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三好学生”之评，变还是废？

作者：何　林等

意到不同面向：“优秀”是否只有在同他人的比较中才能得以确立?每个孩子能否拥有自己“优秀”的纵向标准，哪怕他仅仅取得了看似微不足道的进步?“优秀”可否摆脱类似“进化论”的偏见?相比探讨“三好学生”评选制度是否该废止，如何界定“优秀”更耐人深思。
　　
　　还原三好学生的“含金量”
　　
　　——周宁
　　记忆中，领到三好学生的奖状是件非常荣耀的事。
　　在“六一”儿童节大会上，只有三好学生是在全校师生的关注下上台领奖的。校长会郑重地宣读获奖学生的名单，校长念一个名字，就有一位学生从队伍中站出来。那时其他同学都必须端坐着，能自如行走就是我儿时眼中的荣耀。三好学生上台领到的无非是一张奖状和笔记本、铅笔之类的文具奖品，而同学们都会好奇地争相传看，心里暗暗想着明年也要上台领奖。
　　其实，如此评“三好”、奖“三好”无可厚非。观察、模仿榜样是青少年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三好学生”作为内部评价时可以有效地起到激励作用。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三好学生”成为升学选拔的依据时，它就极易成为一些人搞暗箱操作的手段，一些地方为了争“三好学生”名额，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领导甚至教育管理部门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权力和金钱因素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
　　“三好学生”极高的“含金量”，对竞争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若过滤了这些渗入的异物，“三好学生”的评价体系依然是最基础、最有说服力的。
　　只有把新的学生评价体系安放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和荣誉上的激励，不再与升学等环节直接挂钩，不具有显著的利益附加值，还原到一个仪式、一张奖状、一枝铅笔的“含金量”，这样的“三好”评选，才能回归评价本身的意义。
　　
　　莫把“三好”当成培养少年的模具
　　
　　——宁波
　　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三好学生”与其说是一种标签，不如说是社会对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美好理想。
　　的确，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干扰下，现在“三好学生”的评选在某些地方、某些学校有点走样，以致不少尚未定型的孩子过早被“标签化”，但问题并非出在“三好学生”本身，而是出在某些成人的片面视角上，出在评选程序的异化上。
　　“三好学生”评选当改而不当废。表层的、形式上的改良固然需要，而深层的审视也许更加重要。当今模式化的教育被不少人诟病，让学生个性自由成长、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正是一些教育界人士再三表达的理想。可以说，“三好学生”评选的困惑，不仅在于“三好”内容的设置是否科学、“三好”的比例是否恰当、评选的程序是否公正，更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将三好学生作为一种“模具”，从而“生产”出大批标准化的学生。
　　“三好学生”评选虽然是中小学教育中的一项活动，却如豹之一斑，可成为解剖整个中小学教育事业的一把利器。如何用好这把利器，是一个比讨论“三好学生”评选意义更重大、更深远的民族性、历史性课题。
　　
　　请让孩子离世俗远一点
　　
　　——曹柳莺
　　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竞争。良性的竞争往往可以达到多赢的效果，并不会如一些人担忧的那样，给孩子“贴标签”“分等级”。真正给孩子“贴标签”“分等级”的并非评选“三好学生”这事本身，而是世俗化因素对孩子的过早侵入。
　　一直觉得，不仅仅中小学，即使大学，都应保持一种与世俗社会相对隔离、较为纯净的精神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社会人，“世俗”终归是无法避免的，但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社会人”。因为其世界观、人格、心理尚处于发育、形成阶段，其成长环境过早与世俗“接轨”，可能弊大于利。
　　一个孩子若在一种较为纯净的环境中完成世界观、人格、心理的发育和形成，将来即使不得不面对复杂的世俗社会，他内心早已奠定的“正气”也会伴随终身。
　　而近些年来看到的现实是，不但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里的孩子们都过早地学会了人情世故，例如攀比家长的地位和财富、向老师送礼、相互妒忌拆台……这些成人世界竞争的不良潜规则被塞进了孩子们的世界。如此种种，恐怕仅净化“三好学生”评选制度是不够的。
　　
　　责编　袁海波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