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永魁两只膝盖当脚走，感天动地叫了一声：“妈！儿子不孝啊——”
●初春的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胡同里的人们，单田芳刚从被窝儿里露出脑袋，一道电光便照到脸上，几个陌生人裹挟着冷气冲进屋子，大声喝道：“都老实点儿，谁也不许动！”
●单田芳抬起一双泪眼，望着天空默默地祷告：“小妹呀，妈终于让你等到了。哥哥会天天想你，还有咱们全家……”
1949年，燕子归来，春暖花开。
王香桂结束了在吉林市“九江茶社”的演出。听说长春、沈阳已经相继解放，失散的家人也该最终团聚了。于是，单家四口坐上了火车，从抚顺拐了个弯儿，直奔东北第一大都市——沈阳。
最快活的就是单田芳了，他随着车身颠簸着，思绪也一起一伏地难以平静。他想到最疼自己的奶奶，还有另外两个妹妹，他们见到大全子以后，是不是还认得呀？离别一年，就像漫长的几个世纪，他的心早已插上了翅膀，飞得比火车轮子还快。
刚到沈阳火车站，欢迎的人群便潮水般地涌上来。其中既有单家的亲戚朋友、曲艺同行，还有北市场上“四海升平大茶社”的掌柜及其随从。激动的人们握手啊、拥抱啊、感慨啊……说不尽的战乱飘摇，死死生生。
单永魁一家刚刚安顿好住处，单永槐就把远在天津的老太太接回来了。单田芳想念奶奶都发疯了，刚得到消息，拔脚就跑。他雇了辆马车，一溜烟似的朝铁西区奔去。三叔说书的茶社就在那片市场里。从北市到铁西，横穿整个沈阳城，一时间，车轮马足，尘土飞扬，单田芳双眸放光地催促车老板儿：“快点儿！我有急事儿！再快点儿！”
刚到茶社，单田芳便飞也似的蹿进去，哪里还顾什么人多眼杂？进屋之后，直奔三尺书台。单永槐说的是《三侠剑》——“蒋伯芳棍扫萧金台”，正热闹的时候，台上的演员忽然发现一个陌生的男孩子直愣愣地站在面前。这是谁呀？不认识。再仔细端详，竟是自己的亲侄儿！书台上，叔侄俩直愣愣地对视着，流泪眼对流泪眼，伤心人对伤心人。他们嘴唇颤抖，却不知道先说什么好。
“你是……”
“我是……大全子！”
单永槐惊叫了一声：“大全子！”
单田芳哽咽着，说：“三叔，我，我好想你呀。”“想”字出口，小男孩儿把头一低，泪如泉涌，千言万语堵在嘴边吐不出来：三叔，我还好好地活着。我长高了吧？是不是黑了，瘦了？咱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单永槐想像不到这个大孩子是怎么在刀尖儿上逃出来的，也想像不到他对亲人深深的思念和无限的依恋。孩子急不可待地央求：“三叔，咱们回家吧。我想……马上见到奶奶。”说到“奶奶”，单田芳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
单永槐立刻打发茶社里的伙计护送侄子回家，马车穿街走巷，很快就到了。脚还没落地，喊声先进了门，单田芳响亮地叫着：“奶奶！奶奶……”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带着两个小孙女从屋里走出来，她昏花的老眼居然认不得朝思暮想的宝贝孙子了。当孩子一头扎进她怀里的时候，老太太仍然不敢相信，她抚摸着单田芳的小脸儿，嗫嚅道：“这不是做梦吧？你，真是我的大全子？你真是？”
“奶奶，是我呀！我是大全子。”
老太太呜呜地大哭起来，她搂着孙子，老泪纵横：“大全子，你可把奶奶想死啦！”
“奶奶，我……天天做梦都梦见你。”
祖孙二人，相拥而泣。这就是评书里常说的“悲中喜”、“喜中悲”吧。旁边，两个小女孩儿也跟着抹眼泪，要不是奶奶在场，单田芳都认不出亲妹妹了。哥哥变，她们也变，兄妹几个都在乱世风雨中顽强地成长着。
老太太被孙子接走了。刚到北市场的家，单田芳便像小猴子似的跳进院门，扯着嗓子喊：“我奶奶回来啦！赶快出来迎接呀！”
房门“呼”的一声打开，单永魁三步并做两步跑出来，“咕咚”一声跪倒在老娘膝前，感天动地地大叫：“妈！儿子不孝啊！您老人家受苦啦——”他边哭边爬，两只膝盖当脚走，死死地搂住老太太的双腿。望着跪在眼前的儿子，老人泪眼婆娑。这哪是死里逃生的儿子？一年不见，他就满脸皱纹、目光浑浊了！刚刚三十来岁呀，还没有过盛年,就已经未老先衰。老太太心疼死了,暗想,那段走投无路的日子，他是怎么熬的?
单家三代，哭一阵，笑一阵，悲喜交加。那个硝烟尚未散尽的时代，有多少破镜重圆的中国家庭上演过这催人泪下的一幕，又有多少人家，永远也不可能有单家这样幸运的机会了。隔着模糊的泪眼，单田芳欢喜地注视着每一张面孔，暗想：“谢天谢地，我们一家人总算活过来啦！”
新中国成立，普天同庆。单家也开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奶奶又做起了大管家，单田芳也从繁重的家务事里抽出身来。他又背起当年的书包，重新回到了母校——协心完小。虽说中途入学，单田芳却格外勤奋，时间不长，他就成了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正当单家好日子开头儿、母亲的曲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烦恼又不请自来了。
最令人头疼的是，王香桂忽然染上了毒瘾——抽大烟。
刚建国那会儿，抽大烟属于犯罪行为，弄不好就得下大狱。但是，王香桂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吵也好，闹也好，总是那套词儿：“我生了那么多孩子，又一年到头给这个家当牛做马，浑身上下都是病。如今我老了，累了，不抽两口儿撑着，谁出去挣钱？一家老少喝西北风啊！”这种毛病可不比别的事儿，既要命，又败家，肯定没有好下场。单永魁当然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两口子的矛盾公开化，甚至频繁地在家人面前粗脖子红脸，唾沫星子乱飞。王香桂脾气“帅”，根本不买别人的账，说到兴头儿上，索性丢下一家老小，拔腿走人。
借口很简单：我有病，说不了书啦，要回天津老家休养一阵。
王香桂走了，一个月音讯皆无。单永魁礼节性的“求和”书信也没得到任何回应，这个厚道的汉子一筹莫展。最后，还是老太太看出了门道，她耐心地开导儿子说：“永魁，你比香桂大几岁，就让她一步，别再嘴硬啦，去天津请她回来吧。两口子嘛，狗皮袜子没反正，何必那么死心眼儿呢……”单永魁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随即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还好，没出别的岔子。半个月之后，夫妇俩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沈阳，好像任何不愉快都未曾发生过。或许，两口子已在私下达成了某种妥协。自打王香桂从天津回来之后，她那杆大烟枪便在家人面前公开化、合法化了，顾虑重重的单永魁一味地依从妻子，甚至还委曲求全地帮着打下手儿，不是熬烟膏儿，就是递烟泡儿，忙得不亦乐乎。每当王香桂躲在小屋里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的时候，单家都是大门站岗、二门放哨，过后还得用大蒲扇驱赶烟雾，以免鸦片特殊的气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母亲的“小插曲”刚刚结束，父亲的大麻烦就来叩门。
1950年初春，沈阳满城鹅黄浅绿，闷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享受新鲜的空气与明媚的阳光。
单田芳还记得那次宴会，家里高朋满座，有曲艺演员佟浩儒，还有他的朋友王子明，另外几名男女就不熟悉了。席面上，斟酒布菜，谈笑风生，宾主都开心极了。看得出，满口京腔的王子明是来求单永魁办事的。当时，单永魁只知道这位陌生的座上客是“朋友的朋友”，并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身份。据说，此人刚从天津赶来，想在沈阳北市场租赁一门脸儿，卖王家祖传的熏肉和烧酒。既然是好朋友佟浩儒的引荐，单永魁自然是满口应承，大包大揽。工夫不长，王家的熏肉烧酒店在北市场开张了，据说，生意还挺红火。本来帮朋友一个小忙算不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点儿鸡毛蒜皮的琐事竟把好端端的单家推入了无边苦海，它的后遗症直接影响到了单家三代的人生命运。
初春的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胡同里的人们，单田芳刚从被窝儿里露出脑袋，一道电光便照到脸上，几个陌生人裹挟着冷气冲进屋子，大声喝道：“都老实点儿！谁也不许动！”单田芳心里怦怦直跳，他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灯光炫目，适应了好半天才看清屋里的一切：为首的是街道派出所的小张，其他几个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单田芳暗自嘀咕：“是不是我妈抽大烟的事儿犯了？真给翻出来可怎么办呢？……”
单永魁以为半夜查户口，正要够墙上的牛皮纸口袋，立刻被那几个人制止了：“别动！”随即，有位负责人开始查问：“你叫什么名儿？”
“单永魁。”
“王香桂是你什么人？”
“我爱人。”
“她在吗？”
“正在奶孩子。”
“叫她出来！”
“孩子还没满月，不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都得出来！”
见躲不过去了，王香桂便潦草地披上羊皮袄，神色恐慌地走出里屋。她最担心藏在家里的“大烟枪”，万一被查出来，麻烦就大了。
那位负责人似乎并未深究她细微的表情变化，只是把手一扬，问：“你叫王香桂？”这边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声：“是。”
“好啊，那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吧。”
“去、去那儿——干什么？”
“有个问题，跟你核实一下。”
王香桂走了。单田芳望着母亲远去的身影，心急如焚。他还没醒过味儿来，剩下的人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全家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点心盒子里的大烟枪被迅速拽了出来。
单永魁父子大气儿都不敢喘，心里不住地敲小鼓儿：“这下完蛋了，人赃俱获。”那个起获“赃物”的人似乎并不吃惊，只轻轻一笑，把东西丢回去，说：“呦，你们家还干这个……”显然，人家查的不是大烟枪。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小尾巴攥在他们手里呢？前思后想，单家老少清清白白，再也没有犯忌讳的事儿了。
单田芳与父亲面面相觑，枯坐了一宿。次日中午，单永魁被带走讯问。
单田芳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按照奶奶的吩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三舅家狂奔。三舅是曲艺界里的“明白人”，也是单、王两大家族的“智囊”，慢说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是圈子里的是非恩怨，他也能当家主事，很有些“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的宗主派头儿。如今，单家有难，只有投奔他。
单田芳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三舅家，惊愕地发现，屋子里空空荡荡，舅妈正歪着脖子，向隅而泣。原来，舅舅也在三天前的夜里被带走了。
不得已，单田芳又求到单永槐门下，这位三叔一拍大腿，愤愤地埋怨道：“谁让你爸你妈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哩，怎么样？出事了吧！”埋怨归埋怨，还得出来收拾残局。单永槐分析的结果是：单、王两家同时出事，绝非巧合，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抽几口大烟，看来，这个案子大有来头。
派出所也问过，公安局也找过，就是打听不出单永魁夫妇的下落。事情一拖再拖，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音信。单家居然碰上了一桩“无头案”。文艺圈儿是个巨大的是非窝子，屁大的事儿也能添油加醋，谣言满天飞，何况陷入官司里的是东北三省的两大“书曲世家”。似乎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就传遍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可不得了啦，老单家、老王家被抓了，恐怕是捅大娄子。说不定得罪了哪个大人物……”
真是“现世报”，一向威风八面的书曲世家转眼就遭人冷遇。当初，高朋满座；如今，门可罗雀。单田芳的感觉最明显了，过去，宾客来访，对待自己热乎极了，一口一个“大侄子”地叫着，比亲人还亲；现在呢，走得脸对脸，人家都扭脖子，甚至老远就躲开，那情势，比碰上麻风病人还晦气。少年单田芳深深地体味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就很容易解释，他的评书怎么会时常表现出对社会的远观与怀疑。
沈阳那个漫长的春天，使单田芳触摸到了人性固有的弱点。他对一切美好的标榜再也不盲从、不轻信了。
新政权正在全国肃反、镇压“反革命”，沈阳城的大街上天天都有警车呼啸而过。从瑞雪飘飞的二月，到柳绿桃红的五月，单田芳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父母音讯杳然，他们不会被抓去当“反革命”吧。
单田芳祈祷爹娘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否则，这个家，就彻底垮了。他挤进观看公告的人群，伸长了脖子努力张望，天啊！有个姓单的！心马上紧缩起来。再一看，哦，同姓不同名——太好啦。孩子心里哆里哆嗦，又疯跑着去查看其他地方的“生死簿”。还好，哪张“黑名单”上都没有父母的名字，也没有三舅的名字。惊恐的单田芳只能以这种最简单、最笨拙的方式来判断亲人的旦夕福祸。
那段日子，一个未成年的半大男孩灰溜溜地穿行在街巷深处，谁来关心谁来疼啊？甭说亲戚朋友躲着走，就是学校里的老师都变成了“凤凰眼儿”。当初的单田芳是什么光景？语文也好，数学也好，全校学科竞赛也好，绝对是第一，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哪儿都是“王牌尖子”、“领袖人物”，一见他，老师打心眼儿里往外喜欢。如今，单家摊上官司，一切都变了。单田芳周围的世界简直是天上地下两重天。同学们有说有笑，只要单田芳一露面，马上散场。老师跟他讲话也是脸色阴沉、爱理不理的。
自尊心强的单田芳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班主任杨老师。还没说话，泪水先在眼窝儿里转：“杨老师……为什么……我不属于……欢乐的集体了？”
“你？你……现在跟别人不一样。”老师的话头儿有些硬邦邦。
单田芳立刻追问：“怎么不一样？”
“呵呵……你们家有什么事儿，你自己知道。”
滚烫的童心一下子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单田芳的嘴巴颤抖着，半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绝望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叨念：“原来，快乐不再是我的，生活也不再是我的了。这个世界，已经把我抛弃了。”谁会多看一眼这个失魂落魄的小人儿？谁又能排解得了他内心的积郁和痛苦？热闹是别人的，单田芳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他只是幸福生活的旁观者，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那么遥不可及。明媚的阳光根本就照不到他心灵的深处。
校长、教务长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见面没别的，劈头就问：“你爸妈被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单田芳被激怒了，他鼓起眼睛反驳道：“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呀！不知道……”
大山一样的压力，成年人都顶不住，何况十多岁的孩子。单田芳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我天天晚上做噩梦，让野狗咬、被饿狼追……总是大呼小叫地惊醒过来，满身冷汗，四肢发抖。”
还能安心念书吗？算了吧，单田芳就想脱光膀子出去打零工。父母养不了家了，撇下一个老奶奶、四个小妹妹，这个担子再重也得挑，哪怕挣个块儿八毛的也可以贴补家用啊。摸到了孙子的心思，奶奶横竖不答应，说：“大全子，趁早别打这个主意。你还小呢，太小啦，细骨头嫩肉儿的没长成，累出毛病来可是一辈子遭罪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单田芳不敢违拗年迈的奶奶，既然小工打不成，还是继续念书吧——先将就着呗。
五月的小雨，淅淅沥沥，滋润着广袤的黑土地，也打湿了少年单田芳皱皱巴巴的心情。
单田芳放学回家，刚要出门挑水，就给派出所的周组长撞了个正着。对方乐呵呵地招呼说：“先别挑水去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就算万幸，单家已经很多日子没听到过好消息了。单田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又问了一遍：“什么……什么好消息？”
周组长凑上来解释：“上边来人通知，明早七点，分局开会。我看，八成是……”他神秘地压低嗓门儿，四下望了望，才说：“八成是，你妈那档子事儿。”
果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单田芳心花怒放，激动得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清早，他忐忑不安地赶到分局大门口。透过细密的雨丝，两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啊，是母亲和姥爷！憋了四个多月了，他压抑在心里的喊声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妈！”
母亲身子一颤，慢慢地扭回头来：“是……大全子！”
“妈！”单田芳带着湿漉漉的雨水扑了过去，饱受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亲人了，他一下子扎进了母亲怀里，纵情地流淌着积蓄已久的泪水。有妈在，不会感觉自己是孤儿。母亲的泪水也滴滴答答地落在儿子的脸上……
“妈，他们，让你回家了？”
妈妈点点头，随即看看四周，不安地问：“全子，怎么就你一个人？你爸呢？”
“出事儿第二天，爸爸就接你去了。他也是四个多月没回家。你们……没在一起呀？”
妈妈立刻脸色陡变，她迷茫地晃着脑袋。单田芳不知所措地问：“那么，我爸去哪儿了？还有二舅三舅……”
妈妈拧起眉毛，疑惑地瞪着眼睛，问：“他们都……出事啦？”
“和爸爸同一天被带走的，现在，谁也没有下落……”
原来，父母没在一起。满以为他们会一块儿回家，不可能了——爸爸肯定还被关在什么地方。还是先回家吧，妈妈惦记着她月子里扔下的小女儿。
奶奶噙着泪花跟儿媳妇交代：“快去最后见一面吧。你走后，那个小可怜儿已经病得不行啦。孩子就是活活儿地等着妈妈回来，怎么也不肯咽最后那口气……”
母亲发疯似的扑进里屋，抱起奄奄一息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叫着：“小萍，小萍！乖宝宝，妈回来了，你睁睁眼啊！……”
可怜的宝宝，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最后一刻，她依然眷恋着自己的亲人。可能，她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然而，母亲心连心的呼唤竟使这个垂危的小生命神奇地张开了无神的眼睛。奶奶赶忙催促道：“快！快给孩子吃口奶，省得娃娃走得太委屈。”又颤声呼唤孩子：“乖，吃——妈妈喂奶呢……”
母亲三把两把扯开衣襟，她擦了擦干瘪的乳房，把奶头儿慢慢送进婴儿的小嘴儿里。那两片小嘴儿早已经没有血色了，干裂，无力，轻轻地翕动了两下，也不知道吃着了没有。一旁的单田芳激动地喊道：“妈，你看——妹妹吃哩，妹妹……”
孩子的小脑袋软软地歪向一边。她走了，带着人世间最宝贵的一丝母爱，带着这个家庭最后的一点温情，走了，再也回不来啦。
单田芳抬起一双泪眼，望着天空默默地祷告：“小妹呀，妈终于让你等到了。哥哥会天天想你，还有咱们全家……”
母亲回家来，可是父亲在哪儿呢？
王香桂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的小张就登门道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该说书还说书吧。”似乎，他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满天乌云就散了。
当然要说书，那是一家人的饭碗啊！再度出山的王香桂不像经受过丝毫磕碰，反倒气贯丹田、韵味十足了。她演出的茶社，海报一出，照样是应者云集，甚至比当初还红火。单田芳察觉到，台上台下，母亲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台上意气风发，台下则是魂不守舍。还用问吗？惦记生死未卜的亲人呗。石沉大海的局面令她唉声叹气、无所适从。这期间，单家也得到过不少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有的说，在沈阳火车站见过单永魁；也有的说，见他被带到北京了……但是，王香桂一条也不相信，她只想静静地等待，直到获得确切的音讯。
整整僵持了一年零三个月。忽然，单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令全家人如获至宝，落款是“单永魁”。笔迹也像，大致内容是：“我在外边很安全，正在学习，请家里人别惦记。如果方便，寄过一些生活用品和香烟来……”
王香桂马上照办。东西汇出去不久，很快就收到了单永魁的第二封来信，白纸黑字，一清二楚，说他被拘押在北京，没有生命危险，家里人可以前往探视了。王香桂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有了着落，她立刻掐断了签约的演出，双脚如飞地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几天以后，风尘仆仆的王香桂返回沈阳，一眼就能看出来，她目光炯炯，神色开朗，和前些时候判若两人。带回来的消息说，单永魁很好，家里随时都可以去北京探视。至于罪名，这边没问，那边也没提——肯定跟抽大烟那件事儿拉扯不着。
单田芳嘴快，立刻提出想去见父亲。母亲沉吟了一下，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不料，兑现这个诺言足足等了三年。
就在王香桂进京的第三年头儿上，单永魁又来信了，明确告诉家里：他已被宽大处理，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现在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希望家人能来看他，一并把手表、凡士林和辣椒油等日常用品捎过去。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停当了，这次南下的，果然是单田芳。
列车呼啸，风驰电掣地驶向关内。窗外，远山乱舞，色流疾飞，单田芳一直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从夕阳晚照到满天星光。他想像着大墙深处的父亲，四年之久，骨肉离散，也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他暗自呼唤着父亲：“爸，等着我，大全子看你来啦……”
一路颠簸，长夜无眠。旭日东升的时候，北京火车站的大钟敲出浑厚的声响，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回荡在长安街的上空。单田芳通过了出站口，望望四周陌生的楼群，想，虽然到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自己也是两眼一抹黑；又不是来旅游的，赶紧找第一监狱吧。他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裹，叫了一辆三轮儿就朝目的地奔去。
总算到了！铁门、高墙……探视罪犯，当然要经过森严的警卫和审查，末了，单田芳按
照序号等待传唤，坐起了冷板凳。前头已经排了二十几个家属，轮到他进门早已是望眼欲穿了。钻进小角门儿，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套儿，荒凉、寂寥，只有起起落落、旁若无人的麻雀。“刷刷”的脚步忽然刹住了，单田芳像被定在原地一样不能挪动。对面的房檐下是谁？强烈炫目的阳光毒辣地照着，那个人半边白亮半边黢黑，就像一个梦，既虚幻，又真实，一点一点地转过身子……真的是，朝思暮想的亲人！
“爸爸！”苦涩的呼喊伴着恣肆汪洋的泪水喷涌而出，儿子张开双臂，迎接梦一样虚幻的重逢、梦一样真实的父亲。这个许久没有父母翼护的大男孩儿，咬牙支撑着破碎的家，他不想父亲看到自己的肩膀有多疼，只愿告诉，儿子有多么想念他。
单田芳含泪微笑，揽住父亲，说：“爸爸，我来……看您来啦。”父子俩彼此注视着，肚子里憋着说不完的知心话。
单永魁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法院的判决书递给儿子，说：“已经……判了——六年。”单田芳磕磕巴巴地问：“什么……什么罪？”父亲挥挥手道：“你自己看吧。”
一共是三条“重罪”，不偏不倚，每条判两年。大致是：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佟荣工（化名王子明），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以六十元钱资助“反革命”罪犯生活费，加刑两年。再加上一条类似的罪名，单永魁总共获刑六年。
单田芳立刻红了眼，问：“爸，你知道那个王子明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是啊，不知道，凭啥逮捕你？凭啥判你的罪？！……”正当他为老实忠厚的父亲大喊大叫鸣不平的时候，四周的管教人员被惊动了，他们围拢上来质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瓜蛋子”：“这是什么地方？你瞎嚷嚷啥！”单田芳不服气，两方面气粗声高，越吵越僵。最后，他居然一甩袖子，走人了。光顾吵架，捎给父亲的东西还拎在手里，可再想回头，为时已晚。虽说最后把东西勉强留下了，遗憾的是千里迢迢的会面却只持续了短短的五分钟。
当天晚上，单田芳悻悻地坐夜车，匆匆赶回沈阳。
一进家门，亲戚朋友聚了一大屋子，他们都等单永魁的信儿呢。结果，吵架的事儿一亮，母亲的大巴掌就劈头盖脸地扇过来。儿子捂着火辣辣的脸，大气儿都不敢出。王香桂声色俱厉地教训道：“叫你去看人还是去吵架！十几岁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打归打，骂归骂，事已至此，还有什么法子呢？五分钟虽短，却成了单田芳终生的遗憾。他后来说：“那也是我几十年来为人处事的历史上，最失败的一页。”
单永魁继续他的监狱生涯。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四年；黑龙江省密山县监狱，服刑两年。就在他出狱前夕，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香桂正式提出——离婚。
理由很简单，单永魁是“反革命”，这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发展前途，夫妻二人必须分手，才能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
密山监狱里的单永魁惊呆了，他曾亲眼目睹很多“狱友”家庭离异，心里还很庆幸自己的婚姻固若金汤，哪儿成想，在即将合家团聚的时候，一纸冰冷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了眼前。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希望和王香桂见上一面，但是，监狱负责人转告说：“签字吧，人家不愿意再见你啦。”单永魁摇摇晃晃地扶住土墙，险些摔倒。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心里非常清楚，多年的婚姻就这么完了。
单永魁撂下签字笔，王香桂便正式走出了单家的大门。虽然，她舍不得几个亲生儿女，每个月仍然寄来六十块钱的生活费，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选择了抛弃单家的老老少少，远走高飞，过甜甜美美的小日子去了。
这场婚变结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深深地烙在单田芳的心上。他始终不能原谅母亲的薄情与轻率，从此，也不愿意再同母亲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她义无反顾地走了，丢开了一切珍贵的东西，包括夫妻恩义、母子深情，她已经不属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了。
哈尔滨，同样位于关外，也落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飘着家里那种淡蓝色的炊烟。而在单田芳看来，它却在天之尽头，是那么遥不可及。每月六十元的汇票，是母亲同孩子们惟一的联系，可是，那一点儿钱总会让他的心，隐隐作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同一天，王香桂也死在了哈尔滨。当时，单田芳正隐遁长春，躲避追捕，他没能亲自奔丧，也不想出席那种场合，只派出儿子作为代表前往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