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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印度的近代文学，虽然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已经初现萌芽，但真正的开端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渐出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连续发生了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而且也出现了多次城市商人、小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斗争。正是在印度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基础上，印度近代文学开始萌芽。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马拉提人起义中，涌现了多迦罗摩、罗摩?达士等具有民族解放思想的著名歌手，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纪的旁遮普的农民起义中，又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反封建的诗篇和歌曲。十八世纪，正当印度封建社会解体之际，西方殖民者乘机加紧侵略，由原来通过贸易攫取暴利的方针，改变为直接侵略领土的政策。从1849年以后印度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不仅使印度人民遭受了严重的苦难，而且也阻碍了印度近代文学的发展。因此从十八世纪起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整个印度文坛玄云黯锁，寂寞萧条，只是在民间创作中才出现一些号召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歌曲。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期，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民族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才真正产生了印度近代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后三十年，印度不仅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也变成了英国资本输出的场所。英国殖民者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加重了对印度人民的剥削。但在客观上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投资，却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达到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还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人民的反动政策；因而加深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印度的许多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如1879年的马拉特农民起义，就是将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起义，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却促进了印度民族的觉醒。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也在发展壮大。1877年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的工人大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罢工斗争历史的第一页，标志着印度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向殖民主义进行了斗争。
进入二十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印度民族文学也随着迅速发展，日臻繁荣。出现了艺术上成熟的、为数众多的、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和非宗教性的诗歌。
当时的印度进步作家，看到了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的重大危害。他们“开头对于西方无条件的崇拜被后来的批判情绪所代替”(注：许马云?迦比尔：《印度的遗产》，第98页。)，因此，认识到研究本国人民的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并且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印度作家为了唤起人民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的感情，多数都用自己的地方语言进行创作。于是出现了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其中以北印度的印地语，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和以德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文学成就较大。
东印度的孟加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先于其他地方。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也比其他地区为早。著名的孟加拉启蒙运动者罗姆?莫汗?罗易(1772-1833)，是社会及宗教的改革家，他反对印度罪恶的种性制度和野蛮的焚死寡妇等恶俗。他也是著名的散文大师，他的散文《耶苏箴言》(1820)，风格明快流畅。此外，他还提出了文学要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在当时很有影响。
般金?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是孟加拉语近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细致观察了殖民主义在印度人民生活中所造成的危害，用小说表现了剧烈变化的现实。般金写有六、七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以长篇小说《毒树》(1872)最著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提出了寡妇改嫁的问题；小说构思巧妙，不落俗套。他还写了近十部长篇历史小说，代表作是《阿难陀寺院》(1882)。小说描写1772年“山耶西”(出家人)起义，充满着爱国热情。作品中有一首“礼拜母亲”的诗，以后成为群众集会时歌唱的革命进行曲。般金的历史小说，大多是传奇式的，在某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虚构和夸张，并与现实社会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深沉感情。
另一位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是孟加拉文坛上仅次于泰戈尔的大作家。他生于西孟加拉邦胡戈里县德瓦南德普尔村。由于父亲经常失业，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升学。十七岁那年他逃出守旧的婆罗门家庭，在印度到处流浪。1903年到了仰光，在一家木工厂当文书，一面又从事写作。1907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3年回到加尔各答，从事专业创作，他是孟加拉语中第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他一生写了三十多部长、中篇小说和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政治倾向明显，对民族解放的前景乐观。小说大多以反对印度社会的不平等和腐朽的封建传统为主题，真实地描绘了孟加拉农民的贫困状况；愤怒地揭露了地主、婆罗门的阴险狡诈和专横跋扈，特别对被压迫的印度妇女寄以深切的同情。他的代表作有《斯里甘特》四卷(1917-1933)，《道德败坏的人》(1917)和《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等。《斯里甘特》主要描写斯里甘特与“沦落”女子拉吉?勒克什米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拉吉?勒克什米尽管是个寡妇和“沦落”的女人，但她的心灵仍然是纯洁的、善良的，她对斯里甘特的爱情是忠诚的。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的作品语言简练，心理描写细致。他的小说传诵很广，对以后的印度文学的发展极有影响。
孟加拉人弟那般豆?米特拉(1829-1874)是以写社会政治剧闻名的。他是近代孟加拉语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860年创作的剧本《靛蓝园之镜》中，尖锐地揭露了靛蓝商对靛农的残酷剥削，深深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他的戏剧创作对以后印度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印度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世界闻名的泰戈尔(详见本章第二节)也是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
北印度的印地语作家把自己的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描写了人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诗人、剧作家帕勒登杜?哈里什?钱德拉(1850-1885)，为文学反映社会的迫切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写的笑剧《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开创了近代印地语戏剧的道路。他在《印度惨状》(1880)和《蓝色的女神》(1881)等著名剧本中，力求恢复民族传统，以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的诗歌，富有时代气息。在诗篇《巴拉特—杜尔大沙》中，他以生动的生活画面，强烈的愤恨情绪，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灾难。另一位印地语民族诗人迈提里谢苍?古伯德(1886-1964)，在他的名篇《印度之声》里，直接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他还写有《色彩的破灭》(1910)等叙事长诗。他的叙事长诗故事性强，并采用日常用语抒写，在推广标准印地语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乌尔都语文学中，也拥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迦利布(1797-1869)，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荣誉，民间还流传着关于他反抗王公贵族的故事。作品有《迦利布诗集》等，他的诗作，反映了印度现实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的切身感受。还有一位抒情诗人是勃拉志纳拉扬?恰克巴斯特(1882-1926)，他的诗集《祖国的早晨》，用民族的传统形式表现了现实斗争的内容。诗人用口语写作，在民间大受欢迎。用乌尔都语写作的还有小说家沙尔夏尔(1846-1902)，他的长篇小说《自由幻想的故事》(1878)描绘了勒克瑙社会多方面的生活和矛盾，作品充满了幽默和讽刺。他为印度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此外，在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中，出现了诗人苏布拉马尼亚?布哈拉提(1882-1921)，他是泰米尔最早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精通印地文，梵文和英文，但他却继承了二千多年来泰米尔文学的传统，用流行的民间语言进行创作。他的诗篇充满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怒和谴责，满怀对祖国的热爱。他号召同胞们从迷梦中觉醒，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他的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他还写散文、小说，被认为是泰米尔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他的短篇小说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泰戈尔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反映了印度人民觉醒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印度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倾向，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泰戈尔
一、生平与创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伟大诗人和作家。他出生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祖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是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姆·莫汗·罗易的密友。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的改革者。泰戈尔的家庭是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中心，经常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诵读新的文艺创作，演出戏剧。泰戈尔在这种家庭环境影响下，从小就爱好文艺和关心社会问题。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作诗，写剧本，十六岁那年发表了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得到读者的好评。1878年，泰戈尔按照父兄的意愿到英国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不感兴趣，便在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不久，英国的社会使他失望，他没等大学毕业，就于1880年提前回国。
从1890年开始直到1901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谢里达父亲的庄园里。这时，他广泛地接触农村社会，亲眼看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他同情农民的处境，并对农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索，企图寻求解决的办法。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故事诗和短篇小说最为突出。
泰戈尔这时期的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半封建、殖民地的印度社会现实。有不少作品是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为主题的。在《太阳与乌云》(1894)中，作者愤怒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的罪行。在《加冕》(1898)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拿彭杜?塞卡尔的形象，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出了民族自尊的问题。但泰戈尔这时期的多数作品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题的。小说集中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河边的台阶》(1884)、《还债》(1891)、《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弃绝》(1893)《素芭》(1893)《献祭》(1898)和《摩诃摩耶》(1892)等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底层妇女，作品表现了她们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种种不幸。在《摩诃摩耶》中，写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摩诃摩耶正和青年罗耆波热诚相爱，但她的家庭强迫她同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在火葬场上举行婚礼。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又被迫和她丈夫一起火葬，只是突然出现狂风暴雨，才没被烧死，可是美丽的脸庞上已有烧伤的疤痕。她逃到了情人家里，要他发誓永不拉开她的面幕。后来，在一个月夜，他终于看到了她的脸，她没有回答一个字，头也不回地出走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愤怒地谴责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危害和寡妇殉葬制度的野蛮。
泰戈尔早期的短篇小说，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涉及到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虽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但对促进民族的觉醒，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在艺术上，泰戈尔的这些短篇小说，吸收了孟加拉民间艺人的某些技巧，结构单纯，语言精炼，形象生动，具有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清新朴素的艺术风格。
1901年，泰戈尔为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离开谢里达庄园，到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他亲自授课，教导年轻的一代要珍视和了解印度的民族文化。这所学校后来在1921年发展成为印度著名的国际大学。
1905年，印度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泰戈尔来到了加尔各答，积极参加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唱着自己写的爱国歌曲参加示威游行，公开发表演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还给因参加反帝示威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讲课。
1907年，由于泰戈尔对运动中的不少重大问题有不同看法，所以他就回到圣地尼克坦从事民族教育和农村的改造工作。
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这是泰戈尔一生创作中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时期。这时，他着力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品广泛地反映了印度现实中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小砂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最后一首诗》(1929)等，中篇小说有《四个人》(1916)等。在小说创作中，以长篇《沉船》和《戈拉》最为著名。
《沉船》是泰戈尔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富有悬念。主要人物是青年大学生罗梅西，作者通过对他的曲折复杂的恋爱和婚姻故事的描述，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小说批判了包办婚姻的危害，赞助青年们的自由恋爱。同时，作者通过罗姆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提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
这一时期泰戈尔还写了不少著名的诗。1913年，他的著名的诗集《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引起西方的注意，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是第一个得到这项奖金的东方作家。后来他把这笔奖金赠给国际大学，抵制了当时英国殖民者以津贴为名而控制这所大学的企图。
这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斗争的曲折变化，泰戈尔思想上的矛盾也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他强烈地要求印度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极端派”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他想通过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途径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泰戈尔在自己的创作中着力宣扬“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强调人格的真理。泰戈尔在《诗人的宗教》一文中说：“诗与艺术所养成的是人的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人与万物化成一体，这种信仰的最后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这种信仰是一种宗教而且能使人直接理解的，并不是一种供分析认辩的玄学学说”。也就是说，他所信仰的神在于万物之中，人与万物都是神的表象，他否认超自然的神的存在，而最后归结为人格的真理。泰戈尔宣扬“泛神论”是对“一神教”的反对，也是对当时印度各教派的不和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些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他宣扬“泛神论”的思想，也是与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泰戈尔的“泛神论”，有其唯物论的积极因素，在当时半封建、殖民地的印度，表现了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但是，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也明显地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追求人和神的融合与和谐，表达了脱离现实的神秘朦胧的思想情绪。由于他把信仰最后归结为人格的真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就有忏悔式的追求心灵的纯洁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这只能导致人们逃避现实斗争、产生消极的思想倾向。
泰戈尔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1919年，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旁遮普的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时，遭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掀起了第二次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斗争的高潮中，泰戈尔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1915年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称号，表示抗议，以声援印度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泰戈尔不倦地追求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寻求印度民族的出路。他在1916年到过日本和美国，1920-1921年去过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国。他在国外作过关于印度的演讲，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
1924年，他曾来我国访问，对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说：“现在仍然持续着的这个时代，必须被描绘成人类文明中最黑暗的时代，但是，我并不失望，有如早晨的鸟甚至当黎明还处在朦胧中时，它就高唱，宣布朝阳的升起，我的心也宣布伟大的未来将要来临，它已经来到我们身旁。我们必须准备去迎接这个新时代”。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他又几次公开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严词谴责。
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怀有崇高的敬意。1930年，他已经七十岁高龄还到苏联作了两星期的访问，获得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积极号召印度人民起来推翻殖民统治。
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印度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高涨，特别是诗人访问苏联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认识到自己不少观点的错误性。他在1932年写的《问》一诗中，批判自己“饶恕一切人，爱所有人”的思想。他说：“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那些扑灭了你的光的，你能饶恕他们?你能爱他们?”同时，他还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的后期创作，思想倾向更为明确，作品的战斗性也越来越强，后期的主要创作是诗与散文。散文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的谈话》(1924)和《俄罗斯书简》(1931)。但诗最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倾向。后期的诗作不仅没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很少有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情调，而是代之以昂扬的激情和战斗的号召。
泰戈尔后期创作的剧本有《摩克多塔拉》(1925)和《红夹竹桃》(1926)等。这些剧本，虽然也是象征剧，但反帝斗争的思想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摩克多塔拉》主要表现巫多尔古特的统治者和异族西布特拉伊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国王罗娜吉特，利用现代化的机器，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建造了水闸，把“摩克多塔拉”瀑布闸住，使农田干涸，借此手段让异族人民屈服。但在千千万万群众的反抗之下，水闸终于被摧毁，自由的瀑布又发出轰鸣的声音，向前奔流。剧本象征着利用机器文明的殖民主义者的不得人心，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象一泻千里的自由瀑布一样，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终将获得胜利。
泰戈尔于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逝世。他给印度人民留下了一份异常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他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总共写下了五十多部诗集，三十种以上的散文著作，十二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三十多个剧本。此外，他还创作了二千多首歌曲和二千多幅美术作品，出版了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和化学等方面的论著。
泰戈尔极其丰富的作品，为印度近代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殖民主义对印度民族文学的摧残，在文坛上充塞着脱离实际、描写古代和中世纪题材及宣扬宗教神秘主义的作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泰戈尔之前，般金?钱德拉?查特吉等作家为使文学表现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曾作过努力；但到泰戈尔出来，印度文学才运用了多种文学体裁深刻地描绘了印度社会的许多迫切问题，反映了印度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要求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近代印度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在无声的殖民地的印度，向全世界喊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呼声。这是泰戈尔现实主义创作的重大胜利。
泰戈尔的创作，为印度近代文学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作出了榜样。在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泰戈尔特别重视发扬民族传统，这对提高民族自尊心，唤起民族觉醒，鼓舞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泰戈尔不排斥对西方优秀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他说，只有“切实了解欧洲的伟大与美好的方面，然后方能保护自己不受坏的及贪婪的欧洲的祸害”(注：转引自麦唐纳：《印度文化史》，第186页。)。泰戈尔在自己的创作上确实借鉴过西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他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写的是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复兴民族工业运动时期的时代内容，但在小说结构形式上，明显地受到欧洲小说的影响。当然，在他的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印度的民族传统。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他又不象当时印度某些作家那样有复古的倾向。他善于吸取精华，精心创造。由于泰戈尔的不懈努力，不仅使印度民族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二、诗 歌
泰戈尔是以诗人著称的。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称他为“诗圣”。他的诗在印度是“家传户诵”的，至今仍在印度人民中传唱。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我的歌仍将在你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泰戈尔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他的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1877)和稍后的诗集《黄昏之歌》(1882)及《晨歌》(1883)就表达了诗人“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抒发了青春的欢乐，描绘了大自然绚丽的风光。这些诗打破了孟加拉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新的韵律，引起了读者注意。诗人早期诗歌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故事诗》。
在1905年到1908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泰戈尔写了不少烩炙人口的爱国主义诗歌。当斗争出现曲折以后，他还写了《吉檀迦利》等内容复杂的充满哲理性的诗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特别在他访问苏联以后，他又写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抒情诗。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是多方面的，各时期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始终贯穿于全部诗作之中。他的诗继承了印度古代梵文和孟加拉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采用了生动流利的音乐性较强的孟加拉人民的口语，想象力丰富，抒情味浓，韵律优美，节奏新奇，形成了他自己清新健康的独特风格，深受人民欢迎。
《故事诗》创作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泰戈尔住在谢里达庄园时写成的。这些叙事诗篇幅短小，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说；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借古喻今，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与殖民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表达了印度人民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和反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愿望。歌颂反抗外族侵略，歌颂民族英雄的故事诗有《被俘的英雄》(1900)和《更多的给予》(1900)等。揭露封建种姓制度的有《婆罗门》(1893)，批判“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的寡妇殉葬习俗的有《丈夫的重获》(1900)。此外，还有反映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地主珠宝商人虚伪面目的《比丘尼》(1900)等。最重要的故事诗要推揭露和控诉封建地主强取豪夺的《两亩地》。
《两亩地》作于1894年。最初收在诗集《金帆船》中，后来编入1900年出版的《故事诗集》里。作品的主人公巫宾是一个贫苦农民，只有七代相传的两亩土地。拥有无边土地的地主王爷为了使自己的花园“长宽相等，四四方方”，竟抢走了这块土地；接着，巫宾又被法庭判决赶出家门。他在旷野、市场、路边度过了十六年，但是，日日夜夜忘不了的还是那两亩地。有一天，他“终于在渴望中回到了故乡的园地。”正当他坐在芒果树下，在痛苦中回忆童年的往事时，两只熟透了的芒果落在他的脚下，他以为是大地母亲给他的赐予，不料却被王爷诬蔑为盗贼。作者通过这个现实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封建主勾结法庭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社会现实。对贫苦农民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横行不法的封建主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揭示出真正的盗贼，不是巫宾，而是那些如今的“圣贤”——王爷。诗人说：“王爷的双手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唉，在这世界，谁越贪得无厌谁就越富裕。”
故事诗思想倾向明确，感情充沛，语言朴素生动，口语化，富有民歌韵律，曾长期在民间流传。它对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民族自豪感，反对不合理的印度社会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泰戈尔发表了《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诗集。《吉檀迦利》，印度语是“献诗”的意思，形式上是颂神诗；《新月集》是写儿童心理的诗；《园丁集》是描绘自然和抒发爱情的诗；而《飞鸟集》是一部格言诗；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差不多每首诗都含有哲理性。
泰戈尔在这几部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古代印度哲学中，包含有“出世”的思想，说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解脱”，要放弃尘世，实行苦修；而泰戈尔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他说：“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他还说：“我曾经受苦过，曾经失望过，曾经体会过死亡，于是我以我在这伟大的世界里为乐”。因此，尽管泰戈尔写这些诗的时候，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但他并没有静穆超脱，没有“默想着死亡和来世”，他没有“摆脱尘世的牵缠”。他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的这些诗集与反帝爱国、反封建的时代潮流息息相通。
诗人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深感厌恶，他说：“神对于那些大国会感到厌恶，却决不会厌恶那些小小的花朵”。他对于印度凶暴和虚伪的权势者，也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说：“权势以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权势以它的恶行自夸；落下的黄叶与浮游云片却在笑它”。“虚伪永远不能借它生存在权力中而变为真实。”同时，诗人对那些“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深表同情，赞美他们的善良和真实，“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他把自己看成“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他还大声疾呼“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他还对那些指明民族解放道路的革命者，给予赞颂：“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诗人在这几部诗集中，特别在《吉檀迦利》中，充满着对神的歌颂，表现了诗人泛神论的哲学思想。诗人所歌颂的神，不是“一神教”的神，而是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诗人在《吉檀迦利》等诗集中所说的“你”、“他”、“主人”都是泛指神的，“我”也是神的表象。他说：“我要努力在我的行动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诗人从泛神论出发，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观点，在诗中特别强调了神与劳动人民同在。“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联系在一起”。他还说，神“赐给我力量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但诗人又从泛神论出发，追求美和善的世界，追求人与神的融合与和谐。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与泰戈尔的泛神论观点相联系的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他把“爱”作为人类的理想。他表达了不分民族的平等思想，要摆脱束缚人们的锁链，他认为世界不是能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的，最终统治世界的是“爱”，“因为我只等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泰戈尔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来反对当时的民族压迫，同情劳动人民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企图以“爱”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不仅是空想，而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也只能起着消极的作用。
泰戈尔的哲理诗，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他以丰富的想象，抒情的格调，秀丽的诗句，生动的笔法，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泰戈尔的人生哲学。
泰戈尔一生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前期的政治抒情诗，主要写于1905年到1908年民族独立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一般称为“爱国诗”，在印度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著名的有《我能生在这片土地上》，《洪水》，《让祖国的地和水甜蜜起来》等。
他的爱国诗，充满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怒和对爱国者的热切鼓励。“兄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绳结愈紧，你的受束缚的时期也将愈短。咆哮之声愈高，你也得愈快地从酣睡中醒来。压迫的打击愈厉，他们的旗帜也将愈快地与地接吻。不要灰心，兄弟，因为上帝不曾在睡。”
泰戈尔的爱国诗篇，反映了印度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也反映了斗争道路的曲折和艰巨：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
如果他们害怕，无言地畏缩着面对着墙，
呵，不幸的你，
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
如果他们在穿过旷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你，
呵，不幸的你，
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
泰戈尔的爱国诗，对民族解放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要人民在黑暗势力猖獗的时候，“等待到明天。”
泰戈尔的爱国诗，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呼喊出印度人民内心深处的声音，语言朴实，琅琅上口，因此深得群众喜爱。三十年代以后，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有了新的发展，诗人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非洲》(1937)一诗中，诗人谴责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表现了对非洲人民的同情。在《敬礼佛陀的人》(1937)中，又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忏悔》(1938)一诗对瓜分世界的“慕尼黑条约”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号召》(1938)中，又热情鼓舞加拿大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正义斗争。
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思想境界很高，这与他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具有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他在《生辰集》第十首诗(1941)中写道：
农民在田间挥锄，
纺织工人在纺织机上织布，
渔民在撒网——
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撒布在四方，
是他们推进整个世界在前进。
他又写道：
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
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由此可见，泰戈尔后期的诗歌创作更富有人民性。它为印度近代诗歌如何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戈拉》
《戈拉》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写于1907-1909年。先在《布拉巴希》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成书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的印度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已意识到殖民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祸害，反英情绪高涨。在社会问题中，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比较突出，宗教的偏见妨碍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梵社在1828年成立时，曾起过积极作用。1865年分裂以后，其中有一派的信徒崇拜西方文明，轻视民族文化，有的甚至成为殖民主义的奴才。而七十年代成立的“新印度教”，则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传统，但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
到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作者写作《戈拉》的时代，在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宗教教派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当时，就是比较进步的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仍提出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社会纲领。这种使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显然不可能把反帝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反映的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二十世纪初印度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戈拉》中，作者以印度教安南达摩依和梵教帕勒席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展开情节，反映了印度民族开始觉醒；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爱国精神，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专横和残暴；批判了宗教的偏见，号召印度人民不分教派不分种姓团结起来，为三万万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
小说的中心人物戈拉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着力刻画了他对祖国必将获得自由解放的坚定信念和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对祖国的自由解放满怀胜利的信心。他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痛恨。他在牢狱中，表现了民族的正气，他决不去奉承英国县长，求他们怜悯或者饶恕。他也不要朋友想办法去保释。他说：“我不去想什么办法，是怎么个下场，就让他怎么个下场好了”。这就表现了殖民地民族中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戈拉的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信奉印度教，严守教规，行触脚礼，不喝异教手里拿过的水。他批评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谈恋爱是学英国人的时髦，是英国人的“爱情”，更反对与梵教姑娘结婚。但后来，自己也陷入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的爱情中。他爱国，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竟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特权辩护。作者写他的性格矛盾，是由宗教偏见所造成的。戈拉信奉印度教，并不是出自宗教感情，也不是为了敬神，而是由于痛恨英国殖民者的传教士对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无礼攻击。他为印度辩护，千方百计要证明印度教和印度社会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他才成了印度教的虔诚信徒。他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借自己表示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的人民”，也就是说为了争取印度的民族复兴。同时，作者还写出他克服宗教偏见的过程。写戈拉去农村旅行时，看到了教派纠纷的危害，也看到了劳动人民打破宗教偏见一致反帝的事实，这些使他觉悟到“再也不可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感到宗教传统“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最后，养父病危时说出了他原是英国人所生的秘密，他就把它当作“解脱”来欢迎，完全抛弃了宗教的束缚和种姓的偏见，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印度效劳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园地已经展现在我面前，——这并不是我的暇想的创造物，——这是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作者写戈拉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树立为印度人民谋福利的思想，作为戈拉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戈拉的形象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艺术概括，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作品的反面典型是哈伦。他是一个买办洋奴的代表，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奴才。他除了皮肤颜色以外，完全英国化了。他是梵教首领，认为凡崇信梵教者就应摈弃印度民族的文化遗产。他甚至把英国书上污辱印度人的句子背得烂熟。他固执地认为印度民族只有恶习，没有出息。他在英国殖民主义县长面前，奴颜婢膝，对戈斯巴拉农民被迫害事件，竟污蔑自己的同胞“没有受过精神和道德的教育”，“没有能够吸收英国文化的教育”，“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在梵社内部，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为了破坏洛丽塔和宾诺耶的恋爱，竟写匿名信，发表文章进行诽谤。哈伦的形象反映了梵社分裂以后崇洋媚外一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他是英国殖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产物。
小说中的梵社姑娘洛丽塔，是一个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的典型。她的性格特点是嫉恶如仇，坚韧不拔。她追求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她对殖民统治者刻骨仇恨，她敢于采取行动反抗。她敢于冲破宗教偏见，不怕诽谤，不怕孤立，勇敢地和印度教教徒结婚。作者对这个形象，着力表现她的反抗精神，赞扬她冲破家庭的“狭小圈子”和宗教之派的樊篱，投身到社会斗争中去。
小说中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和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是两个互相辉映的理想人物。前者属于印度教派，后者属于梵教。但他们都反对教派的偏见，反对种姓制度。他们都是青年们争取自由解放的鼓励者。安南达摩依赞助戈拉反对殖民者，感到戈拉“不是胆小鬼”，“她的这个戈拉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戈拉啊!”帕勒席也赞成青年们参加社会变革，认为“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那些仅仅循规蹈矩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他们都能顶得住社会旧势力的指责和攻击。安南达摩依认为无论什么力量“都不可能使她不照她认为对的做去”，帕勒席也不怕任何诽谤和打击。在帮助洛丽塔和宾诺耶的结合上，他不理采妻子的反对，不管宾诺耶伯父写信辱骂，也不顾哈伦把他开除出梵教，仍然独自料理了女儿的婚事。
作者把安南达摩依写成印度的象征，把帕勒席写成进步道德的化身。这两个形象，安南达摩依比帕勒席更具有坚强的性格，更富有个性特点。但这两个理想人物的思想核心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两个形象，体现了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理想。
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作了形象的总结，提出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作者试图号召人们，要象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的偏见，要象洛丽塔那样敢于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向广阔的天地，争取民族的解放。但作者在作品中着手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在宾诺耶和洛丽塔解决教派问题时，“他们主要决定是忘掉自己是印度教徒或梵教徒，而只记住自己是两个人”。从帕勒席的思想中，“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会又算得了什么呢?”应当“着重的只是‘人’”。作者企图通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说教，来解决宗教偏见问题。这就明显地暴露了泰戈尔资产阶级观念的局限。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在《戈拉》中，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活动，对印度的民族解放道路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劳动者的高贵品质和敢于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泰戈尔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因此在作品中不可能指出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作品由主要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翻开小说，不消说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有唇枪舌剑的论辩。就是在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也有种种的论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这种论辩，与小说的题材有关，它写的是有争论性的社会问题。同时，作品主要塑造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当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对祖国、人民、政治、宗教、爱情、种姓殖民主义等问题都十分关切，需要探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小说人物对话具有论辩性的特点。
作品中论辩性的对话，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戈拉与哈伦关于英国人与孟加拉人在印度的社交问题上，哈伦认为“孟加拉人有不良风格和迷信”，根本配不上与英国人交往，戈拉就认为“不管我们怎样配不上，我们到处去巴结英国人，总应该引以为耻”。哈伦又说英国人值得尊敬，英国人也尊敬他们。戈拉争辩说：“这种对某些人的尊敬，只会使我们其余的同胞更加丢脸、我看这不是别的，只是侮辱”。这就把戈拉的爱国与哈伦的洋奴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作者还通过人物多种形式的论辩，自然地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如戈拉等人与哈伦论辩时，巧妙地通过苏查丽达的感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苏查丽达本来对戈拉有反感，但听了他们的争论，感到戈拉的崇高。她“从来没有听人这样有力、这样坚定地谈过祖国”，而当她听到哈伦辩论不过就大骂戈拉是“粗鄙的乡下佬”时，她就感到哈伦的卑鄙。苏查丽达得出的结论，也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第二，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在小说《戈拉》中，正面人物之间，以及其他人物之间，也都是互为对照的。这就补托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与洛丽塔的母亲巴德曦达妮；戈拉的父亲与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都有对比作用。就是象苏查丽达与洛丽塔，同是新型的印度妇女，前者温和沉静，斗争性弱，后者刚强坚韧，异常勇敢。但作者的形象对照，主要是使作品中心人物的性格在对比中更为鲜明。戈拉与哈伦，一正一反，爱国与洋奴，经纬分明。戈拉与宾诺耶，宾诺耶的软弱迟疑，更衬托了戈拉的坚定无畏。戈拉与他哥哥摩希姆，戈拉时刻想的是印度，摩希姆想的是职员的位置和女儿的嫁妆。戈拉与一起到农村远游的大学生摩梯拉尔和罗玛帕梯也不相同，戈拉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很同情，而另外两人则无动于衷。在这样多方面的对比中，戈拉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形象真实丰满。
第三，优美的抒情格调。泰戈尔是个诗人，他的小说，也具有诗的艺术感染力。在《戈拉》中泰戈尔把抒情、叙述和论辩融为一体。作者把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灌注于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中。特别在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情绪时，泰戈尔更是充分发挥了抒情的才能，因而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力量。就以小说的结尾来说，当戈拉知道他不是安南达摩依所亲生，但又发现她正是他所要寻求的真正的“母亲”的时候，泰戈尔的抒情也就达到了高潮：
“母亲，你就是我的母亲!”戈拉大声说。
“过去我到处寻找母亲，原来始终坐在我的房间里，你没有种姓，你不分贵贱，你不知憎恨——你只是我们幸福的化身!印度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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