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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也于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但是，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是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保存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进行的，列宁认为它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这时的俄国，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只能依靠沙皇政权的保护来求得发展。而沙皇政府为了推行霸权政治，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也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俄国资产阶级和沙皇结成了反动同盟，推翻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自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0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好思想准备。1903年，在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无产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农民也纷纷暴动，起来响应。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沉重地打击了沙皇制度，成为十月革命的一次总演习。在1908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年代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同路人动摇变节，修正主义思潮泛滥，颓废文化猖獗。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条件下聚集革命力量，列宁开展巨大的理论工作，在哲学、政治、文艺等领域中粉碎了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在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斗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在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后不久，于同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举行起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其中有三个主要潮流，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颓废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九十年代，除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仍继续创作外，还出现一批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绥拉菲莫维支、魏列萨耶夫(1867-1945)、《库普林》(1870-1938)、安德列耶夫(1871-1919)等。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沙皇军队的残暴。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高尔基通过“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和知识出版社，团结了后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良好的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分化日益明显。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安德列耶夫等人倒向敌对阵营，和颓废派合流；库普林等悲观绝望，在创作中表现了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绥拉菲莫维支从1905年就开始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后起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批判腐朽没落的贵族社会。
与此同时，俄国的颓废文学也风靡一时，反映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面前恐惧、颓唐的心理和对革命的仇视。九十年代出现的象征主义是俄国最早的颓废派，它不仅受到西欧颓废文学的影响，还和茹科夫斯基的消极浪漫主义、费特的“纯艺术”诗歌有着联系。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巴尔蒙特(1867-1942)等。他们的诗歌虽有各自的特点，但都浸透了神秘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为“自我”是唯一的现实，即使描写外在世界，也把它当作上帝或某种超自然、超现实力量的象征，发抒悲愁颓丧、孤独厌世的情绪，鼓吹“超人”哲学。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阿克梅主义派。“阿克梅”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顶峰”。他们吹嘘他们的诗歌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实际上是比象征主义更为堕落的一派。他们宣传回到人类原始状态，赞美兽性，渲染色情和贵族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趣味，歌颂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同时又表现了极度的绝望情绪，代表诗人有古米略夫(1886-1921)、阿赫玛托娃(1893-1966)。继阿克梅主义派之后，未来主义派也喧嚣一时。他们标榜要创造“未来的艺术”，使用空洞的“革命”词句，宣称反对资产阶级艺术，实际上只不过是颓废派的变种。他们在创作和生活上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狂热追求诗歌形式的“革新”，杜撰新词，爱作文字游戏，作品晦涩难解。颓废文学在散文方面也有所表现。阿尔志巴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萨宁》(1907)宣扬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狂乱的色情。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一文中，对资产阶级文学的实质作了彻底批判。高尔基也团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颓废文学潮流进行斗争。他写了《保尔·魏尔仑和颓废派》(1896)等文，指出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普列汉诺夫谴责颓废派在虚伪地宣传艺术的无思想性和追求形式主义。十月革命摧毁了颓废文学所依附的社会制度之后，一些颓废派作者公开反对革命，逃亡国外；另一些则改头换面，纠集资产阶级文人继续活动。
这一时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写作事业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部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要求写作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随后，列宁在1908-1911年写了七篇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根据阶级分析的原则，指明托尔斯泰作品的精华和糟粕，为无产阶级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树立了典范。接着，列宁又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提出“两种文化”的学说，指明“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除了居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文化外，“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两种文化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纲领和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指针，对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文学的革命宣传鼓动作用，在《火星报》、《真理报》(1912年创刊)等党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过许多革命作品和诗歌传单，培养了无产阶级作家，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九十年代，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斗争情绪，从劳动者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一批工人出身的诗人如拉金(1860-1901)、什库辽夫(1867-1930)、涅恰耶夫(1859-1925)等，写了许多革命鼓动诗歌，其中充满着对资本主义和沙皇统治的憎恨，洋溢着革命斗争的激情，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很受工人群众欢迎。最著名的诗篇有拉金的《同志们，勇敢地前进》(1897)等。1905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烽火中得到更迅速的成长。高尔基发表了小说《母亲》。绥拉菲莫维支描绘了革命工人形象，别德内依写过长诗和许多鼓动诗。1914和1917年，在高尔基主持下先后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辉煌成就，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一生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75到1883年为第一阶段，这时他是民粹派，上大学时曾担任民粹派刊物的编辑，因受政府迫害而流亡国外，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883到1903年为第二阶段，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883年，他在日内瓦组织“劳动解放社”，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向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写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等。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其中《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所起的作用更大，它“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1903年以后是普列汉诺夫一生活动中的第三阶段，这时他思想右倾，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倒向孟什维克，随后变成孟什维克的一个首领，敌视十月革命。
普列汉诺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之一。他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揭露唯心主义文艺观，批判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等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他用唯物史观进行文艺评论，坚持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并强调阶级的功利主义。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普列汉诺夫就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美学。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主要探讨艺术的起源问题。书中用原始部族的大量史料，论证了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批驳了资产阶级美学家认为艺术产生于游戏或内心活动等唯心主义观点。
在《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根据丰富的欧洲文学史料，阐述了十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衰落和十九世纪欧洲颓废文学盛行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指出阶级斗争、时代风尚、社会心理和社会艺术趣味对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论述了文艺的阶级性原理。他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揭露资产阶级作家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社会根源，批判了狂热追求形式以掩盖空虚的内容的各种颓废文学流派。
在评论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时，他强调先进思想对艺术创作所起的良好作用。相反，反动思想则给艺术带来危害。但在论托尔斯泰时，他往往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全对立起来。他推崇高尔基的剧本《敌人》，认为它是一部反映工人阶级高度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杰作。而他对《母亲》的评价却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观点，说是在这部小说中“宣传家高尔基压倒了艺术家高尔基”。
普列汉诺夫还写过一些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文章。他正确指出，在“美是生活”的定义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具体阐明“生活”的含义。但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个定义的战斗性则认识不足，因此也就不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他的观点中也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他的唯物主义美学观是不彻底的，未能完全摆脱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如认为美是没有私心的、旁观和直觉的等。他不能辩证地看待艺术与科学、感情与理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他没有完全摆脱“人性论”的束缚，有时竟然将“生存竞争”说应用于社会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文学作品。他把艺术家的阶级性和艺术家的“本能”加以对立，认为前者决定艺术的功利主义，后者则保证艺术的“纯洁性”和“客观性”，这也是荒谬的。他后期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立场和前后矛盾的论点，使他接近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甚至反对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支(1863-1949)原姓波波夫，生于哥萨克军官家庭，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小组，曾写传单声援因谋刺沙皇而被判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因而被捕。在流放期间，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九十年代深入观察了工农生活。1903年，他参加“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在高尔基影响下逐渐接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05年革命高涨时，他成为俄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十月革命后写了著名长篇小说《铁流》(1924)。
绥拉菲莫维支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描叙工人、农民的贫困生活，揭发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浮冰上》(1889)讲猎人索洛卡为富农债务所逼，冒着生命危险在浮冰上捕猎海豹，终于被海潮卷走的悲惨故事。《扳道夫》(1896)写一个铁路小站上的扳道夫，被沉重的劳动和上司的压迫弄得精神恍惚，一次误以为忘了扳道岔，在火车驶近时卧轨自杀。作者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但未能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
1905年革命时期，他写过一些表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作品。短篇小说《炸弹》(1905)写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在丈夫和革命工人的启发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短篇小说《葬礼进行曲》(1905)描述一个革命家的葬礼如何变成一次工人群众斗志昂扬的政治示威。这些作品歌颂工人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反映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09)描写一个荒僻小镇由于铺设铁路而变成资本主义城市的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血腥掠夺。酒馆主人查哈尔用种种卑鄙野蛮的手段发财致富，成为拥有上千工人的厂主。他摇身一变，道貌岸然，大办“慈善”事业，并主张加强“治安”，巩固“秩序”。作者还谴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初他们鄙视查哈尔，后来却变成他的奴仆。作者也描叙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但未能塑造出工人阶级战士的鲜明形象，没有写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伏罗夫，生于贫农家庭，曾入彼得堡大学学习，1909年开始发表诗作。他的早期作品受到民粹派的思想影响。1911年后，他成为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经常撰稿人，在党的帮助和培养下，写过许多密切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诗歌，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他是最有成就的苏维埃诗人之一，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
十月革命前，别德内依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连拿事件》，1912)，他经常采用诗体寓言的形式，嘲讽统治阶级和革命的叛徒孟什维克，鼓舞人民的斗志，如《树皮鞋和皮靴》(1912)、《杜鹃》(1912)。长诗《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1917)是十月革命前诗人重要作品之一，写两个青年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人民本质。别德内依的诗歌富有民谣特点，通俗易懂，鼓动性强，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可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希柯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他从十一岁开始独立谋生，当学徒，做童工，在轮船上做仆役，在戏院里当配角等。1884年，他离开故乡到喀山，做工之余，勤奋读书，并接触到民粹派和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为沙皇政府所监视和逮捕。他曾两度在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流浪，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了解很深。1892年，高尔基初次发表作品，1895年参加报社工作。1898年，他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出版，引起文坛重视。
高尔基早期的中、短篇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偏重表现理想，一类偏重描写现实。
前一类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和《鹰之歌》(1895-1898)等。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包括伊则吉尔所讲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叙述鹰和少女所生的儿子腊拉，长期离群索居，养成狂妄傲慢的性格，打死了不愿同他相好的姑娘。人们把他驱逐出去，他因受尽孤独之苦，痛不欲生，最后化为影子在草原上游荡。另一个故事描写青年丹柯和他的一族人被仇敌赶进原始森林，生命危在旦夕，他坚强顽强地领着族人向困难作斗争。他抓开自己的胸膛，高高举起燃烧着的心，给人们照亮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丹柯的心始终闪烁着不灭的光芒，变成了雷雨之前出现在草原上的蓝色火星。在这两个童话之间，插入了伊则吉尔的故事。她年轻时只求个人享乐，不愿为人们谋求幸福，把青春浪费在爱情游戏之中，她的“爱”给许多人带来不幸和死亡，也毁灭了自己。作者通过三个故事的对照，热情歌颂丹柯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和勇敢坚强的英雄性格，谴责腊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伊则吉尔虚度一生。这篇小说体现了高尔基早期对生活意义的探索，以及他造福人民的崇高理想。但丹柯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英雄，他把群众看成“群氓”，这说明作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民粹派的思想影响。《鹰之歌》通过一个鞑靼族牧人讲述的鹰和蛇争辩的故事，批判了蛇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颂扬了鹰的战斗史，鹰虽然牺牲了生命，“可是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高尔基这类早期作品和俄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有近似之处。例如，作者喜欢描写坚强性格之间的冲突，推崇热爱自由的英雄，借用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表现“生”战胜“死”、“爱”战胜“仇”、“光明”战胜“黑暗”等抽象信念；此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这些作品又高于已往的积极浪漫主义，如作者在评价主人公时，总是以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而决定褒贬。作品还洋溢着要求根本变革社会的战斗激情，反映了俄国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走向高涨时期劳动群众的情绪和愿望。
高尔基早期偏重描写现实的作品有《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0、《切尔卡什》(1895)、《柯诺瓦洛夫》(1897)、《好闹事的人》(1897)和《因为烦闷无聊》(1898)等。这些作品控诉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残忍和伪善，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安于现状和卖身求荣，着重描写了工匠、农民等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和对社会的愤懑，以及城乡流浪汉的遭遇和追求。
短篇小说《切尔卡什》写流浪汉切尔卡什雇佣农民加夫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翌晨分钱时，加夫里拉贪心不足，苦求多分，后来竟暗中把切尔卡什打伤。切尔卡什轻蔑地将钱掷给加夫里拉，扬长而去。作者用鲜明的对照手法表现了两个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流浪汉切尔卡什勇敢机智，爱好自由，他蔑视金钱，不为金钱所奴役，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作者笔下的农民加夫里拉却胆小迷信，只想赚两百卢布购置田产，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以致动手行凶。高尔基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追求金钱的风气腐蚀了劳动者，认为私有观念导致人们相互欺诈和残杀。高尔基赞扬切尔卡什的叛逆精神，但也揭示了他那种自暴自弃和无政府主义情绪使他不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东西。作者深感社会的不合理，但还不明白应该依靠什么社会力量去推翻那个制度。
高尔基这类偏重描写现实的早期作品，有着和批判现实主义相同的一面。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把工人、小手艺人、农民和乞丐等作为小说主人公，特别是塑造了一系列游民无产者——流浪汉的形象。这些流浪汉在作者笔下不仅是社会的牺牲者，而且是敢于怀疑和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处世哲学的人物。他们在精神上高于因循守旧、追求平庸生活的小市民，更是高于资产阶级。作者看到了他们脱离劳动和具有无政府主义情绪，指出他们的自暴自弃和悲观绝望是有害的。他曾经称他的这些主人公是“一时的英雄”，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但他不了解，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对他们引导得法，消除他们的破坏性，是可以把他们改造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高尔基亲身参加了1901年彼得堡的群众示威，并著文驳斥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歪曲，因而被捕，列夫·托尔斯泰等曾设法营救。1902年，高尔基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却被沙皇无理地宣布选举无效。为此，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作家也发表声明放弃自己的“院士”称号，以示抗议。高尔基在二十世纪初同布尔什维克党人联系日益密切，并在物质上资助过党，为党的报刊写文章，起草革命传单，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他的住宅成为起义者的据点之一。起义失败后，他受到政府迫害，不得不于1906年流亡国外。随后由党派往美国宣传俄国革命，为革命筹集经费。这一时期，他的著名作品有《海燕之歌》、《底层》、《敌人》、《母亲》等等。
高尔基以《海燕之歌》(1901)迎接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这首革命颂歌是他参加彼得堡示威游行后写成的。他用象征和寓意的艺术手法，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海风呼啸，阴云密布，波涛迎着轰鸣的雷声向上冲击。海鸥吓得连声哀号，海鸭和企鹅躲藏不迭，只有矫健勇猛的海燕在风暴之前翱翔，激起阵阵浪花，充满胜利的信心，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作者通过海鸥、海鸭等形象，嘲笑了革命风暴来临前惊慌怯懦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澎湃汹涌的大海象征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借海燕颂扬无产阶级高昂的战斗热情，坚信革命风暴一定会战胜密布的阴云，预报了革命高潮的迫近。《海燕之歌》较之高尔基九十年代作品，具有更加明确的革命理想，包含的社会阶级内容更加明晰。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海燕之歌》被看作一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起过极为巨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列宁在1906年写的《暴风雨之前》一文中，曾借用这篇作品里的形象和诗句。
1905年革命前后，高尔基深感剧场是号召革命、鼓舞斗志的思想阵地，于是写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小市民》(1902)揭示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害怕现实中的任何变动，竭力维持他的宁静安逸的无聊生活。他的儿子彼得曾经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但被学校开除后十分懊悔，认为个人前途从此被断送。他虽然讨厌父亲因循保守的清规戒律，但实质上仍是一个追求个人安逸、害怕革命的小市民。作者指出，这些小市民的生活态度是由他们的私有者地位决定的，他们脱离劳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沼，阻碍了社会进步，也毁灭了自己。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火车司机尼尔代表新的社会力量，他认为生活充满着劳动和战斗的欢乐，并且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生活。他自豪地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他不能容忍由“猪猡、傻瓜、小偷”之类的小市民和寄生者来支配生活，坚信“不变的(火车)行车时刻表是没有的!”高尔基在作品中第一次描写了现代产业工人，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尼尔的形象是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冲突中树立起来的，他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革命作用则展示得不
够。但尼尔是一种新思想的代表，他预示了高尔基以后的创作方向。
《底层》(1902)是最能代表高尔基戏剧风格的剧作之一。剧本描写城市下等旅店中一群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作者把流浪汉的生活实况搬上舞台，揭示了广大下层人民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又通过游方僧鲁卡同其他流浪汉的冲突，批判了鲁卡的以宗教博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者借潦倒的职员沙金的口指出，应该相信“人”的创造力量，但这些关于“人”的颂词里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
这一时期，高尔基还写了《避暑客》(1905)、《太阳的孩子们》(1905)等剧本，来谴责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国外写成的《敌人》(1906)，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它描写工人群众反抗工厂主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地由自发走上了自觉的道路。剧中的工人阶级代表辛佐夫是个有高度觉悟的布尔什维克，他把大批年老和年轻的工人团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他们在罢工中坚持明确的政治目标，具有顽强的斗志，充满胜利的信心。虽然在剧本末尾，厂主在军警支持下把罢工暂时压了下去，但是全剧预示着，在觉悟了的工人阶级面前，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了。
在国外旅行期间，高尔基还写过两本政论集《我的访问记》(1906)和《在美国》(1906)。他用夸张讽刺手法描绘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残忍性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纽约是“黄色魔鬼(指黄金)的城市”，“共和国大王”(指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整个社会和政府，人民贫困、痛苦。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早已丧失，曾经是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美丽的法兰西”也已衰老。从作品可以看到高尔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烈批判。
《母亲》(1906)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代表作，它描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的觉醒过程，曾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说，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小说的素材取自1902年索尔莫伏镇工人示威游行事件，两个主人公是以这次示威的领导者之一、工人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为原型的。小说第一部的开头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区的生活，接着写老工人弗拉索夫的儿子巴维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和工人一道掀起了反对厂主额外剥削的“沼地戈比事件”。巴维尔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入狱后，他的母亲泥洛夫娜也参加了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巴维尔再度被捕。第二部描写母亲毅然接替儿子，勇敢而沉着地担负起革命工作，革命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巴维尔利用法庭作讲坛，揭露敌人的罪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最后，母亲在车站散发儿子的法庭演说稿，革命的思想传播开去，预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
主人公巴维尔十六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他像老一代工人那样，十分苦闷烦恼。但他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革命者接触使他逐步懂得了工人痛苦的原因，唤醒了他的阶级意识。他参加秘密的读书小组，学习革命理论。对他的成长更有决定意义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工厂主以治理沼地为名克扣工人的工资，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巴维尔在党的指示下，号召工人团结一致，举行罢工。罢工虽然没有组织起来，却使广大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也锻炼了巴维尔。他认识到这次失败是由于对工人发动不够，自己还不善于向群众“说明真理”。巴维尔的成长，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已从宣传革命理论进展到组织实际斗争。
巴维尔出狱后，和工人小组的同志们一起聚集力量，准备在五一节举行政治示威。母亲和他的女友担心他又要坐牢，劝他不要亲自拿红旗，但他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原来的决定，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作者用颂歌的笔调描写了五一游行的群众场面，队伍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巨鸟，又像一个锋利的楔子。巴维尔高举着火样的红旗，走在楔形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我们精神的故乡，社会民主工党万岁”，他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游行群众和过路的行人，大家都跟着他高唱革命歌曲，向着敌人的刺刀冲去。作者通过这一场面的描写，烘托出一个勇敢、成熟、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工人阶级先锋的高大形象，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写得有声有色。
在第二部里，巴维尔在狱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斗争，他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同志们。在法庭上，他以新世界的主人、统治阶级的审判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光辉的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刻揭露私有制度的罪恶，有力地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和可能，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他的演说是一篇向旧世界挑战的革命宣言。
巴维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和革命热情，并通过他反映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巴维尔作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母亲尼洛夫娜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她不仅受到剥削阶级的压榨和宗教的精神奴役，而且受到夫权的压迫，养成一种胆怯、悲愁的性格。她起初把“社会主义者”想象为可怕的暴徒，但长期和革命者相处，看到他们都和善可亲，于是不知不觉变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儿子被捕后，她出于对儿子的热爱，主动参加了革命工作。她回忆自己过去的痛苦，认识到“有钱人”和人民是对立的，初步批判了自己的母爱情感的自私和狭小，开始关心别的同志。她觉得自己是个对革命有用的人，摆脱了狭隘的精神状态。五一游行时，她在群众高亢有力的歌声里，深深地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道路的漫长和艰险以及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作者意味深长地作了这样的安排，正是在儿辈被抓去的地方，一个年老的新战士站出来了。
巴维尔再度被捕后，党让母亲迁居到革命知识分子尼古拉的家中。她投身到广阔的阶级斗争的天地里，给农民输送革命书籍和传单，开辟新的据点，进行革命鼓动。农村的革命实际鼓舞了她，同时也加强了她的阶级仇恨。她获得了新的信念，心胸日益开阔，自觉地把革命事业、战友和儿子三者融为一体，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并对这种战斗的沸腾生活产生热爱，体验到战斗的愉快和幸福。
贫农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雷宾是小说着意塑造的另一个形象。他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身上的狭隘的农民意识，又有民意党和机会主义者对他的影响，他起初不相信工人革命者和革命理论，只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他走着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能不处处遭到失败。后来在党的争取和教育下，他认识到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迫切地要求巴维尔给他革命书籍。他在斗争实践中，终于接受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
《母亲》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部典型作品。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安德列在工人们杀死沙皇密探后流露了人性论的观点，而作者却对他的脆弱和动摇加以渲染，批判得也软弱无力。雷宾的“造神论”思想在书中也没有被充分驳倒。
《母亲》最初发表于美国杂志，1907至1908年，先后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07年，高尔基到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列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此后直到1913年，他定居于意大利喀普里岛。那里聚集了各种俄国政治流亡者，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等人进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鼓吹马赫主义哲学，力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高尔基没有认清他们在政治上分裂党和麻痹人民的危害，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他在中篇小说《忏悔》(1908)和后来写的一部分政论、文学论文中，表现了造神论的观点。他抛开神的观念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认为这个观念曾起过一些好作用，说神虽然不存在，但要制造一种新的对神的信仰(如对人民的宗教式崇拜)来代替旧的宗教，以鼓舞人民的斗争和创造精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在列宁的原则性的批评和多方面的关心帮助下，高尔基在1913年以后克服了这一政治性的错误。
1913年，高尔基按照列宁的指示，利用沙皇大赦的机会，回到俄国。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他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巨大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编辑了《无产阶级作家选集》、俄国一些民族文学的专集和《编年史》等杂志，并主持《真理报》的文艺栏，积极为党的报章杂志写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1908-1917年的十年间，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堕落和猖獗一时的欧洲颓废文学潮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和俄国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高尔基创作甚多，有描写革命斗争和歌颂人民的中篇小说《夏天》(1909)和故事集《意大利童话》(1910-1913)；有揭露统治阶级及其仆从的反动面目、批判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剧本《末裔》(1908)、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等；还有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在人间》(1916)，以及一些关于俄国作家的回忆录。
《意大利童话》包括二十七篇故事。其中一篇描写意大利那不勒斯电车工人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另一篇写热那亚工人为支援巴马的阶级兄弟而罢工，把他们挨饿的孩子接来抚养。作者强调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指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有一篇故事写辛普朗隧道工人，他们确信劳动可以使人成为无敌的力量，工人阶级的一切希望必定会实现。另一篇写一个普通工人向工程师宣传社会主义，认为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为资本家服务的工程师来得高尚。这部作品充满了革命和劳动的豪情，反映了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期的革命士气。列宁认为这部作品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高尔基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杰出建设者之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高尔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说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他“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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