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好话吧？没用！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后来，为了再次“立功赎罪”，那个小伙子竟然在关键时刻出卖单田芳，把刚才那番肺腑之言稍加整理，添油加醋，然后敬献给了“革命组织”——叫你善良，叫你多嘴，末了就活该你倒霉！
●小头目转到单田芳背后，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太紧是吧？我给你松，我给你松！”他勒着绑绳，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勒啊勒，“咔嚓”一声，单田
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
●单田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别再打啦……”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单田芳又无法原谅这种怯懦的举动，“啪！啪！啪……”不停地削自己嘴巴子，骂自己是软骨头。
黑夜悄然隐退，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单田芳所见的铁门、高墙、大院套的确不是监狱，而是鞍山市收容所。在那儿关押了半个月，天天被审讯、批斗、写材料，十几个小时熬下来，好像肉体和思想都是别人的，自己只是跟着跌跌撞撞地赶路程，既不知道为什么忙，也不知道忙到最后是什么。惟独亲情这缕丝线还在随风飘荡，白天还好，脑子里一塌糊涂，到了深夜，尤其是月上窗棂的时候，所有的心思便都回家了。
单田芳最惦记两个人：奶奶和父亲。奶奶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前了。父亲，娶了个后老伴儿，对人还算体贴。家安在了沈阳，几个妹妹常来常往，照顾着他们。
一想起体弱多病的妻子，单田芳就心疼，也不知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怎么过。尤其是自己失踪这段日子，王全桂那个火爆脾气能受得了吗？丈夫下落不明，家里的天就塌了。后来，他从儿子“老铁”嘴里打听到了当时的情况：
自从单田芳搬进了鞍钢第二宿舍，时常几天不回家，王全桂急得坐卧不宁，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鞍钢宿舍出事当天，她把家里仅存的一点儿细粮捧出来，做了单田芳最喜欢吃的包子、花卷和馅饼，东西刚出锅，就拉上俩孩子直奔鞍钢宿舍。可惜，娘儿仨迟到了一步，连门都进不去了——大楼已经被“造反派”包围了……
平常，王全桂见了老鼠都“妈呀”乱叫，这次，胆子却格外大。她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鞍钢宿舍，里面囚禁着自己的亲人，百十米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是，在她的眼里，却像生与死的两个世界。她真担心丈夫会从屋顶上或者窗户里跳出来……呆呆地注视了很久，没有人跳楼。还好，真的没人跳楼……王全桂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家。
这个性情暴烈的女人确实被吓坏了。她脸色铁青、双唇颤抖，眼睛里空空荡荡的，怎么也生不出营救丈夫的好主意。那些近乎神经质的言语弄得儿子莫名其妙，她面色灰黄，急切地问：“老铁，现在啥也别想，你立刻回答我：你爸——他究竟能好能坏？还是能坏能好啊？”
儿子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便顺口答腔：“能坏！呵呵呵……”
王全桂立刻就变了脸，一把推开“老铁”，发疯似的扑进里屋，跪在炕上磕头作揖。没人知道，这个绝望女人是怎样含着眼泪祷告亲人的名字，她只要自己的丈夫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回来，拉扯一家老小过日子……
王全桂娘儿仨出现在鞍山市收容所的时候，已是事件发生的十多天之后。当“造反派”头头儿拉长了大驴脸招呼人的时候，单田芳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呢。看守甩手一指，漫不经心地说：“家属看你来了。”单田芳眼前一亮：原来，是真的！看守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大磨盘似的，沉重地砸在他薄脆的心上。
亲人相见，恍若隔世啊。一家四口，面面相觑，居然谁也没有一句话，只能靠眼睛交流，靠心灵揣摩……
默默地接过家人送来的纸烟，单田芳根本就不知说啥好。
这段浑浑噩噩的日子苦熬了两个月，才算告一段落。其间，老婆孩子先后来探望过两次，每回见面家里都迫不及待地问：“挨打了没？什么时候出来？”单田芳只能无可奈何地一笑，怎么答复呢？究竟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恐怕只有天知道。
在收容所关押了半个多月，接着换地方。这次有三十几个人上了囚车，单田芳也在其中。
车过鞍山虹桥，从铁西往东，穿过“二一九”公园到达鞍山打靶场。在这儿老调重弹，继续批判、斗争，没完没了地检查，无止无休地交代。“老资格”们除了检讨自己之外，还要批判资历较浅的后来人。“造反派”们有言在先：“你们完全一样，都是罪行累累。但是，要通过斗争这帮家伙，争取立功赎罪。”
单田芳心里极其反感，暗道：“什么立功赎罪，纯粹是群众斗群众，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才不掺和呢。”抱着这种念头，他的斗争工作自然就不“彻底”。一轮到他值班，那些新来的“反革命”总会得到私下关照，比如喝水啦、吃东西啦，都尽量满足。浩劫之后，这些“搞小动作”的人都成了好朋友。但是，被囚在靶场里的时候，干这种事儿却需要担当极大的风险，一旦上纲上线，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上边肯定调查：你单田芳什么阶级立场？什么政治态度？人家嘴角儿一歪，就会让你比新来的“反革命”还惨。因此，心眼儿活动的人都想处处表现自己，决心“立功赎罪”的也大有人在——和单田芳同寝室的小伙子就属这一类。
按照辈分，那个小伙子是杨田荣的弟子，应该称单田芳为“师叔”。成天住在一块儿，平常私交也不错，因此，单田芳和他说话就比较随便。一次，批斗鞍山市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付波，本来屋子里很平静，是“文斗”，忽然，那个小伙子跳起来一脚踢在付波的脸上，医生顿时两颗门牙脱落了。这种哗众取宠的政治投机行为很招人反感，事后，单田芳真诚地批评那个年轻人，说：“喊口号，怎么攻击都没关系，应付上边嘛。可是，付大夫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你何必下死手呢？都在难中，这不叫自残骨肉嘛！”
都是好话吧？没用！不但没用，而且有害。后来，为了再次“立功赎罪”，那个小伙子竟然在关键时刻出卖单田芳，把刚才那番肺腑之言稍加整理，添油加醋，然后敬献给了“革命组织”——叫你善良，叫你多嘴，末了就活该你倒霉！
单田芳评书里有几个老词儿：“白眼儿狼”、“狼崽子”，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这种人。古语说：“英雄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话虽偏颇，情理在焉。
“文化大革命”不断朝纵深发展，斗争的策略与方式也是一天十八变。前些时候，“阶级敌人”还要集中批斗，日子不长，又改为分组进行了。一道命令传来：各归各口，拎包回家。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想，总算可以出去透透风了。
鞍山市曲艺团出面接人，管事儿的正是团里当红的造反头目之一。还好，单田芳同他们两口子极为熟悉，平常就以师兄弟相称，夫妻俩也很会来事儿，小嘴儿倍儿甜，见了他不笑不说话，一口一个大师哥。有了这层关系，单田芳非常就待见人家。业务上，翻着箱子底传授；生活上，二话不说就掏腰包。据说，小两口结婚的时候，单田芳还随了一份厚礼，喜筵上，他被奉为上宾。如今，这位小师弟来接管自己，肯定彼此会有个照应。但做梦也没想到，单田芳错打了算盘，前来接洽的师弟忽然变作了另外一个人，横眉立目，一脸悲愤。单田芳立刻从头凉到脚，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还有什么好说的？认命吧。
在几个“造反派”的挟持下，他们徒步走进了市区的“二一九”公园，从这儿到工人剧场，足有十几里路。刚到公园正中，单田芳便被喝住，对方命令他反背双手，然后，拽出一条事先预备好的绳子，非常麻利地捆绑起来。捆完了，又给他披上一件蓝外套。经过这番掩饰，便可避免公园里行人围观。
六月的鞍山，阳光明媚，绿荫遍地，一行人“悠闲”地穿过茂密的林木。不了解内情的，还以为单田芳是首长，正在随员的陪同下背着双手，悠闲地散步哩。
“工人剧场”早就严阵以待了。拐进剧场的那条巷口已经扯开了巨大的标语横幅，上面的黑体字赫然写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刚把他押送到门口，就有人抬出预备停当的大木牌，死沉死沉地挂在了单田芳的脖子上。这下，他只能低头猫腰撅屁股，被人推推搡搡地架上了主席台。台下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们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单田芳！”“声讨反革命！”……
真是造物弄人啊！曾几何时，那个被掌声簇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青年劳动模范、鞍山市曲艺团的顶梁柱，转眼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口号声浪搅混了他的思维，他暗问自己，眼前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境？他幻想着一觉醒来，固有的生活秩序都恢复了，那些罪恶、丑陋与痛苦不过是一枕黄粱。遗憾啊，他欺骗不了清晰的感官，更左右不了未来的命运，自己内心的呼唤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单田芳不坑人，不害人，一片赤诚，可昭日月。我只想凭手艺吃饭，靠本事说书，有什么罪？凭什么这么虐待我！这个历史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吧……”
当他悄悄扫视身边的时候，哎呀！一起挨斗的竟然有十几个人，师兄杨田荣也挂着大木牌，低头哈腰、规规矩矩地立在台口。心里“啪”的一声，踢翻了五味瓶，单田芳的脑子更乱了。
据著名作家邓友梅回忆，频繁的政治运动把王蒙、刘绍棠、丛维熙和邓友梅等青年作家，打成了所谓文坛“四只黑天鹅”，个人自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文革”期间，邓友梅和单田芳曾经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挨批斗。“那时候，我们在台上低头猫腰、撅着屁股，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就算彼此认识、熟悉，谁敢答理谁呀？就得活活儿地忍着，极其绝望，甚至没人敢想将来会拨乱反正，重新做人。”这就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命运，许多人被放在了同一位置上。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那位师弟指着台上挨斗的一排人，极为轻蔑地叫嚷道：“哎，哎，哎！都给我听着。你们这些‘反革命’，抬起狗头来！互相认识一下，让革命群众也瞻仰瞻仰。现在，听我的口令，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他开始挨个儿点名，以冷峻的口吻喝令：“单田芳！你是重案犯！说！在鞍钢第二宿舍，你向革命群众扔过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多少革命小将？……”
多年以后，有位河南书迷附会说，单田芳繁体的名字可以分拆：“单”字七个口，“田”字五个口，再加上他身上一张口，他独自就占了十三张嘴。从名字上看，单田芳天生善辩，难怪评书讲得那么好。可是，十三张嘴又能怎么样呢？人家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子子孙孙都翻不了身。冤吗？活该！摊上这种事儿算你倒霉。
几十斤的大木牌，沉甸甸地挂着。勒进皮肉的绳子，死死地绑着。艳阳高照，三伏盛夏，一站就是两个时辰，单田芳浑身都湿透了，活像蒸锅里捞出来的落汤鸡。“造反派”可不管你死活，他们折腾累了，找凉快地儿歇着，“反革命”尿了裤子都没人问。
单田芳打算求人给松松绑绳，他可怜巴巴地四下张望，嘿！小师妹正站在不远的地方——虽然她和“造反派”师弟是夫妻，大概，师妹做不出六亲不认的事儿来吧。于是，单田芳
压低嗓门儿向她求援。相隔距离很近，对方立刻就听见了。那位师妹先是一愣，随即便镇静下来，她大摇大摆地走到近前，斜着眼，很不耐烦地问：“你叫我？什么事儿！”
单田芳陪着苦笑、低声下气地哀求道：“师妹，求你跟师弟通融通融，我身上的绳子太紧了，能不能，给我松一松？”
昔日的小师妹，今天“造反派”头目的夫人，一转身，向台上招呼。“造反派”头目立刻应声跑过来，问：“什么事儿？”师妹朝单田芳一努嘴儿，拖着长腔地打哈哈：“单田芳说了，绳子勒得太紧，不舒服，想让你给松一松。”
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小头目转到单田芳背后，一边拽绳子，一边刻薄地说：“太紧是吧？我给你松，我给你松！”他勒着绑绳，似乎这种动作能给他带来兴奋和快感。勒啊勒，忽然“咔嚓”一声，单田芳惨叫着、翻滚着跌倒在剧场的舞台上，脑袋重重地撞在胸前的木牌上，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鼻青脸肿的单田芳忽然清醒了：“他们一点人性都没有了，这是往死里整我呀！”
就是这条绝情的绳子，在单田芳的胳膊上勒出三道疮疤，紫红紫红的，扎进了肉里，也勒到了心的深处。两年以后，疮疤宛然，就像昨天才刚刚褪下绑绳似的。
“文革”时代的倒霉蛋儿统称为“牛鬼蛇神”。对单田芳这种“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什么客气？“造反派”的策略就是一鼓作气，穷追猛打。
第一套方案：万炮齐轰。
单田芳一边忍受肉体折磨，一边接受集体质询。某些人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层出不穷：挂木牌、戴纸帽儿、坐飞机、喷气式等等，五花八门。其实就是一句话，侮辱人，折磨人，让你的人格尊严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些千奇百怪的新招法，在单田芳身上反复使用了无数遍。
揭批过程简直是疾风暴雨，强加于人。什么窝藏军火啦、包庇坏人啦、投掷手榴弹啦、迫害“革命小将”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还公开讹诈说：“现在，我们人证物证俱在，有的是关于你的检举揭发材料，就看你的认罪态度啦。”
单田芳也毫不示弱，他铁嘴钢牙咬得结实：“手榴弹，没扔；革命小将，没炸！反正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信，去工人夜大、铁西收容所、鞍山打靶场随便调查吧。”
“你们不是有检举证人吗？好啊，把他请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
话越说越僵，气儿越来越足，“造反派”最拿手的就是——打！叫你嘴硬。
第二套方案：收买供词。
“造反派”师弟早就策划好了，他怒视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单田芳，喝道：“低头！你看什么？！哼，马上就有你好看的！”呷了一口水，又端出了早有预谋的词句：“单田芳，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让你交代了，先听听革命群众的揭发吧！”
话音刚落，便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揭发者竟是那位“鞍钢宿舍事件”中的“患难战友”。此公刚一上场，声泪俱下的表演就开始了，他无限痛悔地指着单田芳，咬牙切齿地叫道：“我检举你！给我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封建主义流毒，我上了你的当啦！从此，你我一刀两断，划清界限……”
“难友”的主要论据是：一、单田芳同情反革命分子，为“杀人魔王”付波叫屈鸣冤。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肆诋毁社会主义。
检举者如是揭发：“姓单的！你家贴过一张毛主席接见赫鲁晓夫的画像，你竟然指点着说：‘瞧！这俩人，正斗心眼儿呢。毛主席笑嘻嘻的，啥意思呀？——伙计，来吧！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保你捞不到任何便宜。赫鲁晓夫又是啥意思呢？——本人来华访问，不捞点儿油水儿，绝不回国’……”
调侃领袖，这还了得！检举发言尚未结束，台下便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打倒单田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群情激愤，检举者终于逮住机会一显身手了。那位年轻的“难友”抄起一把笤帚，向单田芳劈头盖脸地猛抽起来，“啪，啪，啪！……”身材单薄的单田芳左躲右闪、连连后退，最后竟被对方一掌推出一丈多远，头磕在墙根里，瞬间，天旋地转，爬了半天才起来。
不等他站稳，当头头儿的师弟也加入了“战团”，他挥舞起大皮带，“插花盖顶”似的抽向单田芳。皮带挂着风声，雨点似的落下去，单田芳的耳朵“嗡嗡”乱叫——其实，他当场就被打聋了。据说，此后两年多时间，他的听力嘈杂模糊，几乎什么都听不清。
听听“革命群众”的检举材料吧，再清楚不过了，单田芳这种纯真、坦率的性格，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势必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他发迹靠嘴，倒霉还是因为嘴。其实，纵然他是个聋子、哑巴，也不能远祸全身，最要命的是他有才华，有名气，有常人无法超越的锦绣前程。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自然同人类的游戏规则往往是出奇地相似。
有人当面对质：“1962年闹灾荒，你竟然煽动说，‘宣传社会主义这好那好——究竟哪儿好？什么家家有汽车，户户住楼房，穿西服、打领带，喝牛奶、吃面包……描述得跟天堂一样，实际怎么回事儿？连饭都吃不上了。喊一嗓子，肠子肚子咕咕乱叫，让我说社会主义好，有那个力气吗？’姓单的！这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言论，你说没说过？”
又有人指鼻子声讨：“你说各行各业应该干好本职工作，不应该炼什么钢铁。本来啥都
不会，还愣要‘放卫星’，净吹牛×——你竟敢污蔑我党吹牛×！真是反动透顶啊！”
……
粗略一算，揭发罪行足有四五十条，从单家祖宗十八代一直挖到鼻尖儿底下。奇怪的是，那些抄后路的“革命群众”，当初个个儿都是单家的座上客或者老熟人，三天两头踢门槛，赶上吃就吃，赶上喝就喝，说话从来不避讳。这下可好，择清自己，反咬一口，都腆着脸来兴师问罪啦。
控诉仪式完毕，又该“造反派”师弟登场了。他那双钉着元宝钉的高腰猪皮鞋第一百次出现在单田芳眼前。
曾几何时，也是这双鞋，踩破了单家门槛，那会儿可没有现在耀武扬威的表情，是去拜师学艺的。师弟恶狠狠地说：“单田芳！你已经不可救药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念过几天破书，肚子里有点儿墨水，我们就对你束手无策啦？”说着，他那条牛皮三角带又抽到了单田芳身上……
短袖衬衫，毫无遮拦，单田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自制力，他言不由衷地向凶手求饶：“别再打啦……”可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单田芳又无法原谅这种怯懦的举动，“啪啪啪……”不停地削自己的嘴巴子，骂自己是软骨头。
打手的逻辑不过是以兽性待人。单田芳的精神铠甲，片片剥离，纷然羽落，再要强也无法抵御对手的肆虐——自己两手空空，赤身裸体，又不能反抗，只有乖乖地等着被侮辱、被宰割。
欧洲有幅著名的油画，一名男人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处决，奄奄一息中他却依旧拽着自己的裤带，死也不肯把私处暴露出来——这是濒死者最后的一点尊严。可叹单田芳，却连这点儿尊严都无法保留。那帮打手，就是要他出洋相，就是要让那个风光占尽的优秀演员变成猪狗，而且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
单田芳轻轻地抚摸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想：“我做不了岳飞那样的大英雄，我只是个说书的，草民一个，为什么不能让我像人一样地活着！……”
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单田芳便忍不住落泪了。这满腹委屈和心底的积怨该向谁倾诉啊！他疯狂地想念远方的奶奶、父亲；可惜，他们已经不能像少年时代那样翼护自己了。他疯狂地想念妻子、儿女；然而，如果他们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惨遭毒打，不知道该有多伤心。男人啊，不能养家全小，已经很惭愧了，难道还要给他们平添更多的痛苦和眼泪吗？
单田芳抬头仰望苍天，却无法看透，这场不白之冤何时才能熬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