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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说
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与西欧国家相比十分落后、但官僚政体却相当顽固的专制农奴制帝国。黑暗的现实使贵族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首先觉醒，他们发动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唤醒了一代人的民主意识，为推翻专制农奴制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对农奴制罪恶本质认识的加深，在文学史上反映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宣告现实主义在俄国的确立为标志。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位，慑于十八世纪末的普加乔夫起义和德国大革命，他进行了一些自由主义改良，但这些改良措施丝毫没有触动专制农奴制制度。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民族士气空前高涨，俄军不仅打败拿破仑强大的军队，而且还乘胜追击，远征西欧。这次出征西欧使俄国军队中不少贵族军官痛切地感到了俄国的腐败落后，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了不满情绪。
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纠集德、奥等国组成“神圣同盟”，充当欧洲宪兵，扑灭欧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国内，他任命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为军事部长，残酷地奴役百姓。千百万人民深感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相反，亚历山大的军屯制度使他们陷入了更加困苦的境地。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此起彼伏，连年不断。
1816年，彼得堡的贵族军官成立了第一个反沙皇政府的秘密团体“救国同盟”，1821年初国内部分歧而解散。1821年3月和1822年秋，在乌克兰和彼得堡分别成立了以巴·伊·彼斯捷利上校为首的“南社”和以尼·米·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社”。1825年12月14日，“北社”成员乘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尼古拉一世尚未登位之际，率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起义。由于贵族革命者没有人民的支持和缺乏经验，所以，这次起义和后来举事的“南社”起义都失败了。彼斯捷利、雷列耶夫等五名起义领袖被判处绞刑，其余的全遭流放或体罚。尼古拉一世上台后用一切手段强化专制统治，大肆监视和迫害进步人士，查封《莫斯科电讯》、《望远镜》等进步刊物，使俄国进入了历史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1830年，法国革命和华沙起义爆发。这两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俄国的进步青年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三十年代，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成立了许多进步思想小组，探讨祖国未来的出路，其中有尼·弗·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赫尔岑与奥加辽夫小组和以别林斯基为首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主要参加者的“十一号房间文学社”。四十年代中叶，彼得堡出现了以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为首的革命小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俄国的历史进程在坎坷中缓缓迈进，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政治气氛中，正孕育着一场大的风暴。
十九世纪初，俄国正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语言的障碍使人们迫切地认识到改革俄语语言的问题，于是，在各文学流派问展开了有关语言改革的大论争。改革派的领袖是卡拉姆辛，他在纯洁俄国民族语言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一时期的语言仍然未显得成熟。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它表现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推崇人的个性和情感，注重表达人物的主观感受，有浓厚的主观和抒情色彩。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以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为代表。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 （1783—1852）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斯维特兰娜》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这首故事诗充满离奇的故事情节、凄婉抒情的风格和听天由命的宗教思想。除茹科夫斯基外，康·尼·巴丘什科夫 （1787—1855）也是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他们的抒情风格对普希金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陀夫伊凡·安德列耶维奇（1795—1829）的戏剧创作也是十九世纪初的文学现象。克雷洛夫的寓言具有反映真实生活、富有浓郁的民族性的特点。克雷洛夫出身平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民间生活非常熟悉，在他的作品中，充分显示出了民间语言质朴、自然、诙谐的活力，他来自下层，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的寓言已超越了传统的道德说教，具有揭露农奴制度种种罪恶的深刻性，为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过良好的作用。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 《智慧的痛苦》（1824）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杰作。它通过贵族青年恰茨基与贵族少女索菲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进步与保守势力两个营垒的全面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成了十二月党人的代言人。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倾向在文学中日趋加重。1831年，普希金发表了《别尔金小说集》和《叶甫盖尼·奥涅金》，1835年果戈理发表了中篇小说集《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德》，1836年又发表了《钦差大臣》，莱蒙托夫于1840年发表了《当代英雄》，1842年果戈理发表了《死魂灵》等，这一切都反映了现实主义已取代浪漫主义，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在亚·伊·波列扎耶夫 （1805—1838）和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的诗歌中，也出现了抒情与抗议精神、探讨社会问题的热情融为一体的新特色。
在30、40年代的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亚·别斯图热夫（1797—1837）、弗·费·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等浪漫主义小说家和米·彼·波戈津 （1800—1875）、尼·阿·波列伏依（1796—1864）和尼·费·巴甫洛夫（1803—1864）等平民出身的作家。在这一时期，阿·瓦·柯里佐夫（1809—1842）的民歌以其质朴浑厚的风格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大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受到进步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1825年贵族革命的失败，促使作家们更深入细致地去观察和体验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现状、人民的生活处境，都促使作家们运用手中的武器，去揭露、批判现存的社会秩序，唤醒人民的觉悟。在否定、批判的过程中，现实主义方法逐渐成熟起来，并日益取代了大多为拘于个人情感圈子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成为反映时代真实面貌的一面“镜子”。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那种人道主义、人民性的精神日潮明朗地体现了出来。
现实和时代呼唤出了更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艺术创作方法，也造就出了普希金、莱蒙扎夫、果戈理这些光辉的名字。
第二节 十二月党人文学
1825年12月14日，在俄国首都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与中坚分子，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为推翻专制农奴制所进行的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运动。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位，在前一世纪后半叶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和欧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不仅没有动摇封建专制农奴制的基础，反而更激励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为争取社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的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俄国军队不仅把法国军队赶出了国门，而且还乘胜追击，远征欧洲。俄国军队中不少贵族青年军官在法国亲身感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落后和专制制度的腐败，也更增加了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当踌躇满志的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让农民既服兵役又耕地劳动的军屯制，准备以军事上的优势窥视欧洲的时候，国内人民更加苦不堪言，百万农民又回到了受奴役和管制的时代。此间，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的事件接连发生。亚历山大一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农奴制，对外与英法、普奥等国争夺霸权，发动殖民战争，使俄国贵族中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了专制农奴制是国家腐败的根源，1816年，第一个以解放农奴为口号的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在彼得堡成立，1818年，主张一切阶级皆应平等的“幸福协会”成立，因内部意见的分歧，这两个协会先后解散。1812年，在乌克兰与彼得堡分别成立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南方协会”以巴·伊·彼斯捷利（1792—1826）上校为首，“北方协会”以尼·米·穆拉维约夫（1796—1843）为首。这两个协会的纲领都是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南方协会”还通过了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这份草案充分表达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被人认为是十二党人的纲领性文件。
1825年12月14日，“北方协会”乘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尚未继位之时，率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起义，由于缺少人民支持和缺乏领导经验，这次起义失败，哗变士兵和起义党人遭到镇压，“南方协会”成员在后来举行的起义也遭失败。在这两次起义失败后，雷列耶夫、彼斯捷利等五名起义领袖被绞死，一百多名十二月党人 （大多为军官，其中有很多公爵、伯爵）被流放西伯利亚或高加索，在军队中鼓动谋反的士兵被处以鞭刑。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严重危机的体现，也是俄国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为拯救祖国人民而同腐败的专制统治者进行的一次殊死较量。由于十二月党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这场革命的阶级性质，使他们不可能联合到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力量，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革命成了俄国解放运动三个主要阶段之一，即贵族革命的时期。
十二月党人运动不仅以其英勇的行动震撼了整个俄国，而且产生出了一批身体力行、投身祖国解放运动的作家、诗人。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唤醒并鼓舞了一代自由战士，十二月党人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也使俄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十二月党人运动以前，官廷文艺的代表古典主义文学潮流的清规戒律束缚了文艺的发展，虽然出现了注重描绘普通人的悲喜、借自然景物抒发主观情感的感伤主义文艺，出现了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也表现了人的内心感受、爱情幻想、生死观念，但这种艺术只充满了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美化，表现了宗法制社会环境下的种种保守思想，客观上也使不少作家抱住僵死的古典主义教条不放，助长了文坛无病呻吟、沉溺于过去、消极神秘、鼓吹顺从的倾向。与时代应运而生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不仅在思想阵线上鼓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和自由主义思想，号召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在文艺界也与阻碍时代进步的消极、悲观思潮进行了对抗，在这批革命家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文论家等，如：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丘赫尔别凯、奥陀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等，他们不仅从事创作、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还组织了一些团体，如：“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同人会”、“绿灯社”。“绿灯社”是“幸福协会”创立的秘密文学团体，后来成为大诗人的普希金就曾参加过该组织，它是十九世纪初一个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团体。为了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雷列耶夫创办了革命刊物《北极星》，在该杂志的副刊上，他们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该杂志成了十二月党人运动在文学上的核心领导者。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政治性的反政府运动，这注定了其文学的政治属性，他们视文学为革命运动的工具，甚至是其革命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格外强调文艺的宣传鼓动性和强烈鲜明的斗争精神。他们主张真实地表现高尚和“伟大的思想”，主张文学表现英雄的行为和革命思想，反对古风，反对悲观消极的艺术观。
诗歌是最便于直接表达作者主观感受、最能传达激情的艺术形式，十二月党人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情怀。在他们的诗中，充满了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勇气和热情，充满了为自由、为祖国而敢于牺牲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创作中，一反过去文学中的崇尚外国艺术之风的习气，有着大量的民间素材、民间语言，他们的取材也多来自祖国的历史，但由于他们主张“用自然和历史材料创造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在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往往为配合自己所要表达的政治思想而不顾历史的真实，他们笔下的英雄往往成为作者理想中的革命家，主人公也往往成了作者的代言人，其作品自然也成了其政治宣言的注释。
康·费·雷列耶夫 （1795—1826）既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袖，也是十二月党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于彼得堡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19岁毕业于彼得堡第一陆军学校并参加卫国战争，曾随俄军到过西欧许多国家。1818年回国后因对军队不满而愤然退役。雷列耶夫在军校时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退役后虽有些诗作，但成就不大。1820年，他发表了讽刺诗《致宠臣》，1821年至1824年曾任彼得堡刑事法庭陪审员，1821年，他加入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1823年，成为“北方协会”成员，后被选为主席，1823—1825年，主编革命刊物《北极星》，1825年，创作著名的诗篇《公民》，同年12月14日起义失败后，被沙皇逮捕，1826年被沙皇绞死于彼得保罗要塞，年仅三十岁。
《致宠臣》可以说是雷列耶夫的成名作。这首发表于《涅瓦河观察家》杂志上的讽刺诗，其批判锋芒直接对准了沙皇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这个“粗鲁狂妄的暴君，十足的恶棍”。1821年起，雷列耶夫开始创作一组题为“沉思”的诗，诗中借古喻今，以顿斯科依、瓦季姆等人的形象表现争取自由的思想。《伊万·苏萨宁》是其中的名篇。起义前夕，雷列耶夫创作了政治抒情诗《公民》，在这首诗中，雷列耶夫表达了自己献身祖国、效法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战斗的信念，并号召“公民”们投身到斗争中去的。他写道：
在暴君和奴隶之间
不可能有调和与妥协
这里用不着墨水，只需要鲜血，
我们应当用宝剑来行动！
《沃伊纳罗夫斯基》是他唯一的一首浪漫主义长诗，该诗歌颂了一个爱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一个勇敢的女性形象，受到普希金很高的评价。《纳里瓦伊科》是雷列耶夫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它表现了十六世纪末乌克兰人反对波兰贵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诗中，雷列耶夫借主人公纳里瓦伊科之口，说出了十二月党人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谁敢首先站出来反抗
那些压迫人民的豺狼，
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死亡。
对此我早就了如指掌。
可是，你说说，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你曾见过，
不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就能换来自由的欢乐？
雷列耶夫的政治抒情诗和民歌民谣形式的诗很巧妙地把十二月党人的思想贯于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由于它描写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在人民、特别是士兵中间广为流传，颇受欢迎。他的名言：“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充分表明了他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个战士。在雷列耶夫身上，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家与革命诗人这两种身份很紧密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结合，成了俄国文学史上革命与文学自觉相结合这一革命传统的开端。
十二月党人运动及其文学活动，虽然离人民群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用勇敢的行动和悲壮的牺牲，以大胆的批判精神和热情正直的呼唤，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他们的精神培养出赫尔岑等一代贵族革命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拉季舍夫的传统，同时也进一步在文学与革命的自觉结合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是俄国文学注重公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开端。
第三节 普希金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作家，他们共同装点着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使俄罗斯文学一跃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前列。而普希金正是站在这一列作家前面的开路人，因此，他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地位特别而又贡献卓绝的人。
普希金在俄国解放运动中成长，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贵族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他的创作，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反映，被人们称为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既是俄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5月2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曾是禁卫军军官，叔父是卡拉姆辛派诗人，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等当时有名的诗人都是他家的常客，这对普希金文学趣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有着农奴身份的奶娘经常给他讲民间故事、传说，使他从丰富的民间文学中吸取不少营养，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诗人们的聚会、丰富的书籍、神奇的民间故事，这成了普希金成长的良好条件。
十二岁时，普希金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在这所自由、开明的贵族子弟学校中，普希金经历了卫国战争时期，接受了一些进步教师的自由主义观点，阅读了拉季舍夫的唯物主义哲学论文，在祖国传统文学中，从冯维辛、克雷洛夫的创作中吸取了如何靠近人民的艺术观点，茹科夫斯基的新式诗也曾是他一度模仿效法的对象。1815年，他那题为《皇村回忆》的诗篇以其艺术才华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使杰尔查文惊叹不已。
19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开始在外交部供职，在这以后，普希金与当时十二月党人来往更加密切，而且参加了他们的外围组织、秘密文学团体“绿灯社”。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下，普希金的诗渐渐露出了反专制农奴制度、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向，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7），《乡村》（1819）等。这些诗爱憎分明，抨击暴政，歌颂自由，矛头直指亚历山大一世，充分发扬了拉季舍夫的反专制传统，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信仰，成了十二党人思想的体现者，在十二月党人和进步思想界广为流传。1920年，普希金创作了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部作品一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呆板和感伤，全诗充满清新的活力，是一首有民族特色的浪漫主义长诗，其中采用了很多民间素材和民间语言，在当时的文坛和普希金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普希金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钦佩的敬重，也给他带来了厄运，沙皇政府因此开始对普希金的公开迫害，1820年5月，普希金被调到南俄任职，开始了他的南方流放生活。
1820年，诗人随1812年战争英雄尼·尼·拉耶夫斯基一家出游高加索和克里木等地。草原、群山、海洋这些自然风光和山民朴实的民风给诗人以无限的灵感和想象，与“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的进一步接近，使普希金这一时期的诗作更直接地反映了压抑人们自由的社会现实同主人公渴望自由的激情之间的矛盾。1821年，普希金创作了诗歌《短剑》，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暴君，推翻暴君的统治。此后，他创作了一组名为南方长诗的浪漫主义诗篇，如： 《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巴奇萨拉的泪泉》（1823）、《茨冈》（1824），著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构思创作 （该作品至 1831年完成）。
普希金曾十分推崇英国诗人拜伦那种反叛现实、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诗作 《高加索的俘虏》就是用拜伦体写作的，这在俄国还是首创，但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却没有了过分浪漫化的人物，而加进了诗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以及诗人对贵族青年身上个人主义习气的批判。这种冷静的描写和客观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了普希金后来的创作中。
《高加索的俘虏》讲述一个贵族青年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到朴实的山民中寻找自由的故事，与大自然相通的山民同贵族青年身上那种冷漠、颓废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然追求自由，但在这种追求中又有不少个人主义的成份。诗人的这种倾向在长诗《茨冈》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主人公阿尔哥也是一个逃离上流社会，反感城市生活的贵族青年，在流浪的茨冈人中找到了自由和爱情，但他并不懂得真正的自由，当他妻子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他就杀了她的情人。诗人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揭露了阿尔哥身上的个人主义本质，反映阿乐哥这个贵族阶级的社会产物同纯朴的人们是对立的。在这部长诗中，既有华美和充满异族情调的描写，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也有反映人物性格及其社会特征的充满现实主义因素的描写，因此，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为作者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里程碑。1824年，沙皇警视厅私拆了普希金的信件，以信中有“冒犯”上帝的言词为借口，将诗人革职，并押解到他父母在北方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林，实行幽禁。自此，普希金又开始了他生活中一个新的时期。
远离了革命中心，远离友人和政治文学讨论，使普希金失去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机会，但幽寂的乡村生活，却使他有时间悉心研究祖国的历史，研究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并从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等农民起义中吸取精神力量。他还侨装成农民，深入民间，体验社会的脉膊，学习人民所创造的文学和语言等精神财富。当时，俄国正展开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讨论，普希金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这场文学史上的变革，在此期间，普希金完成了几十首抒情诗，完成了叙事诗《茨冈》（1827），长诗《努林伯爵》（1825）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前六章，以及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经过痛苦思索的结果，是普希金对历史和现实、对祖国未来的一种认识。该剧的主人公鲍里斯·戈东诺夫借人民的力量，杀死了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受到大贵族们的支持，但他利用了人民希望结束统治者间的纷争、改变国家现状的愿望，变本加历地奴役人民。与德米特里同岁的僧人柯利戈里得知鲍里斯谋位杀兄的秘密，又利用人民对鲍里斯的仇恨，借波兰的武力打回俄国，推翻了鲍里斯的统治。在鲍里斯和柯利戈里夺位成功的过程中，普希金暗示了人民在此的力量，正如剧中人借远祖之口所说：
“我们历害的是什么？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在人民识破了任何专制制度下沙皇都不可能给大家以幸福的时候，他们对新沙皇和贵族们报之以沉默，这表明了普希金对历史研究的结果，即：人民在创造和推动着历史，但他们与专制制度始终是对立的。民主思想在此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把历史的真实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全面揭示人物复杂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同时，又揭示出了这种丰富性格的社会本质，可以说这部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早的历史悲剧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之作；在作为诗人的同时，普希金也是历史学家，他看到了人民的真正力量，看到了人民在改变历史中的巨大力量，诗人的这种认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人，甚至超出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早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该剧，可以说已经预言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必然结局。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从被捕的起义党人嘴里知道普希金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了标榜自己的“宽容”和欺骗社会，他将普希金召回莫斯科，但这并没有使诗人在生活和创作上得到更多自由，在莫斯科，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普希金开始了他与沙皇专制制度制度面对面的最后抗争。
回到莫斯科，普希金曾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直言自己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态度，并说如果自己当时在彼得堡，“一定会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去”，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作为整体的贵族阶级已重新站到了沙皇一边，另一些人则沉默了，而普希金却不仅没有沉默，反而更加大胆和直接地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支持、对被捕的朋友们的同情，还以乐观的精神号召人们继续同专制制度斗争。
普希金于1827年写下了对十二月党人饱含兄弟般真挚情谊的诗篇《寄西伯利亚》，次年，诗人又以彼得一世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诗 《波尔塔瓦》，这首诗肯定了彼得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人民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对背弃祖国人民和自由事业的叛徒，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透露出诗人乐观向上的情绪，在当时起义失败的黑暗日子里，这篇长诗鼓舞着许多热爱自由、但对国家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的人们。
1830年9月，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订婚后去彼罗金诺办婚事，因瘟疫流行而被阻留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普希金以极其旺盛的写作热情，创作了一系列艺术完美而精湛的作品。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波罗金诺的秋天”。《别尔金小说集》展露了普希金在散方面同样出众的才华，《驿站长》是该小说集中的名篇，这篇小说还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写“小人物”的先河。除此，普希金还写了叙事诗《科隆那的小屋》、散文《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一系列童话诗、美学论文，特别是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
1831年，普希金与冈察洛娃结婚。反动势力和喧器的上流社会生活给诗人以很大的压力，冈察洛娃喜好浮华热闹的宫庭生活，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诗人带来巨大负担。1833年秋，诗人逃离都城，再次去往波罗金诺。在这里他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文学史家们称为“第二个波罗金诺的秋天”。童话诗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长诗《青铜骑士》、中篇小说《黑桃皇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1833年12月，尼古拉一世出于直接监视普希金和接近冈察洛娃的企图，授予普希金以“宫廷侍卫”的头衔，这对普希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这种时刻被监视、被歧视的屈辱地位，作品受到层层检查而得不到发表的境遇以及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处境，使诗人在精神上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忧郁，尽管如此，他仍没有向沙皇妥协。1835年，他因写讽刺诗而受到当权者的指责和警告，1836年底至1837年初，普希金夫妇不断受到流亡的法国贵族丹特士的侮辱和挑衅，这一事件是沙皇政府置诗人于死地所使用的最后、也是最恶毒的手段。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郁愤不堪的普希金于1月27日与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并负重伤，1月29日，诗人离开人世，走完了他那坎坷不平、备受迫害和屈辱的一生，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主要的作品，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人在这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一个贵族青年的精神生活历程，反映了腐败的专制农奴制政权的深刻危机和贵族中的觉醒意识。
小说展开的时代背景是十二月党人运动。除了思想激进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外，贵族中的大多数人仍停留在怀疑和迷惑的阶段，他们受到过启蒙思想的影响，曾热烈幻想过美好的生活，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和贵族的天性。他们所具有的很好的文化教养、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面对现实的软弱无力这对矛盾，注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事无成。在《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一些作品中，普希金曾塑造过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贵族青年形象，但尚不具体和清晰，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正是这类青年形象完整的典型，这一形象，被文学史家们称为“多余人”。在揭示造成这类人物性格的社会根源时，普希金又一次展示了贵族资产阶级与人民的关系这一主题。
奥涅金生活在二十年代俄国的上流社会，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很快在这个充满虚伪、沉溺享乐的环境中成为人们赏识的宠儿。但他不久又厌倦了这种平庸的生活，特别是在贵族中先进分子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开始蔑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外省乡下。但乡下枯燥单调的生活并没有为他排谴去心中的忧郁，他在乡下实行的减轻地租这一所谓“自由主义改革”又遭到邻近地主们的非议。认识连斯基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青地主有自由思想，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在生活观念和精神追求上，他与奥涅金很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朋友。但他们虽同样鄙视贵族社会的道德原则，可又无法摆脱其影响。在上流社会虚荣与偏见的传统所左右下，奥涅金屈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接受了因嫉妒而变得狂热的连斯基的挑战，并亲手杀死了连斯基。
在对待塔吉娅娜的爱情上，普希金也充分展示了奥涅金的性格本质。塔吉娅娜被诗人称为“我的亲爱的理想”和“俄罗斯的灵魂”，虽然她出身贵族，但她却性格坚贞而果敢、情感纯洁而高尚，是俄罗斯优秀妇女的典型形象。她视与众不同的奥涅金为自己的理想，为追求自己真诚而理想中的爱，他大胆向奥涅金表白心迹，而奥涅金并没有理解塔吉娅娜感情的真正价值。当奥涅金云游四方后，一无所获地回到彼得堡时，塔吉娅娜已成了上流社会争相巴结的贵妇人。塔吉娅娜的这种身份使奥涅金开始主动地追求她，但塔吉娅娜为使自己过去纯洁的感情不受玷污，断然拒绝了奥涅金的追求，深藏起了对奥涅金那份最珍贵的情感。
奥涅金、塔吉娅娜和连斯基都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人物画廊中的重要人物。围绕这几个人物，普希金真实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画面，揭示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冲突，第一次成功地刻画了复杂而丰满的人物性格，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他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 “多余人”形象系列的开端。
《叶甫盖尼·奥涅金》既是小说，又是诗。其艺术形式和结构都非常独特，普希金以诗的语言和高度艺术化的手法，使这部作品堪称艺术上的完美之作。诗人的充满艺术激情和不失客观的描写，在俄国完成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它同时也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一生的创作活动，既表现出了一名正义的斗士勇于向沙皇专制制度挑战的战斗精神，也表现出了作为艺术天才的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艺术美学等各艺术领域中的卓越才能，他的作品被誉为典范之作，他的语言优美而规范，是极其标准的俄语，常被用作教科书，为后世作家学习和模仿，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基石和土壤，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普希金的创作充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性。他“第一个开始以惊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来描写俄罗斯的气质和俄罗斯人民多阶层的生活”，他被称为“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对他的影响，充满了民间文学创作给他留下的印迹。他不仅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扭转了俄国文学过去的模仿之凤，使之走上了发展自己民族文学的道路。
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体现了诗人与时代的紧密关系。解放运动，是普希金许多作品主题，他那无畏的反专制主义精神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成了“人民所有感情和思想的表现者”。
在普希金的诗中还充满了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他所使用的语言、他所描绘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画面、他对广大人民智慧和美好品德的崇敬以及对其不幸生活现状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无一不体现出诗人与人民的贴近。
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他的极其完美的艺术作品，开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也为自己在祖国文学的发展之路上树立起了一尊永远令人仰慕的丰碑。
第四节 莱蒙托夫
1837年1月29日，当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传开，俄国社会震惊了。一位青年诗人在悲愤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
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有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等候你们。
你们黄金的响声贿赂不动他，
他看透了一切思想与行为。……即使，
你们用你们的污血。
也洗不清诗人正义之血。这位大胆无畏的诗人，就是莱蒙托夫。他当时是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少尉军官。他以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被公认为是普希金的继承人和俄国诗坛的希望。在写完上述这首《诗人之死》以后四年，莱蒙托夫招致了与普希金相同的命运。他以他的创作和生命反抗了黑暗的专制制度，是三十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与命运的写照。
莱蒙托夫的创作体现了俄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但与普希金不同，他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上尉军官家庭。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早逝，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监护权。莱蒙托夫在外祖母的大庄园里度过了自己孤寂的童年。1827年，他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并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写下了六十余首诗作。183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思想创作日益成熟，他的诗中对自由的渴望日渐强烈。由于莱蒙托夫参加了大学生驱逐反动教授事件以及考试时与教授发生冲突而被校方“勒令退学”。这一结果剥夺了他转入彼得堡大学的机会，莱蒙托夫愤而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单调枯燥的军校生活并未使莱蒙托夫停止自由地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瓦吉姆》和充满叛逆精神的长诗《恶魔》，抒情诗《帆》、《不是的，我不是拜伦，而是另一个》也产生在此时。1834年，莱蒙托夫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近卫军骠骑兵团旗手，驻扎在彼得堡附近。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生活使年青的莱蒙托夫曾一度眼花缭乱，但这种生活并非莱蒙托夫的精神追求，它仅仅为莱蒙托夫提供了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空虚而腐朽的层面，利用这些素材，诗人创作了诗剧《假面舞会》。
1837年是莱蒙托夫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普希金之死使压抑已久的诗人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呐喊，这便是著名诗篇《诗人之死》，这首诗使莱蒙托夫的名字好似光彩夺目之星耀然升起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也召致了专制政权对诗人的仇恨和进一步的迫害。1837年2月，沙皇逮捕了莱蒙托夫并下令将他流放到高加索。高加索壮丽的景色和丰富的民间素材孕育了他那有民间歌谣特色的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7）。 1838年，在外祖母的奔走下，莱蒙托夫被召回彼得堡。文坛的盛名和流放的“浪漫”色彩，使莱蒙托夫一跃而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但如同艰苦的流放生活不能使莱蒙托夫改变一样，前呼后拥的热闹场面同样不可能改变莱蒙托夫。他再次向沙皇政府表明了他对专制制度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彼得堡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长诗《童僧》以及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年2月，莱蒙托夫为维护俄国军人的荣誉被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为此他再遭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同年4月，他再度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2月，在获准去彼得堡度假的两个月里，他修改并完成了长诗《恶魔》。
1841年7月15日，莱蒙托夫的军校同学马尔丁诺夫在受沙皇特务机关 “第三厅”头目的唆使、煽动下，故意挑衅莱蒙夫并坚决要求决斗，莱蒙托夫无奈应战。决斗时，莱蒙托夫仍寻求讲和，尽管他幸运地成为先开枪者，但他并不想打死对方而冲天开枪。沙皇政府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使诗人被疯狂的对手当场杀害。诗人死时还不满27岁。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如此评介了莱蒙托夫的死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莱蒙托夫被杀害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内容上比普希金更进了一步的诗人。”
在十余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莱蒙托夫创作了抒情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代表性的名篇有：《诗人之死》（1837）、帆》（1832）、《波罗金诺》（1837）、 《祖国》（1841）、《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1841）、《囚徒》（1837）、 《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1840）等等。
莱蒙托夫的诗题材广泛，它既反映诗人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里压抑、孤寂的悲苦心绪，更充满了诗人对现实的叛逆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暴政统治的年月里人民普遍情绪的真实写照，是贵族中一代先进人物的心声。
《帆》一诗是莱蒙托夫的精神象征，在诗中，诗人表达了既忧伤、孤独，又渴望改变现实的不屈服精神，那“帆”颇有象征意味：
下面是清比蓝天的波涛，
上面是那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
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祥！
俄国文豪高尔基在评论这首抒情诗时指出，诗中所表现的悲观情绪是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感情。”
1837年创作的《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向上流社会公开挑战的宣言。诗中充满对沙皇的仇恨和对杀害普希金的上流社会权贵们的鄙视。这种与贵族社会誓不两立的情绪，还鲜明地表现在诗人后来写成的抒情诗 《常常，我被红红绿绿的人群包围着》中。 《波罗金诺》、《祖国》、《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等，是蒙托夫抒情诗中歌颂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名篇，在抒发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爱、表达对劳动人民深厚感情的同时，诗人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广大人民中间。也许是他的死，阻碍了他最终由一个革命贵族作家成为革命民主义作家。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不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感情的充沛和艺术形式的优美而言，都堪称完美。特别是诗中所运用的格律、韵脚，比喻等修辞手法和感叹、疑问等句型，更是精确无比，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完全采用纯正的俄语，其精练优美、朴实无华的程度，与普希金齐名。
长诗《恶魔》（1829—1841）和《童僧》（1839）是莱蒙托夫长诗中的代表作品。
创作 《恶魔》的时候，莱蒙托夫仅十五岁。当时他想创作一个恶魔、天使与人间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几易其稿，最终将故事的地点改在高加索，使诗的现实感更强。诗中的恶魔原来是个天使，但他不屈于上帝的意志而被贬为恶魔，成为天国的敌人，叛逆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使他具有反抗上帝的勇敢精神，并注定了他在那绝望的世界中，要永远忍受孤独和痛苦的折磨。纯洁善良的格鲁吉亚姑娘塔玛拉使恶魔看到了人间真善美的力量，但他的吻却使塔玛拉丧生。恶魔由于无法克服自身的恶性，将不幸带给了别人。恶魔这个形象是莱蒙托夫同时代人身上弱点的体现。罪恶的社会制造了恶魔般的人，他们孤傲、冷漠，充满了对上帝的怀疑、批判和反抗，但他们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中的一切，他们给他人带来的只是不幸，最后的结果仍是他独自在天地间忍受上帝的诅咒和孤独的痛苦。莱蒙托夫在诗中借恶魔与塔玛拉的爱情故事刻意描绘了恶魔的反叛性格，泻泄了对尼古拉反动暴政的仇恨。《恶魔》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为人们所难忘的，正是恶魔那桀骜不训、敢于反抗至尊的形象，恶魔所体现的不屈精神和对自由的向往，吸引和鼓励着人们的斗志。
《童僧》是莱蒙托夫的又一篇浪漫主义杰作，是他不屈服于上流社会的诱惑、与贵族权贵永不妥协之决心的体现。在诗中，莱蒙托夫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少年僧人形象。这个山民的后代很小便被俄国人俘虏，在远离故土新人的寺院里，他始终向往着自由，向往着为祖国而战斗。在逃出寺院的三天里，他经受了自然与人生的各种考验。当他不幸迷路又回到寺院时，在绝望与昏迷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童僧逃离寺院的故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作者将黑暗的社会比喻为令人窒息的寺院，而童僧对自由和战斗的渴望成了当时先进贵族知识分子推翻专制暴政的呐喊。
除了《恶魔》和《重僧》，莱蒙托夫的另一首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1837）同样表现了作者那种不畏强暴、争取平等和自尊的精神。反抗沙皇的是一位平常的商人，他的勇敢在于他不畏沙皇伊凡雷帝手下亲兵的淫威，为维护自己的尊亚而击败了对手。他虽然被沙皇处死，但他的精神却令统治者胆寒不已。这首诗写于诗人第一次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诗人运用民间历史歌谣的形式，以古喻今，歌颂了维护尊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正义之举。
发表于1840年5月的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毕巧林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部书在当时就轰动了俄国社会，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精典作品之一。
毕巧林是一位英俊而富有的贵族军官，他聪明过人、精力充沛，但他的行为却与其外表不相符。他在服役时骗取了契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但很快又抛弃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导致了贝拉的惨死。继尔他又向自己并不爱的梅丽公爵小姐表示爱情，以从别人手里争夺女人表示对庸俗世风的鄙视，但当梅丽一心爱上毕巧林时，他又拒绝了梅丽，给梅丽带来极度的痛苦。维拉是毕巧林过去和现在都深爱的女人，但维拉的丈夫带她远去，毕巧林的追求成了徒劳。在对待朋友上，毕巧林也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捉弄对他真诚的格鲁希尼茨基，破坏他的爱情并在决斗中杀了他。
通过毕巧林对待爱情和友谊的态度，莱蒙托夫刻画出了一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他对现实不满，但只能愤世嫉俗，而不能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他身强力壮，聪明过人，但又毫无生活目的，一事无成；他渴望真情，但又不能承受真正的友谊与爱情，他与书中那几个女人的交往，也只能是他寻求刺激、解脱苦闷所进行的生活游戏。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心已被上流社会毁掉了”，这一句话道出了毕巧林的悲剧根源，在那个反动时代，没有毕巧林们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等待他们的只是空虚、污浊的上流社会，在这里，他们的灵魂被腐蚀了，那种无所事事的虚伪生活不仅扼杀了他们身上优秀的地方，还培养出了他们身上许多共同的弱点。毕巧林对朋友说：“我很久以来就不是用心、而是用头脑生活着。我带着深切的好奇心，但没有同情心来衡量、分析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 ‘生活’这个字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他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的自省性格，使他远远高出了与他同时代的贵族，他的毁灭是农奴制社会中一代人的悲剧缩影。正是这个人物的多重矛盾性格以及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被文学史家们目为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当代英雄》由五个独立的中篇构成。小说采用日记体、人物转述等方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将毕巧林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准确而诗意的心理描写，是过去的小说中所少见的，因此，这部小说又被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心理小说最早的精典之作。
莱蒙托夫以丰硕的创作成就继承了普希金所开创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他的独特性还在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突破，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潮流逐渐代替浪漫主义的时候，莱蒙托夫的创作仍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那诗意的笔触，为现实主义之树增添了五彩缤纷的色彩。别林斯基曾预言，莱蒙托夫“将是比伊凡大钟楼还高的真正的俄罗斯大诗人”，这一预言，已公正地涵盖了莱蒙托夫艺术创造的全部意义。
第五节 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而且以更加大胆和辛辣的笔触，暴露了农奴制社会的一切腐朽现象，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能将官僚集团和农奴制度的弊病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深刻有力。他那正义的“笑”声震憾着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国天空，如利箭直射沙皇的宝座，如呐喊呼唤着整个俄罗斯民族。他那杰出的讽刺艺术不仅为俄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为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地主之家。他的父亲酷爱戏剧文学，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封建宗法制观念很重，这对果戈理的影响很大。1821年，果戈理进入涅仁中学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普希金的诗，产生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1828年，充满热情与幻想的果戈理来到“理想”的京城彼得堡，但等待他的，却是彼得堡冷酷而可恶的面孔。他以笔名发表的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受到评论家的冷嘲热讽，他企图做一个演员也未被接受，在举步维艰、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他当过小公务员、抄写员等，这段艰辛的岁月为果戈理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831年，果戈理结识了大文豪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及其本人对果戈理一生的创作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果戈理曾说：“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我所有最美好的慰籍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没有他的指导，我将一事无成，没有他为榜样，我一行也不可能写成……”。在这一年，果戈理发表了著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并因此蜚声文坛。这是一部根据乌克兰民间故事素材写成的故事集，它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以诗意浪漫、幽默清新的笔调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装点得引人入胜，表现出人民的智慧、欢乐和生活的朴实、风趣。《五月之夜》、《巴萨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和《索罗庆采市集》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1832年，果戈理到莫斯科，结识了作家阿克萨科夫等保守文人，1834年，他开始在彼得堡大学教授历史学。1835年，他出版了《小品集》（其中有《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等名篇）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等名篇）这两部中篇小说集。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果戈理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加强和他那幽默诙谐的讽刺艺术风格的形成。
除了小说创作，果戈理还表现出了他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天才。1833年，他构思了一部名为《三级弗拉季米尔勋章》（后改写为四个独立的短剧）的喜剧，完成了另一部喜剧《未婚夫》的写作。1835年10月，他推出了划时代的喜剧名著 《钦差大臣》，剧中对官僚专制体制的批判和讽刺异常强烈、尖锐，轰动了俄国社会，也招致了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商人官吏的围攻。
1836年6月，果戈理在思想矛盾日深重的情况下，带着郁闷惆怅的情绪离开了俄罗斯。在后来的近十年间，他游历了瑞士、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很少回国。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是他用七年时间在国外完成的巨作。这部作品被誉为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顶峰”，也是俄国，乃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典著作。在别林斯基的帮助下，这部作品于1842年5月在彼得堡问世。对专制农奴制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认识，使果戈理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危机，在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观念的影响下他遁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这种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病态导致了果戈理在创作上的失败，此时期他写出了违背生括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死魂灵》第二部，1845年，果戈理又毫不留情地烧毁了已写成数章的手稿。1847年，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这部作品中反映了果戈理思想上的变化。它一改作者过去的观点，对俄国农奴制社会大加美化，宣扬维护这种专制统治、与社会罪恶妥协的思想，受到民主进步阶层的激烈批评和反对。别林斯基曾写过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背叛行为予以痛斥。
1848年，终身禁欲的虔诚教徒果戈理专程去耶路撒冷朝圣。1849年，他又移居莫斯科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但生活的贫困、精神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使他日益衰竭，1852年2月11日，果戈理亲手烧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3月4日逝世。
小说，是最适宜于表现现实生活场景、真实再现客观实在的艺术形式，它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而兴起。在俄国，它的确立是与果戈理在小说方面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的，它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一黑暗时期的产物。
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有着真实的社会生活、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充满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果戈理的成名作。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果戈理通过灵魂鬼怪的荒诞传说，将幻想与现实糅合在一起，表现了乡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达到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艺术再现。
《塔拉斯·布尔巴》是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中的名篇。它是一部描写乌克兰民族英雄反对波兰贵族的中篇历史小说，被称为第一部出自作家手笔的英雄史诗。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是查波罗什哥萨克的首领，他是一位勇敢豪放、正直刚强的民族英雄，当布尔巴被波兰人俘虏，在火柱上就义时，果戈理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之情，在这个形象中，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正义、坚定、勇敢和豪放的高贵品质。
在果戈理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系列反映城市人生活的作品，这便是他的都市生活系列，主要指《彼得堡故事》中的《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等几部小说。在这组作品中，果戈理的目光由乡村转向了沙皇专制的大本营——彼得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丑恶的全部，看到了美与丑的较量、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冲突、贫穷与富裕的对立，在充满伪善、欺骗、压榨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书中的主人公，那些城市小匠人、小官吏和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公务员们只能有贫困、破产、受屈辱、甚至精神失常的悲惨命运。《鼻子》讲述了柯瓦辽夫少校丢失鼻子的荒唐故事，讽刺了柯瓦辽夫这种趋炎附势、庸俗卑劣的人，作者的深刻之外还在于，当柯瓦辽夫找到鼻子时，竟因鼻子职位高于自己而不敢相认。《外套》深化了普希金的《驿站长》中“小人物”的主题，小公务员阿卡基为一件外套而丧命的故事以深刻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压迫“小人物”的官僚专制制度。 《狂人日记》是写“小人物”的世界名篇。作者构思独特，把生活上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构结合起来，刻画出一个因在生活中处处失意而发疯的小官吏的病态心理，塑造了波普里希钦这一可笑又可悲的形象。在这篇小说中，果戈理那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篇小说的标题、文体形式、真假虚实的结合，透过疯人语言显示对旧世界的批判等方面，对我国鲁迅先生创作同名小说都不无影响。在这两个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作家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共同的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从《夜话》到《外套》，随着果戈理生活阅历和思想发展的丰富和成熟，其讽刺艺术风格也日渐完善，那种透过辛辣的讽刺而发出的笑声达到了震撼人心的地步。
《钦差大臣》是一部五幕社会讽刺喜剧。它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的一个冒名钦差大臣的离奇故事。果戈理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认识为基础，展示了喜性情节掩盖下的严重社会冲突，在叙述一个巧妙的误会故事的过程中，刻画了一群骑在人民头上的魔鬼、沙皇专制制度之基石的形象。如果戈理自己所言，他的创作意图是“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
《钦差大臣》的外部喜剧性情节是：某小城官员慌忙中将住在小旅馆的一个彼得堡花花公子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在这位实际上输得一文不名的“钦差”面前，市长等全城官员为掩盖自己贪赃枉法的罪行而对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赫列斯塔科夫也将错就错，在一群滑稽可笑、丑态百出的人面前逞足了威风。正当市长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时，骗局被拆穿，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的消息顿时使在场的官员们惊恐万状、呆若木鸡，戏也在哑场中告终。
在《钦差大臣》一剧中，果戈理刻画了一系列生动而又高度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形象尤其突出。在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俄国官僚制度的反动性，他横征暴敛、搜刮勒索，这种人的公务活动实际上就是压榨百姓。赫列斯塔科夫是精神空虚、生活无聊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浅薄的人和毫无价值的性格”中，“包含着许多不是毫无价值的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也许正是果戈理塑造这一人物的深意。
有着强烈戏剧性的情节、生动精确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思想，使《钦差大臣》一剧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引起的笑声，将人们从嘲讽丑恶、滑稽的官吏们引向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这种“含泪的笑”构成了果戈理独特的讽刺艺术的核心。
如果说果戈理过去的作品只注重表现俄国生活的某些部份，那么，长篇小说《死魂灵》则表现了整个俄国。它代表着果戈理现实主义艺术的顶点。
《死魂灵》共分十一章。它通过上升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经过，展现了地主官僚这些农奴制赖以生存的捍卫者们的没落，劳动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的痛苦呻吟和对祖国未来的思考。
《死魂灵》中五个地主的形象尤其生动逼真，他们面目各异，构成一幅地主的肖像画廊：玛尼洛夫外表文雅，但精神却贫乏空虚；哥罗博奇长贪婪、愚钝、自私；诺兹德廖夫能信口胡云、漫天撒谎；索巴凯维奇精明、刻薄、冷酷、残暴；没留希金更是集吝啬鬼、守财奴、压榨者的特性于一身，令人不寒而粟。主角乞乞科夫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表，他表现了果戈理对贪婪的资本积累者的批判。
《死魂灵》因其思想的严肃、真诚和深刻以及艺术上的高超，受到当时俄国进步阶层的高度评价，它被别林斯基称为“一部纯粹俄国的、民族的、从民族生活底隐处抓取来的作品”。
果戈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俄国作家，他的艺术激励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进行顽强不懈的抗争，他那精美而高超的艺术技巧，永远是培育艺术家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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