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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说
在苏联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领导人的交接，往往意味着时代的交替、社会的巨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执政，推行了许多旨在松动社会的改革措施。俄罗斯文学也因之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天地，许多文学禁区被突破，出现了许多开拓性的作品。与此同时，文学界的进步与保守的两股势力，也在不断地斗争。
俄罗斯文学第一群报春的燕子，是奥维奇金派揭露农村阴暗现实的特写和小说。1954年，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杂志上刊出，这部艺术上并不十分出众的作品，却因其尖锐面对真实生活的态度唤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热情，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小说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题名，也为当时的文学、乃至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概括。稍后，以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先河的“集中营文学”，以一批青年诗人为代表的“高声派”诗歌，先后领文坛之风骚，它们与战争文学中的“战壕真实派”、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的“细语派”诗歌等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又一个繁荣期。
1954年12月，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各种文学生活、各种文学力量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早在会前，各种各样的争议就已经展开，如关于“无冲突论”的争论，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关于“写真实”和“理想人物”的争论，等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争论依然很激烈，但大多集中在对近两年文学的基本估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修改这两大问题上。保守一派认为，近两年的文学是在“新事物中寻找旧事物”，在“开文艺史的倒车”；革新派则坚持《解冻》所代表的方向，并对 “自我表现”和创作自由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经过激烈讨论，大会终于通过了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所作的修改，将定义中的后半部分，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删去，并删去了“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一句中的副词“历史具体地”。这两处修改，自然体现了某种文学民主化、自由化的倾向。
代表大会并未平息争论，也未消除两种文学力量间的壁垒。两种观点继续交战，其最集中、最公开的较量，就是著名的 《新世界》和《十月》两杂志的论战。这场争论爆发在六十年代中期。《新世界》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十月》是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两家刊物不仅发表倾向不同的作品，而且还不断刊载理论文章，在一系列文学问题上展开争论。如：《新世界》反对“粉饰现实”，要求“忠于生活”，《十月》则反对“战壕真实派”等的 “小真实”，坚持典型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等学说；《新世界》赞成“自我表现”说，《十月》则认为“自我表现”是资产阶级颓废的文艺情调；《新世界》号召写“普通人”和“小人物”，《十月》则坚持“时代英雄”和“正面人物”的教育作用……可见，《新世界》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文学思想， 《十月》则代表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两个刊物在争论中可以说是不分胜负，但它们在争论中所提出、所探讨的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思索，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一件，1958年，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是俄罗斯文学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作为苏联文学中最大的一个分支，俄罗斯文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更紧密地联络起了俄联邦境内的俄罗斯作家。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这是一个起着明显转折作用的大会。同年6月，苏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对“个人崇拜”作了彻底的否定。文学和社会生活一样，由此出现了带有转折意义的变化。一批青年诗人、作家大声疾呼地冲进文坛，他们自称是“苏共二十大的产物” （叶夫图申科语），他们的崭新的思想和创新的艺术，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一个强劲的冲击。
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而厚厚的寒冰，也非一日能融，解冻的季节里，也会有倒寒。在解冻时期的文学中，一方面，诸多新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新的文学禁区被敞开，但另一方面，行政命令手段和个人意志仍在领导文艺的过程中起着某些不良作用，文艺自身的发展时时仍受到来自政治的干扰和冲击，如，赫鲁晓夫在参观一次先锋派画派时曾说这是“驴尾巴的杰作”，之后，现代派艺术的发展便受到了遏制；再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如不经赫鲁晓夫同意，就可能无法面世。在五十年代末出现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更是一场对自由文学的沉重打击。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的诗就已蜚声诗坛。但由于他的诗多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为描摹对象，与轰轰烈烈的外部世界总是不大合拍。早在四十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直到1956年才最终完成。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尤里·日瓦戈大夫，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他短短四十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社会的大变动，从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大变革中，他每每为社会的进化、自由的释放而欢欣，又为一次次的暴力和流血而痛苦，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事业、爱情等等，更是被时代的巨大脚掌所——践踏。有评论说， 《日瓦戈医生》的主题，就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也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命运的问题。作品完成后，帕斯捷尔纳克将其投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认为作者对十月革命所持的态度有问题而未予发表。1957年，该小说的意译本率先在意大利出版，引起轰动，并立即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帕斯捷尔纳克热。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又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一切，却激怒了苏联官方和俄罗斯文学界的领导，他们将帐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视为西方阵营“一次敌意的政治行动”，认为作家对国家、革命和人民心存不满。10月27日，苏联作协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维埃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乎与进步的背叛行为”而将他开除出作协；官方也警告作家，如出国领奖，将永远不得再回俄罗斯。国内的新闻媒介，也对作家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迫于压力，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宣布放弃接受诺贝尔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打击了帕斯捷尔纳克一人，同时也对趋向开放的文学设置了一个障碍。
第二节 奥维奇金派
1952年，一篇题为《区里的日常生活》的特写在《真理报》上刊出，它的作者是奥维奇金（1904—1968）。这篇作品大胆地揭露了农村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等阻碍生活的消极因素和阴暗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这在斯大林尚未逝世、苏联社会尚未解冻的当时，是让人震惊的，特写作者的勇敢也是让人钦佩的。在当时“无冲突论”盛行已久、人们渴望文学真言的背景下，这篇“准文学”的作品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人们称这篇作品是俄罗斯文学新春的第一只燕子，是反对文学上“无冲突论”的号角，是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
在《区里的日常生活》之后，奥维奇金又接连发表了几个续篇——《前沿地区》、《在同一区里》、《亲自动手》和《艰难的春天》。这五个特写的情节是连续的，地点是一致的，人物也是相同的，在秋雨连绵之际，区委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主持了工作，他从实际出发，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落后的农村现状的新举措。但是，休假归来的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却竭力反对马尔丁诺夫的“改革”，他自认为“有功劳”、“有经验”，一切按老章程办，按上级的意志办，实际上，这是一个冷漠、保守的官僚主义者。在描写两位书记斗争的同时，作者以较多的篇幅展现了官僚领导统治下的乡村死气沉沉、贫穷落后的场景，这与文学中一直存在的歌舞升平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这几篇特写产生了超出文学范畴的巨大影响。1957年，这几篇特写结集出版，以第一篇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为总题。
在奥维奇金的鼓舞下，一批作家也开始以暴露和批判社会中、尤其是乡村中的消极现象为创作主题，他们被称之为“奥维奇金派”，该派的主要作家有特罗耶波尔斯基、扎雷金、沃罗宁、田德里亚科夫、卡里宁等，重要作品有特罗耶波尔斯基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3—1954）、扎雷金的《今年的春天》 （1954）、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誉》（1955）、卡里宁的《中等水平》（1953）和《月夜》（1955）、田德里亚科夫的《阴雨天》（1954）和《死结》（1956）等。
奥维奇金派有着基本一致的追求，他们的创作个性虽不尽一致，但还是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是作品内容上的一致。这批作家大都出生在乡村，对乡村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自幼生活其间的那个环境，他们既感亲切又觉不满，因而提笔对其作如实的反映。他们的创作，是俄罗斯文学中乡村文学的传统在新时代中的延续，但在这新时代的乡村文学中，美景、抒情和忧郁的成份少了，平庸、沉闷和不满的因素多了。与其相应的，就是该派创作所具的对现实强烈的批判色彩。由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俄罗斯乡村，一片萧条，大多数的农村官员，都是善于虚夸、搞形式主义、不关心农民利益的可恶的人物，乡村在他们的统管下，一日日地丧失生气，这一批作家直面现实的作法，使得有人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批判乡村现实、抨击乡村中的官僚主义者时，该派作家逐渐地将笔锋探入了官僚主义者的内心，从而开掘出一片新的文学领地，开辟出“道德题材”这一新的文学潮流。这一倾向在田德里亚科夫 （1923—1984）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田德里亚科夫不仅描写官僚主义者冷漠的外貌，而且还扫描了其内心蜕变的过程。在《伊万·邱普罗夫的堕落》（1953）中，作者细致地剖析了农庄主席因受金钱的诱惑而逐渐堕落的过程。在《死结》中，田德里亚科夫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由传宗接代的官僚主义者结成的“死结”，面对这个结，你不知该与谁斗争，“没有敌人，也没有人有错”，但人的良心、人的道德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堕落。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田德里亚科夫继续坐在文学法庭上，进行着“良心的审判”，写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审判》（1961）中，一位老猎人目睹一高干在打猪时打死一个人，但他迫于压力，做了假证，让高干摆脱了审判，可他自己却从此摆脱不开良心的审判。《蜉蝣命短》（1965）、《惩罚》（1978）、 《六十支蜡烛》（1980）等等，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的良心、人类的道德为其探究主题的，有深刻的思考和忧患，其风格影响到六十—七十年代间的一大批作家，形成一个“道德文学”的热潮。
奥维奇金派在形式上也有相近的风格，他们的作品大多篇幅不长，多为特写、短篇和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记实与虚构的结合，故有人又称他们所采用的体裁为“特写小说”。为了与作品的内容、与作品所体现的现实相吻合，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也很简洁、朴实，以新闻体的记述给人以真实感，以无华的描写加重现实强加以人的沉重感。
第三节 《解冻》及其他
爱伦堡 （1891—1967）的第九十一本书《解冻》共分两部，分别在1954年和1956年首载于《旗》杂志，1956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作品，尤其是其第一部，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轰动效应，因为它迅即、敏锐地反映了1953年冬至1954年春这一转折关头的微妙变化。故事以伏尔加河畔一工厂中的生活为背景，厂长茹拉廖夫有过光荣的过去，但他在专制制度下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他专横跋扈，缺乏人情味，他只关心死的生产指标，对工厂、工人、甚至家庭都十分冷漠。最后，在一个事故发生后，他被撤销了厂长职务，妻子也离开了他。与此同时，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即沃洛佳和萨布罗夫两位画家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创作道路的对照。沃洛佳善于见风使舵，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热衷于给“先进生产者”画肖像；萨布罗夫则甘于寂寞，在绘画中执着地进行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可见，爱伦堡描写了社会的 “解冻”过程，即官僚主义的失败，同时，也在呼唤艺术的“解冻”，在预示自由艺术、真正艺术的春天。在小说的结层，工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望着窗外的景色，面窗外是一派极具象征色彩的图画：“窗外是一片激动人心的情景。寒冬终于站不住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到处在流水。……到解冻的时节了。”
《解冻》这部作品的贡献，不在有趣的情节、丰满的人物，而在于它对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刻的准确捕捉，对当时弥漫着的社会心态形象的概括。过去的年代，社会是一座冰山，人与人之间、生产与劳动之间、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都被冷漠冰封着。当政治的热风吹过，一切都松动了，作者以一个老记者的洞察力，将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固定了下来，创作出一部影响深远的名作。但是，后来，俄罗斯文学史家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而西方的学者则一直试图单方面地从“撩开铁幕”这一政治角度去抬举这部作品。六十年代上半期，爱伦堡潜心于回忆录创作，写出了六卷本的《人·岁月·生活》 （1961—1965），因作者是一位纵贯二十世纪前六十年俄罗斯文学的活跃人物，又是一位才思敏捷、见多识广的优秀记者，所以，这部回忆录材料丰富，叙述精彩，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读物。
“解冻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自然包括爱伦堡的《解冻》以及受这部小说的影响而出现的其他一些同类作品，但在此之前出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无疑是“解冻文学”的先声，而稍后的“集中营文学”等，也都可以纳入“解冻文学”的大河。
所谓“集中营文学”，即指以表现专制时期被关押进各种集中营的政治犯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中最早出现、影响最大的，是索尔仁尼琴（1981—）的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索尔仁尼琴在卫国战争时曾任苏军中的炮兵连长，但在战争结束前突然被捕，被判处八年监禁，索尔仁尼琴后来曾说：“我被捕的原因，一非偷盗，二非变节，三不是做逃兵，而是凭猜测触到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1957年，索尔仁尼琴被恢复名誉。1962年，在梁赞做中学教师的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稿几经周折，传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下令在《新世界》杂志上刊载，此事轰动了整个苏联社会。这个短短的中篇，第一次将集中营的内幕公诸于世。小说的主人公是农庄庄员苏霍夫，他在战时被俘，后逃回部队，但被怀疑，被判十年徒刑，小说写的就是苏霍夫战后在集中营中从起床到熄灯所度过的一天。集中营中恶劣的环境、看守人员的凶残，让人恐惧；而苏霍夫和他周围的囚犯，几乎全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姓氏，只有代号，在熬着无尽头的囚禁生活。这部小说开始体现出索尔仁尼琴的风格，即：揭露现实时撼人的控诉力量，对不幸者深刻的同情和哀伤，政论性、哲理性的文学体现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而他对人类的忧患则是俄罗斯那些集思想家、艺术家为一体的文化大师们传统的个性特征。
六十年代中期起，社会的自由度有所收缩，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面世较少，但他继续写作，陆续写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癌病房》 （196）、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1973—1976），七十年代末完成了长篇三部曲《1914年8月》、《l9l6年10月》和《1917年3月》。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还直接介入政治。在1967年5月，他曾致信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要求“取消对文学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当他作为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而扬名西方时，其作品也在西方大量出版，这招致了苏联国内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次年，他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向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未能出国领奖。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定居美国，并获“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8年，他在接受哈佛大学的学位时发表讲话，激烈地批评美国和西方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又引来一场骚动。如今，他被视为俄罗斯流亡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同时，他也被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崇拜者当成了具有传统斯拉夫派气质的精神和文化领袖。
第四节 战壕真实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灾难，也是俄罗斯人的骄傲。战后，卫国战争的主题长久地持续在俄罗斯文学中，成了一个贯穿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的主线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战后算起，在苏联出现的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平均每年多达五百部。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卫国战争题材文学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趋向，一些作家不再对战争作概括性的浅面描写，如战时和战后几年里那样，或是控诉敌人的罪行，或是塑造英雄的形象，或是歌颂苏联人民和军队的胜利。他们转而侧重表现某个具体的战斗场面或某一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注重揭示战争中“残酷的真实”，将战争作为人、人的幸福和人道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声讨。这一倾向，被有的评论家概括为“战争文学的第二浪潮”；具有这类倾向性的作家，被称之为“战壕真实派”。“战壕”，说明描写面之小； “真实”是该派最高的美学追求。
战壕真实派的出现，与社会和文学中“说真话”、“写真实”、“非英雄化”等总的倾向是相呼应的，但它也不是在几日之内突然出现的。其实，在战时和战后几年中的文学里，早已有以小场面、真实性的描写著称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1946）、卡扎凯维奇的《星》（1947）等。《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是其作者的处女作，它于发表的次年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小说写的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但选取的场景只是一条狭窄的战壕，描写对象也只是一些下级指战员及其修工事、运弹药与普通事。然而，就是在这些平凡的一举一动中，作者发现了、并且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勇敢。这部开战壕真实派之先河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是维·涅克拉索夫（1911—1987）。五十年代，涅克拉索夫继续进行战争题材的创作；六十年代，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捍卫艺术自由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章，并参与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为此，他于1972年被开除出苏共，1974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1975年侨居法国，在巴黎主编综合性的俄罗斯侨民杂志《大陆》。
但是，真正完成了战争文学之转折的，是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 1956）。小说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一位普通的汽车司机，在战争中，他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受伤被俘遭迫害、战后被怀疑等遭遇，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但是他没有垮掉，仍在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劳动，而且还收养了一个孤儿男孩，以全副的心血去抚养他。这个不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通过一个普通人的遭遇，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同时表现了俄罗斯人丰富的感情和坚定的道德。整个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悲剧气氛，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激情。在小说的结尾，与作者交谈完毕的索科洛夫，牵着养子的手离去了，作者深情地目送着他俩：“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粒……是什么在前方等待他们呢？”《一个人的遭遇》的意义，一在于它道出了战争的真实，战争不是一幅胜利的图画，而是左右个人命运的恶魔；二在于它对普通人命运深切的同情，对“相信人、尊重人”的新思想的鼓吹。这篇小说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和思想上的人道主义，不仅为战壕真实派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五十年代中后期、乃至六十年代的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一个路标。
后来被称之为“战壕真实派”的作家，大都是卫国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他们在年轻时穿过枪林弹雨，在人到中年时操笔对记忆中的战争场面作描绘。他们常用的体载是中篇，所描写的场面通常是一个高地、一条战壕、甚至是“一寸土”，所描写的对象也多为普通士兵和下级指挥员。因为他们大都具有过战斗经验，所以他们的描写非常细致，对战争残酷的渲染十分有效果。“前线诗人”之一的德鲁尼娜（1924—1992）在一首《无题》上曾写道：
我只见过一次白刃战，
一次在白天，千次在梦中。
谁若说身临战场并不可怕，
那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战争。
全诗仅四行，却记叙了一次战斗及关于这次战斗永久的记忆；这首诗没有空洞的描写和浪漫的歌颂，只是暴露了战争残酷的真实，让人窥见了战神严峻的面容。贯穿在战壕真实派创作中的，正是这种“残酷的记忆”。
战壕真实派中较为突出的俄罗斯作家，有邦达列夫和巴克兰诺夫等。邦达列夫 （1924—）在十八岁走上前线，先后在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中受训。他的两部成名作《营请求炮火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都是以卫国战争中某一小部队的战斗为描写对象的。《营请求炮火支援》写的是强渡第聂泊河占领对岸桥头阵地的两个营因未得到炮火支援而全军覆没的故事，炮火未能及时支援，一是由于作战部署有变，二也因为个别高级指挥人员不珍重士兵的生命。由此，在反映战争残酷的同时也突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吁。《最后的炮轰》写的是苏军一炮兵连在波、捷两国交界处布防以阻德军突围的故事，炮兵连长诺维科夫在组织、指挥战斗的同时，也在思考战争中的善与恶的问题。他在炮火中与卫生员列娜相爱，后在护送负伤的列娜、返回阵地的途中，在己方给敌人歼灭性打击的“最后的炮轰”中被自己部队的“卡秋莎”排炮所击中。这样的结局，更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性。邦达列夫的这两部小说，也被视为战壕真实派的奠基之作。六十年代，邦达列夫继续以战争为题，创作出了战壕真实与战争全景相结合的优秀作品《热的雪》 （1969）和电影脚本《解放》 （1970）。七十、八十年代，邦达列夫作为文坛上最显赫的大师之一，陆续发表了《岸》（1974—1975）、《选择》（1980）、 《演戏》（1985）等重要的长篇小说，开始对新老两代间、东西世界间、艺术和现实间的关系进行哲理性的思考。近年来，除了文学创作外，他还对政治现实不断提出批评，捍卫他视为正确的俄罗斯的道德和生活方式，已成为新的俄罗斯社会中又一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者”。
巴克兰诺夫（1923—）同样参加过卫国战争，他的代表作是 《一寸土》 （1959）和《永远十九岁》（1979）。《一寸土》描写的是离国境不远的德涅斯特河岸上一小块土地上的守卫战。炮兵连长莫托维洛夫作战勇敢，但对战争也感到厌恶和恐惧，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战斗中生存下去。在一天的战斗中，他没有死，可他身边的人却一个又一个地死去了，“牺牲了三十六个人，换到的却是德国兵丢下的一个小笔记本”。这部小说宣扬的“战争恐怖”、甚至是“牺牲无谓”的论点，引起过十分激烈的争论。而作者只想通过小说告诉读者：“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战争之前这句话说起来多么轻松。可是要保卫这一寸土地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
老是停留于战壕真实，也许会使人感到有些英雄气不足。于是，从六十年代末起，一种将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联系起来写的倾向开始占上风，出现了战争文学中所谓的“全景文学”。
第五节 高声派和细语派
社会和文学的解冻，波及到诗歌。于是，一批年轻的诗人，大声疾呼地登上诗坛，他们用诗清算历史的陈帐，抒发人们淤积在心底的呼声，抨击现实，回答人们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在形式上，该派诗人也大多采用朗诵诗、政治抒情诗等诗歌类型，诗句铿锵，气势昂扬。这一批诗人自认为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是社会的代言人。这一批诗人后被人称之为“高声派”（又译“大声疾呼派”或“响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琳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卡扎科娃等。
叶夫图申科（1933—）是高声派诗歌最突出的代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早年创作多为一些短小的抒情诗。五十年代中期起，他一反先前的诗风，走出“抒情诗的避难所”，他在诗中赞扬对个人崇拜的否定，赞成对人和人性的肯定。他的诗题材广泛，既写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对垒，也于涉国内政治的进程，他的诗以诗风的雄辨和言论的大胆在当时的俄罗斯诗坛上独树一帜。在1956年的《致一代精英》一诗中，诗人写道：
一代人中的精英啊，
请把我当作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角，
一个音符也不会走调，
如果我的气不够，
我会用钢枪替代军号。
这就是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创作纲领。诗人的诗大多能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因为他敢于触及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还因为他有一颗真诚的心。他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曾说他的诗之所以为诗，他本人之所以为诗人，原因全在于他有着一颗“孩子般的心灵”。从登上诗坛至今，叶夫图申科领诗坛风骚长达三十余年，他不断地发表新作，不断地出席诗歌朗诵会和各种诗歌的和社会的活动，同时还不断地周游世界各国（已到过八十余个国家），自命为“诗歌大使”，并不断地尝试各种体载的文学艺术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浆果处处》 （1981）、他的电影《幼儿园》（1982，作者自编自导）都曾获得广泛的好评。八十年代，他的长诗《妈妈和中子弹》（1982）、《禁忌》（1985）等先后获奖。
沃兹涅先斯基（1933—）是近三十年俄罗斯诗坛的又一株常青树。沃兹涅先斯基说过一句话：“天才是成群诞生的”。他是与众多“高声派”诗人一同登上诗坛的，并从此霸占着庞大的诗歌舞台。但诗人又说过一句话：“诗人们主要的共同点，却在于他们彼此都不相似。”在高声派诗人中，沃兹涅先斯基确实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同样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同样倾诉民众的呼声，但他诗歌的突出之处，却在于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作为诗歌形式大师帕斯捷尔纳克的学生，沃兹涅先斯基早就掌握了驾驭语言的技巧，在他的成名作《戈雅》一诗中，诗人运用俄语中“г”（音“格”）这一辅音的反复，制造出一种紧张、急促的氛围，既传神地表达出了戈雅绘画的神韵，又独自营造了一幅表现主义式的诗歌画面。之后，在他的每一首诗中，几乎都有大胆的联想、奇异的隐喻，他甚至在排列、字形等细部上也要下一番苦心。他称骑摩托车的人为“坐夜壶”，称海欧为“上帝的三角裤头”，称女人为 “反男人”，等等。他的组诗《长诗<三角梨>中的三十首离题抒情诗》曾因形式的新奇和荒诞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表态说啃不动这只“三角梨”。但是，诗人在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总地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它拓展了诗歌读者的想象天地，扩大了俄罗斯诗歌的表现手法，同时也缩小了俄罗斯诗歌与同时代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间形式上的距离。沃兹涅克斯基在诗歌的形式构造方面体现出来的天赋，也许部分地来自他作为一个画家和建筑设计家的思维模式。他后期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反世界》（1964）、 《声音的影子》（1970）、《彩绘玻璃镶嵌大师》（1976）、《精神工长》 （1982）、《公理·自寻》（1990）等。
高声派之后，另一诗歌流派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悄然而至，却又充满自信，这就是细语派诗歌。其实，这一流派、或曰这一风格倾向出现得并不比高声派晚，当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在舞台、广场和体育馆等处慷慨朗诵时，另有一批诗人却在客厅、沙龙或密林中怨诉衷曲。自然，较之高声派，这派诗人是默默无闻的，只是在高声派慢慢放低声音之后，他们的轻歌也开始被人们所倾听。六十年代初期，当社会大动荡以及由此引起的情绪波澜渐渐平息下来时，人们在注重大主题的同时也开始留心诗的“小主题”，人们在关注身外的社会之后也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到兴趣。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人们的心理背景下，细语派诗歌开始走红。
细语派诗人很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作直接的反映，他们涉猎更多的是爱情、历史、自然、死亡等“永恒主题”。他们的诗，抒情多于议论，意境清新，语言淡雅。该派的代表人物是索科洛夫、鲁勃佐夫、日古林、库尼亚耶夫等。
索科洛夫（1928—）被推为细语派的鼻祖，他的主要诗集有 《途中的早晨》（1953）、《雪下的青草》（1958）、《九月雪》（1968）、 《感谢音乐》（1978）等。仅就这些诗集的题名，就不难看出索科洛夫创作的倾向：对自然、对艺术的眷念和思考。他的诗，常以城市里的风景、人物和凡事为契机，细致地描绘内心的情绪，以便道出城里人的“城市情结”，有时也不乏对现代文明副作用的反感之情。
与索科洛夫的城市抒情诗不同，另一位细语派诗人鲁勃佐夫（1936—1971）则为俄罗斯乡村唱着传统的田园之歌。鲁勃佐夫生在阿尔罕格尔州的乡村，父母早逝，在保育院中长大，成年后进列宁格勒做了工人，上了大学。住进了都市，但他并未改变对乡村的感情，少时生活养成的敏感天性，每每体现在他对大自然入微的体察和细腻的描绘上。他的 《抒情集》（1965）、 《田野之星》（1967）、《心灵留存着》（1969）、《松林的喧嚣》（1970）等诗集中的诗，几乎均以乡村、大自然为主题，其中不乏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惆怅。诗人最后在他三十五岁时早早地逝去。为他的诗篇又添加了一个哀婉的句号。
也许是由于风格本身的限制 （求静而不求响，求情绪上的天然和谐而不求理念上的强烈共鸣），细语派的代表诗人似乎不如高声派代表诗人那样显赫，但他们的影响同样是经久的，如今，索科洛夫等同样被尊为俄罗斯诗歌新的经典人物，他们所赢得的青年追随者，甚至还多于高声派诗人。
高声派与细语派这两个在六十年代先后崛起的诗歌流派，并不是俄罗斯诗歌史上两个突兀的现象。纵观俄罗斯诗史，不难看到“静”、“响”两种诗歌风格的贯穿，有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公民精神”，也有丘特切夫、费特的“小夜曲”；有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也有叶赛宁的恬淡的哀怨。这两个流派的先后崛起，不过是俄罗斯诗歌两大传统基因的积淀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的相继释放而已。
高声派与细语派并不是两个相互截然对立的派别，任何诗歌都不可能仅为“高声”或仅为“细语”。只不过在特定的时代氛围的孕育下，在特定的读者审美意愿的需求下，诗中的“响”或“静”的某一因素被诗人有意无意地强化、突出了。后来，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人们注意到，高声派和细语派已阵营松散，界限模糊，抒情诗创作中出现了“静”、“响”交融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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