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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阿拉伯现代小说产生的主要动因，是阿拉伯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和西方文学、西方小说的传入。阿拉伯古老的故事文学，如《一千零一夜》、玛卡梅韵文故事、安达鲁西亚骑士小说等，是阿拉伯现代小说产生的温床，而且为现代小说的民族化提供了土壤。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则为小说找到了读者市场。
阿拉伯近代小说的起步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的小说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包括缩写、改写、经过所谓“埃及化”或“阿拉伯化”的西方作品，另一类则是以玛卡梅韵文故事为基本模式，反映近代历史变化的小说。
以玛卡梅为参照形式创作的小说，曾风行一时，其中故事性较强的有埃及阿里·穆巴拉克 （1823——1893）的《阿拉姆丁》（1883，三卷）和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穆威利希（1868——1930）的《伊萨·本·希沙姆谈话录》 （1906）。
《伊萨·本·希沙姆谈话录》以散韵结合的玛卡梅体写成，有两个主人公：一位是故事的讲述者伊萨·本·希沙姆，另一位是有“帕夏”封号的前朝重臣。故事是从伊萨谈说梦中所见之事开始的。他梦见自己于一个夜行走在伊玛姆沙斐仪等的坟茔间，突然一座坟墓裂开，走出一穿着殓衣的人，此人原是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兵部大臣。两人很快相识，变为朋友。他们离开坟场，向开罗城走去，由此引出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帕夏从街市到法庭，到医院，到婚礼……看到埃及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而新法律、新道德、新生活方式都令他惊讶，而不能理解。此书在1927年第4版时增加了第二次旅行。这次是由一位东方哲学家陪同赴欧洲、巴黎考察，帕夏看到了欧洲文明的成果一切表现，大开眼界，最后回到开罗。他的结论是，欧洲文明既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而是一种好坏混合体，人们应向这一文明取其所需。作品把十九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进行了对比，写出了埃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欧洲的影响，也表示了对某些变化的怀疑。
黎巴嫩法里斯·沙迪亚格 （1804——1887）曾写出《阿萨德·沙迪亚格见闻录》 （1833，马耳他），它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传记小说。萨利姆·布特鲁斯·布斯塔尼 （1848——1883）写出了一批社会历史小说。在埃及侨居的一大批黎巴嫩作家翻译、改编和创作了不少小说作品。诗人纳绥夫·雅兹基 （1800——1871）在他们之前出的《两海集》中汇入六十个马卡梅故事，但从文学角度上看，艺术性并不高，它们的价值更多表现在新鲜的语言和丰富的知识上。
在引进欧洲小说的同时，按照西方模式写小说的作家开始出现。最初是消遣性的小说，作家多为黎巴嫩、叙利亚人。接着出现的是历史小说。黎巴嫩籍的乔治·泽丹 （1861——1914）的历史小说在一段时间内极受欢迎。他本人是基督徒，但十分热衷于写伊斯兰教的历史和人物。他从1891至1914年先后写出二十多部历史小说，如《古莱氏少女》、《迦萨尼姑娘》、《攻克安达鲁西亚》等，成为阿拉伯现代小说最早的一笔财富。
乔治·泽丹的历史小说涵盖面极大，对历史史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许多小说穿插爱情故事作引线，但作者更多地重视历史进程，而不是人物。在泽丹之后出现了一批历史小说家，他们在抒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方面都作出贡献，如埃及的穆罕默德·法利德·阿布—哈迪德（1893——1967），易卜拉欣·拉穆齐（？——1949），叙利亚的马鲁夫·阿尔纳伍特（1892——1948）等。
在历史小说之后，艺术小说开始出现，并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埃及作家穆罕默德·海卡尔（1888——1956）的《泽娜布》（1912）被认为是阿拉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有的阿拉伯学者提出，一位叫阿卜杜勒—哈米德·布加尔卡斯的人早在1904年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阿拉伯各国小说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是埃及。黎巴嫩的小说家中成就最高的是旅美派，其中纪伯伦的中、短篇小说在本世纪前二十年间影响很大。作家梅娅·齐雅黛（1886——1941）、赛勒玛·萨伊格 （1889——1953），以及欧麦尔·法胡里（1895——1946）、马龙·阿布德 （1886——1962）、陶菲格·阿瓦德（1911——）等人，后来也写出不少好作品。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叙利亚出现了许多文学刊物，刊载具有消遣或教育作用的故事和小说。这些刊物中有《故事选刊》（1894）、《故事链》 （1899）、《故事月刊》（1902）、《大众夜谈》（1905）和《奥斯曼故事》 （1909）等。这些刊物为叙利亚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园地。据统计，从 1865年到1948年间，叙利亚十二位作家共发表长篇小说四十一部。主要作家二十年代有弗格勒——阿丹，三四十年代有前面提到的阿尔纳伍特 （1892——1948）、和夏基卜·加比尔（1912——）、海利丁·阿尤比等。
在伊拉克，“长篇小说”这个词直到1908年才出现，伊拉克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21年，即马哈茂德·艾哈迈德·侯赛因（1901——1937）的中篇小说《为了结婚》，描写恶劣的环境将有情人阻隔，造成悲惨的结局。他还发表过《弱者的命运》（1922）和《杰拉勒·哈利德》（1928）等作品。两次大战期间伊拉克出现了一些新作家，其中有恩维尔·沙乌勒 （1906——）、阿卜杜勒一哈格·法蒂勒（1911——）、祖农·阿尤布 （1908——）等。
伊拉克小说的初步繁荣是从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开始的。这一时期阿 卜杜勒—麦吉德·鲁特菲发表了《时蚀》（1938）、祖农·阿尤布发表了短篇集 《牺牲品》（1937）、《巴比伦塔》（1938）和长篇小说《易卜拉欣博士》（1939）。四十年代他还发表了短篇集《全面的灾难》（1945）和著名长篇小说《手、土地和水》（1948）等。在进入五十年代的前夕，阿卜杜勒—克里本·阿巴斯发表了长篇小说 《秘密人士》（1949）、阿卜杜拉·尼亚齐发表了《时日情语》（1949）、哈米德·拉德旺·拉维发表了《揭开帷幕》 （1949）。
鲁特菲的短篇小说，多写爱情、失望、忧愁和痛苦，情节比单较纯，主要表现主人公沉思遐想，突出其浓郁的浪漫主义感情。如《分离之后》写原来的女友变成别人的情人，主人公在河岸边触景生情，勾起往日的美好回忆。 《告别》则写主人公与情人重聚时的激动心情，像蝴蝶围着花儿飞旋，欣赏着所爱的人的美丽。他的作品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幼稚。
祖农·阿尤布喜欢写哲理性、政治性的短小精悍作品，有的暴露社会的痼疾，有的分析人性的弱点，有的把东西方文化和道德作对比。他的 《手、土地和水》，以农民的生活和苦难以及他们同封建主的斗争为主题，是伊拉克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成果。
马格里布国家的小说发展较晚，在艺术表现上受阿拉伯东部地区小说影响较大。这一时期摩洛哥最出色的小说家是阿卜杜勒—马吉德·本·杰龙（1918——）此外还有阿卜杜·拉赫曼·法希 （1918——）等。本·杰龙的短篇小说集《血谷》（1947），把历史与现实密切结合起来，忠实地反映了摩洛哥人民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不幸和艰苦斗争。小说用沸腾着“牺牲者的鲜血、处女的眼泪、孩子的哭号、母亲的呻吟、老人的哀叹”的“血谷”，象征人民复仇的意志。法希在1941至1951年间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小说，而他的小说集《我的叔叔布什塔基》直到1962年才正式出版。
阿尔及利亚的小说家也是在四十年代才登上文坛的。艾哈迈德·里达·侯虎 （1911——1956）1947年发表的《来自麦加的姑娘》，是阿尔及利亚第一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通过描写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家庭，对封建传统习俗和礼教进行了比较具体和深刻的揭露，引起社会很大反响，遭到宗教卫道士的猛烈攻击。
在突尼斯，小说是三十年代初出现的。阿里·杜阿吉 （1903——1943）写出一批中、短篇小说。但他的中篇小说《染脚趾者的街》，虽显示出艺术才华，却因稿费过低，未能在他生前出版。在四十年代中期，作家马哈茂德·麦斯阿迪 （1911——）发表了长篇小说 《为了忘却的诞生》（1945）和一些具有传统叙事风格的短篇小说。《为了忘却的诞生》是一部富有哲理意蕴的小说，描写主人公在心爱的妻子故去后，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回忆又给主人公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企图发明使人能忘却往事的魔液，他成功了，但这也意味着他的生命的结束。小说结构复杂，人物和事件显得朦胧而虚幻，是阿拉伯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的作品。另一位短篇小说家穆罕默德·马尔祖基（1916——），则比较重视现实问题。四十年代中期才华初露，开始发表反映有关社会和道德问题的作品，但主要成就在后来的当代文学时期。
利比亚的现代小说以短篇创作为主，数量较少。小说家多为政治家，如瓦哈比·布里、穆罕默德·卡米莉·古利。他们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出现于三十年代中期，从1935年起陆续在《西的黎波里报》刊开。其基本主题是东西方文化的斗争，在抵御西方文化渗透中塑造阿拉伯人的理想和道德品质。这些小说在艺术上尚不成熟，充满说教训诫式的内容，近于政论。说明利比亚现代小说的发展比起其他阿拉伯国家落后一段距离。
苏丹现代小说是随着三十年代创进两个文学杂志《复兴》（1931）和《晨星》的出现而诞生的。埃及小说家的作品给苏丹的年轻小说家们以启发。最早的短篇小说，受浪漫主义潮流影响，多以爱情、婚姻中的矛盾冲突为基本主题。较早从事这类创作的有奥斯漫·阿里·努尔和穆阿威亚·努尔。但前者的小说直到五十年代初才开始结集出版。
巴勒斯坦小说的先驱是哈利勒·贝德斯（1875——1949），他于 1908年在海法城创办了《珍宝》杂志，发表自己翻译的俄国小说和自己的创作小说。他写的《继承人》（1920，耶路撒冷），是一部长篇社会—受情小说； 《思想舞台》（1924，开罗）是短篇小说集。他重视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在《思想舞台》前言中，强调小说已变成文学园地中“最美的一种艺术”，小说的主题是“人”，是“人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生活”。另一位短篇小说家是纳喜提·希德基（1905——），译介过俄、英、法、西和中国的小说，而且在埃及《使命》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创作小说，在五十年代初结集出版，名为《悲伤的姐妹们》（1953，开罗）。他注意探讨文化，如《活死人》一篇，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指出传统作家追求词藻，结果写出的东西“近于废话”。妻子伊勒哈姆夫人对丈夫的迂腐文学观据理驳斥，整个小说颇像一份学术探讨会记录。《哈娅图·巴拉贝丝》，写一位父亲早亡、母亲重病、妹妹尚幼的耶路撒冷城贫苦姑娘，被迫辍学，找到一个相当于农村小学“民办教师”的职业，而且兼当农村护士。她工作勤奋刻苦，成为村民夸赞崇拜的对象。母亲病故，她仍坚持工作。她索性带着行李搬到学校去住。在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夜袭中，为了抢救伤员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的内容非常感人，但艺术手法比较单调，表明巴勒斯坦小说在运用艺术技巧上还不够成熟。此外阿卜杜拉—哈米德·耶斯（1908——1975）的《短篇故事集》（1946，雅法），马哈茂德·赛夫丁·伊拉尼 （1914——1974）的《开局》（1937，雅法）等短篇小说集，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
●《泽娜布》：阿拉伯现代第一部长篇小说
《泽娜布》是埃及和阿拉伯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12年开始在报刊上连载，1914年正式成书出版。
小说的作者是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 （1888——1956）。他出生在农村，曾留学法国，1911年回国休假时，曾陪同启蒙学者鲁特菲·赛义德到农村视察，对农村加深了了解。小说是在留学期间写出的。他说，对祖国的思念是写此小说的主要动力。
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文学拓荒，海卡尔对这部尝试性的作品信心不足，最初发表时，还不敢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只署“埃及一农夫”，也不称为长篇小说，而只称之为“乡村场景和道德”。直到1929年他才敢正式署上自己的名字。
小说基本是围绕农村姑娘泽娜布的同折爱情故事而开的。泽娜布是一位容貌出众的农家女，她在大户人家做帮工。这家公子哈米德在城里读书，他爱堂妹阿齐扎，“阿拉伯人自古允许堂兄妹结婚”，但传统阻止他们彼此接近和相知。当他从堂妹来信中得知她已被迫嫁给别人时，无可奈何地屈从了现实。这时，他的感情渐渐移向美丽的泽娜布，他感到她就像美妙大自然的呼唤。泽娜布此时也处在矛盾中，她一方面向哈米德敞开心扉，希望改变自己低微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热烈地爱着年轻力壮的穷长工易卜拉欣。
泽娜布尽管苦恋着易卜拉欣，但传统的禁锢使她始终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她的地位也不允许她去高攀主人的儿子。结果违心地嫁给了自己本不爱的哈桑，去过木然应付丈夫的苦生活。她心中一直保留着对易卜拉欣的爱情，当易卜拉欣被征兵派往苏丹时，她受到极的大打击，患了肺病。亲人们为她画符驱病，她最终还是吐血而死，手中还攥着易卜拉欣赠她的手绢。
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几乎无一获得幸福，他们分别被禁锢于自己的阶级、门第中，传统战胜了他们的爱情、理想，毁掉了他们的家庭幸福。小说是对社会禁锢、压制的抗议，也是对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呼唤。
这部小说总的风格是浪漫主义的，感情充沛，富有诗意，但像一首挽歌，结尾今人有悲凉凄切之感。故事不够紧凑，人物形象带有作者强加的理念的成分，与现实生活有一段距离。许多描绘、议论常常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外，语言表达显得繁复冗长。作为现代小说的第一次尝试，这些缺点是难以避免的，批评家们推崇的是这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海卡尔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如《哈桑谢赫》（1926）、《爱欲的判决》 （1926）等，也都是以农村为背景的，但影响不大。后来，由于海卡尔把主要精力投入政党政治活动和文学批评上，在小说创作上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埃及新派小说的诞生
二十年代埃及小说开始进入活跃期。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相继涌现出二十多位颇具才华的小说家，他们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在这批小说家中有不少人受到1919年埃及革命的影响，他们把目光转向埃及现实，主张文学革新，让文学和埃及社会现实建立密切联系，强调埃及思想独立的必要性。他们把自己称为“现代派”，即新派。新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艾哈迈德·海利·赛义德，1925年在《黎明报》上说：“我们愿埃及有埃及的文学，埃及的艺术，埃及的思维。我们否定用别人的头脑去思考，不管是我们中那些用西方人头脑思考的人。还是用蒙昧者和荒谬者的头脑思考的人。因为他们全部是模仿者，全都感觉不到生活的呼唤。”
新派小说家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塔希尔·拉欣、伊萨·奥尔德和谢哈泰·奥贝德，以及马哈茂德·台木尔。
奥贝德兄弟
伊萨·奥贝德 （？——1923）和谢哈泰·奥贝德（？——1961）是二十年代初同时登上文坛的一对同胞兄弟。他们出生在开罗一资产阶级基督教家庭，原籍可能是叙利亚。父亲早亡，主要靠从事缝纫的母亲养大。哥哥伊萨曾在农业银行工作，但酷爱小说和戏剧创作，对创造“埃及文学”有极大热情。可惜英年而逝，未能展露其全部才华。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伊赫桑·哈妮姆》 （1921），包括五个短篇；《苏莱娅》（1922）包括一个中篇，两个剧本和一个短篇。弟弟谢哈泰，当过店员，后长期从事绸布生意，只出了一个短篇集《沉痛的教训》（1922）。由于他们受法国小说，特别是受巴尔扎克和左拉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创作上倾向于现实主义和写实方法。尽管他们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他们执著追求“埃及小说”这一目标，创作贴近现实生活，对埃及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受到文坛注意。
伊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里的第一篇作品《伊赫桑·哈妮姆》，通过女主人公给女友的一封信，写出她两次婚姻的失败和她难以摆脱的精神痛苦。
伊萨的第二本小说集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中篇小说《苏莱娅》这是继 《泽娜布》之后埃及出现的又一部比较成功的艺术性小说。
小说在情节发展和环境变化中逐渐完成对男女主人公的刻画。语言通俗流畅，自然而富于表现力。作者特别注意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而且把对话与心理活动结合起来。
伊萨·奥贝德小说的女主人公，多半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见解的青年女性，她们的身上既体现了对传统的反叛，又带着欧洲物质主义潮流的消极影响，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在《伊赫桑·哈妮姆》小说集的长篇序言中，伊萨·奥贝德强调要真诚地、赤裸裸地、不加欺骗和美化地描写现实。他认这“讲坛式的训诫”在小说中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现论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有一段距离。
谢哈泰·奥贝德的短篇集《痛苦的一课》（1922），在艺术风格上与其兄大体相似，不过这些作品在结构上更紧凑、更严密，也更具有内在的幽默感。谢哈泰的小说缺少正面反映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题材，但在这本小说集中仍有两篇从侧面涉及社会政治现实的作品，其中一篇写一个侨民家庭为了达到发财目的不择手段，向占领军出卖了家庭的尊严和女儿的贞操。另一篇写一些从事爱国主义运动的女士们，为了给一位革新文学家的遗孀和孩子凑些钱，举行义卖活动。她们利用受群众欢迎的爱国领袖扎额鲁勒的画像，使拍卖获得了成功。
奥贝德兄弟为建立埃及地区性文学而作出的努力，因伊萨·奥贝德1923年的早逝而受到打击。兄长逝世后，谢哈泰感到自己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成功，也辍笔耕而去经商，当了尼罗宫大街一家绸布店的老板。这对富有文学才华的兄弟匆匆离开文坛，是二十年代埃及小说界的巨大损失。
塔希尔·拉欣
马哈茂德·塔希尔·拉欣（1894——1954）是埃及新派小说的重要一员。他是开罗工程技术学校市政系的毕业生，担任过工程师。1925年进入文化界，与人合作发行《黎明报》。他热爱文学，精通英语，受英、美、法、俄文学特别是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影响较大。他的文学创作的活跃期是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初，由于挫折和失望，中途停止了创作，直至逝世未再发表任何作品。
在从事文学创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塔希尔·拉欣被认为是“集中全部艺术精力于小说创作的作家”。他共出了《笛声的嘲弄》（1927）和《听人们讲……》（1930）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一个中短篇合集《飘飞的面沙》（1940）。还有两部长篇小说《没有亚当的夏娃》（1934）和《自杀者和秘密》。此外他还写过少量剧本，如《两代人的母亲》，《多余的手指》等。
拉欣重视社会性题材，特别是婚姻、家庭方面的题材。他的小说虽然情节有时很奇特，但人物，事件都比较单纯，没有枝蔓，所以给人以明快清爽之感。注意人物刻画，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场景作比较清楚的交待。在小说语言上，开始用标准语，后来尝试用土语，最后又回到标准语，语言灵活、生动、诙谐。
他的第一篇小说约写于1924年，名字起得很特别，叫《对！》。小说写一位青年阿卜杜—拉赫曼，父死之后母亲嫁给了叔叔，母亲死后，叔叔又娶了自己朋友的女儿年轻姑娘杜兰特。阿卜杜—拉赫曼与这位年轻的婶婶产生了爱情。虽然姑娘表示钟情于他，可巨大的心理矛盾却使他不愿做一个可称之为叔叔、父亲、兄长的人的妻子的丈夫。数学老师萨利赫却赞赏他们的爱情，说，“青年属于青年，……这是自然规律。”说完拿起在看到的第一份卷子上写了个“对”字。小说矛头指向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企图说明不相称的、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婚姻，会导致背叛。
他的第二篇作品《他和苏阿德结婚》（1925），也是抨击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小说让阻挠爱情幸福的父亲死去，让爱情长存。
《教养室》（1925）是他写出的第三篇也是最精彩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寓庄于谐的幽默笔调，写出一个令人欲笑又悲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生动活泼，使麦姆杜哈既精明又愚蠢的形象跃然纸上。作品不仅讽刺了这位丈夫，而且讽刺了闺门“教养”制度，在嬉笑中显出了深刻。小说美中不足的是把纳依玛和哈姆迪的关系庸俗化了，变成一个单身青年和一个受冷落的妻子之间的彼此满足。
拉欣喜欢写他比较熟悉的城市，只有一篇是以农村为背景的，即《村话》 （1928）。这篇小说写一个向往城市生活的修鞋匠，进城找工作前把妻子送到一位打光棍的人那里帮着做活，那人让他给人捎封信，次日晨再将回信带回来。他路上觉得蹊跷，结果不久就返回，果然那人正和自己的女人在一起。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他们。这个故事有点像《一千零一夜》或一般民间故事，有一种幽默、诙谐的风格，故事情节单纯，重突然性。
《没有亚当的夏娃》是拉欣写出的一部长篇，1933年在杂志上刊出，次年正式出版。故事写得很有层次，情节紧凑，衔接自然，结构比较完整，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是显示埃及新派小说实绩的代表作品。
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夏娃这样一个颇具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夏娃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尽管她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但她既不能摆脱自己的世界，又不被另一个世界所接纳，始终在矛盾中挣扎。她给自己编造了一个神话，无情的现实打碎了她的幻想。
这部小说是阿拉伯世界“第一部”表现“下层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问题的成功作品，而且在艺术成熟性上也超过了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
●塔哈·侯赛因： 《日子》
塔哈·侯赛因最初并不重视小说创作，他热衷的是古代文学研究和对希腊和法国文学的译介。由于二十年代中期文学界出现的激烈斗争，他产生了通过回忆自身成长历程，反映埃及社会问题的想法，结果写出了传记体小说 《日子》。而《日子》的成功，又引发了他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热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连续写出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日子》是塔哈·侯赛因最成功、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共由三卷组成。第一卷1926年开始连载于《新月》杂志，1929年正式成书。第二卷出版于1939年。第三卷于1955年连载于埃及《最后一点钟》杂志，正式出版于1962年。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这是一部出版时间拉得最长的小说。就艺术成就看，最成功的是第一卷，此卷到1983年已经再版五十九次。从1932年英译本开始， 《日子》已译成世界多种文字，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日子》把个人经历、社会研究和小说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埃及青年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重障碍，贫穷、疾病、愚昧、极端落后的教育制度，对青年人思想的压抑和禁锢；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一位渴求知识，渴求光明的农村盲童，觉醒和反叛过程，既是社会的广阔画面，又是个人的心路历程。
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主人公“我们的朋友”双目失明后，被抛在生活的偏僻角落，他倾听着人生，幻想着世界。
《日子》的第二卷，描写“我们的朋友”离开故乡，来到开罗，进入古老的伊斯兰宗教学府爱资哈尔。
《日子》的第三卷则主要写主人公在埃及大学学习和留学法国前后的情况。
《日子》属于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性作品。其文学成就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热爱知识，热爱真理，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盲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在以往的全部阿拉伯文学作品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典型，在世界文学中也极为罕见。对阿拉后民族特别是阿拉伯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征服黑暗、战胜环境、赢得辉煌人生的榜样，一个摆脱束缚、走向自由的象征。其次，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埃及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揭示了造成民族愚昧落后的内部原因，特别是阿拉伯传统教育扼杀青年、削弱民智的危害，无疑是敲响了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警钟。第三，《日子》在艺术上开了阿拉伯现代传记小说的先河。它的富有音乐性的语言，深沉中见真诚的风格，倒叙与议论相结合的叙事技巧，均给同代和后世文学家以启迪，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艺术小说的发展，为阿拉伯现代散文文学语言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塔哈·侯赛因在写《日子》第二卷时，还写了一部反映他留学法国前后一段经历的小说，即《文士》（1935）。这本书在作者心目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他曾说过；“我喜欢和重视这本书，不会使人们惊讶，这是关于一位文学之士的书。我之所以欣赏它，是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叙述了很多我本人生活方面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在《日子》第三卷出版前，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日子》的第三部分；《日子》的第三卷出版后，又被当作《日子》的第四部分。但作者本人并未把它归入《日子》的序列中。
事实上，这部小说所描绘的主要人物与《日子》所描绘的主要人物并不相同。《日子》的主人公即那位“我们的朋友”，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而 《文士》中的主要人物却是作者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形象。 《文士》中出现的其他形象也并不像《日子》中的人物那样个个实有其人。
《鹬鸟声声》（写于1934年，出版于1941年）是塔哈·侯赛因最重要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和《日子》、《文士》不同，不是表现作者个人经历和遭际，而是客观地描述埃及农村一个贫苦家庭的悲剧和不幸。故事的前半部分是触目惊心的，后半部分是出人意料的，结尾是令人困惑的。
除以上作品外，塔哈·侯赛因还写过反映对生活和文学艺术种种看法的 《着魔的宫殿》（1936，与陶菲格·哈基姆合著），利用《一千零一夜》的艺术形式，表现反战和爱民思想的《山鲁佐德之梦》（1943），描写上埃及地区一家三代人生活变迁的《苦难树》（1944）等长篇，和为埃及贫苦阶级提出控诉和呐喊的短篇小说集《大地受难者》（1949）等。《苦难树》和《大地受难者》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达到了1952年埃及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青年一代作家的创作方向。但在艺术水平上，上述小说都未达到 《日子》和《鹬鸟声声》的深度和影响力。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塔哈·侯赛因基本上放弃了小说创作这一形式，而把接力棒交给马哈福兹和伊德里斯为代表的新一代小说家了。
●陶菲格·哈基姆的长篇小说创作
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是埃及和阿拉伯现代作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领域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哈基姆二十年代初踏入文坛，热衷于轻歌剧和喜剧创作。长篇小说的创作开始于 1924——1928年留法期间，最初用法文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后来可能感到用母语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便改用阿拉伯文重新创作，才正式发表，这便是他一鸣惊人的 《灵魂归来》。
三十年代是小说家和戏剧家哈基姆创作力最旺盛的年代，他的几部代表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问世，他成为此时最轰动最多产的长篇小说作家和戏剧家。
《灵魂归来》：为民族招
魂哈基姆参加过1919年埃及人民的反英爱国斗争。这一运动大大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成为他创作《灵魂归来》的直接动力。
为民族招魂——这便是哈基姆这部小说和后来几部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所谓“灵魂”就是精神，哈基姆称作“气”或“味”。呼唤“灵魂归来”，就是呼唤埃及民族精神，埃及“民气”的归来。这一重大主题的提出是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但哈基姆并未能以一种雄浑壮阔的方式，对埃及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作全影式的描绘，而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1919年革命作了局部的正面描述。因此，这部小说的艺术表现和它的重大主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灵魂归来》由上、下两卷组成，上卷十八章，下卷二十五章。每卷的开始部分，都引了古埃及《亡灵书》中的诗句点题。故事是通过一个短短的前序引出来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步入青春期的中学生，名叫穆哈辛，是埃及外省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为读书来到开罗，寄居在叔叔、姑姑家。
哈基姆企图通过开罗市中心这个与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反映埃及社会生活和民族觉醒的现实全貌。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各自的缺点，平时也不团结，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却能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显示出蕴藏的精神力量。小说歌颂了埃及人民特别是农民，肯定了他们的“合众为一”、 “同甘共苦”和爱国主义热情。读者在下卷的第一章和第六章中，还能看到有关东西方文化、道德和民族性的对比。特别是第六章中，一位英国水利专家和一位法国考古学家之间的长篇对话，更充分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埃及历史的珍视和对埃及复兴的信心。作者借用法国考古学家的口说：“一个在人类黎明时期创造了金字塔奇迹的民族，决不会没有能力再创造其他的奇迹！”
《灵魂归来》包括了一些可称作社会哲学的颇有价值和内容，尽管从艺术上看，这些内容、游离于作品情节之外。小说提出埃及民族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全部感情和希望，可以作为他们理想标志的人物”，这一思想曾给领导1952年革命的纳赛尔以深刻启发。
这部小说和同期其他作家作品比较，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小说的文学色彩。和同期作家的作品相比，也更丰富些。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相当细腻。某些人物的出场，设计得也很巧妙，如苏妮娅与穆哈辛首次相见，人未出，而声先至，对话也很生动。作者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泽努芭姑姑的热情和盲动就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回忆、倒叙、插入等手法运用得相当熟练，打破了平铺直叙的讲故事传统。
作品的不足之处是：主题思想和人物、情节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埃及农业社会作田园牧歌式的描写，甚至对人畜同居一室也加以赞美；为了歌颂农民而不惜贬损游牧民，顾此失彼；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涵，与小说崇高的主题游离；表现男主人公们时，用同吃一桌饭、同住一间屋、同得一种病、同爱一个姑娘、同受失恋之苦、同时投入爱国斗争、同住一间牢房的方式，显得比较牵强和幼稚；借助外国人说出作者想说的话，则无助于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乡村检查官手记》：黑暗现实的诉状
哈基姆的长篇小说不应看作自传体的作品，但几乎每部都有他本人的生活经历。1928年他回国后曾在亚历山大混合法庭供职，1929年被任命为驻地方法院的巡回检查官，在随后四年间他接触了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各个社会阶层，亲睹了下层劳动者和农民的苦难，以及官员们对他们处境和权利的忽视，富人对他们的强暴和压迫。《乡村检查官手记》（1937）就是根据他在司法部门工作期间获得的丰富素材而写成的。
小说的艺术形式比较别致，通过主人公办案过程中十二天的日记，集中展示了埃及农村悲惨黑暗的现实图画。
这部小说不仅揭露了司法部门的腐败，而且把法律不公现象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成为对黑暗现实的一份诉状。
在这部小说中，哈基姆充分显示了他的幽默讽刺才能。差不多每一篇日记中都有戏剧性的场面或令人发笑的调侃与自嘲。所有的幽默和诙谐，都直接与揭露性的严肃主题相联系，而不是语言的游戏或卖弄。例如警察局长谈 “自由选举”时说，选举投票是自由的，但他可以自由地更换票箱。
小说的对话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语言，非常生动，但也让读者从中听出深深的悲哀。书中十月十四日那则日记，检查官和他的助手审讯一位所谓犯“偷窃罪”的中年农民时的对话，就很有典型性，短短的几句对话就把农民诚实和纯朴、悲苦和辛酸，表现出来了。
《乡村检查官手记》无论从思想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语言、技巧上看，都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有的西方文学机构，把它列为本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台木尔的短篇小说
在阿拉伯现代短篇小说家中，马哈茂德·台木尔 （1894——1973）占有最显赫的地位，他曾把自己比作一位多情的恋人，把全部身心都交给了小说。他是唯一在小说领域奋斗不息的小说家，代表了埃及现代短篇小说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他的创作不但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社会包容量大，艺术上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此被誉为“阿拉伯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埃及的莫泊桑”。有的评家说，他的功劳是“几乎将读者从单纯消遣转向艺术欣赏”。文坛主将塔哈·侯赛因在台木尔当选埃及阿拉伯语言科学院院士时，曾赞扬他为阿拉伯小说艺术“打开了大门，铺设了道路”，认为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作“世界性作家”。
马哈茂德·台木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文学世家。父亲艾哈迈德·台木尔 （1871——1930）是著名人文学者，典籍收藏家。姑母阿依莎·台木莉娅（1840 ——1902）是著名女诗人。哥哥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是阿拉 伯现代小说和戏剧的先驱之一。在家庭浓厚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物质条件 下，马哈茂德·台木尔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他与兄长合办家庭小报，家 庭舞台，较早投入文学艺术实践，成功地发掘出艺术创造潜力。
马哈茂德·台木尔曾在高等农业学校学习。二十岁时患伤寒被迫辍学， 去欧洲疗养。在瑞士、法国的两年多时间内，遍读法、俄等国小说家作品， 深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影响。欧洲之行，奠定了他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也较多地受到阿拉伯旅美派作家的影响。阿拉伯古典 文学，特别是《一行零一夜》的故事，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台木尔的文学视野是广阔的，艺术工掘是多方面的。从1925年出版第一 部短篇小说集《朱穆阿谢赫》开始，到1973年逝世，总共发表了七十部作品， 其中长篇小说十一部，剧本十六个，游记和散文集各四部，各种论著十一部。 其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小说领域，特别是短篇小说，他前后共写出约四百余篇 短篇小说，出版了至少二十五个集子。最著名的集子有《朱穆阿谢赫》（1925）、 《米特瓦里大叔》（1927）、《小法老》（1939）、《粗唇》（1946）、《魔 女》 （1942）、《新年快乐》（1950）、《我是凶手》（1961）、《今日之 女》 （1971）等。
台木尔曾多次获奖，其中有阿拉伯语言科学院小说奖（1947），国家文 学奖（1950），巴黎瓦夫·哈利文学奖（1951），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1962）， 科学艺术勋章 （1963）等。其小说作品已译成世界多种文字。①
台木尔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发表作品。他早期的作品多数带有 幻想、伤感的成分，如《失望之泪与希望之吻间的爱情》，《悲愁的爱》， 以及《往昔》等，这些小说社会内容较少，主要表现主人公的纯情和愁绪。 这一阶段不算长，可称为浪漫主义阶段。
1919年埃及人民的反英爱国斗争，把作家推到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 的浪潮中，台木尔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基调很快就被现实主义倾向所代替。但 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时，并未将浪漫主义完全丢弃，五十年代发表的《通 往爱情之路》、 《五毛钱一个吻》、《打情郎》、《灵魂的呼唤》等，浪漫 主义的气息仍然很浓。后来的创作实践表明，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台木 尔愿意尝试任何方法。
台木尔虽然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但能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从二十年代 起，他笔下的劳动者的形象就逐渐多起来。这些形象一般都很真实，性格纯 朴，十分感人。他们或者象征着某种社会悲剧，或者体现了一种生活启示。 在1925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一篇名为《朱穆阿谢赫》的作品，情 节虽然比较简单，但那位看场院的老伯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故事是通过 一位青年回忆叙述出来的。这位青年小时侯常去农村，认识并喜欢上了那位 会讲故事的老大爷。读者从这位老人形象中似乎可以感到一个民族的沉重与 悲哀。
人道主义是台木尔最珍视的价值。他认为人道主义是“人类的本质”、① 台本尔作品从1957 年超陆续介绍到我国。我国先后出版《二路电车》（1963）《台木尔短篇小说选》（1978）等作品集 “人类的心灵”，是一种“精神力量”，应成为人类不变的特性。在《小耗子》、《萨哈露勒妈妈》、《人》、《让我们开始生活》、《布图努斯》等作品中，这一价值被艺术地展示出来。
《小耗子》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满七岁的小女孩。她没有父母，没有名字，只被女主人呼作“小耗子”。台木尔在这篇作品中注入了对小孤女的无限同情。这一同情又表现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她对她唯一的伙伴也在挨饿的真正的小耗子的同情。作者对环境的描写，对小女孩心理的刻画，都显示出了很高的水平。结尾部分写大火烧死了小耗子，烧死了恶老太婆，也烧死了小姑娘。这种处理具有强烈的心理震撼作用。
他很重视小说形式和技巧问题，早在四十年代，台木尔已经把许多现代派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了。他的长篇小说《克莉奥帕特拉在哈里里市场》 （1946），让古埃及女王和她的情人安东尼，以及大征服者帖木尔等，和现代人一起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明显地借用了荒诞派手法。短篇小说 《小清真寺的长老》 （1951）也有浓厚的荒诞派意味。
揭露宗教迷信是台木尔一贯的立场，早在《穆特瓦里大叔》（1927）那样的小说中，他已写过被迷信者奉为“圣人”的小贩怎样发疯，成为宗教迷信牺牲品这样的悲剧了。
台木尔很重视小说的戏剧性，这一特点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他擅长以喜剧的风格写出悲剧的主题。他的不少小说写得都是笑中带悲的故事。
不断地发掘新题材，扩大小说表现空间，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是台木尔一生的追求目标。他借助短篇小说的灵活性、时效性提出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例如政治投机者如何不择手段爬上高位（《沙良总督的姑妈》），冒险家投机者怎样欺骗社会，追求私利（《人寿保险》，《彩票》），教权主义、封建传统破坏家庭和青年的幸福（《纳德日雅》、《去天堂》《捉小偷》），不合理的新闻制度怎样败坏着记者的职业道德 （《成功》），这些作品都起到了社会警钟的作用。
台木尔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往往使人们忽视了他在中长篇小说创作上的贡献。事实上即使不把他的短篇小说算在内，光凭他十多部长篇作品，他也足以在现代小说史上占一席之地。《拉吉布先生》（1928）写一个普遍人受招魂术的骗变为疯子，被送进精神病院。《废墟之间》（1934）写一位摇摆于富家女子和平民女子之间的青年，遇到的家庭与爱情的悲剧。 《赛勒娃彷徨歧途》（1944）通过女主人公的回忆，道出了物欲对人生的腐蚀。 《柔枝嫩条》（1958）以象征的笔法，反映石油问题造成民族内部矛盾和两代人的鸿沟。《再见，爱！》（1959）写一位陷予过去与现在、自卑与自傲、物质与精神矛盾中的姑娘，最终在爱情难题面前作出正确的选择。《蓝灯》 （1960）以第一次大战为背景，探讨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标准问题。《泥塑偶像》（1969）借助法老时代的故事，揭示把活人奉为神的历史荒谬性。
台木尔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而且有一定的理论建树。他写出过《小说艺术》、《小说与戏剧之研究》等专著。他认为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艺术家应是一个创新者。他强调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意义，指出“小说愈接近生活，其作用愈大，影响愈深。”主张建立“从埃及环境中涌现的埃及文学”。他说：“我们处在复兴的起点，假如没有一种能说出我们的苦难，表达我们道德和感情，最真诚地描绘我们困难和环境的埃及文学，那是可耻的。”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成了半个多世纪埃及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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