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在北京忙盗版
作者：鲁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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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开始，我就做图书盗版，迄今已经25年了。25年前一起盗版的朋友，因为前景渺茫，绝大多数都改行，极个别走上了正道，做上了正版。仍然坚持盗版生意的，就我一个了。放眼望去，真有些寂寞的感觉。
我能够坚持到现在，是因为我找到了生存秘诀：盗版禁书。
说起来，做盗版书，比做盗版盘安全。盗版盘如果只做国产盘，只做《天下无贼》、《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类，也很安全，盗死了也没人管。光冯小刚他们吵吵，没有人会理睬他们。可惜国产大片太少，撑不起市场，养不活人。能养活人的还是美国大片，这又牵扯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所以扫黄打非办时不时就要猛打，电视上时不时就要播放压路机碾碎光盘的镜头。
做盗版书，有一类和盗版盘一样有危险。比方哈利波特系列，人文社时不时要拽着扫黄打非办调查，一旦被揪出，也可能重罚重判。因为它也是知识产权的代表，是美国和中国高层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例证。
除此以外，盗版书都是安全的，大都是国产图书，自己盗自己的，没有美国人敦促，虽然也说要打击，积极性总要受影响。
盗版禁书，就更安全了。本来，盗版禁书的罪行，要比盗版非禁书重，因为你非法出版的是非法出版物，双重非法。但是，没有出版社敦促，没有出版社出血，扫黄打非办怎么会找这麻烦？二十多年来，我还真没听说有谁是盗版禁书被抓的。
比方王跃文的《国画》，是人文社出的，只印了二十万册，就停印了。《国画》盗版铺天盖地，起码不下三五十种，总量估计不下二百万。但这都跟王跃文没关系了，跟人文社也没关系了。人文社也不可能拽着扫黄打非办去打击《国画》盗版，没那积极性了。盗版多少，也不影响你正版的零印数。
但是，盗版禁书也不是那么好做。一本书被有关部门禁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有的盗版机器都开动起来，大家都抢这一碗饭，你又能抢到多少？盗版完了，砸在手上，一次就能让你倾家荡产。所以，我的秘诀，不仅盗版禁书，还要抢先。
怎么抢先？交朋友，在主管部门交朋友。所有内部的招呼，所有内部的文件，保证都在第一时间内知道。有时候，明天就要开会宣布查禁名单，我今天晚上就知道了。别看只提前了一个晚上，就这一个晚上，我的盗版书就能够上机了，等别人闻风而动的时候，我已经在往外发货了。做盗版，是在打仗，早一步，赚钱。晚一步，赔光。
这个抢先办法后来也失灵了，因为大家都会了，都在管理部门安插线人。你以为自己抢先了，实际上大家的机器都在熬夜加班，送到基层店一看，傻眼儿了，七八个版本撞车了。
我的最后秘诀就不是秘诀了，是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听着像笑话吧？一个盗版书商的成功秘诀是比党的宣传工作者还要勤奋地学习党的文件，领会党的精神。可事实就是如此，我不努力学习，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哪些书有问题，会被处罚。我的目标，是要在管理部门做处罚决定之前，就知道哪本书会受处罚。
一般说来，有些书受罚，有很偶然的因素。某人因为个人好恶，就是不喜欢这本书，他恰好又爱说话，一说话，那书就倒霉了。这种情况是没法预料的。总结这几十年的经验，绝大多数受罚的图书，是逾越了出版业的底线。这些年来，为了安定团结，为了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主管部门是能忍就忍，能睁只眼就闭只眼。即便要处罚，也严格限制在出版社内部，限制在行政范畴，尽量不涉及作家本人。你看王跃文、邓贤、贾平凹、李佩甫他们，书被罚了，人没事儿，照样好好的。从这个角度说，比较起“文革”前的一棍子打死，还要批倒批臭，真是天大的进步了。
打住，以我盗版书商的身份，这么表扬人不太合适。我的意思，很多书被罚，是过了底线，不罚实在说不过去了。这种逾越底线的书，就是可能抢先预料的。
那条底线在哪里？看不见，却是明摆着的。比方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过线太多了，不说主办部门，我这个做盗版的，都看不过去了。用一句“文革”的词，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还比方一本写右派生活的书，我和主管部门的朋友喝酒，我说，这本书要倒霉。朋友说，不会吧，没听到风声呀。我说，你的政策水平还没我高。他说，干这遭人嫌的工作，犯得上兢兢业业？
我的判断，源于很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上面的决议，就是底线。比方反右斗争，很明确地说，就是三个字：扩大化。作家写右派，平反了的右派没问题，就那几个没平反的不能写。都平反了，那还是“扩大化”吗？
说实话，这么多年做盗版下来，发现很多编辑主编甚至监管人员政治觉悟太低，政策水平太低。当然，话说回来，就因为水平低了，才犯错误，才会受罚，也才有我忙活的空间。
正是这个判断，让我提前盗版，居然提前太多，八天以后才宣布禁令。
甜头最多的是十五年前的《废都》。《废都》出书前，出版社既炒贾平凹的天价（百万）稿费，又炒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的方框，把市场炒热了，热得不行。《废都》出厂之前，各地的批销商就开着卡车去拉货，还都是现金交易。说实话，在营销上，是一大成功。在《废都》以前，出版社很难打通二渠道。但是，把《废都》当《金瓶梅》炒，显然过线了。出书前，《十月》先发表过一部分，就引起一些女作家的不满。这种书，主管方不可能置若罔闻。而且，这种有“涉黄”嫌疑的书，处罚起来也简单，没有人好意思站出来帮它说话。
那时候，我也带着现金开着卡车去了，看前面排了那么多车，我突然决定撤退，自己盗版。闹这么大动静，主管部门想要装聋作哑也不可能，《废都》受罚，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
可以说，我的第一桶金，就出自《废都》盗版。所以我对贾平凹，一直心怀感激。
我要说明一点，我和主办部门里的朋友，的确只是朋友，相互通气通风而已。社会上风传盗版集团豢养走狗，并影响甚至决定主管部门对某一本书的处罚，那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我把盗版做好了，再命令主管部门宣布该书为禁书，好让我发财，这怎么可能？这种事，想都别想。你脑子里只要有一闪念，就没人和你交朋友。那些朋友吃吃喝喝随便，政治底线还是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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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做盗版，是所有犯罪活动中最危险的。为啥？好查。你那书总要摆在书架上卖，抓你很容易。再顺藤摸瓜，要你交待上家，总能查到根儿上，想跑也跑不掉。
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有习惯看法，偷书都不算偷，盗版也就不算盗窃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部门看来，这种犯罪，不杀人放火，社会危害小，除了作家和出版社有意见，别的民愤没有。所以，通常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再说，虽然设立有扫黄打非办，里面有公安局的同志。但是，说实话，现在社会治安问题那么严重，公安局的大案重案的压力就很大，也没有更多的精力管盗版。通常也就是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大队的出面，那是些什么人？文人，书生，看见人家卖盗版，躲都躲不赢。
还有一个大家说烂了的地方保护主义。做盗版的印刷厂，都在郊区农村，印刷工人装订工人压膜工人，都是村民。不做盗版，很多厂子都开不了工，大家的生活就有问题。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在桌面底下，那些厂子不会跟基层干部毫无瓜葛。就像山西的煤矿都有官员的股份一样，做盗版的印厂，也多有干部的股份。所以，即便查盗版，查到乡镇环节，就下不去了。真要下来，盗版早转移了。
我在京郊，有自己的印刷厂、装订厂，还有照排公司。也都是和地方官员合伙。做盗版，讲究争分夺秒，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做不好。有一回，北京一家中央级的大出版社查盗版，不给地方打招呼，直接拽住扫黄打非办，直插印刷厂。面包车开到厂门口了，工人还以为是吃农家乐来的。那天，我在北京城里，接到手机，工人已经把面包车围上了，坚持了几分钟，附近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就来了。大家要把面包车掀翻，吓得人直打110。结果还是绕不开地方这道坎。在他们报警的时候，镇上也报警，报啥警？说没事儿了，镇上都处理妥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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