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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浪漫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欧那尼》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即一八三〇年，法国有一本小说出版。这本小说的作者似乎时运不济，写的书老是滞销，其中一本叫《论爱情》的书上架十年总共只卖出十七本，因此出版商拿到这本小说书稿时只勉强同意印七百五十册。但正是这部小说，成了世界文坛现实主义大潮汹涌而来的第一个标志。它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
我们不想评论这本小说，但它的出现所包含着的象征意义，却值得细细体会一下，以作为进入新的论题的开端。首先，我们看到，浪漫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和现实主义代表作的出世发生在同时，这说明这两种文艺思潮在同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重叠相交。其实，在《红与黑》出版的几年之前，司汤达就已写过一本《拉辛与莎士比亚》的小册子，抨击古典主义，为浪漫主义张目。他在书中说“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因此感动了他们同时代的人”。这分明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竖起了现实主义的路标，表明了两者的溶接。其次，《红与黑》一出现就显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明显区别，就以《欧那尼》的作者雨果来说吧，他对《红与黑》的评价竟然是：“我试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后来对司汤达表示欣赏的，是名震文坛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应该说，这多少与文艺思潮的归属有关。再次，《欧那尼》是一出戏，《红与黑》是一部小说，当浪漫主义在剧场中取得胜利的时候，现实主义却向长篇小说的领域迈开了步伐。黑格尔是十分重视文艺样式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和文艺思潮的关联的，今后的历史证明，批判现实主义最丰硕的果实果然出产在《红与黑》开拓过的长篇小说的园地里。
当然，现实主义并非源发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从我们叙述戏剧理论史的开端亚里斯多德起，延绵承续，不绝如缕，而到了启蒙主义者狄德罗等人那里，更是发扬弘广、流溅有声了。即便是在围着绝对理念转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体系里边，我们也能发见许多现实主义的踪影。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种种条件使它有了奔泻汇流成大潮的趋势。
当时的欧洲就象遍地着了火。情绪热烈的法国人民先在七月革命中推翻了波旁王朝(这与《欧那尼》事件是紧相衔接的)，接着又有里昂等地的几次工人起义和二月革命；英国也正值多事之秋，延续十年的宪章运动使大英帝国在整个四十年代都处于激动之中；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都是口号声、刀枪声不绝于耳。这中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有工人运动，有民族战争，当然，又伴随着统治者对内的镇压和对外的扩张。其中工人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东边，辽阔的俄罗斯大地虽然还被封建农奴制的冰雪覆盖着，但是自由、解放的暖风也阵阵吹拂过去，于是就有一批不怕带着锁镣踏上西伯利亚泥途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站出来了。全面的动荡使生活面极大地展开了，而且把生括的底层本质也翻抖了出来；深沉的黑暗把一些愤世嫉俗、感觉灵敏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要揭露这种黑暗，刺破这种黑暗；自然科学家们的大量发现，哲学家们的神思妙想，给他们带来了解剖这个世界的新武器、新方法，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柱给他们带来了思考、反映、揭露的力量——于是，现实主义适逢其时，蔚成气象。以他们特有的思想武器来暴露黑暗，力求写得真实、深切、广阔，便是当时许多作家的共同特点，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曾这样来说明他和他的同道们的创作态度：“把他的一切所见闻、所了解、所知悉的写到他的文章中。而且对于亲长朋友都没有例外，用虐酷的公平态度，赤裸裸地写出他所爱或所憎过的人的心状。为增加效力起见，也不拒绝采用夸张”。(《海上纪行》)这就替现实主义画出了一点眉目。
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多得不可胜数，举其佼佼者，法国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英国有狄更斯和肖伯纳，俄国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挪威有易卜生。这中间，以戏剧家身份(或兼以戏剧家身份)出现的是肖伯纳、果戈理、契诃夫和易卜生。在小说领域，最高成就的取得者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在戏剧领域，最高成就的取得者是易卜生。
以提倡自然主义闻名于世的法国作家左拉就其基本创作倾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把现实主义引上了自然主义的岔道。他曾在一八七三年《〈岱雷斯?赖根〉序》、一八八〇年《戏剧上的自然主义》等论文中论述过自然主义的戏剧主张，认为戏剧再也不必纠缠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论口号之中了，这些主义都不能不崩溃，时代要求戏剧成为人生的实验室，成为对人类的一种探索；和科学家一样，戏剧家应该对自然和人进行“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放弃想象、理想、抽象，只是再现“真正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日常生活中的相对事物”，再现“人生的片断”，让观众思考人生的真实。左拉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很有影响，在戏剧领域里也很快引起了反响。一八八七年巴黎安图昂(1858—1946)等人创办“自由剧场”，形成了一个自然主义的戏剧流派和实验场地。“自由剧场”上演过列?托尔斯泰、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人的剧作，其中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一八八八年)可称为自然主义戏剧的第一部代表作，斯特林堡是一位由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后又转向象征主义的作家。
自然主义戏剧流派的戏剧主张更明显地体现在舞台艺术上。与安图昂有联系的戏剧家让?柔琏曾说：
演员必须表演得好象在家里生活一样，不要去理会他在观众中所激起的感情：观众鼓掌也好，反感也好，都不要管；舞台前面必须有一面第四堵墙，这堵墙对观众来说是透明的，对演员是不透明的。
这里所提到的“第四堵墙”，在后来体验派的表演理论中曾成为一个重要术语。这种表演理论虽也源远流长，却以自然主义戏剧流派的涌现为新的起点。
法国巴黎的“自由剧场”于一八九二年关闭，但它的影响却留存下来，并扩展开来了。例如德国也曾以它为榜样于一八八九年创立了一个“自由剧场”，英国则于一八九一年创立了一个“独立剧院”。德国出现了代表作家霍普特曼，英国出现了肖伯纳，而英国后来又影响到美国，出现了奥尼尔。
总的说来，自然主义戏剧流派对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重要代表作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一生，始于浪漫主义而归于象征主义，但主要是在创作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他以严谨的戏剧手法，在剧本中提出并表现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并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进行细致的探讨，大胆的揭示，最后往往以改良主义的“反叛精神”否决掉流行的社会伦理观念，从而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易卜生在英国的宣扬者和卫护者肖伯纳本身也是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他与英国剧坛上的唯美主义背道而驰，以幽默的笔调批斥社会的痼疾，不太重视一般所谓的“戏剧性”，不惜在戏里进行大段说教，长时间的论争。这是他那种迫切的积极入世思想所导致的，在艺术方式上虽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一脉相承，但却因做得过份而远逊于易卜生那些深刻而不失精致的道地戏剧。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在俄国显得特别繁荣。果戈理一反当时以传奇剧和通俗笑剧为主要内容的剧坛时习，以《钦差大臣》一剧狠狠地揭露和嘲笑了俄国官场。比他晚半个世纪出生的剧作家契诃夫以平缓而沉重的笔调，蕴藉而高超的艺术腕力，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前夜的莫名苦闷和朦胧求索，他对“内在戏剧性”的追求，把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又推向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果戈理和契诃夫中间，还曾出现过《大雷雨》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一位善于在剧中烘托社会气氛的现实主义戏剧家。通过十九世纪一系列戏剧家的努力，俄国的民族戏剧就在现实主义的基地上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了，从而开启了二十世纪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新的戏剧繁荣时期。
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生辛勤地埋首创作，很少顾及理论，有的还以为理论未必有助于他们真实地反映生活，因此，现实主义作家中几乎没有出现象狄德罗、莱辛、席勒这样兼及一代创作高峰和一代理论高峰的人物。
比较之下，在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中，肖伯纳(1856—1950)的戏剧观念发生过不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反对过于讲究和雕镂戏剧的情节结构，主张在反映熟悉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不要违避宣传和说教。他的最重要的戏剧论著《易卜生主义精华》，在介绍和推崇易卜生的同时阐述了他所信奉的一些现实主义的戏剧原则。肖伯纳说，易卜生写的是熟悉的场面而不是怪异的场面，在易卜生剧作中没有莎士比亚剧作中那些骇人听闻的情节，而只有我们自己的普通遭遇，结果，“他的戏剧对我们来说远比莎士比亚的重要”，因为它们能使我们产生现实的刺痛和兴奋，并由此预见将来的生活。戏剧中应该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如果问题重要、新鲜、富于说服力，或至少叫人感到不安，则剧本就是好的。不管怎样，一个其中没有议论、没有问题的剧本已经算不了严肃的戏剧创作。”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过去习惯的戏剧技巧也得变，肖伯纳主张以机巧的话锋代替伪饰、矫情的趣味。
在理论家中，俄国几位勇敢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阐发系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时也论及戏剧。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一部历史剧的批评，写下了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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