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学不会的说话
作者：曹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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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人告诫我：人生在世，要学会说话。真话不一定真说，假话不一定不说，丑话笑话不能乱说，痞话不妨随便说说。究竟如何说话，又有人教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我偏偏长着个不开窍的榆木疙瘩脑壳，一辈子似乎学不会说话，结果真的吃了不会说话的亏。
一句真话，差点儿误了我的前途
1973年2月，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生产队保管员兼记工员。
那一年，寒露风来得早，正抽穗扬花的晚稻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收割时几乎没有了什么收成。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召开队委会研究，决定没有必要全面收割了，只将稻穗捡回来就行了。捡稻穗不按田亩数量、而按稻穗数量计算工分，两斤稻穗一分工。
出工的钟声还没有敲响，生产队的全劳力、半劳力全都下田挣工分去了。
下午我收秤时发现，政治指导员一家捡的稻穗最少，连基本工分也没有拿到。
晚上，政治指导员托人把我叫过去，说按稻穗数量不合理，还是要按田亩数量计算工分。我当时愣了，中午做的决定晚上就改，比朝令夕改有过之无不及。这么一改，那稻穗捡得多的岂不是明显吃亏了？我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二话没说便大发雷霆，说是你怎么连党的话也不听，还想不想当干部！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说你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样不坚持党性原则的干部，当不当没关系，反正也是你一句话。政治指导员就恶狠狠地说：呵！看你国选嘴硬，你就是有飞天的本事，老子也要打断你的翅膀！……
我正要“回敬”政治指导员，脸上却挨了不轻不重的一计耳刮子。浑身发抖的父亲把我拉向一旁说：蠢崽！你胳臂拧得过大腿？去，给政治指导员大哥赔个不是。我甩开父亲的手，气急败坏地跑回家。
母亲听我一诉说，觉得我说的在理，她的火暴脾气也上来了。她仗着曾经是政治指导员的奶娘的名分，说话也是无遮无掩的：他是政治指导员，是“地头蛇”，能够一手遮天，我家可不是地主富农，我满崽没有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看他打得死、吃得完！
父亲顿时用手捂住母亲的嘴，说隔墙有耳，眼下就是这么个世道，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转眼对我说：蠢崽呀！你刚高中毕业，前途命运掌握在他手里，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呢。又说母亲道：你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他的心肠怎么样你还不清楚？
父母亲的话我听懂了。
那还是1972年的事。一天早晨，社员们听到出工的钟声，便带着《毛主席语录》和劳动工具赶到生产队的公厅屋里进行“早请示”，政治指导员领着社员们手舞红宝书，口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时，隐听到有人在轻声说：是要身体健康，不然就会接不到班的。
那时候讲这样的话不是明显的反党言论吗？政治指导员当即决定推迟出工，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查出这话是初中刚毕业的毛伢崽随口说的。这还得了！政治指导员立刻命令民兵将毛伢崽捆绑起来，当众新账旧账一起算，说他这个土匪崽子，反对林副统帅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逼着他戴上高帽子，敲着烂铜锣，白天游洞，晚上挨批斗。
好在不久果然传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这场风波才算烟消云散，毛伢崽才算逃过一劫。
当然，我这事与毛伢崽那事性质完全不一样。他出身“五类分子”家庭，说的又是“政治错误”的话。我家是真正的雇农成分，讲的也是“公”理。
没想到正因为那句讲“公”理的话，我被恶毒的“地头蛇”咬断翅膀不算，还差点儿踩进了泥潭里。当着的生产队干部自然靠边了；高中毕业时填好的《入党志愿书》，被锁进了刚升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政治指导员办公抽屉里；1995、1996连续两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根本没有我的份；两次征兵体检合格，却被“政审”刷下来。好在公社“革委会”管文教的副主任到我们大队蹲点发现了我，调查了我及我的家庭情况，提交“革委会”研究决定，调我当了公社文化辅导员，我才摆脱了“地头蛇”的迫害。
我走上社会后，第一次尝到了说真话的苦头。
一句假话，差点儿也误了我的前途
又征兵了，尽管又有人告我“十大罪状”，好在公社“革委会”把了关，我于1976年2月坐上闷罐列车驶向乌鲁木齐，进入了解放军大学校。下连队不久，我们几个操着“红薯”普通话、经常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会议上显山露水的新兵，被分配当了文书、通讯员和炊事员，我却单枪匹马上了团部所在地妖魔山，做上了喂猪和看守菜窖的活儿。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指导员发现后，找我进行促膝谈心，说话中流露出殷切希望。又听老兵说：被分配做这些工作的新兵，基本上是组织上看中的对象，进行锻炼考验、重点培养，将来必定有出息。
我抱着“有出息”的信念，坚守着特殊的战斗岗位，克服冰雪、风沙和孤独带来的困难，尽职尽责地工作。孤独给我创造了文学艺术创作的难得条件，深藏心中的文艺种子发芽了，工作之余，我坚持学习，坚持创作，还特意画了一幅毛主席像挂在“斗室”正面墙上，当作我“家”的唯一亲人。
连长、指导员及其家属都住在团部附近，两位首长经常光临“寒舍”。连长有时没有时间下山买菜，找我拿点冰冻的白菜萝卜猪羊肉什么的解决家里用餐危机。指导员倒是一来就钻进“斗室”，问寒问暖、问长问短。
一次，指导员走进“斗室”，站在毛主席像前凝视了很久，随后大加夸赞，说我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还有艺术细胞。转眼间像是无意中问道：听说连长经常来拿菜？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得毫无思想准备的我，身上的神经根根抽动了，老家政治指导员的狰狞面孔也顿时浮现在眼前。我慌慌张张地矢口否认：没……没有。指导员就说：不必紧张，我也是随便问问。其实，谁拿点东西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他是首长，你是战士，也为难。我还是一口咬定：没有，真没有！请首长相信我。指导员虽然没有严肃批评我，那些话的分量却字字千斤。他说：国选同志呀！你出身好，根子正，有文化，是一棵不错的苗子。可说话要注意政治立场，办事要坚持党性原则，千万不能讲假话、办糊涂事。有人都看见了，报告了，你经常帮别人送这送那，你还帮人打圆场、欺骗组织，那就不合适了。你好好想想，对得起培养你的组织吗？对得起关心你的首长吗？对得起寄予你希望的父母吗？
望着指导员撒手离去的背影，我脑海里还在波浪翻腾，意识到又掉进了“冰窖”里。好在没见连队起什么风波，我心里才慢慢平静了。
这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第二年便恢复了高考，我心中的“大学梦”便又浮现了。我找到特别关心我的指导员，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指导员却安慰我说：警卫部队有严格的规定，都想考大学去，谁来保卫首长安全？警卫战士更应该听党的话，讲纪律，顾大局，服从组织安排。有机会时，我们推荐你去就是。
然而，似乎警卫部队一直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见部队难以实现“大学梦”，我产生了复员的想法。早回家，兴许还能赶上“大学”的班车，等到几年后退伍，像我们这类“畸形”的高中生，还拿什么本钱去与层出不穷的新生代驰骋考场比拼呢？特别是从一封封家书中得知，一个个成绩一般的同学都陆陆续续进入了大学，我却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更气人的是，曾经山盟海誓的女友远走高飞后，音信全无，像是在人间蒸发了。我真希望飞到考场，夺个大学通知书让她瞧瞧。然而，身不由己，岂能奈何！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人民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桎梏，“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文化也与经济一样开始复苏。1979年，中央军委下文，要求“政治干部要学会抓军事工作，军事干部也要学会做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从军区《战胜报》看到“纪念建国30周年”的文学征文通知，我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和主题，将刻骨铭心的人生片段和激情描绘出来，写成文学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破心谜》、诗歌《侦察健儿练武忙》分别被选入了乌鲁木齐部队文化部编辑出版的小说集《皑皑的雪山》和诗歌集《边防诗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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