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孤雁，两地离人。想着想着，可爱的儿女又浮现在眼前，单田芳终于忍不住纵声长啸：“老铁，惠丽，爸爸在这儿呢……”暂时没有迫害的皮鞭，也没有霸道的约束，一个伤心欲绝的男人流浪在空旷的野地里，歇斯底里地呼唤着远方的亲人。他恣肆汪洋地流淌着不为人知的眼泪。
●老马一拍大腿，豪爽地说：“你这人，怎么娘们儿似的？这些东西，你先用着。有就还，没有算拉倒。我比你宽绰，起码不为这十块八块作瘪子。”话到钱到，老马硬塞给了单田芳十元钞票、十斤粮票。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单田芳的心打了几十个滚儿……
1968年底那个冬天，寒冷而漫长。单田芳这批“牛鬼蛇神”是在鞍山市委党校度过的。“山中无甲子”，古人诗句里描写的是神仙般的生活，清风明月，闲云野鹤。而单田芳呢，却过着地狱式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在乎什么皇历或者月份牌了。耗着呗，混一天是一天，反正也逃不出去。
肥厚的积雪无声无息地融化着，东北大平原似乎一夜之间就绿了。望着湛蓝的天空，单田芳暗自叨念：“什么时候，这场乌烟瘴气、人神共愤的浩劫才能结束啊？”
一天，在外边干活儿，单田芳忽然发觉了很多异常的迹象：“造反派”们匆匆忙忙，进进出出，还成堆成堆地焚烧各种文件资料，党校的大院里烟雾弥漫，纸灰乱飞……慌里慌张的这是要干什么呀？好像战败之前的大溃退。莫非，要出什么大变故了？
1969年4月，上边的命令传下来了。凡在市委党校集训的人员，包括所有的“牛鬼蛇神”在内，一律下放到营口附近的干于沟。据说，那里距鞍山一百多公里，归盘锦管辖，到处都是盐碱地、蛤蟆塘，铺天盖地的芦苇被常年不息的野风吹得“刷刷”作响，也不知道是萧萧不绝的风雨声，还是汹涌而去的波涛声。不是说“大风浪里炼红心”吗？这种荒山恶水的地方才好呢，要多革命有多革命。
可笑的是，一百多公里也要上演“集体政治秀”。“造反派”们个个儿拍着胸脯表决心：什么车，什么马，任何交通工具都不用。我们要像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用一双脚底板儿“量”到干于沟。
虽说有一辆破汽车，那是给老弱病残预备的，“造反派”们瞟了一眼车上的人，一脸瞧不起的样子——自己长脚不走路，也不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坐这种慢腾腾的“俘虏车”简直不如个三寸金莲的老娘们儿，哪有点儿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长征路上表忠心，誓死不搭俘虏车。”一帮小伙子高呼着口号，飞似的远去。俘虏车上的“杂牌军”便摇摇晃晃地跟在他们屁股后头。
可惜，那帮人实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原来，具有“钢铁意志”的“造反派”们也是肉做的，口号归口号，迈腿归迈腿，一百公里走不到一半，就都没电了。歌儿也不唱了，肩膀也不晃了，纷纷耷拉下脑袋往“俘虏车”跟前凑，有的不好意思直接上车，还要等别人让一让；有的已经顾不得许多了，索性三步两步便跳进车厢。车厢里到处都是腿，已经严重超载，累得那辆破汽车马达轰鸣，似乎一口气喘不上来就要彻底抛锚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疲惫不堪的队伍慢慢地接近了干于沟。有人指着远方隐隐约约的轮廓喊道：“前边就到啦，干于沟！”
果然，很远的地方冒出来一小片儿暮炊人家。接着刚才的话茬儿，有人笑了一声，说：“看着挺近，还远着呢。望山跑死马呀。”应声的是位老太太——原鞍山市文化局的局长张蔚然。本来是顺口答腔，没什么别的意思，不料，她无意中捅了“造反派”的肺管子。工夫不大，队伍前后口哨乱响，有人高喊：“有敌情！马上集合召开批斗大会。”张老太太随即被揪出了车厢。
批斗开始。这边质问：“张蔚然，你说，什么叫望山跑死马？！”
老太太不知所措，连忙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瞧着近、距离还很远……”
“不对！”这边又喷开了唾沫星子：“你分明是别有用心，把革命群众比做畜生——马就是畜生，你指桑骂槐，居心何其歹毒……”
跟着就有人迎风接屁，呼口号：“张蔚然恶毒攻击革命群众罪该万死！”“打倒‘走资派’张蔚然！”……喊声此起彼伏，四野震荡。那些高嗓门的革命者似乎瘾头儿很充足，每遇批斗，必定神情亢奋，甚至暂时淡忘了旅途的疲劳。
人丛里的单田芳心中暗骂：“这叫什么玩意儿！连句人话都听不懂。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年月，跟谁说理去？”
张蔚然的情况人们都很了解，文化局长嘛，她爱人在市委宣传部做副部长，老太太主持文化局多年，德高望重，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老妈妈”。既然是主管领导，周围就少不了别有用心的家伙溜须拍马，尤其是某些女人，总是跟她搂脖子抱腰、勾肩搭背，恨不得撒娇打滚儿叫亲妈。老太太也是个热心肠，对这些人像亲生儿女一样，赶到家里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张蔚然倒霉啦，一下子成了鞍山市著名的“走资派”和专政对象，当初那些搂脖子抱腰的家伙，立刻变了脸争先恐后地围攻老太太。这个滑稽的批斗大会就是“现世报”。
到了干于沟，单田芳负责挑水，张蔚然管着烧火，俩人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看着老太太蓬头垢面，守在烟熏火燎的灶膛前边，单田芳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叫物伤其类，同命相怜。瞅瞅四周没人，他便凑上去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局长”。老太太惊讶地抬起头，满脸的皱纹清晰可见，“局长”的称呼让她既陌生、又不安。张蔚然心有余悸地注视着单田芳，半晌又垂下眼帘，轻叹了一声说：“什么局长啊？我是走资派。”
单田芳至诚地重复着刚才的话：“张局长，别那么说，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是局长。”
张蔚然心头一热，眼泪淌了下来。
单田芳继续说：“老局长，这回，您该看清了吧，那些落井下石、恩将仇报的都是什么人。过去，您掌权的时候，他们可都是车前马后的大红人儿啊！”
老太太悲愤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看清了，清清楚楚。可是，也晚啦……”
初春的干于沟，芦苇丛生，水洼环绕，在此驻扎的“牛鬼蛇神”迅速建成了几排红砖房，进屋支张铺，就算落脚儿了。当然，还要继续交代问题，接着深入批判，剩下的时间就是参加劳动。万顷芦苇，一望无际，割去吧！一条绳子一把刀，干活儿的天天泡在苇塘里。偷懒可不行，苇子割少了，连烧水做饭都供不上。别看芦苇非常细软，收割起来却十分扎手，一不小心就刺出血泡，单田芳的双手早就被豁成破麻袋片儿了。即使这样，也得咬牙忍着。
转眼到了“五一”节，也算是举国欢庆的大日子。干于沟的“牛鬼蛇神”破例放了假，可以从食堂领肉领菜自己做饭，甚至还破天荒地派发了几瓶葡萄酒。
刀勺一响，饭菜上桌了，一向滴酒不沾的单田芳开始借酒浇愁。心里不痛快，再加上连连喝了好几杯，他醉了，趁别人没注意，便踉踉跄跄地跑到户外，任莽莽苍苍的西北风呼啸而过。单田芳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群受惊的野鸭“噗噗啦啦”地飞起来，“嘎嘎”鸣叫着盘旋环绕。苇塘深处，蛙群也在长一声、短一声地鼓噪……
酒，是个拿人心性的东西，单田芳耳热心跳，神魂飘摇，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了，压抑已久的思乡之情顿时奔涌而出：家里到底过得怎么样呢？全家究竟何时才能团聚？……他默默地祷告：“亲人啊，我单田芳每天都在苦苦地想你们！不能给家里遮风挡雨，还要连累你们担惊受怕，我心里难过呀……”
一行孤雁，两地离人。想着想着，可爱的儿女又浮现在眼前，单田芳终于忍不住纵声长啸：“老铁，惠丽，爸爸在这儿呢……”暂时没有迫害的皮鞭，也没有霸道的约束，一个伤心欲绝的男人流浪在空旷的野地里，歇斯底里地呼唤着远方的亲人。他恣肆汪洋地流淌着不为人知的眼泪。呼啸的野风最好调个头儿，把丝丝缕缕的喊声吹送到鞍山，吹到那副熟悉的窗棂底下。
男人背着人的痛哭该有多么软弱，多么绝望。然而，谁也帮不了他。谁也挽救不了他。劫难深处，单田芳只能用瘦弱的肩膀生生地扛着，咬紧牙关，一天一天地忍耐、煎熬……
干于沟似乎不像市委党校那么阴森了，斗争形势稍一缓解，“牛鬼蛇神”们便从苇塘的淤泥浊水中拔出腿来，或者修筑小型火车道，或者到码头上卸船，要不，就是推着“轱辘马子车”来来往往地运货。
单田芳得了个新差使，负责为“革命群众”买菜。说是买菜，麻烦透了，门口又没有菜市场，必须跑出五十里，进大洼县城采购东西。一条麻袋一捆绳，当天必须打来回，全凭走啊！往返一百里，脚板儿起泡都没人知道。趟着露水出门，还得顶着星星回来，整个人都软成一根面条儿了。
路上，就一处打尖的镇店——五叉沟。
那家独一无二的小杂食铺里，都是些乡下出售的便宜货。吃的，有炉果；喝的，有汽水和瓶装啤酒。那时候，能叫半斤炉果、一瓶啤酒已经算相当奢侈了。单田芳可舍不得，同行的人有吃有喝，有说有笑，他就远远地躲开，找个没人的地儿抽烟。不渴吗，不饿吗？当然不是——嗓子冒烟儿、肠子乱叫，看别人吃得上劲儿，自己偷着咽口水呀。如果花掉兜儿里仅有的几块钱，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每月三十块，他只能留下十二元。这俩小钱儿，能潦潦草草地哄饱肚皮就相当不错了，哪里还买得起炉果和啤酒啊？
按理说，二十几岁就成名的单田芳早就该攒下家底了，可是，他手头儿太松，拿钞票当白纸，花起来横冲直撞，毫不顾惜。当初，家里条件优越，生活很讲究，常年雇佣保姆，还格外养活着六七口闲人。单田芳爱热闹，动不动就请客摆席，或者下馆子吃饭，似乎兜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王全桂喜欢养花种草，买！用小拉车一趟一趟往家运。像这样没有算计地过日子，挣多少钱也攒不下。想到这儿，单田芳就恨自己，干吗那么铺排、张扬？如今混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活该，这是上天的报应！
2005年，单田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采访的时候依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他说：“我成名太早了，从来也没有缺过钱，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穿什么，真享福啊。做梦也想不到会下放到农村，又积肥又沤麻，冬天，铁锹凿在坚硬的大粪块上，迸火星子；夏天，水里的‘马蹄子’爬满在身上密密麻麻，一抖搂开，皮肤上到处都是血。对照以前丰衣足食的日子，现在活受罪，简直就是报应。”
苦难中的单田芳痛苦地检点自己，他感谢生活给予了自己这个观照人生的好机会。这与“文革”时代的巴金有相似之处，巴老也曾经在运动之初激动过，甚至曾真的以为自己罪孽深重，并愿意在群众面前积极改造、立功赎罪。中国知识分子的虔诚与单纯可见一斑。
就在单田芳饥肠辘辘的时候，同行的老马头儿伸出了仗义的援手，他凑过来关切地问：“老单，怎么不垫巴两口？不饿？该不是——没钱了吧？”
单田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老马一口一个“不应该”，随后扯着他埋怨道：“早说啊！干嘛勒着裤腰带。来，我借你十块。”单田芳摆手谢绝：“不，不，不……我，没钱。就是借了，也还不起您。”老马一拍大腿，豪爽地说：“你这人，怎么娘们儿似的？这些东西，你先用着。有就还，没有算拉倒。我比你宽绰，起码不为这十块八块作瘪子。”话到钱到，老马硬塞给了单田芳十元钞票、十斤粮票。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单田芳的心打了几十个滚儿：落难之中，别人给针鼻儿大的好处都是雪中送炭啊！那个年月，政治划线，像老马这样不嫌弃对方埋汰、真心实意地拉一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从干于沟到大洼县，走马灯似的跑了半个多月，单田芳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他从来没感到过那么疲惫，那么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