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述
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封建时代末期——德川幕府晚期政治的腐败使日本陷入了最大的民族危机：对外无力抵御美、英、法、俄等列强的相继胁迫，一再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内无法控制藩阀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社会矛盾激化，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起义不断。为了摆脱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者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结束了三百年的封建德川幕府的统治。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后封建主义势力仍然是社会中的强大势力。这就造成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两个突出现象：政权上是封建贵族和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经济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经济和封建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年)两次战争中得到胜利，获得了巨大利益，因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二十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16页。)的国家。它对内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外进行侵略和掠夺邻近的弱小国家和民族。
日本人民在明治维新之后，并没有获得真正利益，反而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农民暴动和城市贫民的骚动迅速增加起来，被压抑的中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终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但是不久，在天皇政府的镇压、分化的政策下，在右翼领导人的妥协、背叛之下，这次民主运动遭到了失败。然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它以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的进步、革命势力为代表。天皇政府为了扼杀革命力量，于1910年5月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进行了血腥镇压，把幸德秋水等革命领导人逮捕杀害。
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成长发展起来。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从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就完成了欧洲近代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过程。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天皇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致使日本近代文学呈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文学呈现复杂的局面；一是进步的、民主的文学由于政治力量薄弱，又处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中，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学力量。虽然如此，日本近代的进步的、民主的文学仍然在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中得到发展，成为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
一、黎明时期
日本近代文学经历了一段启蒙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是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为了迎合明治维新，满足开化启蒙的要求而有所发展。但文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只出现了不少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到自由民权运动前后，近代文学才开始勃兴，形成了近代文学的黎明时期。这个时期首先出现了作为民权运动宣传工具的“政治小说”，它虽然在艺术上还没摆脱封建时代文学的束缚，但是鼓吹民主、宣传民权、针砭时弊以及作品所表现出的爱国忧民的思想，确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新声。它以矢野龙溪《经国美谈》(1883)和东海散士《佳人奇遇》(1885)为代表。同时，坪内逍遥(1859-1935)在《小说神髓》(1885)里，提出了文学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方法，为推动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近代文学第一个奠基者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他出身于旧世家，学生时期接触过大量的俄罗斯进步文学，并且对文学创作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1887年他用现代口语写出了长篇小说《浮云》，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第一页。《浮云》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内海文三的命运，他由于不屈从日本封建官僚的压迫，不愿采取与现实妥协的处世哲学，终于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作品批判了日本官僚社会的腐朽、卖身求荣的知识分子的卑鄙无耻以及小市民贪财附势的庸俗心理。在主人公文三身上，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迷惘，也体现了作者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憎恶和失望。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塑造、真实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深刻有力的社会批判，都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使它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著作。创作《浮云》之后，二叶亭四迷有很长时间搁笔，于1906年才重新执笔写出了《面影》，第二年又创作了《平凡》。这两部小说同样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天皇政府统治下的挣扎、苦闷和失败。
稍后，于1890年森鸥外(1862-1922)发表了《舞姬》。这篇小说与《浮云》取同样题材，但它描写的知识分子却更加荏弱无力。作品最后部分，主人公青年留学生太田丰太郎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抛弃德国情人叶丽丝从柏林回国，与反动势力妥协。作品以浪漫情调表现了个性自由追求者的失败的悲哀。《舞姬》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开拓了道路。
二、成长时期
日本近代文学在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所开创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砚友社”和“文学界”两上重要文学团体。“砚友社”的文学是日本近代初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退化，它以赢得读者廉价的眼泪为宗旨，对社会的描写流于肤浅，迎合小市民的趣味。“文学界”是以北村透谷为首的青年诗人、评论家的文学团体。他们采取与现实对立的态度，要求个性解放，梦想幸福的海市蜃楼，讴歌青春的活力。他们掀起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潮，为日本近代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北村透谷(1868-1894)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他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活动。运动失败以后从事文学活动。他反对封建黑暗的日本社会，以“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照，突出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在他不成熟的两部诗剧《楚囚之歌》(1889)和《蓬莱曲》(1891)里，洋溢着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炽热感情；遭到挫折以后转而否定现实，表现出诅咒黑暗社会的愤怒情绪。“这个无聊的世界，这个无所作为的世界，这个虚伪的世界，这个狡诈的世界，这个丑恶的世界，这个肮脏的世界，怎么能叫我的心得到片刻安宁!”(《蓬莱曲》)。他晚年所创作的抒情诗，格调清新，形象优美，流露出一个觉醒者、反抗者的孤独、寂寞之情。最后，他深陷在理想和现实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痛苦和迷惘的心情中自杀而死。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近代文学发生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化。这种转化首先在散文中反映出来。青年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以短篇小说见长，代表作有《埋没》、《浊流》、《十三夜》、《青梅竹马》等。樋口一叶来自社会下层，充分饱尝日本近代社会中下层人民的贫困痛苦的滋味。她怀着同情描写处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妓女、女仆、小商、小手艺人的痛苦，尤其被社会蹂躏、践踏的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她们为生活挣扎在黑暗社会里，受尽凌侮和欺压。樋口一叶感情真挚、文笔清秀纤细，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她是近代日本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作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先是一位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诗人。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现实面前，他又逐步转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他后期的短篇佳作《穷死》、《竹栅门》里，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贫困和悲惨遭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日本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近代日本社会的矛盾加深。社会上投机风盛，物价暴涨，工人罢工不断发生。近代产业工人觉醒，社会思想活跃，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些社会动向也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学，产生了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学。它在小说方面以德富芦花和木下尚江为代表，在诗歌上以儿玉花外为代表。德富芦花(1868-1927)是一位基督教人道主义作家，他对近代日本的黑暗和腐朽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热情关注社会问题，积极探讨社会主义思想。他于1903年发表了代表作品《黑潮》，这部小说以明治初期欧化主义盛行时期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政界的腐败和贵族妇女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了明治天皇政府重臣的擅权仗势、生活靡烂。作品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三、成熟时期
1900年以后，日本近代文学开始成熟。日俄战争的胜利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社会贫富两极的分化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鸿沟。这些，促使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省，探求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出路，冷静地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兴起，它一方面接受了西欧自然主义文学坏的方面，主张表现人的本能，赤裸裸地暴露人间一切丑恶，作品中充满庸俗低级的内容，对日本近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毒害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作家处在黑暗的社会里，他们继承浪漫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创作出不满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具有现实主义鲜明倾向的文学作品。
岛崎籐村(1872-1943)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在青年时期是“文学界”重要成员，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登上文坛。他的第一部诗集《嫩菜集》(1897)是青春、爱情的颂歌集，里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不久他由于生活的坎坷、爱情的挫折，从浪漫的抒情转到现实的描写；1906年发表了自然主义第一部代表作品《破戒》。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出身在山区农村贫穷家庭的青年教师濑川丑松，他受父亲的告诫，要终身隐瞒自己贱民的出身，如果一旦破戒，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他在现实的逼迫下，尤其在同是贱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和感召下，终于以“不以低贱为耻”这种认识，向社会宣告了自己的出身，表现他作为新人的觉醒。作品通过丑松的觉醒，有力地批判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人权解放的民主要求。在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描写中，揭露了政界议员争夺选票的黑幕、地方教育机构的腐败落后以及描写了遭受地主残酷剥削的佃农生活的贫穷困苦。作品勾画了一幅较为广阔的明治末年的社会画面，使它成为一部日本近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其后，岛崎籐村又创作了以个人青年时期创作生活为题材的《春》(1908)和以两个封建家族的衰亡史为题材的《家》(1910)，对日本社会的黑暗和封建残余思想作了抨击；但是，作品的社会批判力有所削弱，而着重于倾吐作家个人的生活感受，使作品笼罩着阴沉、苦闷的情调，表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消极色彩。在1918年创作的《新生》则完全是一部个人道德忏悔录，缺乏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风潮的冲击下，岛崎籐村又写出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黎明之前》(1935)，它广泛地描写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激变。
田山花袋(1871-1930)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开始也是以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出现的，1907年写出了中篇小说《棉被》，一跃成为文坛上的重要作家。《棉被》描写一个中年作家对女弟子“恋爱”的故事，它以大胆的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主人公竹中时雄，对女弟子芳子的爱慕、情欲而引起的苦恼、嫉妒以致最后失败的悲哀。它是一篇赤裸裸的情欲忏悔录。《棉被》与《破戒》对照，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种类型作品，它把创作引向专门描写作家个人生活体验和各种情绪的感受，脱离了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然而在1910年田山花袋却创作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乡村教师》，它描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偏僻落后的农村里度过的短短的灰色一生，最后在贫困和病魔交加之下，郁郁而死。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明治时期社会黑暗对日本青年的摧残。另外，短篇小说《一士兵》描述了日俄战争中日本普通士兵的悲惨结局。这些作品都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以人民牺牲为代价的。在这同时，田山花袋还写出了一系列以个人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不久他改变自然主义文学的倾向，转向专门描写宗教冥想世界的题材创作了。
德田秋声(1871-1943)和正宗白鸟(1879-1962)也是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
在自然主义文学风潮盛行之时，在日本文坛上异峰突起而自成一大家的是夏目漱石(详见本章第二节)。他所写的《我是猫》等作品，以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了明治社会的丑恶。夏目漱石这些批判力很强的作品与自然主义作家倾向现实主义的作品，汇成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
1910年创作短歌的诗人长冢节(1879-1915)也发表了描写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土》。它以作者故乡冈田村为背景，写出佃农勘次家极度贫困和破败的生活，客观、细致地再现了贫苦农民挣扎在贫困的深渊里，揭露了日本农村中封建制度的黑暗。《土》在近代日本文学中是少有的反映农民生活的真实作品。
总之，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个时期达到繁荣。它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悲苦，也描写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人民对日本近代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社会意识，所以它所反映的人民生活是黑暗而无出路的，所表达的社会抗议也是消极而绝望的。
1910年的所谓“大逆事件”标志着统治者进一步反动化。这次事件给日本知识界以极大的震动，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也给日本近代文学带来影响，使之发生了曲折的变化。“大逆事件”之后，多数作家沉默，或者逃避现实、倾向悲观、颓废，或者描写身边琐事、忏悔人生；只有少数作家敢于挺身反抗，走上进步的道路。1910年以后，日本近代文学开始出现反自然主义的文学风潮，当时以左派立场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批判的是石川啄木。
石川啄木(1885-1912)是个革命民主主义的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他生在本洲东北部的寒村涩民村，幼年时期因一家贫困移到北海道居住。他当过小学教员、报纸记者。他在少年时期，就开始写出浪漫主义诗歌，后来又创作出咏叹个人生活悲苦和愤懑情绪的和歌集《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以及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云是天才》、《道路》、《我们一伙和他》等等。他通过“大逆事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天皇政府的反动，朦胧地意识到必须用暴力摧毁“国家政权”，决心倾向于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我对自己以社会主义者相称而迟疑不决，今天不再迟疑了。”(《给濑川的信》)他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中》(1910)一文里，对当时以自然主义文学为代表的文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今天的小说、诗、和歌，几乎全是嫖妓、私娼、野合、通奸的记录。”他还向日本青年大声疾呼：“我们青年为从这毁灭的状态中振拔出来，现在已经是必须认清‘敌人’的时候了。……要以全部精神贯注在对明日的考察上——即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有系统的考察上。”在他晚年诗歌创作中，对知识分子缺乏行动只留于空谈革命的不良作风予以尖锐的批评(《无结果议论之后》)，也讴歌了“我时时刻刻准备斗争”的先进工人(《墓志铭》)。石川啄木虽然对前进的道路还很模糊，但是他敢于与黑暗现实对抗，探讨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他在贫病相交之下，很年轻就死去了。但是他的文学活动却有很大的意义，成为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四、分化时期
从1912年开始了大正天皇统治时期，这个时期日本近代文学进一步分化。在大正初年，文学反自然主义的潮流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一是“新浪漫派”，它露骨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文学的没落、反动、颓废的倾向；在作品中宣扬变态的性心理和唯美主义的思想，它的代表作家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一是“白桦派”，它是理想主义文学派别，标榜着人道主义思想，宣扬人类爱，主张以个性的发展改造社会；在作品中多少触及了日本近代社会的黑暗，尤其对社会上封建的因袭的重压作了揭发与批判；它的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和有岛武郎。一是新思潮派，它提倡冷静、理智地剖析、描写现实生活、而所表现的现实无非是近代小市民变化无常的日常生活。它的代表作家是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在大正期间的作家中，志贺直哉、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具有代表性。
志贺直哉(1883-1971)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小说家。他出身旧式武士家庭，从小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时期他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个人身边琐事，通过点滴的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日本现实的黑暗，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到网走去》(1910)描写了一个被封建旧礼教束缚的普通妇女的生活艰辛痛苦，表现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1918)以目睹一次日本士兵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的惨景，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晚年的《灰色的月亮》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用列车中习见的小事，表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志贺直哉文笔清新隽永、生动洗炼，他的描写象水墨画一样，以寥寥的几笔勾画出生动的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脂。因此，他在近代日本文学中是一位颇具特色颇有影响的作家。
有岛武郎(1887-1923)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他对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具有敏锐的洞察力。191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女性》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年轻的女子早月叶子不满于封建家庭的束缚，勇敢地冲出家庭的牢笼，在社会上寻求个性解放的出路。她只凭自己的个性和本能反抗所憎恶的不平世道，反而被畸形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所吞噬，最后抱病而终，表现出日本知识妇女寻求个性解放的悲剧。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虚伪，为日本妇女不幸的遭遇鸣出不平。它是一部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杰出之作。有岛武郎著名作品还有《该隐的后裔》和《诞生的苦恼》。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一位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作家。他早期创作取材于历史故事，在绚丽的艺术至上主义外衣下，对近代社会的利己主义卑下风尚作了冷静的剖析。晚年作品转向了对现实的描写，用反语和幽默来调整“大逆事件”以后的日本社会的黑暗。童话小说《河童》(1927)表现出芥川龙之介的出色的讽刺才能。它以虚拟的半妖半人的河童的社会影射当时日本的现实。
大正末年社会矛盾深化，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有岛武郎和芥川龙之介都对现实社会异常敏感，他们面临阶级矛盾深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临的社会趋势，感到茫然和恐惧；他们怀着内心深刻的矛盾和对未来不安的情绪相继自杀。他们的死标志着近代文学的结束。
与此同时，一些新进的青年作家，探求着新的社会道路和创作道路，他们以激进的思想和出色的作品走向人民，为现代日本革命文学的产生作了准备。
第二节 夏目漱石
一、生平与创作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明治时期，他创作了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作家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夏目漱石原名金之助，漱石是他的号。他在明治前一年二月九日出生于江户(东京)。他父亲是没落的世袭名主(注：名主就是管理城镇的地方小官吏。)，子女较多。漱石出生后就送到盐田家作养子，他的童年就是在养父家里度过的，很不愉快。他求学时期，深受汉文学的陶冶，十四岁时曾在东京二松学舍学习汉文。此后，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小说广泛涉猎。1888年夏，他在第一高等中学预科毕业，升入本科英文科学习。这个时期，他用汉文练习写作，写了不少诗文，收在《本屑录》一书里。他在该书序文中写道：“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文章。……遂有意于以文立身。”
1893年夏目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且积极参加正冈子规(注：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近代诗人、俳句作家，夏目漱石的好友。)的俳句革新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注意向西方学习。1900年夏目漱石被政府文部省派往英国伦敦官费留学。他由于经济困难、入地生疏备受冷遇和歧视。在冷漠、虚伪、无聊的英国社会里，他感到自己就象“在狼群中一只长毛犬一般”，深深体察到以金钱为主宰的“西方文明”社会的虚饰庸俗、尔虞我诈。他无法进入大学，寄居客舍，用读书和钻研英国文学送走孤独的日子。他喜好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尤其倾心斯威夫特、奥斯汀、梅瑞狄斯等作家的作品。同时，他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和科学、内容和形式等问题。以上研究的成果，后来编成《文学评论》(1909)和《文学论》(1907)两部专著。在伦敦“不愉快的两年”的留学生活，对夏目漱石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3年夏目漱石回国之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任教授兼帝国大学的英文科讲师，从事教学工作，并进行创作。
夏目漱石是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等方面都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佳、影响最大。他在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十多部长篇巨著和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锋利的笔触，广泛地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文明社会的丑恶，细致地剖视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己主义精神世界的卑劣，倾吐了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和深沉的悲愤。
夏目漱石走上文坛时期正值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他一反文坛的趋势，抛弃自然主义消积地、纯客观地对现实的描写，在创作中表达理想，伸明道德、伦理的是非观念，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巨大的勇气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坛上另辟新径，“用维新志士那种拚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致铃木三重吉书》)。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的第一部成功作品——长篇小说《我是猫》，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强烈的讽刺精神，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显示出夏目漱石高超的创作才能和艺术造诣，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1906年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哥儿》，它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为基础，描写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哥儿”半年的教学生活，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恶劣的风气。主人公“哥儿”是个憨厚笃实、颇有正义感的“江户儿”。他妒恶如仇、不同流合污，由于对学校种种腐败现象进行了斗争，遭到奸诈、狡猾的校长、教务长及其一伙的捉弄和欺侮，最后他联合正直教员堀田，痛打可恶的教务长和图画教员，发泄了自己的愤恨。“哥儿”表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精神。他虽然勇敢、正直，但对社会缺乏认识，所以，他的反抗带有盲目、幼稚的特点，是一种见义勇为的侠义行为。“哥儿”性格鲜明可爱，深得日本广大读者的喜爱。《哥儿》标志着夏目漱石创作的新发展。以后，他又写出了《一百二十天》和《疾风》等佳作，进一步发展了《我是猫》、《哥儿》对现实批判的精神，对明治以来的“文明开化”作了猛烈的抨击。《一百二十天》描写在山色宜人的阿苏山的山麓上漫步而行的圭君和碌君，他们一面欣赏悦目的景色，一面痛击日本近代文明，要“打倒文明野兽，消灭金钱势力”，要在人们头脑中进行一次“文明革命”。《疾风》塑造了一位怀着极大热情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志士白井道也先生。他反对“华族”(贵族)，痛骂财主，认为日本明治文明“是不见血的地狱”；他在社会上提倡尊重人格、尊重知识的社会理想。作品洋溢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和炽热的改革社会的愿望，表现了夏目漱石大胆干预社会生活的勇敢精神。
然而，出身没落的町人家庭的夏目漱石，由于受到东方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学的熏陶，他在痛击时弊的同时，又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寻求超脱现世的唯美主义文学倾向。在《幻影之盾》(1905)、《一夜》(1905)等随笔中，表现了一种梦幻、浪漫的美。在1906年所写的《旅宿》里，更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一个脱离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画师，来到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寻求没有世俗的“非人情”世界，以“无心和稚心”来尽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作品中极力渲染这个风景绮丽的世外桃源，用汉诗、和歌、象征性的警句装点这个美的世界。画师是人生的旅客，他以超然一切的立场写诗作画，用一种“非人情”的感情欣赏一切。这篇作品充分表露了夏目漱石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观点。
现实和梦幻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交织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之中。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他不能无视现实的黑暗，不能停止战斗。他说：“只睡在这种小天地里，毕竟无法撼动这个辽阔的人世。”(《致铃木三重吉书》)
1907年夏目漱石离去教职，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的邀请，成为该报的特约作家。他满怀壮志，开始了他的新的创作时期。这一时期第一部作品就是长篇小说《虞美人草》(1907)。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社会风尚日趋败坏，当时拜金主义风行，利己主义思想澎胀。作品从道义上有力地谴责了女主人公籐尾的思想和行为；她爱慕虚荣，抛弃义理，追求浮世的荣华，失去了纯贞的爱情，最后以失败和自杀而结束。作品还歌颂了以诚实和真挚为立身准则的甲野和宗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1908年到1910年，夏目漱石又接连写了长篇之作《三四郎》、《其后》和《门》，构成探索明治时期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的三部曲。《三四郎》描写一个生在山村僻地的青年三四郎，对生活和爱情怀着美丽的幻想来到东京上大学。半年的大学生活，使他领悟到生活的辛酸和不幸，尤其遭到所追逐的女子美弥子的遗弃，使他感到幻想的破灭。通过三四郎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细致地、广泛地再现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烦恼，以及他们对日本现实社会的憎恶。《其后》塑造了一个有叛逆精神的代助，他出身于富家，父亲是当时一个政商的典型，思想顽固守旧，封建伦理观念很强。代助虽然生活优裕，但是无所事事，与社会、家庭格格不入。他遇到嫁给朋友平冈的旧日情人三千子，两人的感情又复燃起来。代助为了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婚姻的幸福，不顾社会的压力和家庭的反对，要与三千子结婚。但是他又无力离开家庭自寻生计，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和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不能与当时社会相适应。他觉醒了，却抵抗不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代助的愿望是强烈的，行动是软弱的，他深陷在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他激烈地抨击日本近代社会，挖苦日本是“一只与牛竞争的青蛙”，早晚会“破腹”的；并且指出，日本现实是一片黑暗，“连一寸见方的光明之处都看不到”。《门》描写一个小官吏宗助，他得到朋友妻子御米的爱情，在穷街陋巷居住，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宗助并没有感到家庭生活的美满和爱情的幸福，也不觉得自己已是获得个性自由的人，相反家庭生活的困苦和爱情引起的道义上的自责折磨他的精神，使他失望、苦闷、孤独。他寻求精神的解脱，去到镰仓参拜佛门，却遭到寺院方丈的严词拒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站在门旁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三四郎》、《其后》和《门》尽管人物各异、情节不同，但是贯穿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表现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和成长的过程。作品通过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反抗和对立，写出他们的“梦幻”、“追求”和“失败”的三个步骤。三部作品对知识分子内心活动作了细腻、深刻的描写，表现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夏目漱石精于心理刻画的艺术才能。
1910年日本反动政府制造了惊人的“大逆事件”，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镇压，社会顿时漆黑一片。夏目漱石从1910年开始患有严重的胃病，加之家庭生活的不幸，使他精神抑郁、感情消沉。政府的反动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感到窒息和失望。1910年他拒绝接受政府授予他的文学博士称号，表现出一个正直作家的骨气。1911年发表了重要的演说《现代日本的开化》，尖锐地揭露了近代日本文明畸形发展的状况，说它是受外界刺激诱发而成的“外发”，而不是深植在日本土壤之中自然生成的“内发”。
1910年以后，他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过了春分节之后》、《行人》和《心》等。他的锐利笔触从对广阔现实的描写转移到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内心的私心利欲的细致剖析，在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中，暴露了培植人们丑恶灵魂的封建主义的可怕和资本主义的可憎。作品还希图建立一个有着健全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市民理想社会。1915年所写的自传体小说《道草》暴露了封建家族内部的丑恶，也得出一个绝望宿命的结论：“现世能够料理好的事情几乎没有。只要一件事情发生不知继续到何时，并且以各种形式变成别人或者自己都无法解决的了。”表露了夏目漱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1916年执笔创作《明暗》，但不幸他胃病恶化，不久便去世。作品只写了“暗”的部分，它以津田为主人公，描写他与妻子阿延、情人清子复杂的爱情纠葛，揭示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阴暗的利己主义思想。作品情节生动、矛盾集中、描写细腻，以戏剧手法一幕一幕地展现了人们灵魂的丑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效果。由于它生动、细致地再现了人物内心活动，被誉为日本近代心理小说的典范。
纵观夏目漱石晚年的创作，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锋芒削弱了，而悲观厌世和宗教冥想的情绪却增加了。这时，夏目漱石提出过以“自己为本位”的改革不良社会的见解(《我的个人主义》)，进而又在《明暗》中提出“法天去私”的一种律己责人的宗教、道德净化的主张。无论是这种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主张，还是东方禅学宗教思想的说教，对业已腐败的日本资本主义明治末期的社会，都无济于事，所以他感到现实黑暗的沉重和前途的渺茫。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总有一个孤独、愤世、绝望的影子存在。
夏目漱石的创作倾向是复杂的，但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象他这样以真挚的态度、强烈批判精神从事创作的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少有的。虽然他的教养、出身限制了他的视野的广度，在作品里只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但是他笔力深刻遒劲、目光犀利锐敏，确实在作品中触及了明治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现象，为人们勾画了一幅世相的百丑图，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二、《我是猫》
长篇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写于1904年至1906年9月，1905年1月起在《杜鹃》杂志上连载，不久，编成上、中、下三册出版。
夏目漱石为发泄多年郁愤而写成的长篇小说《我是猫》，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明治“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部作品反映面广，内容丰富复杂。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以猫为故事的叙述者，通过它的感受和见闻，写出它的主人穷教师苦沙弥及其一家的平庸、琐细的生活以及和他的朋友迷亭、寒月、东风、独仙等人经常谈古论今、嘲弄世俗、吟诗作文的故作风雅的无聊世态。作品还巧妙地写进了邻家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纠葛，并把它贯穿在作品始终。资本家金田的妻子为了选择女婿到苦沙弥家里打听理学士寒月的情况。苦沙弥有些傲慢，不大理睬她，于是招来了金田夫妇的肆意迫害：先是指使一伙人污辱谩骂；接着唆使苦沙弥的同事进行报复；以后又买通落云馆的顽皮学生闹得他不得安宁；最后还叫苦沙弥过去的同学对他进行规劝、恐吓。
小说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的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他的“堂皇富丽的公馆”，与苦沙弥的“暗黑的洞窟”恰成鲜明对比。他发财致富的“秘诀”是“要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把鼻子、眼睛都盯在钞票上”，“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金田依仗自己的财势，成为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财大气粗，仗势压人。主人公苦沙弥安贫、正直，教书十年与他素不相识，只是慢待了他的老婆，他便兴师动众三番四次进行打击，致使苦沙弥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买通的落云馆的顽童搞得苦沙弥坐卧不宁，他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家伙……不久将来，总会投降的呢。”一付奸诈、凶狠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所以，连“猫”也觉得金田是“最坏的人类”。
作者笔下的小资本家铃木籐十郎，同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丑恶本质。他的人生观是“要做资本家就得做个大的。”铃木与金田不同的个性是“圆转油滑”。“他以为一个人的事业，倘能不经劳神苦思，不经辩驳争论而获得开展的话，那也就是人生达到快乐的极致了”。铃木毕业之后，就是靠这种“极乐主义”获得成功，带上了金表，并成了“金田老爷的股肱”。他虽然是学子出身，但唯财是命，崇拜金钱，甘当金田老爷的走狗，毫无学友之情，两次来到苦沙弥家，作金田的暗探。铃木是典型的视势小人。
近代日本社会是金钱统治一切，金田老爷就是社会的“无冕之王”，他有叫人“生就生死就死的本领”。“猫”一针见血地说：“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功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表现作者对金钱势力和资本家的深恶痛绝。
作品还有力地批判了明治政府的暴力工具——警察制度。作者笔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警察和侦察极为鄙视。苦沙弥骂“侦探是和小偷、强盗一个族类的东西，其臭无比”。作者通过他们的议论，揭露了警察制度镇压人民、剥夺人民言论思想自由、草菅人命的反动本质。侦探“为了搜索证据，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甚至罗织虚构，陷害良民”。作者通过他们指出，真正的罪人是警察，真正的疯子是侦探。苦沙弥质问：“良民出了钱雇用的人，倒把雇主陷罪，不是十足的疯子是什么呢?”迷亭用推想未来的滑稽趣谈，进一步对警察制度作了抨击：“到了那个时候，警察要提了棍棒在街上巡逻，和打野狗一样扑杀天下的公民了。”日本近代国家是一个军国主义气味很浓的国家，它广布密探和警察，钳制人民的行动，禁锢人民的思想。政府的反动统治是极其黑暗的。小说把矛头指向维护地主、资本家剥削制度的专政工具——警察制度，深刻地批判了它残杀人民的反动性，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作品还用众多的篇幅描写了以主人公苦沙弥为首的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正直、善良，鄙视世俗、不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穷教师苦沙弥“从当学生起就讨厌资本家”。他大骂金田“算什么东西!”他把铃木的名片扔“在那个臭地方(厕所)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对金钱、资本家的仇恨甚至到“顽固不化”的程度。美学家迷亭机敏多智，锋芒毕露，一有机会便嘲讽金田、铃木，使他们陷入窘态。理学士寒月不慕时尚，没作财主金田家的乘龙快婿。他们不满现实，揭露时弊，挖苦世俗，在他们尖刻、讥讽的语言中，却也表达了处在黑暗之中的人民愤懑的情绪。然而，他们又有着种种弱点，甚至不良的倾向。苦沙弥愚拙、软弱、无能，不谙“世道”，他与金田斗争中，虽有“雄壮”的“架势”，但“一交锋就成了银样的
枪”了。迷亭轻浮说谎，玩世不恭，还往往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哲学家独仙宣扬“心的修行”，用“大彻大悟”教诲大家，实则是一种戮害人们身心的毒剂。他们最大的弱点是胸无大志、无所事事；虽然自命清高，但是过着无聊、庸俗的生活。他们为了寻求精神刺激、填补生活的空虚，卖弄知识，故作风雅，嘲笑世俗。他们这种矛盾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特点，正是当时一种既不满上层统治者又不与人民为伍的处在社会中间状态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作者来自这个阶层，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性和心理特征，因而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有力地鞭挞和嘲笑了他们的弱点。在这种辛辣的讽刺背后，也隐藏着作者的苦闷和悲哀，作者说过：“比嘲笑他们我更嘲笑我自己，象我这样嘻笑怒骂是带有一种苦艾的余韵的。”
作品除了上面所揭露和描写的之外，对当时的官吏、教育制度也有所抨击，尤其对当时追逐金钱、损人利己的时尚更是予以深刻的揭露；另外也写到了这样污浊的社会所造成的一般劳动人民朝不保夕、卖儿鬻女的生活惨景。可以说，《我是猫》是日本近代文学中一部视野广阔、描写深刻，贯穿着批判精神的讽刺小说。
但是也应当看到，作品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性。“猫”的形象，集中表明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武器和东方儒学、禅学的思想意识，对日本近代文明展开揭露和批判。作品指责资本家、警察、侦探卑鄙可耻，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养、职业卑下，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点。作品还散布了悲观厌世的思想，苦沙弥为友人写的墓志铭曰：“生于空间，研究空间，死于空间。空也，间也，呜呼天然居士!”这是禅学的虚无思想。作品对劳动人民的描写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偏见，在苦沙弥、“猫”的眼里，普通车夫与金田、铃木、侦探一样的下贱可卑，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尤其在对日本妇女的讥笑、讽刺上，更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落后思想。
《我是猫》是一部具有独特形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的“我”——“猫”是虚构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不仅具有动物的习性，而且具有人的思想意识。在这部小说里，“猫”是叙述者、评判者，又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小说以“我”(猫)为叙述方式，以“我”的见闻和评论构成内容。“我”的出生为开头；“我”因喝了啤酒掉进水缸淹死，小说随即结束。作品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严谨的结构。正如作品初版序言里所说：“《我是猫》象海参一样，不易分辨哪是它的头，哪是它的尾，因此随时随地都可把它截断，进行结束。”
《我是猫》又是以讽刺小说著称的。作者继承了日本俳谐文学和西欧讽刺文学的传统，善于运用风趣幽默、辛辣讽刺的手法进行揭露和批判。他的描写既夸张、又细腻，语言诙谐有趣。对金田夫妇的面容的描写用夸张的手法，达到讽刺的效果。金田夫人的鼻子“大得出奇，好象是硬把别人的鼻子抢来安置在自己的面孔正中似的”；而金田则不同，不仅“鼻梁很低”，而且“整个面庞也很扁平”。这种夸大、对照突出了他们面容的丑陋，也收到令人发笑的效果。作者还善于用突兀的滑稽手法收到批判的效果。它是一种“一顿胡说八道，竟会叫人信以为真”，“激起滑稽的美感”。迷亭信口吹嘘意大利某画家如何画自然从写生做起。苦沙弥信以为真，照章做起。后来迷亭又说这是他胡诌捏造出来的。结果是一场笑话。这在让人发笑的同时，也使人感到迷亭的玩世不恭、戏弄别人的不良作风和苦沙弥的愚拙、迟钝的性格特点，更使人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空虚、无聊。全部作品语言幽默戏谑，处处闪烁出作者的机智诙谐的风趣。
《我是猫》艺术精熟，叙述流畅，舒展自若，表现出作者的高超的艺术造诣。但是，它也有结构松散、内容庞杂、议论较多，描写有油滑低俗之弊。尽管有这些不足，究竟是瑕不掩瑜。《我是猫》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中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