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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说
十八世纪，俄罗斯已脱离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在这个世纪，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逐步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文学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为十九世纪文学的灿烂景观提供了必要准备。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发展与俄国进入该世纪后的第一位沙皇彼得一世 （1687—1721在位）的贡献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得一世登基后至十八世纪初，他先后进行了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特别是持续二十余年、与瑞典所进行的北方之战，使俄罗斯夺得了涅瓦河口、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窗口，对俄国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对外征战、扩大沙俄帝国的版图，彼得一世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曾身体力行，去欧洲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回国后，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制，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他开办各种学校，选送贵族子弟去西欧留学，使教育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 《新闻报》，在社会上推广欧洲时尚，法语、法国的时装和礼仪成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包装”。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形成了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它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进步的思想传入俄国，促使俄罗斯这个刚刚统一、停止征战的民族一改闭塞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西欧与斯拉夫两种文化倾向长期不息、彼此消长的论争也在这时开始，在这种交流与论争中，俄国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强的国家，也造就了一个在文化层次上不断成熟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俄国的文坛同动荡的社会相比，显得相对平稳。除延续一些旧的文学体裁外，新的文学体裁尚未成熟。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 （1681—1736）的布道讲话《彼得大帝葬礼上的讲话》（1725）被认为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篇宗教色彩浓厚的政论文，这种文体在该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是与彼得一世宣传改革、呼吁变革的现实相适应的。除了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当时还出现了波索什科夫（1652—1726）、塔齐舍夫（1686—1750）等有成就的政论家。在这个时期模仿西方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也较多，但出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较少，大多是粗糙之作。
俄罗斯文学至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后来的感伤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才有改观。
古典主义文学浪潮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文艺思潮拥护王权和崇高的理性，艺术上追求和谐、完美，提倡“三一律” （那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情节）。古典主义由欧洲传入俄国时，法国已由古典主义极盛时期转入启蒙主义时期，所以，俄国的古典主义作品除具有歌颂开明君主、歌颂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艺术上严格遵守各种清规戒律 （体裁、文体等）外，还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即平等意识。巩固中央集权制，歌颂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需要，也是古典主义思潮得以传播的条件。它关于君主、国家的思想有利于俄国的统一，它对文学形式和语言方面的要求，无疑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技巧上走向成熟与规范。在这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康捷米尔、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作家，其中，康捷米尔和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康捷米尔 （1708—1744）是俄国第一个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讽刺、抨击保守势力，批判他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复辟和倒退的倾向。他的诗篇《告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或论堕落贵族的妒嫉与傲慢》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罗蒙诺索夫 （1711—1765）是该时期又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他不仅在语言、文学上有伟大建树，而且在物理、化学、天文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办了如今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他的《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 （1755）、《论俄文格律书》（1735）等主要著作，不仅奠定了语言学、修辞学基础，而且以语言、语体的改革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攻克霍丁颂》、《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感伤主义在俄国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讽刺杂志流行、社会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俄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沙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密切相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69）之初，为了标榜自己的开明，在一边将土地、农奴封赐给她的宠臣时，她还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以欺骗人民。她以匿名创办的刊物《万象》（1769—1770）虽不可能涉及农奴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各种与之类似的讽刺刊物，如诺维科夫的 《雄蜂》（1769—1770）、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 （1769）等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风格一改古典主义歌功颂德的倾向，讽刺中带有批评、抨击，幽默中有深刻的劝戒，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和监督作用。特别是诺维科夫和他创办的《雄蜂》，在当时堪称姣姣者。该杂志揭露了“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这种社会现实，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其尖税性使自诩“开明”的当局不得不令其停刊。但它所传播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否定意识却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73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终酿成了一场震撼欧洲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反映了农奴制这一成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也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开始清醒面对现实，文学不再拘于对君主帝王的歌功颂德，和对所谓开明政治的幻想，因此，除了出现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外，还出现了一批逐渐摆脱古典主义、乃至感伤主义影响，将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俄罗斯当时文坛的景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端倪。俄国文学史上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家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这一传统也可追溯于此。
感伤主义在俄国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古典主义迥异，它崇尚情感，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主人公也非帝王和功臣，而是普通人，这是一种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潮流，它表现了人们对平等的理想，它在艺术技巧上重人物心理刻划，也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西方，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代表。尼·卡拉姆津（1766—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 （1792）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被人们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卡拉姆津的同时代，还有一批摆脱古典主义影响，在俄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在实践上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杰尔查文（1743—1916）、冯维辛 （1744—1792）和拉季舍夫（1949—1802）。杰尔查文从叶长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歌颂者到农奴制社会的揭露者，他的代表作《费瓦察颂》（1782）、《致君王与法官》 （1787—1794）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讽刺和批判，特别是后者，作者借上帝之口教导人间的帝王君主，宣传除恶扬善的正义思想，深受后世贵族革命家的推崇。冯维辛的剧作《纨袴子弟》 （1782）以十八世纪下叶俄国外省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展现了贵族阶级中保守与先进两个阵营的激烈冲突，暴露了农奴制造成的恶果，在揭露农奴制的弊端方面，可谓俄国文学史上的先驱作品之一。拉季舍夫被史家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虽出身贵族，歌颂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但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却因他那部宣扬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作品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而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以至被逮捕，流放，最终以自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一部旅途见闻录，它采用了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见的体裁，介绍了俄国最普通、也就最众多的农民的生活，贴近现实，因而也就越具有反农奴制的倾向，在艺术技巧上，作者采用了朴实的现实主义描写。这对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影响。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使十八世纪的俄国从一个完全封闭和分裂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上比较富强、精神上逐步开放的完善的农奴制专制国家，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家机器的完备，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文化以及文学这个层面上，又相应产生了从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到为普通人、乃至于社会底层人呐喊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冯维辛和拉季舍夫等一系列杰出人物，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戏剧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从这些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而且还反映出俄国作家与众不同的公民意识和反抗意识，这乃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独领风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罗蒙诺索夫
言及俄罗斯文学形成之初和俄国文学语言的确立，不能不提及十八世纪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身于濒临白海的阿尔罕格尔斯克省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过人，但由于出身农民家庭而被学校拒之门外。1730年，他来到莫斯科，隐瞒了自己的出身，考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6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派往彼得堡科学院，稍后又被选派德国深造，学习自然科学技术，还曾求学于法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1741年学成回国，从此便终身任职于科学院。
罗蒙诺索夫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他曾经对自然科学领域中多种学科进行过研究，在物理、化学、天文、冶金、哲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自然，176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物体的固态和液态》，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的不灭定律，他在自然科学诸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留学回国后，一直热心教育事业，在他的倡议下，莫斯科大学于1755年成立，他一生的活动，都与教育的启蒙宣传紧密相关。
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上，罗蒙诺索夫也做出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是俄国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是俄国诗歌语言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实现了俄国文学史上一次大的进步。他的诗歌名篇中，有歌颂君主宣扬爱国主义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歌颂俄国对土耳其战争胜利的《攻克霍丁颂》（1739）、赞扬彼得改革的名作《彼得大帝》（未完成），以及《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除此，《夜思上天之伟大》（1748）和《晨思上天之伟大》（1751）也是他的代表诗作，后两首诗虽形式同于圣经中的赞美诗，但其中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却代表了他所持的进步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是他的纲领性作品，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念和他的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扬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他对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说：
爱情的的思想，
不要再扰乱我的心智，
虽然我并未失去。
爱情中那股柔情；
但更能使我欢欣的
是英雄们的不朽的光荣。在他的另一首颂诗中，他曾充满信心地呼吁着祖国未来的年轻人：
啊，在你们的时代多么幸福！
如今应该振起精神，
用你们的勤奋证明，
俄罗斯的大地能够，
诞生自己的柏拉图
和才思锐敏的牛顿……
这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歌颂君主英明、歌颂英雄业绩、歌颂理想追求的诗行，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因此罗蒙诺索夫又被后人称为俄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典范和立法人”，在使理想与现实距离缩短这一方面，他的诗歌确实在俄国诗歌、乃至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格之先。他被人们评价为“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感觉和追求”。
对祖国语言的研究成就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彼得一世改革所带来的崇尚西欧、尤其是法国之风，使俄国当时的语言十分混乱。针对这种崇外的社会风气，罗蒙诺索夫写下了《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 《论俄文法律书》（1739）等学术著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赞扬了俄罗斯语言那种“天然的丰富、美和力量”，对当时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古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并用的情况，罗蒙诺索夫科学地把词汇分为三类：一、斯拉夫语。即书面语言，这种语言在口语中基本不用，只限于有文化人用于阅读。二、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言共同使用的词汇。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俄罗斯口语。他主张不同的文体应运用不同的词汇，如：高级体，即史诗、颂诗、悲剧，就应运用第一，二类词汇；中级体，即戏剧、诗体书信、讽刺诗、牧歌、哀歌等，就应运用第二或三类词汇；而低级体，即喜剧、小说，就应用第三类词汇。罗蒙诺索夫这种词汇划分和对文体的严格分类，克服了当时语言混杂的现象，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深入研究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罗蒙诺索夫对俄语旧体诗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的主张，这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罗蒙诺索夫提出诗体改革前 （即十八世纪初），俄国采用的是音节诗体，也就是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重音数不限。1735年，虽然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的《俄语诗简明新作法》一书提出重音诗体的长处，但他只提倡用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一音节为扬抑格重音，否定抑扬格（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二音节为重音），而每个诗行韵必须是阳韵（即倒数第二个音节押韵）。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书中，作者对非十一或十三个音节的诗行没有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可运用音节诗体，因此，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被认为是不彻底的。罗蒙诺索夫的诗体改革则将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行诗可不拘于音节数目多少，但轻重音节的排列必须规律，可以用抑扬格或扬抑格（二音节的音步），也可运用扬抑抑格或抑扬扬格（三音节的音步），还可以押阳韵 （即最后一个音节押韵）等等。这种改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乃是一次大的解放，它是注重形式美，即诗歌的音乐感，在与内容的统一中，体现出了语言相应的完美。
第三节 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
感伤主义文学源于十人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英国产业革命加紧进行时人们那种低落、悲观、压抑、失望情绪的反映。英国诗人E·扬格的长诗《哀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 （简称《夜思》）和英国诗人T·格雷的《墓园哀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卢梭的 《新爱洛绮思》均是轰动欧洲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带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或沉溺于宇宙幻灭的痛苦之中，或表现出了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同情，批评了社会上层人物的傲慢和奢侈，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生而平等的思想。
与古典主义迥异，这一流派的作家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们不去歌颂贤明的君主和建立伟业的英雄，而着重表现普通人，如产业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是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反映，也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艺术特征上，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划，作者的笔触往往随主人公的情感活动而起伏，叙述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的性格较之于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有个性、更加丰满。他们所运用的文体，是最便于抒发作者主观感受的书信体、旅行记或哀歌等。一般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必不可少的准备。
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传入俄国并找到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卡拉姆辛。可以说，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别林斯基曾评论他“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新思想境界”。
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辛 （1766—1826）出生于萨马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莫斯科的寄宿中学，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1758—1789年间，他曾加入了莫斯科的共济会，编辑刊物《儿童智育读物》 （1785—1789），1789—1790，卡拉姆辛游历了德国、瑞士、法、英国等西欧国家。1791年至1792年间，他主持了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发表他的名作《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小说《可怜的丽莎》、 《贵族女儿娜塔丽娅》等。
《莫斯科杂志》是卡拉姆辛宣传感伤主义的阵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确立了感伤主义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新倾向，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1801—1802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 “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 （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说的发表是当时轰动文坛的一大事件。自《可怜的丽莎》问世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感伤主义之风在文坛上盛行一时，形成了俄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
与罗蒙诺索夫不同，卡拉姆辛反对将词汇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也反对将文体分为高级体、中级体和低级体。但他与罗蒙诺索夫一样，在废除古斯拉夫语、使书面语中拖沓繁复的语法简化，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汇等方面，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762年，沙皇颁布了贵族自由令，解除了贵族的许多社会义务，使贵族重新回到庄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1773—1775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深深地动摇了农奴制基础，对贵族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贵族们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助长了感伤主义文学之风在俄国的流行，贵族们在感伤的、甚至是一种无痛呻吟的氛围中，可以逃避社会问题。也许这也正是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局限和很快走向萧条的原因。在俄国，它成了精神危机的贵族地主阶级用以发泄内心忧郁、孤独或压抑的手段。经过短暂的繁时期以后，它便被具有现实主义气息和与社会生活更加贴近的文学倾向所代替。
继《可怜的丽莎》以后，卡拉姆辛于1796年创作了其姐妹篇《尤丽雅》，在这篇小说里，卡拉姆辛注重了抒情性与哲理性的结合，它通过描述女人主公尤丽雅在爱情生活上几番周折而到崇高精神境界这一过程，艺术地表现了卡拉姆辛的道德伦理观。
卡拉姆辛不仅是作家，也是历史学家。从1804年至他去世时，他一直在编写一部12卷本的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这部未能最终完成的著作，是他除文学作品外表达自己政治理想的园地，该书反映了作者拥护君主专制，反对改革的保守世界观，虽然政治上有些局限，但它素材丰富，叙述生动，引人入胜，为后来的俄国作家创作戏剧或小说提供了素材，如普希金的剧作 《鲍里斯·戈东诺夫》就曾参考了这部历史著作，普希金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能被俄国“在欧洲面前引为骄傲”。
卡拉姆辛以其创作而确立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倾向，一改古典主义在俄国文坛的统治地位，使文学创作更加丰富而具有个性，对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感伤主义文学自身的贵族倾向，又使其社会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第四节 拉季舍夫和 《旅行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 （1749—1802）以其始终不与专制制度妥协的行为和充满革命思想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后人称作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
拉季舍夫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在萨拉托夫父亲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的启蒙教师是一位农奴仆人。少年时，拉季舍夫曾回莫斯科求学，上过彼得堡贵族军事学校，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除攻读法律外，还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受到象卢梭、狄德罗、马布里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1771年，怀着为祖国服务、报效国家的热情，他回到俄国。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改革法制已毫无兴趣，法制委员会也被解散，他只好在元老院、军事法庭、贸易部和海关等部门供职。在1773年，拉季舍夫翻译了法国进步思想家马布里的《论希腊史》。在该书的注释中，他就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在国家一些部门的任职，使他了解到许多社会实情，了解到地主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农民的疾苦，1773—1775年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对起义农民的残酷镇压，使他无法在腐败的政府供职。1782年，拉季舍夫在彼得一世塑像的揭幕典礼上，发表了名为《给一位住在塔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在信中，他颂扬了彼得大帝，但同时也指出，真正英明的君主应该给人们以自由，而这一点恐怕直到世界末日，只要一个君主还在皇位上，就不会发生他自愿交出权力的事情。”同年，他又创作了长诗《自由颂》，他预言了“被束缚的人民”终将会“把沙皇带上断头台”，“黑暗统治的枷锁终将粉碎”。后来·拉季舍夫又写下《乌沙科夫传》（1787）、何谓祖国之子》 （1789）等主要作品，在后者中，作者指出对真正的祖国之子的期待，认为他们应该是能使祖国同胞获得幸福自由、不再受奴役之苦、甚至肯为大家牺牲自己利益乃至性命的人，这篇作品其实是拉季舍夫对理想君主的呼唤，表达的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不满，所以，当拉季舍夫的又一篇名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1790）面世时，叶卡捷琳娜二世禁不住大怒，言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这部思想深远、充满对专制制度仇恨的书给拉季舍夫带来了厄运，同年的6月30日，拉季舍夫就遭逮捕，他的著作被没收，彼得堡刑事法庭还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授意下判他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作为禁书的 《旅行记》，被当局焚毁殆尽，人们只能借流传民间的手抄本才能了解到其中触怒沙皇的“危险”思想。在伊利姆斯克流放地，拉季舍夫还写有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著作 《论人、人的死亡与不朽》 （1792）。 1796年，巴维尔一世登位，拉季舍夫受到赦免，但他仍只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在自己的故乡涅姆佐沃生活，1801年，宫廷再次发生政变，亚历山大一世上台执政，为了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将自己树立为开明、进步君主的形象，他彻底解放了拉季舍夫，使其恢复了一切权利，而且还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台，使拉季舍夫又一次对开明君主产生了幻想，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仍然想为废除农奴制、拯救人民作出努力，但他努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拉季舍夫发现新沙皇同旧沙皇一样是靠镇压劳动人民、剥削其劳动果实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新的沙皇一样是农奴制的代言人和镇压百姓的刽子手。拉季舍夫终于明白自己的理想只能是幻想，是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实现的，难怪他周围的人说他“还是象从前一样喜欢空谈”。
1802年秋天，在对社会统治者彻底失望和理想完全破灭之后，拉季舍夫服毒自尽，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和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拉季舍夫作为一个贵族革命家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它充分表现了拉季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部作品以旅行笔记的形式写成，共分二十六章，每章的标题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沿途各地的地名，记录了作者在每个地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独到，论点鲜明。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法律、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写照。
在《旅行记》的卷首，作者写道：“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在《旅行记》的献词中，他又说道：“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这两句话概括出拉季舍夫对农奴制的认识和仇恨，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无限同情之心。这两句话，足以表现了整部书的思想内容和深度，也正是这本书为何招致统治者的仇恨及对作者的迫害、并且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原因。
《旅行记》一书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当时的恶劣处境，他们每周要为农奴主干六天活，只有在夜里或星期天才能为自己耕种，无数只农民的手养活着一个地主，而他们自己家里还有数口人等着他去养活，这种不平等现象处处皆是。不仅如此，农民还被农奴主赶到市场上买卖，他们象牲口一样，只是农奴主财产的一部分，丧失了起码的人权。农奴主只要高兴，可以任意抢走别人的未婚妻，哪怕是地主老爷的救命恩人，或忠实的奴仆也不例外。专制制度的法律，不许普通百姓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进行正当的自卫，当被抢走未婚妻的农民忍无可忍，杀死了地主和他的儿子以后，却遭受到专制制度更加残酷的惩罚。至于农民们的生活，作者更是用大量同情性的笔墨加以叙述，在他们四壁空空、衣不敝体、吃糠咽菜的生活中，他们的“老爷”，那些“贪婪的野兽”，永不满足的“吸血鬼”，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呢？只有“无法夺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对这种为所欲为的剥削制度，拉季舍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实质：“一方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却是毫无保障的弱者。因为地主之于农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自己所下的判决的执行者”，拉季舍夫在此完全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出身，彻底地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在对专制制度的剥削本质进行揭露的同时，又为伸张正义而呐喊： “财富是他掠夺来的，他应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如同拉季舍夫指出的一样，法律本身就掌握在剥削者手里，所以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只有推翻这种代表剥削者利益的统治，才能最终还法律以本来面目。在《特维尔》一章中，拉季舍夫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正义思想和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拉季舍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崇敬心情：
啊！上天的幸福的恩赐，
一切伟大事业的来源，
啊！自由，自由，无价之宝，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歌颂你！
对于剥夺人民自由的暴君，他表达了铲除这个“一切凶手中最残暴的一个，一切罪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个”的快慰：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给与的复仇的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在《旅行记》一书中，除充满了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的这种深刻的民主思想外，还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身上那种美好品德的赞美，他歌颂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歌颂农家姑娘的美丽和高尚，歌颂了农奴知识分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对农奴主的反抗和斗争。可以说，对人民和祖国的爱，是拉季舍夫革命思想的又一个源泉。
同拉季舍夫本人的思想经历一样，他的创作仍要受时代和他自身贵族身份的局限，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在 《旅行记》中，拉季舍夫一面谴责贵族阶级对农民的残害，一面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唤醒统治阶级的“良心”，希望贵族们能接受人人生来平等的思想，放弃对农民的统治，还他们以自由的躯体和自由的人权。当然，拉季舍夫抱这种幻想也只能是片刻的，他在书中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以暴力废除专制农奴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等社会制度。
《旅行记》在艺术上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手法，虽然运用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用的体裁，但风格上却与一般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他没有局限于描述自己个人的情感生活，而是将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特别是普通农民生活这一大的社会背景，表现了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对农民的遭遇和处境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与此同时抒发了自己拯救民众、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激情，正是这一点，使《旅行记》被当时的进步者称为革命的檄文。在创作方法上，拉季舍夫为了使自己的描写更贴近他所表现的思想，常常运用许多真实朴素、亲切质朴的现实主义描写。语言风格也十分多样化，当他讲述农民的生活或转述农民的语言时，常直接采用民间的口语、谚语，而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则用庄重、书面的斯拉夫语，使作品的内容斑斓十色，情绪起伏跌宕，描绘引人入胜。这是当时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和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所不能相比的。
《旅行记》真实描绘了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国家的社会阶级冲突，探讨国家和祖国的前途，号召人们奋起改变现状，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道路，书中所体现出的对社会、民族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祖国和民族的优患意识，以及同不公平的专制农奴制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都是后世作家进行创作的不竭源泉和精神力量，因此，拉季舍夫的创作受到后来一切进步作家和革命家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都将其视为祖国的骄傲，列宁也曾高度评价过拉季舍夫的创作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拉季舍夫在告别人世时曾说过：“后世子孙将为我复仇”。历史证明了他有不愧是时代的思想家、是历史转折时期进步思想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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