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愤怒的眼睛里贮满了泪水，他捂着发烧的脸暗暗发狠：“小日本儿，你们等着，老子迟早要出这口气！”
●刚刚气喘吁吁地闯进家门，尖叫的炸弹就没头没脑地砸了下来。顷刻间，整座奉天城都掉进了茫茫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
●在“奉献劳动课”上跑出去看《四郎探母》的事儿终于被同学“举报”出来。一下子，单田芳就成了全校闻名的“黑典型”。
●身材瘦小的单田芳抱着沉甸甸的行李，跟其他人一起，在旷野上大汗淋漓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行走在刀刃上，除了赌命运，赌生死，没有第二种选择。
单田芳真正的启蒙教育开始了。那是全家从齐齐哈尔回到奉天（沈阳）之后。当时，伪满洲国一副奴颜婢膝的嘴脸，哈巴狗儿似的跟在东洋鬼子的屁股后边，东北三省也成了日本人耀武扬威的“王道乐土”。单田芳的少年时代，满街筒子都是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日本派出所里又杀人了，鬼子宪兵队又抓中国人喂狼狗了……单田芳回忆说：“少年时代，我恨透了小日本儿。在我的心目中，那些家伙比洪水猛兽还可怕。”殖民统治下的东北人，偏偏就生活在巨大的洪水猛兽阴影下。
正式进学堂，单田芳七岁。父亲把他送进了奉天官办的“协心完小”，离家不远，就在三经路上。学校附近有一座日本派出所，老百姓背地里叫它“小衙门”。那座建筑门口常年亮着红灯，尤其到了深夜，红灯酷似饿狼的眼睛。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死在那座阴森的院子里。每当路过此地，单田芳总是惊恐地绕着走，生怕沾上自己会被撕下一层皮。
协心完小里的单田芳已经不是齐齐哈尔逃学的那个调皮鬼了，他开始亮着眼睛寻找知识。入学时间不长，小家伙儿便轻轻松松地冲进了前三名，甚至接二连三地刷新了全年级的最高成绩纪录。后来，单田芳本人也说，自己上学的确很灵；但是，再灵也难免受日本人的欺负，谁让你是伪满洲国里的“末等公民”呢？一次挨打的经历给单田芳的少年时代留下了屈辱的阴影。
一天清早，单田芳衣着整齐地往学校走，忽然被两个蛮横的日本学生堵在了道边，对方不由分说，迎面就是一记重拳，身材单薄的单田芳立刻捂住腮帮子，痛苦地蹲在地上。见他五官扭曲、痛苦不堪的样子，俩日本学生乐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他们极为跋扈地骂了几声便扬长而去。单田芳愤怒的眼睛里贮满了泪水，他捂着发烧的脸暗暗发狠：“小日本儿，你们等着，老子迟早要出这口气！”
恩怨分明，绝不含糊——这是单田芳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个性。或许是东北人粗犷刚烈的性格熏陶，抑或是传统曲艺、江湖豪侠的教化和暗示，在他随和、文柔的外表下，始终掩藏着一副侠肝义胆。当时，像单田芳那样挨过欺负的孩子比比皆是，半顿饭的工夫就能纠集一大帮。为了教训教训那两个不可一世的日本羔子，他很费了一番心思。在串联、组织同盟者的时候，单田芳显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光拉起一群小哥们儿还不够，必须策划一套周密的行动方案，既要惩罚坏蛋，还得保护自己。小伙伴儿们围着单田芳嘀嘀咕咕地咬耳朵，最后，总算达成了一致意见。没过几天，实施报复计划的机会就来了。真是老天有眼，两个施暴的日本学生被单田芳他们挤在了学校附近的旮旯儿里。
在协心完小和日本小学中间，有一家木材场，大片的场院里堆满了高高的木料垛。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极为隐蔽，如果打群架，外边连个响动都听不着。经过一番组织、分派，两个日本学生终于钻进了单田芳他们的“口袋阵”，呼哨一响，中国孩子蜂拥而上，把两个倒霉蛋儿摁翻在地，拳打脚踢，一顿臭揍……最后，还厉声训斥落水狗似的日本学生：“听着！你们再敢欺负中国人，只要给我们逮住，比这次收拾得厉害一百倍。那就不是鼻青脸肿了，肯定死啦死啦的……”两个挨揍的小孩儿早就吓破了胆，只顾惶恐地点头，随后捡起地上的东西，一溜烟儿地跑了。单田芳和小伙伴儿们抱拢着肩膀，望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仰面大笑。尽管只是小孩儿群殴，但从那时起，单田芳幼小的心灵深处就体味到了什么叫民族尊严，什么叫自强不息。
乱世风云，孩子脸上的笑容也是暂时的。早在小学时代，单田芳就目睹了侵略与战争，也见识了生生死死的“人间地狱”。后来，他的评书里不是江湖侠客，就是绿林飞贼，他们天天拿刀动枪，又杀又砍，无论在什么名义下，只要涉及到战争的话题，单田芳总是念念不忘老百姓，他无限惋惜地慨叹：“又要打仗了，老百姓算倒了血霉啦——招谁惹谁了！”这种评书艺术中的“民本意识”，完全脱胎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从血肉模糊的战争创伤里发育而成的。
单田芳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报复了两个日本学生而快乐起来，在中国领土上频繁“交手过招”的居然是与华夏民族毫不相干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战争的词典里只有攻击目标，而没有保护百姓，人口几十万的奉天城（沈阳）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列强空袭的火力网下。警报一响，美国B29飞机就像闹蝗灾一样，铺天盖地地逼过来，遮天蔽日，黑压压的一大片。腿脚不利索的老人和孩童，只有活活地等死。
那年，单田芳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正好赶上星期天，他和一个小朋友刚从理发馆出来，忽然，发觉天上的形势不妙，先是出现了几颗小黑点儿，黑点儿的屁股上还拉着两条细长的白烟儿。丝丝缕缕的白烟儿直溜溜的，风吹也不变形。小孩儿眼尖而且好奇，叫嚷着指给大人们看，那个小朋友的父亲立刻吓得脸色煞白，猛然推开单田芳，高叫了一声：“快回家，美国飞机来啦！”
一听是空袭，孩子二话不说，撒腿就跑。边逃边听见头顶上越来越巨大的飞机轰鸣声，那简直就是死亡的召唤。单田芳豁出性命，一路狂奔，刚刚气喘吁吁地闯进家门，尖叫的炸弹就没头没脑地砸了下来。顷刻间，整座奉天城都掉进了茫茫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谁也说不清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头上、亲人头上，更没人能左右得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生与死，都交给老天爷了。单田芳和同时代所有的中国儿童一样，在震耳欲聋的大轰炸中惊恐地等待着……
B29终于走了，人们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心有余悸地观望着。单田芳刚走出家门便惊叫了一声“天啊”，眼前的场面把他惊呆了：
离他们家不远的“十间房”（沈阳的一处地名），有一座镶着瓷砖的大黄楼，轰炸后，已被烧掉了大半边，残垣断壁被熏得发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摇摇欲坠。不远处，几挂大车也飞上了天，马脑子、牛肠子、骡子腿……烂菜叶子一般零乱地挂在树枝和电线杆子上。住户的院墙和门楼上溅满了血污，也不知道是人血，还是牲口血。街巷里，妇女和孩子的哭嚎声越来越高……
轰炸当天就传来消息：沈阳兵工厂已被成排的炸弹掀上了天。究竟毁了多少东西，死了多少人，谁又能讲得清呢？
缓缓地走在硝烟弥漫的大街上，单田芳幼小的心灵和这座城市一样，皮开肉绽，痛入骨髓。
又要搬家了。王香桂在奉天唱够了场次，下一个落脚地是五百里之外的长春。“好学生”没当几天，单田芳只得被迫辍学。刚到长春，他就哭着喊着要读书。父母一商量，觉得官办学堂主攻语文、算术，虚了点儿；私塾里，念几年《四书》、《五经》，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最后，单田芳被送到住所胡同的一家私塾里，入门课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摇头晃脑地凑合了一阵子，他又腻烦了，形形色色的小聪明也跟着抬头，今天捂着肚子装病，明天又找机会逃学。日子一长，功课也渐渐被荒废了。
孩子的学业没长进，父母也跟着上火，再一琢磨，私塾还是比不过正规学校，不如换换先生吧。于是，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单田芳又成了长春市长通路小学二年级的插班生。
长春，伪满洲国的“首都”。城里上上下下被迫采用一水儿的日式教育。单田芳其他功课都是响当当的，惟独学日语皱眉头。不爱学也得坐在教室里，有什么办法呢？捏着鼻子穷对付吧。什么语法、句式，什么平假名、片假名，一提这些玩意儿，他的脑子立刻就乱成了一锅粥。更直接的原因是他痛恨东洋鬼子，只要沾日本的边，他就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日语学得一塌糊涂，挨罚是肯定的了，学校惯用的方法是强迫孩子头顶书本，双膝下跪，而且一跪就是一堂课。好容易熬过日语课，还要被迫参加所谓“奉献劳动”，穿上操衣，绑着裹腿，活像个小日本儿似的，抡着笤帚扫地。
单田芳很“拧”，生来不喜欢被“婆婆”管着，你说东，我偏往西，不能明着干，偷偷摸摸也要自己干。这种倔强的性格一直持续到成年甚至老年，只要他认定的事儿，不管多难，削尖脑袋也得往里钻，而且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单田芳在事业上的成功也绝非什么祖宗阴德、偶然机遇，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种“九牛拽不回”的干劲儿和闯劲儿。
长通路小学森严的校规不可能拴住这个调皮的孩子，他天生不服约束，到哪儿能规矩、老实？虽然是个刚入学的生人儿，竟敢背着家长装病，躲着先生逃学。偶尔违纪还能蒙混过关，时间一长就露馅儿了，他在“奉献劳动课”上跑出去看《四郎探母》的事儿终于被同学“举报”了出来。一下子，单田芳成了全校闻名的“黑典型”。
学校的惩罚和家人的愤怒几乎同时倾泻到了单田芳身上，打手板、罚跪算什么？最要命的是父母那儿的棍棒。奶奶紧紧地抱着屁股青紫的宝贝孙子抹眼泪，但是，向情难向理，心疼也不能溺爱呀。老太太低声细气地对孩子说：“棍头出孝子，爸妈打你也是因为你犯了错误。乖，你就改了吧，往后，千万别再逃学了。万一奶奶不在家，谁来保护你呀……”
单田芳磕磕绊绊地继续他的小学生活，十岁那年，战火又烧到了长春。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在东京宣告“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七拼八凑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东北人奔走相告，欢天喜地，不料，赶来接收长春的武装力量并非想像中的国民政府正规军，而是大鼻子、蓝眼珠儿的俄国人。
一年之后，“苏军”撤退，“国军”进城，什么新一军、新七军、三十八师等等，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崭新的枪炮闪烁着瓦蓝色的光辉。他们威风凛凛地开进城，屁股还没有坐稳，就迫不及待地修筑防御工事：十字路口挖碉堡，大楼底下凿枪眼……坊间盛传，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了长春，他们希望兵不血刃，和平解放这座东北重镇；国民党的驻军将领却不买账，还在负隅顽抗。老百姓暗地里盼着共产党获胜，甚至希望他们一夜之间进驻长春，然而，形势却比想像的更复杂。这次围城之役成为马拉松式的对抗战与消耗战。
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个冷冷清清的春节：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不过是应景儿，除夕那顿饺子也是勒紧裤腰带挤出来的。单凭囤积的那点儿粮食，怎么过得下去呢？
单永魁迅速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的出路就是疏散：年迈的奶奶携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孙女先逃往沈阳，投奔三儿子单永槐。事后再看，幸亏及时走了这步棋。自打奶奶他们出城以后，长春就被国民党军队死死地封住了，城外的给养进不来，城内的难民也出不去。
单田芳总在评书里做这种议论：“黄金白银、珍珠翡翠、钻石猫眼……再值钱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粮食才是最大的宝贝！你有多少钱，有多大本事，不吃饭也玩儿不转！”说实话，他在少年时代就被饿怕了。
没有给养，长春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大街小巷，“死倒儿”越来越多。单田芳就读的小学也瘫痪了，老师个个儿走路打晃，两眼无神，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谁还有心思讲课？教室里，老师和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个个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如今，当先生的还顾忌什么“师道尊严”？他们直截了当地朝自己的学生伸手，低声下气地哀告：“给我一碗米”、“借我二两盐吧”……
一向殷实的单家也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午饭端上桌，单田芳极为奇怪——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乎乎的食品。母亲切葱花在滚油里爆炒，嘿！喷香。可是一入口，就变了，又涩又硬，伸长了脖子也咽不下去。吐出来一看，分明是从牲口嘴里夺出来的饲料——豆饼啊！
望着儿子龇牙咧嘴的痛苦相，母亲闷头儿说：“有这个吃，已经算是好生活啦。”是啊，连豆饼都摸不着的穷人凭什么哄饱肚皮呢？单田芳每天都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
西汉“文景时期”，汉文帝曾深有感触地告诫大臣：“黄金珠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聚之无用。”这正应了单田芳那句话：“粮食才是宝中宝啊！”1948年的长春，据说，半个破窝头就能换一枚赤金的大戒指，一块烧饼也能买个黄花闺女当老婆……
挨到夏天的时候，单家连豆饼都买不起，眼看就要断炊了。唉声叹气的单永魁最后决定：铤而走险，逃出长春。
单永魁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条小道消息，难民可用一杆大枪换五个人出城；如果是德国镜面匣子枪，还能多带出两个人。也顾不上问这消息是不是可靠，他和朋友刘玉庆便开始悄悄地活动开了，因为毕竟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啊。两家人把箱底的黄金、银元凑在一起，买通了国民党一位姓方的连长，那个见钱眼开的家伙终于答应给弄几支“德国造”手枪。
单田芳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他屏住呼吸暗自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最近，单永魁很反常，他和几个陌生人经常钻进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鬼鬼祟祟地商量事情——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值得如此紧张呢？有一次，单田芳进屋拿东西，在场的人毫无防备，个个儿吓得脸色煞白。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单、刘两家很快就要出大变故了。
父亲黑着脸警告儿子：“大概你也知道了，咱们要拿枪支换人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千万不能捅出去！否则两家人谁也活不了……”单田芳机灵地点点头，他的胸口怦怦跳着，默默地祷告：“如果我们全家能逃出去，就让这一天快点儿到吧。”
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阴历八月初十，两家老少十四口，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东大桥——这里是出城的惟一通道。不料，关键时刻，那个方连长耍开了滑头，本来说好了，预付的钱款换取一支“德国镜面匣子枪”、一支“日本王八盒子”；谁想，交货的时候忽然变了，到手的竟是四条破烂不堪的步枪——锈迹斑斑，连枪栓都拉不开！费了半天唇舌，单永魁还是拗不过当官儿的，只得认倒霉。两家人提心吊胆地踏上了出城的路。
两家人，架着手推车，忐忑不安地赶路程。八月，本该是菊黄蟹肥、落红满地的时候，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哪有一块太平地方？破败、焦煳、阴森、恐怖……身材瘦小的单田芳抱着沉甸甸的行李，跟其他人一起，在旷野上大汗淋漓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行走在刀刃上，除了赌命运、赌生死，没有第二种选择。
果然，“军火换出城”的说法压根儿就是谣传，单、刘两家没有获准立即过关。在那种前无出路，后无归途的境地，多亏了王香桂的一位铁杆书迷帮忙，否则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归宿。
常言道：“人不该死总有救”，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的很多步骤都是在“碰运气”，漫无目的，昏头八脑。只有彻底走过来了，才知道庆幸和后怕。大名鼎鼎的王香桂拉扯着自己的儿子，同丈夫一起，狼狈不堪地混出了长春城。
总算逃离了战争的威胁，老老少少自然是欢天喜地。回眸以往痛苦而漫长的经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飘忽、离奇的梦。劫后余生的两家人徒步追随共产党的一支队伍，从长春直奔九台，从九台辗转吉林……虽说一路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最起码，眼前已经升起了新生活的曙光。
两家人是分开走的，单永魁和刘玉庆一路，女人们携带孩子一路。王香桂带着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再加上死沉死沉的两大包行李，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后，娘儿俩分工，包袱一人背一半，母亲管三女儿，单田芳负责四妹妹。一家四口，跟着大队人马，跌跌撞撞地上了路。真是不巧，单田芳的痢疾越闹越厉害，“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何况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呢？折腾了好几天，单田芳四肢瘫软、两眼昏黑，肚子还拧着劲儿生疼。他放下怀里的妹妹，栽倒在包袱上，想：“死了该多好，可以这么躺着舒舒服服，一动不动……”
王香桂忽然发现儿子掉队了，她扯开嗓子喊，除了空谷回音，再也没有响动。是不是出意外了？她慌了，立刻风风火火地往回赶，幸亏小女儿没有昏过去，孩子的呼喊细若游丝，但还是给敏感的母亲捕捉到了。当王香桂找到跟前的时候，两个孩子蜷缩在一丛乱草里，她的“大全子”小脸儿蜡黄，两眼紧闭，如果没有那点儿微弱的呼吸和心跳，简直就是一个死人了。母亲的心窝子像被饿狼狠狠地掏了一把，一低头，泪水便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逃出长春，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遥远，但是肚子还是咕咕乱叫。赶到九台的当天，王香桂把里外三新的丝绸旗袍交给儿子说：“去，当了它，换些吃的。”工夫不长，单田芳揣着当来的十万零五千块票子，一头扎进了九台街里的便民市场。先到煎饼铺，他扯出一千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掌柜，说：“煎饼，全买！”又跑到熏肉铺，同样扯出一张千元大钞，说：“熏肉，全买！”当他“呼哧呼哧”地奔回母亲身边时，怀里抱着尺把厚的一大摞热煎饼，还有沉甸甸的三大包熏牛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妈！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望着面颊通红的儿子，母亲真想抱过孩子亲两口。他还是个十三岁的娃娃啊，这份颠沛流离的罪，不该他受！轻轻地替儿子擦了把汗，一贯冷面的王香桂淡淡地笑了，慈爱地望着她的“大全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吉林，那可是座商贾云集的大城市，艺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恰好，暂时分离的单永魁也从吉林火车站连跑带颠地奔回了妻子儿女身边，团圆使得夫妇二人重操旧业，作艺糊口成为可能。在异乡亲朋的帮助下，单永魁和王香桂很快就打场子开书了。
王香桂是东北的曲艺名家，圈儿里的行话那叫“角儿”，联系一家茶社非常容易，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号召力，吉林城内的“九江茶社”随即挂起了她的广告牌。鼓板一响，掌声雷动，劫后余生的单家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书曲舞台。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单田芳讲到暂居吉林市的那段生活，苦笑了一下，说：“虽说全家都平平安安地逃出来了，可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好起来；我那时的肩上，担子反倒越来越沉重。”
父母忙得团团转，鸡零狗碎的家务活儿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就扔给了单田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拢火烧水，买菜做饭，父母起床时，一定会见到案头沏好的香茶和不凉不烫的漱口水。单田芳成了家里的临时保姆，和两个妹妹玩了一整天，临茶社散场时，就背上四妹，牵着三妹去八卦市场买蔬菜。两个小女孩儿总会得到哥哥的犒赏——一人一块酸梨糕。
最令单田芳难忘的是上井挑水，小孩儿个儿矮，大扁担又弯又长，老木桶又沉又大，几丈深的井筒子每到冬天便结上了厚厚的白冰，摇摇摆摆地走在上面，“哧溜哧溜”地滑。有一次，水桶刚到半截腰，人差点儿给井绳拽下去。在场的人一片惊呼，纷纷瞪起眼珠子埋怨：“这家大人哪儿去了？支使孩子也放心！”
尽管如此，单田芳还是踉踉跄跄地挑他的水，来来回回，匆匆忙忙。没人知道，这个矮小瘦弱的孩子，肩膀有多疼，心事有多重。他是家里的长子，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就得自己站出来承受。他没有办法，也不想回避，直到古稀之年还是这样说：“我不在乎危险，从小就喜欢在危险中寻找乐趣。”
虽说战争已经走了，生活磨难却始终纠缠着，不肯放过单田芳。挑几缸水算什么？滑几个跟头又算什么？如果能够预知历史，透视未来，命运肯定会给出一个不祥的谶语：“真正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全部的磨难还没有到来——你就等着吧，单田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