爱因斯坦效应”。
爱因斯坦是最先来到美国高等研究院的大人物。正是他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慕名而来。据说，爱因斯坦来到高等研究院后，曾拉下办公室的百叶窗，宣布：“我要思考一会。”
研究院有资金雄厚的企业做后盾
做生意发了财，钱多了干什么?办教育!这可是流芳百世、造福国家的大好事。在美国，富豪们有投资教育的传统，因此许多著名教育机构背后都有一个资金雄厚的企业做后盾。美国高等研究院也不例外。20世纪20年代末，从开设小商店起家的新泽西州班伯格家族的路易斯·班伯格和卡罗琳·班伯格兄妹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百货零售业的巨子。在1929年纽约股市全面崩溃之前的六个星期，他们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卖给了对手玛西百货，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他们决定在新泽西州资助建立一所牙医学校，于是托人去请教当时的医学教育专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弗莱克斯纳已经退休，那时候他刚好写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主题就是指出当时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薄弱，美国必须建立一些独立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而弗莱克斯纳特别推崇德国的制度，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学者的自由社会”，让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不受任何影响地继续自己的研究。几天以后，路易斯·班伯格先生请弗莱克斯纳共进午餐。班伯格对弗莱克斯纳说：“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愿意尽我的可能支持你的设想和计划。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弗莱克斯纳后来在自传中说，见面之前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设想这么快就可以实现，更没有想过需要多少钱。当时就随便说了一个他认为很大的数字：“500万。”500万美元，在当时确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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