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一个人的饥饿史
作者：薛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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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扇窗子打开，里边递出来一个类似于赵一曼用过的那种粗瓷大碗，盛着面条，或者土豆块，或者浆水汤。筷子平铺在碗面上。紧跟这只碗，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窗户中探出头来，朝窗外左顾右盼一阵，喊一声：“吃饭了！”窗子前便多了另一只脑袋，接过那只粗瓷大碗转过身，是一个眼睛很小的少年，开始埋头一丝不苟地吃饭。
这个小眼睛的少年是我，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是二姐，地点是王窑初级中学，时间是夏天的中午或者冬天的晚上，天气很热或者很冷。
我上初一的时候，二姐上初二。家在十公里山路外，我们都住校。她除了念书，还负责给我做饭。所谓做饭，就是点燃煤油炉子，在钢锅中倒入少许禾麻油，炝以葱花，炒以洋芋，煮以沸水，然后将从家中带去的干面条下到锅里，煮熟后出锅食之，就这么简单。二姐对这一过程驾轻就熟。初中三年，我就是站在女生集体宿舍的屋檐下，或面壁，或仰天，或俯地，趾高气扬地接受着二姐这个专职厨师给我从那扇窗户中递出来的“嗟来之食”。冬天的时候，那只碗上还隐隐地散发着二姐所用的一种廉价润肤膏的香味——它闻起来更像是一种臭味。
除了水，二姐做饭用的禾麻油、煤油、盐、醋、浆水和品种极少的蔬菜都是我们从家里每周一次肩挑手提地运去的。尽管街上每逢农历五、十都有集市，但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主人，那里的农贸市场与我们无关。为了将这种无关推到极限，初中三年，我口袋里每一周的零花钱从来没有超过两元，以至于上高中父亲每周给我十元零花钱时我受宠若惊。同时，镇子上也没有自来水，我们吃水要用大塑料桶到三四里外的一处山泉边挑水。顺利解决初中住校、吃饭的问题比顺利完成初中的学业更加艰难。
一种急火攻心般的饥饿一直占领着我的身体。
我的鼻端常常有一种诱人的微带甜辣的清香，那是春夏之际见风就长的鲜嫩的葱苗，还有川道地区被水灌溉得通体发白的雪亮之葱，它们排列在街市上，葱根白嫩如玉指，葱叶长可绕匝，青翠欲滴，催发着胃的蠕动，倘若就着这样的甜葱，进食一日之计的面饼，其幸福指数犹如毛主席所说的共产主义标志——土豆烧牛肉。但是我没有钱买那样的葱，在交了一次五毛钱的班费后，我的口袋羞涩如初夜之女。同时，我也没有黄金大饼以配白银之葱，尤其是星期五或星期六，从家里带来用作每日早餐的大饼已提前几天进入辘辘饥肠。我悻悻地从街上返回，看见一位女教师手里提着扎成一束的嫩葱进了她的厨房。我真想变成一只老鼠，或者变成她养的一只狗、一头猪，可以鲜廉寡耻地偷窃或索要她的食物。我站在厨房外想象一门之隔的馒头、米饭和蔬菜，感到肚脐眼附近不明原因地发胀、发疼，身体内一个我不能明确描述其特征和功能的部位——也许是胃或十二指肠吧——开始像核桃般那样不停地紧缩，于是我额上汗大如豆。
我真饿啊。
其时我受计划经济的启发，把每周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分成六份，规定每天早餐时只能吃一份。但往往每天下午课外活动饥饿难耐，就吃掉了次日的一份。我不停总结经验，尝试着把剩下的五份又分为十份，甚至分成十五份、二十份，最终目的是把每份大饼进行定时定量，确保最后两天有早餐吃，每次我都失败了。那些大饼可真是好吃，而且我正是身体发育得需要狮子大张口之际，我没有理由将他们按部就班、对号入座地充填进越来越大的千折百回的胃中，早餐的计划经济受到了重创，胃的市场需求占了上风。
二姐的大饼也已经提前吃完了，她遇到了和我相同的问题。
由此证明，在食欲这一关乎基本生存底线的问题上，男女的抵抗力和决断力都出其地差，抵抗力近乎残疾，而决断力近乎弱智。
某一个星期六，二姐为了给我充填饥肠，做了一锅土豆块——纯粹的土豆块，没有面食，更没有大饼，我将其囫囵吞下，不久即恶心、头晕、呕吐。我是空腹进食大量发芽土豆中毒了。当我躺在近二十人共用的集体宿舍感受天旋地转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初中生活不是去求学的，而是去寻找饥饿的。寻找到了饥饿而没有沉溺于饥饿，物来则应，过去不留，这也是一种修持，用佛家的话讲，是“无所住”。
我遇到的空前饥饿，与我今日酒足饭饱之便便大腹相比，赫然便是我此生遭遇的第一桩“无所住”了。那么，这是我记忆中急火攻心的饥饿呢，还是对我生命的一种度化呢？
２
高中的集体宿舍将空间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一所平房高低两层楼阁式的木板通铺上，下层散乱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箱、水桶、编织袋和煤油炉，上层则是一字排开的五颜六色的铺盖卷。在食宿这一衡量生活是否殷实的重要指标中，农村住校生、民工和乞丐没有任何区别。
和初中相比，高中做饭的条件更加恶劣。这是县城的心脏地带，宿舍狭窄黑暗如纳粹的集中营，三十多个人挤在下铺埋锅造饭，空气中飘浮着炝人的油烟味。宿舍前用以投弃烂菜剩饭的池子早已爆满，但没有人清理，污水横流到操场，蚊蝇率舞，过往的学生捂鼻皱眉，他们的目光中深蓄着对我们的厌恶。
校长在操场高高的讲台上向全校师生愤怒声讨住校生的劣迹，当他痛心疾首地说到住校生是端了碗蹴在地上吃饭，就像蹴在农村老家的炕头一样时，那些厌恶我们的学生开心地笑了。
每天中午、晚上下课后，二姐就到男生宿舍和我一起做饭。女生宿舍太挤，何况我也不愿意再像初中时那样去女生宿舍外面讨饭吃。那个宿舍有三对这样的兄妹或姐弟。我们大声喧哗的时候，她们从来不参与。她们紧闭着唇，埋头冼菜、切菜，然后悄然离去。她们显得忧郁，心事重重。吃饭是一桩不得不完成的课业，比学习还要费心劳神。
父亲从家里捎来一袋面粉，我用自行车推到学校。刚刚下了大雨，路面泥泞，车子不停打滑。正是课外活动的时间，楼上的栏杆后面站满了初中的女同学，我感到她们专注地看着我和我推着的面粉。这不是学生应该干的事，一阵悲凉的自卑从心底悄然升起。恰好在此时，迎面走过来一位我暗自喜欢的同级女生，她看了我一眼，仿佛洞穿了我虚弱的内心。我一愣，手一松，面粉掉到泥地上。她仿佛没有看见，或者不屑看见。我吃力地将那袋该死的面粉扶到车子上，浑身上下便白一片黑一片的。那些日子我患了心悸，一想到教学楼上有女生在嘲笑我、同情我、怜悯我，我的心脏就乱了节拍。例行公事般的饮食使我极度虚弱，我开始彻夜失眠，或者入眠了即陷入梦魇，一夜纠缠，晨起满脸浮皮潦草，记忆力溃退如蚁。这一切父亲并不知情。他能给我的，是充足的食物、苦涩的笑、望穿秋水的无言期待和每周让我受宠若惊的十元零花钱。
我提开水用的保温瓶被盗了。它装满开水，放在教室的窗台上。为了省下打开水的一角钱，我不止一次用同学手绘的假开水票骗过了烧锅炉的老头那双昏花的眼睛。终于有一天他逮住我说这是张假票。我的心脏当场乱了节拍。他问，还有几张假票？我掏出五张手绘票，他接过去扔进锅炉说，没票不要紧，以后别画假票了。我急忙说不是我画的。他没理我，此后不再提起这件事，却让我免费打开水。我回去后把画假票的同学劈头盖脸一顿骂。现在保温瓶丢了，我对不起老头提供的免费开水。我站在楼梯口仔细核查同学手中的每一个保温瓶，确信其被盗了。我极其沮丧。丢了保温瓶，做饭就耗时耗油，极不方便。二姐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眼中一派无助的迷离。其时我们心境之苍凉，一言难尽。
在一个已经解决了温饱但还没有解决小康的时代，住校意味着虽然有足够的自产面粉和洋芋以供果腹，却没有足够的钱，哪怕仅仅是想买一个刚刚出锅的烤饼。
我常常想起校门外那个做油酥馍的小摊，炉子是废汽油桶做成的，在发酵揉好的面团上撒一层黄色的作料和白糖，置于铁板入炉烘烤，出锅时可见白色烟雾，而麦香扑鼻，馋何如哉！油酥馍更像是为节日准备的早餐。从家中带来的面饼早已吃完，或者生毛发腐扔掉了，解决一周最后两天的早餐，必须买一个油酥馍。我和同班的彦东便各自花三毛钱买了一个。吃这种油酥馍，我们感到和城里的学生平等了。我由此很理解为什么学校要做校服，那也是为了平等——从校服上是看不出贫富与贱贵的，就像从同一种早餐上是看不出贫富与贱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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