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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依靠破产农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迅速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在俄国依然存在，地主照旧盘剥农民，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破产和贫困的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断欣起起义的怒潮。农村的情况引起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注意，七十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但是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这一事实，企图在半封建的农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错误理论的指导和不了解农村实际，他们在农村的宣传活动遭到失败。八十年代，民粹派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害。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的富农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义，阻碍着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七、八十年代，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经济斗争。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从此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仍是主流，并取得了进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感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复杂，在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反抗情绪的影响下，对贵族地主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势力提出更强烈的批判，更注意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苦难。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长篇小说继续繁荣，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反映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思想分野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上。谢德林继承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主办《祖国纪事》(1884年被查封)，他的讽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托尔斯泰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他一方面无情抨击土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宗教的博爱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暴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同情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但是他渲染城市下层人物的消极颓丧的一面，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攻击革命运动。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主要表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
这一时期民粹派中间也出现一批作家如格列勃·乌斯宾斯基(1843-1902)、纳乌莫夫(1838-1901)等。他们的小说和特写描述农村的贫困，揭露富农的剥削，但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看作偶然现象，美化农民公社制度下的宗法关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1843年他从彼得堡工程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代他参加了反专制农奴制的进步小组，曾在小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因此于1849年4月被捕。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1859)，他的反动的“土壤”派理论逐渐形成。他认为俄国的“土壤”不适于宣传革命斗争，因为人民是笃信宗教和顺从、忍耐的，只要贵族阶级也接受人民的道德与宗教观点，就可以使两个对立的阶级和解，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1859年他回彼得堡后，在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他的作品反映了被封建资本主义势力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落贵族、城市贫民和潦倒的知识分子等)的挣扎、彷徨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虽然具有强烈批判的成分，但也包含着许多消极和反动的思想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穷人》(1846)采用书信体裁，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同情被地主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他为了帮助她，自己搬到贫民窟，省吃俭用，由于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杰符什金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这部作品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之后，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小人物”，绘出了彼得堡穷人的悲惨的生活画面。作者着力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精神高尚，却又把他们描写为神经质的、病态的人，对生活悲观绝望。小说具有悲剧性抒情风格，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调，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顺从、忍耐等反动观点的萌芽。
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部长篇小说描写贵族资产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和一些受他欺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公爵在青年时期为了夺取某工厂的财产，诱骗并遗弃了厂主的女儿，使她流落在彼得堡贫民窟。作者着重写了公爵和厂主女儿的私生女涅莉的悲惨命运和病态心理。此外，公爵为了使自己的儿子阿辽沙和富翁的女儿结婚，破坏了阿辽沙和管家的女儿娜塔沙的爱情，欺侮了管家一家人。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被欺凌与被侮辱者寄予同情，但充满阴暗、悲惨、呻吟的调子，宣扬对富人的罪恶也要加以宽恕，以及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受苦受难之中的反动观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1866)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深刻矛盾。小说叙述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起初他觉得“杀死这百无一用、像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后来受到“良心”谴责，陷于半疯狂的痛苦中。他遇到醉汉马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得知她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竟走上街头卖淫。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感动了拉斯柯民终夫。于是他去官府自首，并走向“新生”。这部小说描叙了彼得堡社会中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其中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动机的分析。作者指出，主人公受到“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影响。但作者的批判是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而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难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写成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实质上是宣扬同黑暗现实妥协、甘受奴役这一反动思想。作者还企图以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这是毫无根据的。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有《白痴》(1869)、《群魔》(1871)、《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等。《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处境。另一方面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传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和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群魔》集中地攻击和诽谤革命者，虽然它也讽刺了自由派。《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作者最后一部作品，它刻画贵族地主卡拉玛佐夫一家贪财好色的卑劣性格，鼓吹只有基督教的宽恕和仁爱才能解除人类苦难，洗涤人间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有很大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他的作品中的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显得更加突出。但也必须注意到，虽然他为读者设计了一条错误的屈从的道路，但他那些反映现实的篇章仍可以使人看到俄国的黑暗面，激起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1826-1889)，笔名谢德林，生于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钻研过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和别林斯基的著作。后来他作了政府官员，1848年发表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中篇小说《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遭到流放。七年流放使他熟悉了俄国外省官场的内幕，接触到在官僚制度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1856年，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谢德林回到彼得堡，曾先后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副省长，惩办贪官污吏，保护农民。1863-1864年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现代人》杂志。1868年辞去官职，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祖国纪事》，专门致力于文学工作。《祖国纪事》在七、八十年代始终捍卫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谢德林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小说、寓言性的童话。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谢德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又用童话的形式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
《外省散记》(1856)是谢德林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一部特写集。他用幽默讽刺笔法勾画了许多外省官吏的肖像，暴露他们掠夺人民的种种无耻行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评〈外省散记〉》一文，对它评价很高。
农奴制改革后，谢德林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他写了许多讽刺特写和小说。短篇小说集《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夫人》(1863-1874)揭露自由主义政客在维护祖国利益、发展文化的幌子下掠夺人民，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是一部用县志形式写成的讽刺作品，以夸张和幻想的艺术手法概括了俄国专制统治者的典型特征。
长篇小说《戈洛夫寥夫老爷们》(1880)是谢德林的代表作。他通过一个地主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展示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和必然走向灭亡的前途。女地主阿林娜·戈洛夫廖娃掌握大权，是全家唯一精明能干的人物，她的生活目的就是掠夺土地，扩充家业。农奴制改革后，她不能适应新的经营方式，当权力被次子犹杜什卡骗取后，她感到精神空虚，不久死去。长子斯捷潘是个无赖，幼子帕维尔是阴郁的厌世者，他们放荡酗酒，先后凋亡。犹杜什卡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在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他逼死了家庭的不少成员，整天盘算着吸吮农民的血汗，是一个“话匣子、撒谎者和流氓”，“彻头彻尾的俄国式的伪君子。”列宁常用这个形象批判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第三代的地主子女更加无能和堕落，相继夭折。全家只剩下犹杜什卡一人，他的家业衰落了，他的精神也趋于崩溃，最后暴死。
这部作品写于改革以后，和屠格涅夫写贵族之家时所用的柔和笔调不同，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彻底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性，辛辣而深刻地描述了其心理状态和精神特点。小说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死亡；书中对庄园风景的凄凉暗淡的描绘，以及笼罩着全书的阴郁紧张的气氛，都烘托出地主统治必然崩溃的主题思想。
谢德林晚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寓言。《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1869)写两个将军漂到荒岛，不肯劳动，几乎饿死，后来发现一个农民，便命令他去找食物，又怕他逃走，叫他自己把自己捆在树上。作者揭露了官僚贵族掠夺和寄生的本性，同时也不满意那个任凭将军奴役的农民。谢德林在作品中时常描写这一类的农民形象，为此曾遭到一些人民“保护者”的攻击。他则反驳道，对于不觉悟的农民“谈不上同情；而假如他们愿意摆脱不觉悟的状态，那么同情他们就完全正确了”。应该说，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写到农民的“愚昧”时，既有低估人民群众的反抗性的一面，又有“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想以此鞭策人民觉醒起来的一面。《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1884)写一条鲫鱼宣传博爱，向残暴的梭鱼乞求和平，结果还是被梭鱼吃掉。这则童话戳穿了自由主义派向反动统治者谋求妥协的丑态。谢德林的童话主要作于黑暗的八十年代，富于政治色彩和战斗精神。
谢德林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中对俄国专制农奴制社会的揭露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列宁说：“不时在《真理报》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及‘旧时的’民粹民主派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对《真理报》的25000名读者说来，这是恰当的、有意义的；而且可以从另一方面、用另一种口吻阐明工人民主派的许多当前问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旧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曾专门写过七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出发，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各种错误论点；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托尔斯泰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指明，这面镜子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非常突出地晃示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又充分体现了它的弱点和局限。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伯爵家庭，长大后承袭了爵位。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并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1852年他到高加索从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亲眼看到沙皇军事机构的腐败，对贵族社会表示厌恶。1856年退役回家，次年和1860年两次赴西欧旅行，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西欧的现实促使他同样地憎恶资本主义的“文明”。此后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主要是从事创作，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农村改革，继续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
按世界观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创作的前期。1852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童年》，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少年》(1854)、《青年》(1857)合成自传性的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写贵族少爷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尼古连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阶级的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洗涤自己的灵魂，追求“人生的真谛”。作品从道德的角度揭露贵族社会，同时却又美化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具有某些自传性成分。它描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博爱”出发，为农民盖房子，实行减役减租，幻想用这类办法把农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终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
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使托尔斯泰获得了声誉。他用俄国士兵的勇敢去对照贵族军官的腐败，以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但他对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同时，他只是从贵族立场出发来赞扬士兵的爱国精神。
1855年末，托尔斯泰前往彼得堡，认识了《现代人》杂志的一些进步作家。185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卢塞恩》。这是他根据旅行西欧时在瑞士风景区卢塞恩的见闻写成的。小说谴责了英国绅士们对一个流浪歌手的欺凌。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虚伪的。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资产阶级带来的进步。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里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既对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满，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是他幻想靠所谓的“世界精神”使人们“互相亲近”，使矛盾变为“无限的和谐”。正如他在《卢塞恩》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错误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着农奴制问题的斗争日趋尖锐。托尔斯泰同革命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主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托尔斯泰反对这种革命观点。1860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现代人》杂志。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他大为失望。他说，改革“除了许诺以外，别无他物”。他在担任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时，“对农民表现了特别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贵族的“切齿痛恨”。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
改革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推行启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庄园中兴办小学，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1862-1863)。1863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哥萨克》，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抛弃城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朴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个哥萨克姑娘的恋爱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为山民们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脱离上层社会，返回自然。这说明作者对贵族阶级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奥列宁这个形象，同作者已往的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痛苦探索。
1863年起，托尔斯泰停止办学，埋头于文学创作。六十和七十年代，他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从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最后写到1820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全书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它又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揭露和谴责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钩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特别是对库拉金的女儿爱伦的荒淫糜烂生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他竭力美化罗斯托夫一家那种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和包尔康斯基一家那种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他还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出身名门，但他鄙视上层贵族的庸碌，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他当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后来受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和神秘，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思想。1812年战争时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投入鲍罗金诺会战，身受重伤，临死前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尔·别祖霍夫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在战争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企图刺杀拿破仑，被俘后，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后来他和罗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从此更致力于宣扬博爱精神，但周围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他不满，最后他参加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式的判逆思想。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着重宣扬的是“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他企图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同革命民主派抗衡；就连他用诗意笔调描绘的娜塔莎终于以贤妻良母为归宿这一情节，也是为了说明他反对革命民主派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切都表明作者仍然是站在贵族立场去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的。
小说很注意描写人民群众，赞扬他们在抗击法军入侵时的爱国精神。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托尔斯泰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帝王将相。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这个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作者对这种落后农民的歌颂，正反映了他自己在后期大肆宣扬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的问世，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新发展的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矛盾的更集中的表现。起初，他只打算写一部家庭生活小说，叙述一个已婚女子的不贞和由此产生的悲剧。但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冲击着许多阶级和阶层，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引起作者的注意，促使他大大扩充了原来的构思，引进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提出很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列宁曾经引用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认为，“对于1861-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列宁并且解释道，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而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托尔斯泰极不愿意看到的资产阶级制度。应该说，这一切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小说是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的。一条是贵族妇女安娜，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围绕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作者对上流社会、官僚贵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画。另一条线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作者通过列文对事业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广泛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农民、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
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人物。她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安娜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她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从而违反了“爱”的教义，作者才让她饱受折磨，并使这一形象蒙上一层罪人的色彩。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全书的题词，也透露了他对安娜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安娜应当受谴责，但是上流社会比她更坏，根本不配惩罚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尔斯泰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同时却又鼓吹“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列文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用二十个戈比就可以买到的”资产者，反对地主采用西欧方式经营田庄。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他主张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以诱使农民更多地干活。照他的说法，这样“农民好一些，我们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他的改革还是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宗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从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后期的某些宗法制农民观念这时已开始形成。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托尔斯泰创作后期的起点。这时，俄国的阶级斗争又趋激烈。农民在“解放”中本来就遭受了一连串的掠夺，濒于破产，现在又遇上连年歉收，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与瘟疯。农民被迫奋起抗争。1879年农民暴动席卷欧俄二十九省。1880年又增加到三十四省；同时，年轻的无产阶级也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了。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汇合，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唤起了托尔斯泰的注意。他在1878年就感到，民粹派薇拉·查苏里奇刺杀彼得堡总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他本人也加紧社会活动，遍访大教堂、修道院，同主教、神甫谈话，出席法庭陪审，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调查城市贫民区等，这一切使他更加认清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的腐朽，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在《忏悔录》(1879-1881)里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变化作了概括：“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
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世界观仍然包含着显著的矛盾，既有强有力的一面，又有极软弱的一面。强有力的方面是，“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反映了1861到1905年这个时代的俄国社会情况；反映了当时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生活和痛苦、他们的愤怒和自发的反抗；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而托尔斯泰的软弱方面，则是他狂热地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爱”等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学说。
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矛盾，而是体现着千百万俄国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由于“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但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结果他们大多数人斗争不够坚决，甚至只会祈祷和哭泣。托尔斯泰的学说综合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群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所以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且号召俄国人民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以便更好地认识敌人和看清自身的弱点。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论文《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1886)及《宗教神学批判》(1880)中，在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和《教育的果实》(1886-1889)中，都表达了他转变以后的观点。
最充分地反映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矛盾的，要算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他起初的构思是以一件诉讼案为基础，写一本道德教诲小说。但在十年创作过程中，他数易其稿，主题前后迥异，最后写成一本表现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意义很强的社会问题小说。它对俄国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可以说，这部书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总结。
《复活》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后遗弃了她，使她备受凌辱，沦为娼妓，最后又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受到良心谴责，决定赎罪，为她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使她重又爱他。但她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终于同一个“革命者”结婚。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反映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事，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刑。接着，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宦：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始的。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者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教会不过是沙皇的另一种统治工具。因此，不但书中的这类描写被审查机关砍掉了许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
本书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此外，小说对资本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祸害也作了揭发批判。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是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复活》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也就在这里。
同时，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在这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爱的宗教”等麻醉人民、瓦解斗志、取消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毒素。在小说结尾，他甚至干脆搬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的反动教义。此外，书中对革命和革命者形象都作了严重歪曲。
1905年前夕，托尔斯泰写了短篇小说《舞会以后》(1903)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抨击沙皇军队和政府的暴虐专制。1905年革命后，他既否定这次革命，又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俄历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并善于创新，而不墨守惯常的艺术格式。他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历史问题，艺术表现领域极为广阔。他擅长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善于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使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的语言精确、鲜明，能够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但是，有时托尔斯泰的反动说教损害了他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结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8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境况，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并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契诃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新的生活，但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绪。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都是短篇。《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笑话，实际却嘲笑了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苦恼》(1886)、《万卡》(1886)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对“小人物”的悲愁寄予同情。《苦恼》写一个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几次找人谈心，但无人理睬，只好向他的老马倾诉衷肠。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通过马车夫小小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故事，控诉了彼得堡社会的冷漠无情，小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郁和伤感的气氛。
八十年代末，俄国社会日益黑暗，契诃夫的小说更加严峻深沉，对生活的描绘也更广泛。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892)写一个发生在外省医院里的故事。医师拉京不满于这所医院的紊乱，但又认为个人无能为力，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专制压迫而被关进来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和他谈得很投机。因此，拉京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了起来，受到医院看门人的毒打。这时拉京才认识到“不以暴力抗恶”是错误的，但第二天他就中风死去。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带阁楼的房子》(1896)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剧，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情调。
这个时期，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姚力奇》(1898)叙说青年医生姚内奇到外省行医，和当地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相交往。这一家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似乎美满得体，丈夫、妻子、女儿各有自己的“艺术天才”，经常有客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但无论是主人自我陶醉的表演，还是客人附庸风雅的爱好，都只为了掩饰他们的空虚无聊。作者用精巧的性格描写，揭示了姚内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过程。《套中人》(1898)写一个小城的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柯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他与世隔绝，好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却喜欢到处告密，长期危害了这个小城居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他也想到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从楼梯上被推下来，不久即死去。在专制制度濒临崩溃的年代，作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塑造了别里柯夫这一典型。他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猥琐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它窒息了他们的创造精神。
契诃夫对农民问题也很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中，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但他笔下的农民都很软弱，缺乏反抗精神。
契诃夫写了许多剧本。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点，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事件嘲笑小市民和地主的鄙俗无耻，其中较有名的是《蠢货》(1888)和《求婚》(1889)。
契诃夫的多幕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外省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希望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例如1896年写的《海鸥》的女主角)，有的幻想从资产阶级手中拯救俄国的森林为后代造福(例如1897年写的《万尼亚舅舅》中的乡村医生)，有的憧憬一种“正直健康”的生活(如《三姊妹》，1901)。他们的个人抱负都不能实现，这使他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似乎有着某种社会原因。总的来说，契诃夫的多幕剧曲折地反映了革命高潮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作者本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欣赏这些人物的所谓正直、敏感和幻想，同情他们的命运，而对于他们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致命弱点，没有给予足够的批判，有时甚至开脱了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他们值得为之奋斗的英雄事业。《樱桃园》写于1903年，这已是1905年革命的前夜，剧本的基调比较乐观。贵族地主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在空虚、放荡的生活中挥霍了全部钱财之后，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把樱桃园拍卖给企业主、商人陆伯兴。作者通过朗涅夫斯卡娅这种徒尚空谈、毫无实际行动能力的人物，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寄生和腐朽，以及他们的必然灭亡；同时通过陆伯兴这种商人，说明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贬斥他们是“碰见了什么就要吃掉什么的凶猛野兽”。契诃夫怀着乐观的情绪看待旧时代的灭亡，期待新生活的到来，他借平民知识分子、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之口说出了这一点。但是，未来的新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要依靠哪个阶级才能予以实际，对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虽然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明显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生于小官吏家庭，七十年代上大学时受到民粹派运动的影响。1876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一年后获释。1879年再度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农民中生活了多年，还当过鞋匠，直至1885年才获准迁居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
柯罗莲科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发表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和论文。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农民的艰苦境况、无权地位和他们的觉醒，也描写了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贫困的生活(《巴甫洛沃特写》，1890-1897)，以及为真理和自由而奋斗不屈的人们(《奇女子》，1880)。柯罗连科具有民粹派的思想倾向，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但由于他熟悉农村的情况，不像民粹派那样美化半封建的农民公社。《马卡尔的梦》(1885)叙述农民马卡尔受压迫的一生，表现了他的反抗意识的萌芽。《嬉闹的河》(1892)写一个摆渡船夫九林，他平时显得冷漠、消极，但当河水泛滥，渡船遇险时，他立即振作起来，镇定地指挥船上人与急流斗争，使渡船脱离险境，显出了英雄气概。
柯罗连科最著名的作品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盲音乐家》(1889)。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盲童，起初常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苦恼，后来认识到，无论条件怎样艰难，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生活斗争，为苦难的人民出力。他终于和一群盲艺人一起走向民间，在为人民歌唱的事业中得到幸福。
柯罗连科晚年创作了他最长的作品《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05-1921)。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柯罗连科把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引进俄国文学，强调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是他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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