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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南斯拉夫二十世纪文学，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用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概念加以评论，因为文学中的许多现象，以及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的文学流派，远在1900年以前就出现了。另外，许多属于十世纪传统文学的作家，在二十世纪还继续不停地进行创作。从前作家的生命都很短暂，作品也不多。但在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家的生命都延长了，创作也比先前丰富得多。青年时代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和特殊的声望，赢得了读者，进入老年，也依然还在不断革新、勇于探索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从地理区域来讲，许多地区由于社会急剧的变革和发展，文学也出现了兴旺的态势，其次可以说，在南斯拉夫所有的文学中心，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独立的塞尔维亚，在两个世纪交替中间，愈来愈强大的市民阶级，积极地改变了到那时为止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同样，独立的门的内哥罗（黑山）文学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过，他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克罗地亚、伏依伏丁那、波斯尼亚和斯洛文尼亚，是“人间地狱”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奥匈帝国摧残了许多为争取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民族运动。另外，某些地区，例如象马其顿那样的地方，依然还处在土耳其帝国的枷锁控制之下。文盲、落后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十世纪初期的南斯拉夫文学，以越来越关注欧洲文化和中心中兴起的文学运动为其显著的特点。许多作家到这些文学中心地旅游和学习，深受当地文艺思潮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克服从前不可避免的落后现象。不少地方涌现出一批具有欧洲文化素养，谙熟文学艺术现代倾向的作家。美学家波格丹·波波维奇 （1863—1944）、批评家约万·斯凯尔里奇（1877—1914）标志着塞尔维亚文学发展新时期的来临。他们认为评价某一部作品，首先要看其美学价值，而不仅仅以它的倾向性来论短长。在克罗地亚文学中，安东·吉斯塔夫·马托斯 （1873～1914）、米兰·马良诺维奇（1879～1955）在文学创作中，以接受现代派的见解对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斯洛文尼亚，年轻的作家伊万·参卡尔 （1876～1918）、奥顿·茹班契奇（1878～1949）、约希普·穆伦·亚力山大洛夫（1879～1901），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斯洛文尼亚作家接受欧洲文学中全部的内容和形式，包括颓废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在内。”
简言之，本世纪初的南斯拉夫文学具有倒向现代欧洲文学的倾向。塞尔维亚文学、克罗地亚文学、斯洛文尼亚文学，都毫不例外地向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挺进。这种文学在提高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现代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家有约万·杜契奇 （1871～1943）、米兰·拉基奇 （1876～1938）、伊希道尔·塞库丽（1877～1958）、伊沃·沃依诺维奇 （1857～1929）、乌拉迪米尔·纳佐尔（1876～1949）、米兰·贝戈维奇（1876～1948）、伊万·参卡尔（1876～1918）以及奥顿·茹班契奇等。
关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民族解放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直接的反映。在巴尔干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爱国抒情诗空前繁荣，成绩显著的诗人有维里科·彼特洛维奇 （1884～1967）、阿列克萨·善迪奇 （1868～1924）等。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与追求，给予克罗地亚作家的创作以极好的思想武装。这一点在希尔维耶·斯特拉希米尔 （1865～1908）和马托斯的创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一时期的斯洛文尼亚文学，也对自己的民族问题关心起来。不少作家对解决定这一重大问题，表露出鲜明的倾向性。例如参卡尔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本世纪初南斯拉夫造型艺术家组织的一些很有代表性活动，对开拓文学的新领域，起过积极作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文学的相互联系如此密切，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一个积极倡导国家统一的时期，人们议论各民族的共同性、相似性，要比谈论他们的区别和差异性更多、更有兴趣。大家关心的是各民族共同渴望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有分歧意见的东西。
在这一时期里，许多作家为推行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建立新的富有活力的文学流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新老两代。作家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见解，彼此之间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争论，其结果是青年一代作家的思想取胜。不过，也应当指出，青年一代作家的思想中，常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见解，摇摆不定，是非难分的想法也屡见不鲜。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南斯拉夫文苑里，开始兴旺发展起来。这一现代主义文学受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是无疑的，但也具备各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文学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动荡和变化。许多幻想破灭了。许多文学观念，在经历了漫漫的黑夜之后，终于湮没在社会动荡、流血、苦难和死亡之中。1918年建立的塞尔维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并没有真正满足人们对民族、社会问题的愿望。正如塞尔维亚诗人杜珊·瓦西列夫在一首名诗里所说的，“人是在战争之后歌唱，而这种歌唱是带着战争的记忆、许多抗争、大声的抗议进行的。在创作和学术领域里，经常提到战前与战后创作这一非常清晰的界限。一系列文学新名词好似流星一般闪过。创作中的和谐被战后的不和谐取代。市民文化原有的价值观念，突然变得虚无飘渺，人们开始要求倾听新的文学呼声，于是便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1893～1981）、米洛斯·茨尔尼扬斯基（1893—1977）、伊沃·安得里奇（1892～1975）、普列日浩夫·沃兰茨（1893～1950）等人都进入了名作家的行列。以欧洲的各种文学流派为样板，多种文学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这些活动极大地活跃了文学生活。一种长期不变的文学观念，被新的多枝蔓的思潮所取替。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主义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时，在塞尔维亚的文学中心之一贝尔格莱德，超现实主义也空前地兴旺起来。贝尔格莱德甚至成了欧洲第二个超现实主义集中地。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第一代现代主义作家 （例如茨尔尼扬斯基、安东·布兰柯·希米奇、斯莱契科·科索维尔、拉斯特科·彼得洛维奇等）的话，那么到了三十年代，则出现了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里，克尔莱扎是最积极、最有成果、最有影响的作家。他通过自己办的杂志、经常参加的辩论、丰硕的创作成果以及广泛的社会活动，成为克罗地亚文学的中心人物，对全南斯拉夫文学和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克尔莱扎相反，伊沃·安得里奇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在远离社会活动和文学辩论的氛围里进行，但他的作品能够立刻很快地被读者接受和欢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文学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学流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学批评也从僵化的学院式的框框中获得解放，朝着自由的宽松的方向发展。这时期的文学批评特别强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阐释个人的问题，文学的主体性得到普遍的重视。同其它民族的文学相比较，马其顿文学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复兴，主要代表人物是科乔·拉钦 （1908—1943）。他继承了马其顿民间文学传统，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篇。
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斯拉夫各地的主要文学报刊有：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纵览》（1895）、《塞尔维亚文学报询者》（1901）；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思想》（1897）、《声音》（1899）、《生活》（1900）、 《桂冠》（1905）、《现代人》（1906）；斯洛文尼亚有《卢布尔雅那之声》 （1881）、《自由》（1907）、《青年》（1904）、《时间》（1907）及《复兴》等。
从二十世纪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时期里，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有参卡尔，克尔莱扎、安得里奇和沃兰茨等。
斯洛文尼亚革命作家和剧作家伊万·参卡尔1876年生于卢布尔雅那附近沃尔赫尼卡村一个裁缝家庭。艰苦的童年生活对他后来的文学、戏剧创作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读大学，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参卡尔由写作带有西欧现代派诗歌特点的抒情诗走上文学之路，后来逐步摆脱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转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写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小说和剧本，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抨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小说方面，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仆人耶尔奈和他的权利》（1907）、《助手玛丽雅的家》等。长篇小说有《在山谷里》（1902）、《巴尔丁·卡丘尔》 （1905）等。这些小说的主题是描述下层人民群众的苦难，鞭挞贪得无厌的资产者和腐败无能的官吏。参卡尔文笔洗炼简洁，并富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和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参卡尔被南斯拉夫文学界誉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家。
克罗地亚作家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早的成员之一，南斯拉夫现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1893年生于萨格勒布。青年时代曾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求学，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和影响。大学毕业后在奥匈帝国的军队里当过兵，经历过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乱年代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他后来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文学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了一大批质量很高的作品，确定了他在南斯拉夫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主办的刊物有《火焰》 （1919）、 《文学共和国》（1923～1927）、 《今日》（1934）等。克尔莱扎一生共创作六十部作品，主要小说有 《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 （1923）、《在记忆的边缘》（1938）、《布里特沃的宴会》（1939）、《克罗地亚战神》等。诗歌有《三部交响曲》（1917）、《诗集》（1932）等。评论集有《今日欧洲》（1935）、《学习文集》（1936）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克尔莱扎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914～1920年是第一时期，这时期的创作特点是描写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生活情景和人物，不过，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也十分明显，1921～1926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批判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1926～1939年，是批判现实主义深化时期。
在克尔莱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 《在记忆的边缘》、《古里特沃的宴会》是他战前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围绕着私生子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由奋发图强成为画家到腐化堕落的人生演变过程，刻画了淫妇波波契卡、神经衰弱者巴洛珊斯基，好色之徒里毕赫、疯狂的冒险家卡里雅莱茨等一系理散发着恶臭的腐朽形象，展现出一幅资产阶级腐败沦亡的全景图画。长篇《在记忆的边缘》描述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愤愤不平和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所抱幻想的破灭。展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社会生活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泛滥。《布里特沃的宴会》是对南斯拉夫王国社会政治的真实写照。
从克尔莱扎在政治、文化、政论等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积极性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来看，他被称为南斯拉夫现当代文学中最光荣、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许许多多作家对当时的南斯拉夫灰心丧气，在社会上和文学事业中处于走投无路的时候，克尔莱扎作品的问世和那些公开而透彻地批评南斯拉夫作家失误的言论，为人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采纳了现代派作品的进步成果和表现手法，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思想纲领。他明确地指出：南斯拉夫文学既应当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束缚，也要从现代稀奇古怪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他用自己的作品和理论著述同贴着马克思主义美学标签的教条主义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他还认为：文学作品的形态既不应该满足现状，也不应该自封为最先进的。他既是浪漫主义作家，又是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的表现手法。
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得里奇是南斯拉夫现当代文学史上与克尔莱扎齐名的大作家，巴尔干各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1892年，安得里奇生于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他家境贫寒，两岁丧父，跟母亲一起住在姑母家里。在萨拉热窝读完中学，1914年夏天，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入狱。1915年春天，又被流放到奥乌恰莱沃。1918年获释，创办 《文学的南方》，后以该刊和《克罗地亚的田野》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散文诗、文学评论。1920～1941年，两次在外交部任职。此后曾任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法西斯德国进犯南斯拉夫后，安得里奇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决裂，隐居贝尔格莱德，从事小说创作。祖国解放后，先后当选为 “塞尔维亚文学家协会”和“南斯拉夫联邦文学家协会”的领导人。196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安得里奇共有文集十七卷，自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散文诗《黑海零简》（1919）和《心潮》（1919）、三部短篇小说集（1921、1931、1936年各出一集）。在《黑海零简》和《心潮》两部散文诗中，安得里奇以自己的身世和动荡的时代为背景，抒发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内心感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些感受和社会问题震颤人的心灵，发人深思。三部短篇小说集中影响颇大的作品有《阿里雅·杰尔杰莱兹的道路》（1920）、《塞毕河上的桥》（1925）、《穆斯塔发·玛扎尔》 （1924）、《阿尼卡的时代》（1931）等。这些小说如就其某一篇单独来看，似乎还未能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才华，但只要将它们综合一览，就会使你惊叹：安得里奇确实是一位小说艺术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哲理现实主义巨匠。他通过这些短篇，给我们描绘出几百年来波斯尼亚社会风貌的全景图，塑造了一大批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上流社会中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臣；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首领；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的外交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民、服苦役者、小商人、家庭主妇；读不起书，在贫穷和饥饿中惶惶度日的乞丐和儿童；在残暴的统治者面前英勇捐躯的斗士；在时代的激流中，竭力寻求民族统一的正确道路的革命青年；道德高尚，勇敢地向封建势力挑战的贞节烈女等各阶层的人物，都以最鲜明的个性，最深邃的社会意义成了南斯拉夫现当代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安得里奇二十、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有另外的意义：它们为四十年代创作 “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小姐》）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也是安得里奇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托尔斯泰”、“巴尔干的荷马”，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练笔。
远在二十、三十年代，安得里奇就在许多文艺评论中阐明了自己的文艺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最能代表他的文艺观点的文章是1925年发表的《同戈亚的对话》。安得里奇强调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艺术与生活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质世界赋予艺术家创作崭新作品的生活；这种崭新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和久远不衰的意义。艺术家应反映具有普遍、深远意义的生活现象。存在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人的双手和心灵创造出来的。”安得里奇还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耍把从前和今天联系在一起。他说：“只有那些缺乏文化教养，不懂事理的人，才认为从前的事情是死亡的。”同克尔莱扎一样，安得里奇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他指出：“艺术家是在活跃、开拓、建设生活的复杂任务中从事劳动的无数个能工巧匠中的一员。”安得里奇这些充满唯物主义精神的真知灼见，不仅在二十、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时起过战斗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斯洛文尼亚作家普列日浩夫·沃兰茨在南斯拉夫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1893年生于克留什卡。因家境贫寒曾务农在乡多年。后来设法到维也纳高等合作社学校读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20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41年成为斯洛文尼亚解放战线的发起人之一，长期被囚于集中营。战后当选为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员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还在乡间务农时，沃兰茨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5年出版小说《与水搏斗》。后来还发表了描写克留什卡人民反对奥匈帝国统治者的小说《纵火者》和反映斯洛文尼亚军队武装起义的小说《妙龄》。另外还有《从科特利到贝利沃德》、《在国外土地上的战斗》、《我们的界石》等作品。
1941—1945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同凶残的德、意法西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各族人民历史最光辉灿烂的篇章。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广大作家也象普通工农群众一样，手持武器奔赴战场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共有一百八十七名游击队员作家、诗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阿·采萨雷次（1893～1941）、奥·普查（1899～1941）、特·丘法尔（ 1905～ 1942）等人牺牲在法西斯的监狱里；而科瓦契奇（1908～1943）、卡尤哈（1922～1944）则英勇地战死在疆场上。作家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揭露敌人的血腥暴行，讴歌人民和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涌现出很多闪耀着历史光辉的爱国主义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著名的有布·乔皮奇的诗集《祖国在烈火中诞生》、短篇小说集《游击队员的故事》；纳佐尔的诗集《游击队之歌》；波波维奇的诗集《机枪巢里的燕子》以及科瓦契奇的长诗《坑》等。
克罗地亚作家弗拉迪米尔·纳佐尔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虽出生在波斯迪拉的官僚家庭，但童年是在布拉奇岛上度过的。小学毕业后，到斯普里特继续求学，1894年中学毕业。1898年在格拉兹学完自然科学，之后，在斯普里特、扎得尔、巴锦、科普洛等地任中学校长、教员多年。1918年抵达萨格勒布，在师范学校任教授。1942年参加游击队，1943年当选为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战后任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从事文学活动五十余年，作品很多，最初的成就是1900年出版的《斯拉夫传奇》和1904年出版的《克罗地亚国王们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纳佐尔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短篇小说《炎热的日子》体现了作者对被压迫的农民的同情和对人民力量的信心。 《抒情诗》、《新诗集》、《大熊布伦多》表现了作者对民族解放事业的乐观主义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小说 《童年的故事》，描绘了达尔马提亚农民和渔民的艰辛生活。另有小说《牧人洛达》。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发表了一系列赞美游击队英勇战斗、军民团结的诗歌和小说，其中著名的有《游击队之歌》、《同游击队在一起》、《铁托同志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生活和领袖的无比热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南斯拉夫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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