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学不会的说话

作者：曹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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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因为塑造的“高大全”主人翁形象是“连长”而不是“指导员”，作品像是抬高了连长而贬低了指导员。一位战友悄悄告诉我：你闯大祸了！说他听见指导员大发雷霆，斥责那篇小说没有一句真话、实话，还上纲上线、"帽子"一大堆呢。我说早有心理准备，同时也相信指导员是有水平的首长，不会对号入座，将文学的真实当成连队的真实。况且指导员这次破天荒没有找我谈心，而且还在大会小会表扬我的学习精神呢。
　　我的作品在《战胜报》受到了高度评价，听说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都派人来了调查，想留我在部队搞专业创作。然而到第二年，我得到的还是退伍的消息。
　　离开部队前，我才从一位同时转业的首长嘴中得知，那次来考察，指导员倒没有讲小说的好坏，主要向组织上反映了我政治立场不稳，阶级觉悟不高，思想品德不好，原则纪律不强。主要事实就是拿连队的物质送人情，讲假话欺骗组织，还有随意乱画毛主席像，贬低伟大领袖。可谓十恶不赦，够得上坐牢杀头了。
　　真是怪哉！一句假话，加上一篇并非假话的“假”话，竟然也影响了我的前途。
　　
　　党风政风肃然，还是不要“学”说话
　　
　　1980年冬退伍后，我的悲观情绪到了极点。尽管当时还有几个从其他部队退伍回来的、原来学习成绩也不错的高中同学多次来约我参加当年的高考碰运气，我却没有了这个勇气。尽管这些“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同学，不少也拼命考上了中专之类的学校，我为他们祝福，但自己仍然没有动心。我想：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也许笔杆子、枪杆子堵塞了，锄杆子还留有一线希望。于是，我决定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还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摆出一副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架势。
　　然而到1983年初，郴州地区从农村基层干部中招考区社干部，我不仅以高分被录取，而且经过干部学校培训后，还被分配到县委组织部干部组工作。组织部干部工作在人们心目中显得神秘莫测，好心的领导和长辈经常侧面敲打我，要学会说话。整整十年的经验教训也让我“成熟”了一些，少说话、多做事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组织部工作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国民经济开始突飞猛进的大好时机，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体制、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县委、人大、政府换届逐步推行了差额选举，政协换届实行了民主协商制，所有干部提拔任用逐步完善了民主推荐与组织提名相结合的制度，只是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干部还没有推行票决制。在一次研究干部任用时，常委们对其中一名拟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发生了争议，县委书记突然点我这个列席会议做记录的一般干部谈考察情况，而且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我当时受宠若惊，又像被鬼迷了心窍，便把考察那位干部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汇报了。汇报完后我偷偷抬起头来，发现县委书记的脸上有些难以琢磨的难堪。我心里顿时浮出两个字：完了！
　　尽管县委书记根据多数常委的意见作出了任命决定，我还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安稳，经常被“调出组织部门”的噩梦惊醒。醒后又想抽自己的嘴巴，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怎么就学不会说话呢？！
　　可做梦也没想到，一月后我不但被提拔担任了县委组织员，而且列席县委常委会议时，总得准备发言。
　　1995年郴州撤地建市，第一次公开选拔处级领导干部，我斗胆投入了这次干部人事制度的潮流。经过笔试、面试、民主评议与推荐、组织考察等严格程序，我进入了“市旅游局长”职位的第3名，虽然没有被提拔任用，一年后还是被调入市环保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
　　这顶“乌纱帽”一戴就是十年，其间我经常自嘲道：看来我走上社会时当的是生产队保管员，在岗的最后时段还是扮演“保管员”的角色，也许比以前当保管员更麻烦。办公室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像蜘蛛网，涉及面又像天罗地网，尤其是干部职工的利益调整问题更容易“得罪人”，看来不学会说话办事真的不行了。然而，也许本性使然，也许年龄使然，我还是该说的话就说，该做的事就做，如此也批评过一些人，也就处理过一些事，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得罪过一些人，也委屈过一些人，甚至与不少局领导的工作争论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2006年市环保局组织推荐一名副处级干部，在未提名、也未圈定条件的前提下进行无记名投票，95%的干部职工写上了我的名字。尽管市委组织部考察结束后通气时，指出我存在“个性强，有时说话不注意场合和方式”，但我心知肚明、勤恳接受，工作方法是要讲究的。只是觉得年过半百了，脾气个性要改确实也难。而且经常问自己，当前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只要做到诚实为人、据实说话、秉公办事，还有必要怕这怕那、防这防那，去违心地学说假话吗？看来，我这一辈子只能坚持一条原则——
　　不“学”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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