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好话吧?没用!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后来,为了再次“立功赎罪”,那个小伙子竟然在关键时刻出卖单田芳,把刚才那番肺腑之言稍加整理,添油加醋,然后敬献给了“革命组织”——叫你善良,叫你多嘴,末了就活该你倒霉!
●小头目转到单田芳背后,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太紧是吧?我给你松,我给你松!”他勒着绑绳,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勒啊勒,“咔嚓”一声,单田
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
●单田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别再打啦……”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单田芳又无法原谅这种怯懦的举动,“啪!啪!啪……”不停地削自己嘴巴子,骂自己是软骨头。
黑夜悄然隐退,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单田芳所见的铁门、高墙、大院套的确不是监狱,而是鞍山市收容所。在那儿关押了半个月,天天被审讯、批斗、写材料,十几个小时熬下来,好像肉体和思想都是别人的,自己只是跟着跌跌撞撞地赶路程,既不知道为什么忙,也不知道忙到最后是什么。惟独亲情这缕丝线还在随风飘荡,白天还好,脑子里一塌糊涂,到了深夜,尤其是月上窗棂的时候,所有的心思便都回家了。
单田芳最惦记两个人:奶奶和父亲。奶奶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前了。父亲,娶了个后老伴儿,对人还算体贴。家安在了沈阳,几个妹妹常来常往,照顾着他们。
一想起体弱多病的妻子,单田芳就心疼,也不知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怎么过。尤其是自己失踪这段日子,王全桂那个火爆脾气能受得了吗?丈夫下落不明,家里的天就塌了。后来,他从儿子“老铁”嘴里打听到了当时的情况:
自从单田芳搬进了鞍钢第二宿舍,时常几天不回家,王全桂急得坐卧不宁,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鞍钢宿舍出事当天,她把家里仅存的一点儿细粮捧出来,做了单田芳最喜欢吃的包子、花卷和馅饼,东西刚出锅,就拉上俩孩子直奔鞍钢宿舍。可惜,娘儿仨迟到了一步,连门都进不去了——大楼已经被“造反派”包围了……
平常,王全桂见了老鼠都“妈呀”乱叫,这次,胆子却格外大。她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鞍钢宿舍,里面囚禁着自己的亲人,百十米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是,在她的眼里,却像生与死的两个世界。她真担心丈夫会从屋顶上或者窗户里跳出来……呆呆地注视了很久,没有人跳楼。还好,真的没人跳楼……王全桂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家。
这个性情暴烈的女人确实被吓坏了。她脸色铁青、双唇颤抖,眼睛里空空荡荡的,怎么也生不出营救丈夫的好主意。那些近乎神经质的言语弄得儿子莫名其妙,她面色灰黄,急切地问:“老铁,现在啥也别想,你立刻回答我:你爸——他究竟能好能坏?还是能坏能好啊?”
儿子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便顺口答腔:“能坏!呵呵呵……”
王全桂立刻就变了脸,一把推开“老铁”,发疯似的扑进里屋,跪在炕上磕头作揖。没人知道,这个绝望女人是怎样含着眼泪祷告亲人的名字,她只要自己的丈夫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回来,拉扯一家老小过日子……
王全桂娘儿仨出现在鞍山市收容所的时候,已是事件发生的十多天之后。当“造反派”头头儿拉长了大驴脸招呼人的时候,单田芳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呢。看守甩手一指,漫不经心地说:“家属看你来了。”单田芳眼前一亮:原来,是真的!看守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大磨盘似的,沉重地砸在他薄脆的心上。
亲人相见,恍若隔世啊。一家四口,面面相觑,居然谁也没有一句话,只能靠眼睛交流,靠心灵揣摩……
默默地接过家人送来的纸烟,单田芳根本就不知说啥好。
这段浑浑噩噩的日子苦熬了两个月,才算告一段落。其间,老婆孩子先后来探望过两次,每回见面家里都迫不及待地问:“挨打了没?什么时候出来?”单田芳只能无可奈何地一笑,怎么答复呢?究竟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恐怕只有天知道。
在收容所关押了半个多月,接着换地方。这次有三十几个人上了囚车,单田芳也在其中。
车过鞍山虹桥,从铁西往东,穿过“二一九”公园到达鞍山打靶场。在这儿老调重弹,继续批判、斗争,没完没了地检查,无止无休地交代。“老资格”们除了检讨自己之外,还要批判资历较浅的后来人。“造反派”们有言在先:“你们完全一样,都是罪行累累。但是,要通过斗争这帮家伙,争取立功赎罪。”
单田芳心里极其反感,暗道:“什么立功赎罪,纯粹是群众斗群众,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才不掺和呢。”抱着这种念头,他的斗争工作自然就不“彻底”。一轮到他值班,那些新来的“反革命”总会得到私下关照,比如喝水啦、吃东西啦,都尽量满足。浩劫之后,这些“搞小动作”的人都成了好朋友。但是,被囚在靶场里的时候,干这种事儿却需要担当极大的风险,一旦上纲上线,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上边肯定调查:你单田芳什么阶级立场?什么政治态度?人家嘴角儿一歪,就会让你比新来的“反革命”还惨。因此,心眼儿活动的人都想处处表现自己,决心“立功赎罪”的也大有人在——和单田芳同寝室的小伙子就属这一类。
按照辈分,那个小伙子是杨田荣的弟子,应该称单田芳为“师叔”。成天住在一块儿,平常私交也不错,因此,单田芳和他说话就比较随便。一次,批斗鞍山市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付波,本来屋子里很平静,是“文斗”,忽然,那个小伙子跳起来一脚踢在付波的脸上,医生顿时两颗门牙脱落了。这种哗众取宠的政治投机行为很招人反感,事后,单田芳真诚地批评那个年轻人,说:“喊口号,怎么攻击都没关系,应付上边嘛。可是,付大夫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你何必下死手呢?都在难中,这不叫自残骨肉嘛!”
都是好话吧?没用!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后来,为了再次“立功赎罪”,那个小伙子竟然在关键时刻出卖单田芳,把刚才那番肺腑之言稍加整理,添油加醋,然后敬献给了“革命组织”——叫你善良,叫你多嘴,末了就活该你倒霉!
单田芳评书里有几个老词儿:“白眼儿狼”、“狼崽子”,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这种人。古语说:“英雄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话虽偏颇,情理在焉。
“文化大革命”不断朝纵深发展,斗争的策略与方式也是一天十八变。前些时候,“阶级敌人”还要集中批斗,日子不长,又改为分组进行了。一道命令传来:各归各口,拎包回家。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想,总算可以出去透透风了。
鞍山市曲艺团出面接人,管事儿的正是团里当红的造反头目之一。还好,单田芳同他们两口子极为熟悉,平常就以师兄弟相称,夫妻俩也很会来事儿,小嘴儿倍儿甜,见了他不笑不说话,一口一个大师哥。有了这层关系,单田芳非常就待见人家。业务上,翻着箱子底传授;生活上,二话不说就掏腰包。据说,小两口结婚的时候,单田芳还随了一份厚礼,喜筵上,他被奉为上宾。如今,这位小师弟来接管自己,肯定彼此会有个照应。但做梦也没想到,单田芳错打了算盘,前来接洽的师弟忽然变作了另外一个人,横眉立目,一脸悲愤。单田芳立刻从头凉到脚,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还有什么好说的?认命吧。
在几个“造反派”的挟持下,他们徒步走进了市区的“二一九”公园,从这儿到工人剧场,足有十几里路。刚到公园正中,单田芳便被喝住,对方命令他反背双手,然后,拽出一条事先预备好的绳子,非常麻利地捆绑起来。捆完了,又给他披上一件蓝外套。经过这番掩饰,便可避免公园里行人围观。
六月的鞍山,阳光明媚,绿荫遍地,一行人“悠闲”地穿过茂密的林木。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单田芳是首长,正在随员的陪同下背着双手,悠闲地散步哩。
“工人剧场”早就严阵以待了。拐进剧场的那条巷口已经扯开了巨大的标语横幅,上面的黑体字赫然写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刚把他押送到门口,就有人抬出预备停当的大木牌,死沉死沉地挂在了单田芳的脖子上。这下,他只能低头猫腰撅屁股,被人推推搡搡地架上了主席台。台下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们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单田芳!”“声讨反革命!”……
真是造物弄人啊!曾几何时,那个被掌声簇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青年劳动模范、鞍山市曲艺团的顶梁柱,转眼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口号声浪搅混了他的思维,他暗问自己,眼前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境?他幻想着一觉醒来,固有的生活秩序都恢复了,那些罪恶、丑陋与痛苦不过是一枕黄粱。遗憾啊,他欺骗不了清晰的感官,更左右不了未来的命运,自己内心的呼唤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单田芳不坑人,不害人,一片赤诚,可昭日月。我只想凭手艺吃饭,靠本事说书,有什么罪?凭什么这么虐待我!这个历史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吧……”
当他悄悄扫视身边的时候,哎呀!一起挨斗的竟然有十几个人,师兄杨田荣也挂着大木牌,低头哈腰、规规矩矩地立在台口。心里“啪”的一声,踢翻了五味瓶,单田芳的脑子更乱了。
据著名作家邓友梅回忆,频繁的政治运动把王蒙、刘绍棠、丛维熙和邓友梅等青年作家,打成了所谓文坛“四只黑天鹅”,个人自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文革”期间,邓友梅和单田芳曾经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挨批斗。“那时候,我们在台上低头猫腰、撅着屁股,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就算彼此认识、熟悉,谁敢答理谁呀?就得活活儿地忍着,极其绝望,甚至没人敢想将来会拨乱反正,重新做人。”这就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命运,许多人被放在了同一位置上。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那位师弟指着台上挨斗的一排人,极为轻蔑地叫嚷道:“哎,哎,哎!都给我听着。你们这些‘反革命’,抬起狗头来!互相认识一下,让革命群众也瞻仰瞻仰。现在,听我的口令,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他开始挨个儿点名,以冷峻的口吻喝令:“单田芳!你是重案犯!说!在鞍钢第二宿舍,你向革命群众扔过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多少革命小将?……”
多年以后,有位河南书迷附会说,单田芳繁体的名字可以分拆:“单”字七个口,“田”字五个口,再加上他身上一张口,他独自就占了十三张嘴。从名字上看,单田芳天生善辩,难怪评书讲得那么好。可是,十三张嘴又能怎么样呢?人家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子子孙孙都翻不了身。冤吗?活该!摊上这种事儿算你倒霉。
几十斤的大木牌,沉甸甸地挂着。勒进皮肉的绳子,死死地绑着。艳阳高照,三伏盛夏,一站就是两个时辰,单田芳浑身都湿透了,活像蒸锅里捞出来的落汤鸡。“造反派”可不管你死活,他们折腾累了,找凉快地儿歇着,“反革命”尿了裤子都没人问。
单田芳打算求人给松松绑绳,他可怜巴巴地四下张望,嘿!小师妹正站在不远的地方——虽然她和“造反派”师弟是夫妻,大概,师妹做不出六亲不认的事儿来吧。于是,单田芳
压低嗓门儿向她求援。相隔距离很近,对方立刻就听见了。那位师妹先是一愣,随即便镇静下来,她大摇大摆地走到近前,斜着眼,很不耐烦地问:“你叫我?什么事儿!”
单田芳陪着苦笑、低声下气地哀求道:“师妹,求你跟师弟通融通融,我身上的绳子太紧了,能不能,给我松一松?”
昔日的小师妹,今天“造反派”头目的夫人,一转身,向台上招呼。“造反派”头目立刻应声跑过来,问:“什么事儿?”师妹朝单田芳一努嘴儿,拖着长腔地打哈哈:“单田芳说了,绳子勒得太紧,不舒服,想让你给松一松。”
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小头目转到单田芳背后,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太紧是吧?我给你松,我给你松!”他勒着绑绳,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勒啊勒,忽然“咔嚓”一声,单田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脑袋重重地撞在胸前的木牌上,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鼻青脸肿的单田芳忽然清醒了:“他们一点人性都没有了,这是往死里整我呀!”
就是这条绝情的绳子,在单田芳的胳膊上勒出三道疮疤,紫红紫红的,扎进了肉里,也勒到了心的深处。两年以后,疮疤宛然,就像昨天才刚刚褪下绑绳似的。
“文革”时代的倒霉蛋儿统称为“牛鬼蛇神”。对单田芳这种“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什么客气?“造反派”的策略就是一鼓作气,穷追猛打。
第一套方案:万炮齐轰。
单田芳一边忍受肉体折磨,一边接受集体质询。某些人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层出不穷:挂木牌、戴纸帽儿、坐飞机、喷气式等等,五花八门。其实就是一句话,侮辱人,折磨人,让你的人格尊严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些千奇百怪的新招法,在单田芳身上反复使用了无数遍。
揭批过程简直是疾风暴雨,强加于人。什么窝藏军火啦、包庇坏人啦、投掷手榴弹啦、迫害“革命小将”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还公开讹诈说:“现在,我们人证物证俱在,有的是关于你的检举揭发材料,就看你的认罪态度啦。”
单田芳也毫不示弱,他铁嘴钢牙咬得结实:“手榴弹,没扔;革命小将,没炸!反正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信,去工人夜大、铁西收容所、鞍山打靶场随便调查吧。”
“你们不是有检举证人吗?好啊,把他请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
话越说越僵,气儿越来越足,“造反派”最拿手的就是——打!叫你嘴硬。
第二套方案:收买供词。
“造反派”师弟早就策划好了,他怒视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单田芳,喝道:“低头!你看什么?!哼,马上就有你好看的!”呷了一口水,又端出了早有预谋的词句:“单田芳,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让你交代了,先听听革命群众的揭发吧!”
话音刚落,便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揭发者竟是那位“鞍钢宿舍事件”中的“患难战友”。此公刚一上场,声泪俱下的表演就开始了,他无限痛悔地指着单田芳,咬牙切齿地叫道:“我检举你!给我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封建主义流毒,我上了你的当啦!从此,你我一刀两断,划清界限……”
“难友”的主要论据是:一、单田芳同情反革命分子,为“杀人魔王”付波叫屈鸣冤。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肆诋毁社会主义。
检举者如是揭发:“姓单的!你家贴过一张毛主席接见赫鲁晓夫的画像,你竟然指点着说:‘瞧!这俩人,正斗心眼儿呢。毛主席笑嘻嘻的,啥意思呀?——伙计,来吧!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保你捞不到任何便宜。赫鲁晓夫又是啥意思呢?——本人来华访问,不捞点儿油水儿,绝不回国’……”
调侃领袖,这还了得!检举发言尚未结束,台下便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打倒单田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群情激愤,检举者终于逮住机会一显身手了。那位年轻的“难友”抄起一把笤帚,向单田芳劈头盖脸地猛抽起来,“啪,啪,啪!……”身材单薄的单田芳左躲右闪、连连后退,最后竟被对方一掌推出一丈多远,头磕在墙根里,瞬间,天旋地转,爬了半天才起来。
不等他站稳,当头头儿的师弟也加入了“战团”,他挥舞起大皮带,“插花盖顶”似的抽向单田芳。皮带挂着风声,雨点似的落下去,单田芳的耳朵“嗡嗡”乱叫——其实,他当场就被打聋了。据说,此后两年多时间,他的听力嘈杂模糊,几乎什么都听不清。
听听“革命群众”的检举材料吧,再清楚不过了,单田芳这种纯真、坦率的性格,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势必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他发迹靠嘴,倒霉还是因为嘴。其实,纵然他是个聋子、哑巴,也不能远祸全身,最要命的是他有才华,有名气,有常人无法超越的锦绣前程。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自然同人类的游戏规则往往是出奇地相似。
有人当面对质:“1962年闹灾荒,你竟然煽动说,‘宣传社会主义这好那好——究竟哪儿好?什么家家有汽车,户户住楼房,穿西服、打领带,喝牛奶、吃面包……描述得跟天堂一样,实际怎么回事儿?连饭都吃不上了。喊一嗓子,肠子肚子咕咕乱叫,让我说社会主义好,有那个力气吗?’姓单的!这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言论,你说没说过?”
又有人指鼻子声讨:“你说各行各业应该干好本职工作,不应该炼什么钢铁。本来啥都
不会,还愣要‘放卫星’,净吹牛×——你竟敢污蔑我党吹牛×!真是反动透顶啊!”
……
粗略一算,揭发罪行足有四五十条,从单家祖宗十八代一直挖到鼻尖儿底下。奇怪的是,那些抄后路的“革命群众”,当初个个儿都是单家的座上客或者老熟人,三天两头踢门槛,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说话从来不避讳。这下可好,择清自己,反咬一口,都腆着脸来兴师问罪啦。
控诉仪式完毕,又该“造反派”师弟登场了。他那双钉着元宝钉的高腰猪皮鞋第一百次出现在单田芳眼前。
曾几何时,也是这双鞋,踩破了单家门槛,那会儿可没有现在耀武扬威的表情,是去拜师学艺的。师弟恶狠狠地说:“单田芳!你已经不可救药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念过几天破书,肚子里有点儿墨水,我们就对你束手无策啦?”说着,他那条牛皮三角带又抽到了单田芳身上……
短袖衬衫,毫无遮拦,单田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别再打啦……”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单田芳又无法原谅这种怯懦的举动,“啪啪啪……”不停地削自己的嘴巴子,骂自己是软骨头。
打手的逻辑不过是以兽性待人。单田芳的精神铠甲,片片剥离,纷然羽落,再要强也无法抵御对手的肆虐——自己两手空空,赤身裸体,又不能反抗,只有乖乖地等着被侮辱、被宰割。
欧洲有幅著名的油画,一名男人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处决,奄奄一息中他却依旧拽着自己的裤带,死也不肯把私处暴露出来——这是濒死者最后的一点尊严。可叹单田芳,却连这点儿尊严都无法保留。那帮打手,就是要他出洋相,就是要让那个风光占尽的优秀演员变成猪狗,而且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
单田芳轻轻地抚摸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想:“我做不了岳飞那样的大英雄,我只是个说书的,草民一个,为什么不能让我像人一样地活着!……”
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单田芳便忍不住落泪了。这满腹委屈和心底的积怨该向谁倾诉啊!他疯狂地想念远方的奶奶、父亲;可惜,他们已经不能像少年时代那样翼护自己了。他疯狂地想念妻子、儿女;然而,如果他们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惨遭毒打,不知道该有多伤心。男人啊,不能养家全小,已经很惭愧了,难道还要给他们平添更多的痛苦和眼泪吗?
单田芳抬头仰望苍天,却无法看透,这场不白之冤何时才能熬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