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传


第十三回 茅檐三重求残喘 蓬荜一家讨余生



  ●大队部办公室里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侍立。

  ●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长揖不起,眼泪刷刷点点地淌下来——当年蒙难时,那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哪里去了?那个尚未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里去了?现在,纵然有条件置办好

  烟好茶好酒席,当年的恩人也不会再同自己一起享用、一块儿唠嗑儿了。坟前的单田芳深深嘱告:“老哥,我来看您来啦。我会一辈子记着你,想念你……”

  杜大连泡大队,是台安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多华里。单田芳他们的卡车在大雪里爬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杜大连泡。

  住处已经安置好了。房东姓张,单家住一间,房东住一间,厨房合在一起。乡下住房面积很大,屋里同时坐七八个人也不显局促。卡车刚进院子,村里男男女女几十口便跑出来迎接,他们像办大喜事儿似的张罗着。热情的社员早就给新迁来的住户烧好了土炕,这时候,三间旧草房,屋门大开,灶膛里的青烟和锅台上的热气不停地往外涌,村民们都笑呵呵地立在门外,上上下下地打量刚下车的单家人。

  古道热肠——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农村越是完好地保存了这种遗风。杜大连泡的人厚道,直言快语,到家里来串门也不见外,有烟就抽,有茶就喝,碰上吃饭也不拘束,主人一让,抄筷子就吃。单田芳家宽大的黄花松木炕沿上,几乎接待过全村几百口人当中的全部精英。

  杜大连泡的第一顿中午饭是生产队包做的,人们并不在意单田芳是“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一口一句“阶级斗争”地耍官腔,反倒显得格外亲切,这使单田芳心里很暖和。第二天,他就去第三生产队报到,随即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名普通的社员。

  安家后第三天,春节就到了。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单田芳一家胡乱地吃了一顿除夕饺子。惠丽和老铁欢天喜地,有说有笑,夫妻俩却倍感背井离乡的无限凄凉。年,没滋没味的,有什么意思啊?

  鞭炮的硝烟味儿还在街上弥漫着,大队里的通信员便找上门来。刚刚大年初五,大队领导就开始上班了,他们通知单田芳马上到大队部去一趟。还用问吗?肯定组织上有事儿!

  此时,大队部办公室里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侍立。

  大队长开了“当头炮”:“单田芳,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知道。我,是说书的。”

  “住口!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的身份。”

  单田芳支吾道:“我就是个说书的、演员——还有什么身份?”

  大队长立起眼睛训斥道:“还他妈的装糊涂!什么说书?你是‘现行反革命’,知道不?现在还顽固不化、死不改悔!你的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告诉你,下放到杜大连泡你的问题也没结束。听好了,从明天起,社员同志们休息,你——继续参加劳动。先清理卫生吧,大队小队院子里的积雪,全归你了。告诉你,放明白点儿,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刚消停了两三天,锁具刑枷又套上了。回到家,单田芳摔上门,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王全桂试探性地问:“他们找你,是不是……”

  “是!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玩意儿。妈的,没完没了啦。”

  妻子赶紧凑上来,从头看到脚,又问:“他们,打你没有?”

  单田芳唉了一声,说:“也没怎么着,挨顿臭骂呗。”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单田芳便跑到大队部报到。他拎着一把大扫帚东边忙完西边忙,积雪那么厚,地面又很宽大,一个人猫腰驼背,扫啊扫啊,时间不长,袄领子就湿透了,鼻腔和口腔里不停地喷出粗壮的白气。村里人都知道新搬来一家说评书的,在鞍山定成了“现行反革命”。有人远远地袖手站着,或者叼着纸烟,或者交头接耳,品评这个打扫卫生、接受监督改造的“活怪物”。

  东北雪大,三天两头飘啊飘啊,单田芳手里的扫帚就没有闲下来,“刷——刷——刷——”从正月初五一直响到元宵节。乡下人勤快,过完正月十五就要预备开春了,大队长派给单田芳的任务就是——起粪,农村人都知道,这可是庄稼院里最埋汰、最叫劲儿的活儿。

  猪屎狗尿牲口粪,再加上秸秆杂草、大便小便,掺和在一起沤烂,一到冬天便冻成了钢铁似的砣儿,把这些东西破成大大小小的块块儿,再码成垛,小的可以用铁锨铲,大块儿只能下手搬。大冷天,根本没有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你脏你臭你活该。尤其难挨的是“起圈”的时候,一铁镐砸下去,冰屑、粪渣四处乱飞,连个躲闪的地儿都没有,溅到脸上还生疼呢。

  冬天遭罪,夏天也好不到哪儿去。单田芳跟社员学沤麻,把稀烂无比、奇臭熏天的粪汤子倒进土坑里搅拌,他甚至真被粪汤浇头,尝到过大粪的滋味。后来他曾对新闻记者们说:“我知道,大粪是咸的。”

  作为一名艺人,抡鼓鞭还行,那些扯骨头断筋的力气活儿,怎么应付呢?单田芳没干多久,手上就磨起血泡来——钻心地疼。也不敢声张,不是来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吗?刨几锹大粪就喊妈,也太丢人了。再说,叫苦也没用,“现行反革命”嘛,哪里敢和农民讨价还价呀?

  一进庄稼地,单田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外行。活儿还没干多少呢,人先酥了,打个不恰

  当的比喻:三伏天的狗——张嘴喘吧。

  杜大连泡,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遍地汪洋,挖沟排水全仗着大铁锨、小推车。别人锨镐一抡,半天就刨出几十米长的地沟,单田芳就不行了,铆足了浑身力气,才只出人家三分之一的活儿。队长骂他连个娘们儿都不如,人家都收工回家,他还得加班接茬儿干。

  为了练习挖沟,他专门找了一块“试验田”,按照老乡指点的要领,一垄一垄地翻,一米一米地拱。其实,这种工作原本不是纯粹的力气活儿,还有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操作技巧,摸索时间长了,很容易就能掌握。“试验田”里的单田芳咬牙挂倒劲,他就不相信自己是庄稼地里的笨蛋。苦苦地磨练过一些日子,又经懂行的乡亲指点,他终于变成了排水挖沟的熟练工。

  推独轮车就更吃工夫了,是不是电影《朝阳沟》里有这个镜头?最初,下乡的知识青年银环看看“西洋景”还行,一亲自驾辕推车真是洋相百出。左摇右摆,歪歪扭扭,简直像跳大秧歌。其实,刚摸车把的单田芳也不例外,空车都推不利索,何况还装满了岗尖儿的泥土?三晃两晃,到底还是把持不住——翻了。行车的坡道一堵,上边的人埋怨,下边的人诅咒,自己便气急败坏地薅起车把,想破坏劳动工具:“真他妈废物!这点儿活儿都干不了。”怎么能成天遭人白眼儿当累赘哩?没有别的办法,练吧。往手心儿里啐了口唾沫,独轮车满载足有六七百斤,然后麻绳拴上车把,脖子里勒上套子,两臂平端,依靠脖子上的劲儿,一个骑马蹲裆式,走……

  跟头趔趄地磨练了两年,单田芳由一名文弱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庄稼院里的好劳力。当初生产队分组下地,你推我搡,谁都不要他;现在,你争我抢,俨然就是块儿香饽饽儿。关东土语说:“一分饭,一分活,饭不跟着算没辙。”单田芳非常清楚,自己这个身份就等于“没有尾巴,会说话的驴”,如果伙食不到,折腾不了几天就玩儿完了。他明白,必须学会自己可怜自己,面对那些粗粗拉拉的高粱米饭,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怎么办呢?强迫自己进食,哪怕是猪槽里的泔水也得往下咽。

  刚开始,吃一碗、两碗,后来,食肠被撑大,四碗、五碗都打发不了啦。到后来,五碗高粱米饭下肚,还得喝两碗稀豆腐。老年单田芳曾取笑说:“那阵子,连腰都不敢弯,饭菜就堵在嗓子眼儿这儿,稍微一动,就原封不动地吐出来了。”尽管如此,营养还是不够支配。从住地到工地,足有七八里,刚到地方,肚里的东西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没到正午,就饿得脑门儿子冒虚汗……

  当牛做马,仍然免不了挨骂。尤其是那个大队长,三天两头找衅单田芳,似乎姓单的多少有点儿笑模样,他就浑身不自在。当然,也有不见外的。比如“山羊胡子”饲养员,一有空就把单田芳拽进自己屋里,热情洋溢地说:“老单,歇歇脚儿,喝碗水,方便的时候,给我说一段,我知道你是评书界里的行家高手!”

  单田芳一个劲儿苦笑:“老哥,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还能说书吗?感谢您瞧得起我。不过,我实在不能从命。”

  老头子不解地问:“为什么?”

  “领导有话,只准我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山羊胡子”一挥胳膊道:“去他妈的!别听那帮小子瞎白话。说书怎么了?背后还有骂皇上的呢!尽管说,没事儿。他们挑刺儿,我给你挡着……”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单田芳谨小慎微,一来,为保护自己;二来,惹是生非也犯不着。这张嘴已经为自己带了这么多麻烦,险些家破人亡,即使到了兔子不拉屎的农村,还有人盯贼似的监督自己。身逢乱世,不检点自己,能生存得下去吗?

  尽管评书没说成,单田芳心里还是觉得挺温暖,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横眉立目、呼来喝去,尤其是生产队长刘凤久,岁数比自己大,人也稳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软软和和的。他知道单田芳没干过农活儿,就笑眯眯地开导:“老单啊,都说此一时,彼一时,你可不能认死理、生闷气呀。既然下放到农村了,就安下心来好好过,农活儿上的事儿没关系,哪儿不会,就问,乡里乡亲的,谁都能教给你。”

  话不多,也很平常,但是,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啊。一个生产队长,不把单田芳当“阶级敌人”看,就已经令他非常感动了。跟刘凤久在一起,他愿意交心,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陌路,这个老头子成了他惟一的亲人。

  后来,单田芳落实政策,回村办手续,还专程去看望刘凤久,可惜,老头儿已经不在了。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长揖不起,眼泪刷刷点点地淌下来——当年蒙难之时,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哪里去了?那个尚未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里去了?现在,纵然有条件置办好烟好茶好酒席,当年的恩人也不会再同自己一起享用、一块儿唠嗑儿了。坟前的单田芳深深嘱告:“老哥,我来看您来啦。我会一辈子记着你,想念你……”

  做人与待人不外乎三重境界:

  最上乘的——雪中送炭。

  较普通的——锦上添花。

  最不济的——落井下石。

  这三句话代表着为人处世的不同层次,虽说只有三个级别,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只有关键时刻,人才能分出三六九等、品性高低。和刘凤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大连泡的大队长,他就属于那种不帮忙、专添乱的人。自从鞍山迁来了“现行反革命”,他就一直把单田芳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处处挤兑,时时挑刺儿。刚起了一天粪,好容易歇工了,他便沉着黑脸蛋子喝道:“单田芳,你——记住!每星期六必须到大队部汇报思想,继续交代你隐瞒的历史问题。”

  当官儿的吩咐,敢不去吗?村里的大队长,虽说连个芝麻官儿都算不上,然而,他就是杜大连泡的“老天爷”,就是单田芳的“上眼皮”。什么名门之后?什么书曲世家?在大队长这儿统统都是扯淡。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算什么?曲艺大师又如何?只能让这个耀武扬威的家伙捏在手心儿里随意玩弄。要想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过上好日子,你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