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朦胧诗”及其论争
70年代末开始，一批青年诗人的出现，是当时诗界的重要现象。由于“文革”十年的特殊状况，作家的构成出现了某一年龄组“空白”的现象。因此，“文革”后一段时间，“青年诗人”(青年作家)的称谓，常涵盖自二十到四十几岁的年龄段。(注：出生于4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一些诗人，如张学梦、雷抒雁、傅天琳、周涛等，在当时都被归入“青年诗人”的行列。)当时被列入“青年诗人”群体中的，有雷抒雁、叶文福、骆耕野、张学梦、杨牧、曲有源、叶延滨、高伐林、陈所巨、傅天琳，以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人”的北岛、舒婷等。他们一开始被当作“群体”看待，是由于之间的某种共同性，即对图解政治概念疑虑或厌烦，而重新面对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世界的意向。另外，诗人与现实的对峙的紧张关系和诗对于现实“干预”功能的理解，也是有较多相通的方面。自然，在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他们之间的歧异，也是一开始就明白显露的。如果就与“当代”主流诗歌的关系而言，则可以分别为有更多的承接，和更多的“叛逆”的不同路向。这种区分不是对每一个诗人都是有效的，却能大体显示当时“青年诗歌”的状貌。就承接而言，当代的“政治抒情诗”的体式，为这个阶段一些青年诗歌写作所继续和推进(然而又已是尾声)。至于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出现“叛逆”，其性质和深度，则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章所说的“新诗潮”，指的正是在80年代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较多“叛逆”特征的那一诗歌潮流。它在开始时，被称为“朦胧诗”运动。
“文革”结束后，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歌活动，走向公开，并吸引了更多青年作者的加入。由于当代诗歌观念及所培育的审美习惯的沿袭，这些作品难以为当时诗界所普遍接受。因此，作品的“发表”，一开始仍采取“非正式”(注：“非正式”书刊，指不是由国家出版管理机构批准的出版社、杂志社的出版物。有时又称为“民办”(或“自印”、“内部交流”、“非卖品”)书刊。)的方式。许多城市，都有一个或数个民间的诗歌刊物。其中，北京的《今天》的创办，是这一诗歌运动的重要标志。1978年12月，《今天》创刊号出版。刊物的主要创办人是芒克、北岛等。创刊号刊登了署名“《今天》编辑部”的《致读者》的发刊辞(注：《致读者》的执笔者为北岛。在《今天》的创刊号中，译载了德国作家亨利希·标尔(现通译H伯尔)的《谈废墟文学》(程建立译)一文。伯尔谈到人们对他们这一代作家在二次大战后的写作给予“废墟文学”的称号时说，“这种称号是很恰当的：曾经有过那么一场战争，达六年之久，我们从那场战争归来了，我们发现废墟并描写它。只是这种谴责的，几乎病态的声音是奇特的、多少持怀疑态度的……”“我们就这样描写战争，描写归来，也描写我们在战争中曾经看到并且在归来时所面对的废墟；这就产生了三个加在这种年轻文学之上的称号：战争文学，归来文学和废墟文学。”《今天》的编者也许在德国文学那里，发现了一种类似的情景，作为他们文学“设计”的启示。)。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中实行的“文化专制”之后，《致读者》表达了这些诗歌革新者对于“时代”的理解，并由此宣言他们的文学主张：“‘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致读者》接着表达了面向“世界”的强烈意向：“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这些青年诗人作出这样的宣言：“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今天》共出版九期，至1980年第3期后停刊。它并非单纯的诗歌刊物，除诗外，也登载小说、评论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撰稿者有北岛、芒克、食指、舒婷、江河、方含、杨炼、顾城、严力、林莽、徐敬亚等。除刊物外，还在“今天丛书”的名目下，印行了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另外，还举办过诗歌朗诵等活动(注：如1979年4月间，在北京龙潭湖公园八一湖畔举行的，有几百人参加的朗诵会，朗诵了北岛等的18首诗。朗诵会报道见《今天》第4期，1979年6月20日出版。)。虽然这份刊物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注：除第3期是诗歌专号外，每期都刊登小说创作，包括北岛的中、短篇《波动》、《在废墟上》、《稿纸上的月亮》、《归来的陌生人》等。)，但影响主要在诗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一些重要作品，都已在这份刊物上刊载。(注：如北岛的《回答》、《陌生的海滩》、《太阳城札记》、《黄昏：丁家滩》、《一切》、《冷酷的希望》，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鱼群三部曲》，芒克的《心事》、《十月的献诗》、《秋天》、《天空》，舒婷的《四月的黄昏》、《致橡树》，江河的《纪念碑》(组诗)等。)
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中，影响逐渐扩大，而文学变革的潮流也成难以遏制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从1979年开始，他们有的作品开始为部分刊物审慎、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这一年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1980年的第4期，又在“新人新作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十五位青年作者的诗。当年8月，《诗刊》邀集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参加“改稿会”，并在该刊第10期上，以“青春诗会”的专辑，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各自的诗观。这一年在北京创办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号，在“请听听我们的声音”的低调吁求的总题下，刊登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徐敬亚等的笔谈，中国需要“全新的诗”，应该允许探索，需要调整和改善对诗的感受心理和鉴赏心理——是笔谈的主题。
青年诗歌中部分诗作(即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那些作品)影响不断扩大，诗歌界关于它们的评价的尖锐分歧，也表面化起来。1979年末，公刘用文字表达了他的焦虑。他对青年诗歌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不胜骇异”，提出“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和对他们加以“引导”的“新的课题”(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1979年第10期。)。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为已议论纷纷的青年诗歌评价问题提供了集中发表的场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会的一些诗人和诗评家，不论是认为诗将出现生机与繁盛，还是认为诗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和产生的影响。(注：有关会议出现的激烈争论的情况，未见有文字作如实叙述。但刊发于《文学研究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上的报道和收集会议参加者论文的《新诗的现状和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提供了争论的一些情况。)随后，批评家谢冕将经整理的发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注：《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和对于“五四”的“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的想像，来吁请“宽容”：“对于这些‘古怪’的诗”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急着出来‘引导’”。接着，孙绍振、徐敬亚也分别撰文，对这一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由于他们文章题目都使用了“崛起”一词，后来在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的场合，便被称为“三崛起”(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学思潮》(兰州)1983年第1期。)。1980年，新诗潮论争的另一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福建文学》(福州)以当时已获得大量读者，但褒贬不一的舒婷的诗为对象，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讨论不限于具体诗人评价，而且涉及诗潮的分析，和新诗六十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这一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从诗的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上，展开对这一诗潮的另一角度的争论(注：章明文章中，作为诗的朦胧、晦涩的引例，是杜运燮的《秋》和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并不是新诗潮诗人的创作。但所概括的这一现象，则主要存在于这些青年探索者的作品中。)，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朦胧诗”的共名。
在“朦胧诗”论争中，支持者普遍认为，青年诗歌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风格，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的艺术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出“朦胧诗”思想艺术倾向的不健康，指出其“反现实主义”的性质，认为它们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按照中国当代惯用的分析方法，而指认它们属于诗歌的“逆流”。(注：“朦胧诗”论争的主要文章，参见《朦胧诗论争集》(姚家华编，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臧克家指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门户开放以后，……有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滥起来，这是‘朦胧诗’等产生的国际方面的影响”(《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艾青认为，“朦胧诗”的创作者和提供者的“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上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有的批评家把这些诗称为“古怪诗”，说“现在的古怪诗，不是现实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它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古怪诗的特点，就是玩弄恍惚朦胧的形象，表达闪闪烁烁的思想”(《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到后来，对“朦胧诗”的批评，主要转移到持支持态度的诗歌批评家身上。在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注：重庆诗歌讨论会纪要，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这期间对“崛起论”批评的重要文章，尚有《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郑伯农，《诗刊》1983年第6期。这篇文章又先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给徐敬亚的公开信》(程代熙，《诗刊》1983年第11期)，《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柯岩，《诗刊》1983年第12期)等。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敬亚自我批评文章《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但这种严厉警告在此时已难产生威慑效果，“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诗歌革新者努力的基本点包括：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等等。
二 “朦胧诗”的主要作者
80年代初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青年作者，一般都是“文革”期间就开始写诗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五人，当时经常被看成是朦胧诗的代表作者(注：如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他们的诗合集《五人诗选》。)。他们都在《今天》上发表诗，并在围绕这一刊物所形成的集结中，表现了某些共同的诗歌追求。因而后来也有将他们称为“今天诗群”的。芒克、多多等在白洋淀“插队”就写过不少诗，芒克又是《今天》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但在“朦胧诗”运动中，人们对他们所知不多。这与他们在“朦胧诗”热潮中相对沉默，而他们“文革”间的创作又不被更多读者了解有关。1985年《新诗潮诗集》(注：《新诗潮诗集》(内部交流，老木编选)上、下两册，由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辑出版。上册中收芒克、多多的诗各近三十首。)的出版，芒克、多多等在“文革”中的诗才有较多的汇集。另一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多多等70年代的更带“个人性”特征的诗作，与当时的社会性情感和问题的诗歌主题存在距离。他们的创作在时代潮流的选择中被“遮蔽”。“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在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反思潮流中，并不是所有的主题和表达方式，都会获得较充分的继续生长的条件。除了上举的五人以外，70年代末才开始写作的梁小斌、王小妮等，这一时间也被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
舒婷1952年生于福建厦门市。“文革”时曾在闽北山区“插队”，开始写诗和散文时，得到当时“流徙”在闽西北山区的诗人蔡其矫的指导。70年代末，结识了北方的北岛等作者，成为《今天》的撰稿者，她的诗也开始广泛流传。开始，诗界对她的态度也犹疑不决。不过，在朦胧诗这些有争议的诗人中，她最先得到有限度的认可，也最先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注：舒婷的诗集主要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五人诗选》等。她的《双桅船》出版于1982年，并获得中国作协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1979-1982)。而北岛、顾城、杨炼等在大陆正式出版第一部个人诗集，都要迟至1986年。)她的诗“复活”了中国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的那一线索——而这在50年代之后一直受到“压抑”。舒婷的诗，或借助内心来映照外部世界的音影，或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中国当代读者久违了的温情的人性情感在她的诗中的“回归”，以及人们较为熟悉的浪漫派诗歌的艺术方法，是她的诗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这一写作“路线”，使她的诗从整体上表现了对个性价值的尊重。她也会希望承担重大主题，表达某种社会性问题的“哲理”，但这样的诗(如《土地情诗》、《这也是一切》、《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总是较为逊色。她的抒情风格和方法的艺术渊源，可以看到与俄国的普希金、叶赛宁，印度的泰戈尔，和我国的徐志摩、何其芳等的联系，而事实上，她写诗的最初阶段，也更多地阅读了上述诗人的作品。
舒婷的一些诗，也写青年在“文革”中的心理上的“伤痕”，写迷惘和觉醒的内心冲突对立情感因素的碰撞、纠缠，以及寻求解脱的努力的心理过程。在她写作的那个时期，“历史责任”既是人们的主动承担，也是难以回避的精神压力。这种“不曾后悔”的“承担”，和作为一个需要保护的女子的生活愿望(“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之间的矛盾，是经常触及的主题。在另外一些诗中，又坚决地追求个体(尤其是女性)的人生价值和生命的独立性。用一系列的比喻来强调这一意旨的《致橡树》，常被看作是她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从这样的视角和体验出发，她因此从习见的现象和惯常的审美趣味中，敏感地揭示漠视人的尊严的心理因素。她揭示已“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惠安女子被人忽略的苦难(《惠安女子》)；在同样被当作风景的三峡神女峰上，复活了那美丽而痛苦的梦，表现了对长期受压抑的女性的愤激和忧伤(《神女峰》)。舒婷有的诗不很精炼，有的创新不够。但她的不少作品，语言清新而不落俗套，诗的意象，多采自她生活的地域的自然景物……她偏爱修饰性词语，也经常运用假设、让步、转折等句式，使用表示这种转折的连接性虚词。这都与她对于曲折的情感的表达有关。1982年后，舒婷有一段时间搁笔。三年后再执笔时，诗的内容、形式，出现更明显的“现代”倾向。其后，诗作渐少，更多转向散文写作。
顾城出生于1956年，在“朦胧诗”作者中年龄最小。“文革”发生时刚满10岁。不久，开始写一些几行一首的小诗。曾随父(军队的诗人顾工)“下放”山东农村，在荒凉的河滩上过着孤独的生活，和大自然建立了一种默契。早期的短诗，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意念。但他很快离开了直接观照社会现实的视点，而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感受，在诗中创造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因此，他被称为“童话诗人”(注：这一称号，最早见之于舒婷写顾城的诗《童话诗人》。顾城在国内出版的诗集主要有《黑眼睛》、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五人诗选》，《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作品集》等。另有与雷米合著的长篇小说《英儿》。)。他认为，“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注：《诗探索》(北京)1980年第1期：《请听听我们的声音》。)这种诗观，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现实世界的不可弥合的分裂，不和谐的痛苦，将在诗中得到解决，以实现人的心灵的“绝对自由”。因此，诗的世界，对于顾城来说，不仅是艺术创造的范畴，而且是人的生活范畴。在顾城的诗中，作为这一理想世界的模本，和用来建造这一世界的“材料”的，是未经人类涉足的大自然，和未过多涉世的孩子的心灵和眼睛。事实上，顾城的感知能力，对诗意的敏感，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关切，都是在乡村、在自然中“塑造成型”的。因此，为了对抗他所厌恶的世俗世界，他要在布满“齿轮”的灰色城市，执拗地讲他的绿色的故事，即使他的听众只有天空和海上飞溅的水滴也罢。在诗中，而且在生活中，他都偏执地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实行“自我放逐”；他拒绝(不过也没有准备好应付)“现实”的“入侵”。
同一些青年诗人一样，顾城意识到在当代，诗的语言受到严重污染而变得僵硬，他想清除积垢，努力用明确、简单的词汇、句子来写作。他在一些场合，表达对于惠特曼、洛尔迦的“纯粹”的赞赏。在惠特曼那里，他说学到发现人与世界之间的未知的联系的审美方式。从这点出发，顾城倾向于诗的技巧并非有独立意义，他推崇的是用心去感应事物“本体”的综合能力。他对于超现实的梦境的重视，对于“纯粹”、朴素的词语的追求，都是这一诗歌观念的体现。1987年以后，顾城生活在域外的欧美等国。现实生活和诗的冲突更加尖锐，孩童式的诗意的维持也越发困难。他的诗，呈现了为维护其确立的“姿态”，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然的特征，悲剧的征象已经显露。1993年10月，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他杀害了妻子然后自杀。这一事件，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界广泛谈论的话题。(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始末，以及海内外作出的反应和评论，《顾城弃城》(萧夏林主编，团结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一书有比较全面的搜集。)一些人从文学意义、社会意义、诗学意义、哲学意义等名目来寓言化、深刻化这一“悲剧”，另一些人则直截了当指出，“诗人”的称号和身份，不能用来作为掩蔽罪恶的借口。
江河和杨炼(注：江河出生于1949年。诗集有《太阳和他的反光》和诗合集《五人诗选》。杨炼生于1955年。诗集有《荒魂》、《黄》等。)在“朦胧诗”诗人中，经常被放在一起来谈论。这主要是他们的写作风格在初期有某些共同点。在70年代末，当理解为个人情感表达的“自我表现”，被诗歌革新者作为重要原则提出的时候，他们却倡导体现民族历史的“史诗”意识。江河当时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写出史诗”；杨炼也宣言，“我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时代”，“表现长期被屈辱被压抑的中国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领域的巨大变革”。这一说明，体现在他们最初的那些长诗(江河的《祖国啊，祖国》、《纪念碑》、《遗嘱》、《葬礼》、《没有写完的诗》，杨炼的《大雁塔》、《乌篷船》、《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中。这些为他们所称的“史诗”，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当时的文学主潮一样，通过民族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审察，来思考现实社会问题。以“自我”来归纳民族历史，既是感知角度，也是由这一视角所转化的抒情方式：“叙述者”与叙述的对象在诗中往往重合。纪念碑、大雁塔、土地、山川等，是他们经常用以象征民族历史的时间化的空间形象。由于坚信历史过程中存在痛苦而不屈的灵魂，因而在沉郁悲壮的抒情基调间，又洋溢着创造和变革的乐观。自由体的长诗、组诗，是他们常采取的诗体形式。叙述方式、意象的构成等，可以看到来自包括惠特曼、聂鲁达、艾青等的影响。中国当代政治诗的理性思辨和诗歌词语特征，铺陈排比的句式章法，在这里也得到有选择的延续。但是，“自我”的模糊，对于“历史”感性思考所欠缺的深度和独创性，在越过特定的历史情境之后它们便又显露出空泛的一面。
在经历了英雄主义的“史诗”阶段之后，他们的诗歌追求发生了变化。江河在80年代初曾有四年的沉默，当他再写诗时，已从对聂鲁达、帕斯、埃利蒂斯的向往，转到对汉民族审美特征的探寻。1985年发表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取材于古代神话。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砍树的吴刚等，他们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也作为审美对象化身为自然一部分。诗风与前期有了明显差异：理性的叙说和激情的冲突已经淡化，情绪从喧腾、躁动走向宁静。此后，江河停止了诗歌写作。杨炼没有出现写作上的间隙，他的转变发生在写作过程中。离开了社会性主题之后，也开始从神话传说、古迹、甚至古代典籍取材，来“再现民族遥远的往昔”。他雄心勃勃地构造了一系列的“体系性”长诗，如《礼魂》(由《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诗组成)、《西藏》、《逝者》、《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创作这些有着复杂哲理内涵和复杂结构的大型组诗系统，目的据说是为了表现对于人类生存和精神活动，以及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的关系的阐释。例如，据有的诗评家和作者自己的解说，《礼魂》是一个总体结构，其中的每一组诗是结构中的不同层次：《半坡》表现人类的生存，《敦煌》探索人类的精神，《诺日朗》则揭示人的生存与自然的关系。而每一组诗中又包容若干首诗，每首诗又有若干章节、意象，所有这一切，都是“总体结构”中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至于《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都各有16首，是“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的两个组成部分”。杨炼的这些结构，意象密集繁复，以演绎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的作品，普遍艰涩费解。而以诗的方式来解说诗人对哲学观念、著作的理解的可能与必要，也是普遍提出的疑问。当然，杨炼有很强的想像力和将感觉、理念、情绪加以综合的能力。他偏爱华丽的、修饰性的词语，也讲究诗的音调和节奏感，在一些章节，常能营造出一种悲壮、辉煌的情调。杨炼的这些创作，被看作是80年代文学“寻根”思潮的最早表现，并影响了稍后四川“新生代”诗歌中的“新传统主义”或“整体主义”的创作。
北岛(注：北岛(1949-)在《今天》等刊物发表作品时，也用过原名赵振开和其他的笔名艾珊、石默等。他的作品虽被编入众多的作品集，但在大陆出版的个人诗集，只有1986年的《北岛诗选》。)在70年代初开始写诗，也写过《波动》、《幸福大街十三号》等中、短篇小说。他是《今天》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朦胧诗运动”中，常被看作是这一诗派的主要代表者，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北岛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最突出的是表达一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对虚幻的期许，选择的犹豫和缺乏人性内容的苟且生活的坚决拒绝：“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回答》)；“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红帆船》)；“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祷，/我们决不回去，/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走向冬天》)；……诗的叙说者，在悲剧性的抗争的道路上，不接受安慰、怜悯和布施，而表现了类乎鲁迅所说的“反抗绝望”的态度。北岛诗中的情感，展现了当代中国历史“转折”期“觉醒者”的内心冲突和理想精神。这种在批判、否定中寻找个体和民族再生之路的英雄式悲壮情感，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许多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
80年代初，北岛的写作也有一段时间的中断。这与当时“朦胧诗”的论争有关，更主要是在面对现实和诗艺问题时，需要对原来的观念和方法有所调整。再次执笔，批判、否定的锋芒并未失去，但诗中的社会政治指向已趋于模糊。这有可能是意识到，就人性的本质而言，现实与历史的差异，仅体现为时间上的；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缺陷和弱点的批判，企望能涉及人类历史的普遍本质。他写到英雄的愿望和人的生命平庸一面的冲突，在万花筒般的历史转换中，揭示人的孤立、痛苦的永恒性质，也接触到人类基于种种欲求导致的历史的盲目性。代替《宣告》、《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中所塑造的一代人的“冰山”不屈形象的，是发现“我”“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同谋》)。不过这些诗的感性体验有所削弱；另外，他也仍相信历史的意义，受难者的悲剧意境也仍存在。因此，在一个时期，令人困惑的生存景况，和对悲剧精神的坚持，构成诗的主要矛盾。
北岛开始写诗时，更多受益于浪漫派诗人。他初期的诗，有明显的感情抒写的骨架。诗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确，形成可以作明确意义归纳的象征符号“体系”。他以鸽子、五色花、星星、山谷、天空、浪花等，来暗示一种人性的，值得加以争取的理想生活，以夜、乌鸦、栅栏、网、深渊、残垣，作为对人的合理生活进行分割、阻滞、破坏的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符号确定的内涵和价值取向，虽然会减弱诗的丰富的感性魅力，但在北岛最好的作品里，由于想像的奇特，情感的丰盈和庄严，而得到弥补。价值取向相对立的象征性意象密集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悖论性情境”，常用来表现复杂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冲突。后来，他初期诗的意象和情绪、观念的联系较为单一的格局有所打破，情感更为内敛，更重视感性直觉的表现，诗的结构也更为复杂。不过，当北岛逐渐离开天空、海、岛、礁石、帆、太阳转而发现琐屑庸常生活的“诗情”，当他放弃英雄主义的姿态，代之以调侃、嘲讽和较为冷漠的语调的时候，他却不能如“新生代”的有些作者那么放松。80年代末以后，北岛一直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
三 新诗潮的“新生代”
80年代头两年之后，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还在激动人心地进行，但是，“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实际上已经过去。当时的诗歌界，“复出”的诗人的大多数，写作上已出现停滞的现象，他们普遍难以顺利解决(或没有意识到)诗艺上的矛盾。而“朦胧诗”(或“今天诗派”)作为一个群体，也已“失散”。而且，由于“朦胧诗”的影响扩大，北岛、舒婷、顾城等的诗作，被许多诗歌爱好者模仿，在大量的“复制”中，原来的那种真诚的生命已变得淡薄，而蜕化为形式的、技巧性的制作。这引起对现代诗有着执著追求的青年的不安和不满。
新诗潮向着另一阶段展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一批比起“朦胧诗人”更年轻的作者开始涉足诗歌。他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对于历史，对于“文革”，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况且，在“朦胧诗”“退潮”的时候，社会思潮的状况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相当一致的把握世界的社会政治伦理视角，其重要性也已大为降低。50年代以来所构造的光明与黑暗、美与丑、崇高与邪恶对立分明的世界，在一些人那里，已不再那么清晰，以此作为对事物进行评判的模式，也不再那么有效。世界的复杂性更充分展示在人们面前，“新时期”开始时把握个人和历史进程的确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对于“朦胧诗”后的诗歌探索者来说，诗对社会历史的那种承担，也不再是毫无疑义了。在后起的诗歌探索者看来，当代对中国现代诗的探索，“朦胧诗”仅是打开一个通道，其潜力和可能性远未被穷尽——而当时的诗界，似乎已存在将“朦胧诗”“经典化”的倾向(尽管同时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朦胧诗”仍是“异端”)，这使他们感到忧虑。他们特别感到当代写作者诗歌文本意识的欠缺，而汉语语词的潜能和表达的可能性，有着广阔的发掘和实验的天地。
这样，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和“新的诗人”的出现，就是势所必然。这种出现，采用了一种和“朦胧诗”对抗、反叛的姿态(注：在当时，“pass北岛”(或“打倒北岛”)，是他们中一些人喊出的口号。)。这可以理解为“北岛们”影响的强大，构成了需要大力量才得以突破的“阴影”。但是，这也是本世纪中国不会中断的“传统”：不管什么样的“革命者”，都会采用趋于极端的“断裂”的策略，来尽量夸张、突出分歧，遮蔽之间的联系(这种状况，九十年代也不断出现)。因此，“朦胧诗”后的探索者，将他们自己称为“第三代人”，创作命名为“第三代诗”。其它的称谓还有“新生代”、“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实验诗”(注：据《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第1期(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的《第三代诗会》题记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贝岭编的《当代中国诗38首》(自印)，贝岭、孟浪编的《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的“前言”中，称他们为“更年轻的一代”。牛汉在文学刊物《中国》1986年第6期《编者的话》中，称之为‘新生代’。唐晓渡、王家新编的选收他们作品的集子，名为《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受关注的诗歌现象，要到1984年。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诸如韩东等的有异于“朦胧诗”的作品的产生。1984年以后，“第三代诗”的活动和写作，达到一定的规模。实验性的诗歌社团，“自办”的诗歌刊物纷纷出现。当然也有不少并不结社的写作者。比较著名的诗歌社团(或诗群)，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有上海的“海上”诗群”，有四川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另外，在“朦胧诗”后的80年代，大学里的“校园诗歌”也是诗界的重要构成。表达女性性别意识和独特体验的“女性诗歌”，由于题材、意识和表现方式的新异，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于“第三代诗”的“盛况”，当时有一种可供参考的描述：“1986——在这个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注：1986年9月30日《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自印诗刊诗集的“非正式发行”方式，固然有着“第三代诗”要和“正式”诗界保持距离的意图，更多的是由于“正式”的诗刊诗报对他们的怀疑和拒绝。但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刊物也开始登载他们的作品，并陆续有不多的选入他们的诗作的作品集出现(注：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编辑出版的《新诗潮诗集》下册，贝岭、孟浪1987年编选《中国当代诗歌七十五首》，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牛汉、蔡其矫主编的《东方金字塔——中国青年诗人13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等。)。鉴于诗歌实验者强烈意识到所受的压抑，他们觉得有必要采取一定形式，来显示其存在。于是，在1986年的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说是这一大展“汇萃了1986年中国诗坛上的全部主要”的实验诗派。(注：《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两年后，参与大展策划的徐敬亚，以及曹长青等，在稍作补充后，将“大展”的材料汇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出版。)
作为有一定规模的实验性诗歌团体，南京的“他们文学社”创立于1984年冬(注：据《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的记载，他们文学社创立时间为1984年冬，而1998年5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他们1986-1996》(《他们》十年诗歌选)“后记”，则称《他们》这一民间文学刊物，1985年创办。)，主要的核心成员有韩东、丁坚、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丁当、于小韦、朱文、朱朱等人，《他们》的作者来自不同城市和地区，他们的诗歌风格也互有差异。自1985年至1995年，《他们》共出过九期。据韩东称，“《他们》仅是一本刊物，而非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它没有宣言或其它形式的统一发言，没有组织和公认的指导原则。它的品质或整体的风格(如果有的话)也是最终形成的结果，并非预先设计”(注：《〈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辑。)。“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的，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注：参阅《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韩东撰写的他们文学社“艺术自释”。)。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也一度成为引起争议的诗学论题。
“海上诗群”于1984年秋诞生在上海，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漫流、孟浪、王寅、陈东东、陆忆敏、郁郁等。“海上”的名称与“孤立无援”的诗人所感受到的“上海被推过来”经验有关。他们的诗更趋于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所发生的冲撞和矛盾。诗人们的孤独感，源自生活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无根”的、纷乱的状态所带来的个人精神焦虑，他们试图通过诗歌“恢复人的魅力”。他们的诗作“常常稍带着现代野性式的‘知’性色彩”，“焦虑、绝望、幽默、无奈、反讽的交替运作，使这些诗得以摆脱乌托邦式的远景，而以反抗个人这一基本图像竖立”(注：陈超为《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所写的序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从1984年开始的以后几年里，四川是“新生代”实验诗歌活动最活跃的地区。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现代史诗”的创作。后来，他们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不同的名称来概括他们的艺术追求。整体主义的倡导者有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宋渠、宋炜等，新传统主义的倡导者则是廖亦武、欧阳江河。他们的诗作，与杨炼这一时期的艺术探索有更多的联系。他们的理论主张可以放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寻根思潮中加以考察。对于“传统”的认知态度他们各有差异：有的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磁心”中寻求现代人摆脱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机会，有的则是在对“传统”的回归中，来动摇民族惰性力量所形成的稳定结构，打破“任何外在的、非艺术的道德、习惯、指令和民族惰性的压力”。他们倾向于从南方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取材，以构成一个存在于他们想像之中的、作为他们的精神形式的远古世界——新的现代“神话”。“南方渗透了神秘巫术的地貌，……那一座座痉挛向上的断壁，匪徒般掠夺空峡的棕云，归真反朴的水与城与人，都洋溢着一种酒味十足的反叛气息。太阳跃动在锋利的奥谷之口，闪射着尝试性的、新鲜而怪诞的光芒，它象征古今所有半神半人者，象征物质的诗”。“史诗”作者的创作往往是宏篇巨构，诗中密集着各种典故，浓缩着许多传说，语言运用(语词、句式)上的怪异、艰涩和复杂，都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作品与大多数读者之间存在的巨大障碍，始终是作者与读者都意识到的难以克服的难题(注：这些宏篇巨制式的“史诗”包括：宋渠、宋炜的《大佛》，廖亦武的《巨匠》，欧阳江河的《悬棺》，石光华的《呓鹰》，万夏的《枭王》等。“整体主义”等的宣言和代表性作品，在他们编辑的《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非正式出版物)一书中有较充分的展示。)。
四川的“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于1986年上半年由周伦佑、蓝马等人组织发起(注：根据周伦佑后来的回忆，“非非”作为有关诗歌艺术流派，组织创立的时间是1986年1-5月。见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非非”七年忆事》，《诗探索》1994年第2辑。)。这是第三代诗中惟一有着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诗群。1986年5月出版的《非非》创刊号上，《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周伦佑)、《前文化导言》(蓝马)以及由周伦佑和蓝马共同署名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长文，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主张。这些文章体现了“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构语言的可能的执信”(注：王潮《变构语言的努力——“非非”语言意识浅析》，《诗探索》1994年第2辑。)。在表达这种主张时，“非非主义”杜撰了许多概念。由于认为强大的文化传统对于语言和创造活动的左右与影响，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在内的“创造还原”；并坚持对语言实行“三度程序”的非非处理，包括“非两值定向化”、“非抽象化”和“非确定化”等等。同时，他们还提倡一种“创造批评”。对于“非非主义”的理论和提倡的诗歌方式主要应从其中表达的现实情绪与态度去理解。况且，他们的创作，也很难看出与这些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围绕着《非非》，除了四川的周伦佑、蓝马、杨黎外，还有杭州、兰州、云南、湖北的一些诗作者。
同样诞生在四川，“莽汉主义”在对待“文化”上表现了与“非非主义”不同的态度。他们以“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宣言，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反文化”的姿态。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受到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有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嘲讽的、放荡不羁的叙述者形象，使用随意性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他们的这种“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经常被引用的“莽汉”诗，有《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胡冬)、《咖啡馆》(马松)及《硬汉们》、《中文系》(李亚伟)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创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1985年，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新诗潮诗选》。这部总共有两万余行的诗选，上册收入新诗潮早期13位诗人的作品，下册主要收入80年代以后开始写诗的青年作者的诗。这部诗选，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用以展示新诗潮实绩的选集。“新生代”的诗歌探索，持续地影响着整个80年代中国诗歌的进程。在这一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校园诗歌”，于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股潜流，推动新生代诗歌的探索走向深入。
以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在1985年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女性诗歌”在80年代中期成为第三代诗歌中可观的一部分。所谓“女性诗歌”，是那种“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表达她们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的诗歌。翟永明在80年代创作中所发掘的“黑夜意识”，几乎成为一代女性诗人所钟爱的独特语境。黑夜和黑色的背景成为女诗人一段时期诗歌创作中的基本色调。女性诗歌的作者还有陆忆敏、唐亚平、伊蕾、海男、林雪等。
四、其他的主要诗人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诗歌的分布形态较前一阶段显得复杂。社会发展的商品化趋向，使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见狭窄和窘迫。虽然诗歌社团(或诗歌群体及自印诗歌刊物)仍然大量活跃在“民间”，但其分布范围和主要的运作方式，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间”诗歌刊物有：《非非》、《他们》、《倾向》、《发现》、《现代汉诗》、《南方诗志》、《象罔》、《大骚动》、《标准》、《阿波利奈尔》、《声音》、《偏移》、《阵地》、《葵》、《北回归线》、《北门》、《诗参考》、《小杂志》等等。《倾向》后来移至海外出版，大部分为不定期刊物，一些已停刊。)。诗歌群体在诗歌写作的立场上，不再仅仅以一种简单的对抗意识作为动力，尽管它们的生存也遭遇着各种压力。他们中更多的人所寻求的，是艺术精神独立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这些诗人也开始在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版业的繁荣，近年也有一些诗集丛书得以出版(注：由于诗歌写作本身的多层性，90年代诗集出版情况也比较复杂。不少写诗者自费向出版社购买书号，出版自己的诗作，因此，如果不加分析和挑选地统计这些诗歌出版物，就很难判断90年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成绩。90年代出版的主要的诗歌丛书、诗集有：199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的《后朦胧诗全集》(上、下卷，万夏、潇潇主编)；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共六册，谢冕、唐晓渡主编)；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的《海子诗全编》、《骆一禾诗全编》、《顾城诗全编》；1997年改革出版社的“坚守现在诗系”(欧阳江河《透过词语的玻璃》、翟永明《黑夜里的素歌》、西川《隐秘的汇合》、肖开愚《动物园的狂喜》、陈东东《海神的一夜》)；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诗人自选集”(陈东东《明净的部分》、西川《大意如此》、欧阳江河《谁去谁留》、王家新《游动悬崖》)；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谢冕主编，已出版八册，包括翟永明《称之为一切》、王小妮《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唐亚平《黑色沙漠》、海男《是什么在背后》、林雪《在诗歌那边》、蓝蓝《内心生活》、阎月君《忧伤与造句》及傅天琳《结束与诞生》)；199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臧棣《燕园纪事》、张枣《春秋来信》、孙文波《给小蓓的俪歌》、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黄灿然《世界的隐喻》)。)这中间，一部分从8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诗人——他们都曾是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潮流(或诗群)中的活跃分子——继续活跃在90年代诗坛。相应于变动着的社会生活和审美取向，他们的写作也经历了内部的调整，并逐渐找到了各自的创作风格。
海子(注：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1964年5月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正式出版的海子诗集有：《土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周俊、张维编，南京出版社1991年)、《海子的诗》(西川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及《海子诗全集》(西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自大学期间开始写诗，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论文等。尤其是1984年-1989年的五年中，写下了二百余首抒情诗和七部长诗，后者被称为“《太阳》七部书”。他去世之后，作品才得以单独出版，并引起研究界的重视。海子的抒情短诗有浪漫的、梦幻的色彩，他将自己童年与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经验，凝结成一个质朴、单纯的世界：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是海子诗中经常出现的、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海子赋予这些意象以新诗意，使它们与现代社会的个人经验产生了联系。但海子并不满足于写短诗，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理想合一的大诗”(注：参阅《倾向》1990年春第二期“海子、骆一禾一周年祭”专集。)。出自这种理想，海子在他诗歌生涯的后期致力于长诗的写作。曾经单独出版的长诗《土地》是“太阳七部书”中的一部分，它拥有一个大型的象征体系，由生动的灵兽和诗歌神谱组成；长诗的主题涉及人类在当代的整体命运。诗人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注：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见《海子诗全编》。)。长诗中熔铸着诗人灵魂的王子形象，是受难、承担和自我牺牲的主体化身。尽管海子的长诗至今没有得到批评界的进一步研究，但他的诗歌理想和他为此付出的青春与生命的代价，在许多读者中得到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90年代的中国诗歌产生了影响。
骆一禾(注：骆一禾(1961-1989)，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发表诗作。在北京的《十月》杂志任职时，曾主持《十月之诗》栏目。1989年5月31日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去世，年仅28岁。生前发表诗作几十首，并有未发表的近两万行诗作及数万字的诗论、小说，这些作品在90年代先后汇编出版。骆一禾诗集有：《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世界的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周俊、张维编，南京出版社1991年)、《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的创作在诗的体制上，主要有短诗、百行诗、组诗和长诗四种，其中包括两部巨制长诗《世界的血》、《大海》。骆一禾抒情诗的主题基本上表现为对于爱、生命、青春的肯定和赞美，而他的长诗则反映了一种整体性的建构努力。与海子一样，骆一禾也将长诗的实践建立在对于世界、人类及民族历史等因素的总体把握之上。骆一禾是海子诗歌卓越的阐释者，对于中国诗歌的前景和诗人的任务，他提出了“修远”的命题，显示了诗人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邃而沉潜的人格品质。
西川(注：西川，原名刘军，祖籍山东，1963年生于江苏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诗集有：《中国的玫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隐秘的汇合》(改革出版社，1997年)、《大意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虚构的家谱》(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西川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早期的诗歌注重抒情的纯净性，题材涉及自然、爱情的质朴和善良品性。1989年，他的两位诗人挚友海子和骆一禾的相继辞世，以及社会生活的动荡，给西川的精神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写作也发生了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写单纯而质朴的诗歌，而是将个人的遭遇展开，联通他人与时间，在此基点上揭示出抒情主体“我”的生成过程，也揭示诗歌的虚构性，在诗歌方式上也发生从歌唱的诗歌向叙事的诗歌过渡，组诗《厄运》、《芳名》体现了这种取向。但西川认为，所谓“叙事并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他自己称这种转向为熔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于一炉的“综合创造”(注：西川《大意如此·自序》。)。总体而言，西川是一个注重诗歌创作广阔文化背景的诗人，他渴望在自己的诗歌中实现一种复杂性、矛盾性与含混性，由词语、意象衍生出富于抒情与沉思意味的文化想像。这使西川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和热烈的抒情性，其总体的语调是高昂有力的，体现了诗人对诗歌感染力的追求。西川还是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较早的提倡者。
翟永明(注：翟永明，1955年5月生于四川，1980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诗集有：《女人》(漓江出版社，1986年)、《在一切玫瑰之上》(1989年)、《翟永明诗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黑夜里的素歌》(改革出版社，1997年)和《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随笔集有《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4年完成的组诗《女人》，是近二十首诗的结构完整的组合，它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经验的细腻复杂的方面，揭示了女性内在气质的历史构成性及其独特的精神品质。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历程的呈现，《女人》事实上致力于创造一个现代东方女性的神话：以反抗命运始，以包容命运终”(注：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诗刊》1987年第2期。)。从艺术角度看，组诗虽然受到了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启发，但翟永明在语言运用和结构意识上，更接近同时代中国当代诗人的追求。1985年完成的长诗《静安庄》是又一部重要的作品，它承续了《女人》的自我寻根和成长的主题，并将个人成长和青春性的焦虑溶入到古老的土地象征和时间的命运循环主题之中。在80年代，翟永明几乎每年都有一部长诗发表，如《死亡的图案》(1987年)、《称之为一切》(1988年)、《颜色中的颜色》(1989年)等。九十年代初，翟永明一度旅居美国，1992年回国后写作的《咖啡馆之歌》、《莉莉和琼》、《祖母的时光》、《脸谱生涯》、《小酒馆的现场主题》、《十四首素歌》等，诗风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注重内心情绪和生命经验的挖掘，转向对现实生存场景的描摹和评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翟永明的诗歌中，一直贯穿着独立的个人视角与谦恭的交流意识，这使她区别于那种将女性诗歌夸大地理解为自我独白的创作，也使她的诗歌写作具有内在的发展轨迹。
欧阳江河(注：欧阳江河，1956年生于四川泸州。诗集有：《透过词语的玻璃》(改革出版社，1997年)、《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在诗歌写作的同时，欧阳江河还致力于当代诗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和写作。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这部长诗显示了欧阳江河的才华和雄心；虽然它的晦涩与庞杂也引起许多非议。这之后，欧阳江河写出了一系列组诗、长诗和短诗。短诗《汉英之间》、《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去雅典的鞋子》，组诗《最后的幻象》，长诗《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雪》等，是他近年来的优秀之作。欧阳江河被看作是当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代表诗人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诗作不以单纯的抒情和哲理为主题性目标，也不以想像为特色；而是以一套复杂语码，传达了丰富曲折的心智，并发表了他理性的、思辨的述说风格。他的部分诗歌，用语繁复，语势出人意料，诗意富于玄学色彩。诗歌主题触及生存现实、死亡、政治道德等的省察与沉思。
王家新(注：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1978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并开始诗歌写作。诗集有：《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随笔集《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对隐秘的激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编选《叶芝文集》(三卷，东方出版社，1996年)。)是在诗歌道路上经历了较大变化和实现过自我调整的诗人之一。他前期的部分短诗，如《空谷》、《醒悟》、《蝎子》等，善于捕捉到生存经验中一些微妙的情境，具有冥想气质。这种沉思、冥想的气质，保持到后来的写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创作了《瓦雷金诺叙事曲》、《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词语》、《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等作品，标志着他的诗风的又一次转变。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表达“承担”的经验的诗：它们借助吟咏的对象，抒写了一种对于社会转向作用于个人生命的难以承受的处境的体验。接受当代世界诗歌发展的启发，王家新还创作了一系列在特征上非诗非散文的“诗片断系列”(《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等)。他旅居国外的生活素材，写进《布罗茨基之死》、《挽歌》、《伦敦随笔》等诗作中。王家新善于从他所喜爱的文学大师如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叶芝、布罗茨基等人那里，汲取营养，并将自己的文学目标定位在对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点上。在诗歌写作的同时，王家新还写作了大量的诗学论文，对当代诗歌现象和诗学追求，进行思考与评述。
于坚(注：于坚，1954年生于云南昆明。曾当过工人。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诗集有：《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随笔集《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他的长诗《0档案》曾被改编为诗剧在北京上演。)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与韩东等诗人创办《他们》，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诗歌创作之余，于坚还写作诗学随想与诗歌批评论文。于坚与生活在北方的一些诗人，在诗歌倾向上有较大差异。他坚持用口语写诗，坚持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备有力的强度，如同旋律急促的现代音乐。在90年代出版的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这种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提炼温馨、朴素的诗意的创作倾向得到加强。《避雨之树》、《感谢父亲》、《弗兰茨·卡夫卡》、《怀念之二》、《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是其中引人注意的作品。他带有很强实验性质的长诗《0档案》，其独特的诗歌内容、诗体形式和词语组织方式，得到一部分读者的赞赏，也受到另一些人的非议。但从诗人的创作历程看，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作。于坚在写诗过程中还写作诗论，结集为《棕皮手记》。
80年代末以来，具有“新诗潮”取向的、活跃在诗歌界的诗人，还有陈东东、韩东、臧棣、肖开愚、张枣、孙文波、黄灿然、张曙光、伊沙、钟鸣等。陈东东(1961-)80年代初开始写作，他的诗虽以大都市上海为背景，但蕴涵着古典诗歌的韵味，有一种“唯美”的色彩。《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雨中的马》、《形式主义者爱箫》等，是富于特色的作品。张枣(1961-)在80年代开始写诗。现旅居德国。在新诗潮诗人中，他是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意蕴者之一。他不避古诗常用的语词、意象，像镜子、花、鸟等；有时也直接使用古汉语语词，但总是传达了一种新的情致。在逻辑上缺乏关联的语词和句子之间建立起感性的、联想的组合，是他常用的方法。臧棣(1964-)在写诗的同时，也从事诗歌批评、研究工作。他坚持修辞技巧的训练对于诗歌写作的重要性，将诗歌传达当代经验的能力推进到包括抒情等在内的领域。他强调一种“可能性”的诗学，因此而积极评价90年代一些诗人在诗歌叙事性、反讽意识和戏剧性等方向展开的探索。他的作品，记录了诗人对当代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对当代人内心世界的剖析。肖开愚(1960-)曾被归入“四川诗人群”，但却可以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游离分子。在80年代末，最早在文章里明确提出“中年写作”(《洞开、抑制、减速的中年》，《大河》1989年第7期)。当第三代诗人普遍地把“反崇高”作为诗歌目标时，他则坚持把“美丽”、“崇高”作为当代诗歌的最高境界。他90年代的诗，注重用修辞的戏剧性来改造诗的抒情性，对日常细节也保持一种充分的敏感。张曙光(1956-)的诗歌生涯开始于80年代中期。他明确意识到当代诗歌在经验的精确性上存在严重不足，而努力想矫正这种缺陷。他也关注日常经验的提取，但并不把返回日常事物看成诗歌的终极目标。认为诗人对日常事物的审视和挖掘之后，更重要的任务是对日常经验的升华。这种内在的态度构成他诗歌的基本视角：在精确描写日常事物的同时，建构一种冥想的、沉思的，有时甚至是玄学的经验氛围。韩东(1961-)1984年主持创办了重要的诗歌刊物《他们》。80年代的创作保持了一种冷静的、个人化同时又富于诗意的抒情性，并且更直接地掺入对日常生活的感觉。他的诗学主张在一部分青年诗人中很有影响。他著名的“诗到语言为止”的命题，旨在反对朦胧诗人所扮演的“历史真理代言人”的角色以及他们强烈的社会意识。他主张当代诗人应更直接、更具体地反映人的生活情状，诗人的责任在于对日常事物保持审美的敏感，并用“口语化”来改写当代诗歌语言。90年代，主要精力用来写作小说，但同时也写出了一批有特色的诗歌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