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惠丽惊恐万状地跑到桃园路市场的时候，单田芳魂儿都吓飞了。他气喘吁吁地冲进院子，此时，老婆、儿子已经变成了半死不活的“血葫芦”。邻居们正七手八脚地包扎伤口，鲜血把厚厚的纱布都浸透了。“怎么能这样呢？”单田芳咬着牙关，低低的嗓音骂道：“这只‘活驴’！”
●全城戒严，开始了地毯式的大搜捕。躲在胡同深处的单田芳毛了，他担心派出所查夜把自己揪出来。想来想去，上街乱转不行；投亲靠友也不行，干脆，奔火车站吧，那里人头攒动，连个插脚的缝儿都没有，依靠厚厚的人墙做掩护，或许能混过这一关。
通过王全桂那位老舅母，总算找到了安身之地。两间房子，小是小了点儿，桌椅板凳也很简单；可是，单家还是接二连三地有客来访。
在所有来客中，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就是王全桂的亲表妹。姐儿俩多年不见，刚碰面又说又笑又抹眼泪。这回好了，长春又多了一门亲，大伙儿走动起来，互相也有个照应。于是，那位表妹频繁光顾，恨不得踢破单家的门槛。
真是拔起萝卜带起泥，自从认了漂亮表妹，她的三亲六故也跟着纷纷登门，单田芳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最令人头疼的是表妹的亲弟弟：大老粗儿一个，喝酒吹牛满嘴脏话，而且还看不出别人的眉眼高低。一到单家就是缠人讲评书，而且是啰里啰嗦，死磨硬泡，他以为单田芳是免费雇佣的“故事大王”，随时都可以呼来唤去，供自己开心解闷。
每次进屋，那位表弟都是一副大大咧咧模样，隔着门帘就嚷：“大姐夫，我最爱听《童林传》了，听说‘紫面昆仑侠’死在了剑山，哎，到底死没死？你再给我详细说说……”
单田芳打心眼儿往外腻味这个“赖皮表弟”——为行文方便，姑且叫他“赖皮”。
本来亲戚里道的，犯不着伤和气，可是，“赖皮”实在招人烦。跟他翻脸吧，得罪不起，不就是说几段评书费两口唾沫吗？依着他起码还能练练嘴皮子。哪成想，对方一听就上瘾，根本不管你屋子大小、工夫长短、情绪好坏，只顾一头倒在床上，挺大的个子，横躺竖卧，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
听书的时间久了，“赖皮”还琢磨干事业的新点子呢。他目光炯炯地说：“大姐夫，干脆咱们开场说书算了。听众，我召集；份子钱，我代收。谁他妈敢不给，老子找人弄死他。姐夫，你只管动动嘴儿，大把的钞票可就来了，这比满世界卖水泡花儿强一千倍、一万倍……”
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这种人，那不是开玩笑吗？躲都躲不开，还上赶着抛头露面让“造反派”抓呀？单田芳深知，打场子说书的事儿绝对不可行。他最大的理由就一条：“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公安部门还到处通缉呢，跑出去说书，就等于飞蛾投火。”虽然这个特殊的身份从未公开过，但是，快嘴儿的王全桂已经忍不住向她的表妹、表弟们走了口风。对此，单田芳极为不满。
说书的事儿刚放凉，“赖皮”又从别处横生枝节。他擅自提出，要经常往单家带些朋友来。单田芳急忙婉言谢绝：“千万别那样。这儿不是我的家，是借宿。房东老太太喜欢清静，受不了外人打扰。咱们是知己的亲戚，你来无所谓，再把生人领来乱糟糟的，就不合适了……”
“赖皮”立刻不爱听了，他嚼着满口脏话编派道：“你这个狗窝大的地方的确是不能呆了。猪圈里养不活千里马，花盆里栽不下万年松，这样吧，换套房子。租也行，买也行；你没钱，我有！”说完，撇着嘴，拔脚就走，他“咚咚咚咚”的脚步声一直响到楼下。
时间不长，房子还真到手了。位置在长春市南关，属于那种紧傍河沿儿私自乱搭建的简易民居。当然，没有产权。一共两间，白灰墙、洋灰地，卖方要价二百三十元——这笔钱对单田芳来说的确是个大数目。虽说代价高了些，单家人对这套小房子还算满意，利利索索地交接完毕，随即安排搬家。
在这件事儿上，“赖皮”也算立了一等功，他拍着胸脯吹牛皮：“大姐夫，房子是以我的名义买的，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吧。什么派出所、公安局，都不敢上这儿来找茬儿。有我顶着，你怕什么？”那口气，简直是黑社会老大的做派。
买到这套房，“赖皮”就更赖皮了，他不但以功臣自居，还以主人自居。不经过任何人同意，他踢门就进。每天早来晚走，吃饱喝足了还得让单田芳讲两段评书以资消遣。这小子优哉游哉，过着老太爷式的滋润生活。本来，他和自己的亲娘老子就不和睦，这回好，终于找着不花钱的饭局了。
短期应酬这种人还勉强，时间一长，脾气暴躁的王全桂不干了。她怎么能看得惯为所欲为的小混混儿？尤其是后来，“赖皮”时常带他的哥们儿来单家聚会，要么听评书，要么唱大鼓，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杂乱不堪，哪儿还像住户人家啊，简直变成茶馆了。
王全桂终于压抑不住了，一场意外的“流血冲突”终于使她和“赖皮”表弟抓破了脸儿。
当时，恰好单田芳去桃园路卖货，没在家。醉醺醺的表弟又来敲门了，他“高八度”问王全桂：“我大姐夫呢？”
王全桂故意没好气儿地说：“他躲了！”
“躲了——躲谁？”
“躲你！”女人瞪圆双眼，霍然而起，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他太烦你啦，没完没了，成天缠着人家说书。咋的？欠你的呀，就得当你的奴才呀！”
表弟的火儿也撞上来，他以酒盖脸，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是他妈的忘恩负义！我给你
们找房子，以我的名义买房子……怎么，听他说那几段破玩意儿，了不起呀！”他眯缝起眼睛打量着全桂，说：“我算他妈看明白了，根本不是大姐夫恶心我，简直就是你——你这个臭老婆子里里外外瞎挑拨。”
王全桂立时涨红了脸，恶狠狠地冲上去应战：“对！就是我挑拨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赖皮”恼羞成怒，他挥起胳膊动了粗，一手抓住女人的头发，劈面就是一个大嘴巴。王全桂也不示弱，顺手抄起煤槽旁的铁炉钩，狠劲儿砍了下去……一男一女在屋子里角斗起来，一边扭打，一边叫骂。外边，老铁听见动静不对，立刻扑进屋子，加入了战团。母亲挨打，儿子自然下手不轻，他抡起大木棍子照准“赖皮”就砸，瞬间，对方鲜血直流。气急败坏的“赖皮”丢下王全桂，返身奔向老铁，进行疯狂报复。如果这场殴斗再持续下去，眼看就要出人命了……
当惠丽惊恐万状地跑到桃园路市场的时候，单田芳魂儿都吓飞了。他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老婆、儿子已经变成了半死不活的“血葫芦”。邻居们正七手八脚地包扎伤口，鲜血把厚厚的纱布都浸透了。“怎么能这样呢？”单田芳咬着牙关，低低的嗓音骂道：“这个活驴！”
果然是“活驴”，连他亲爹都管不了。“赖皮”的父亲指着窗外，愤愤地说：“前边就是派出所，你们报案去，让那帮警察教训教训这个不长毛的畜生！”
报案——这不是开玩笑吗？单田芳躲的就是公安局，怎么能自投罗网呢。可是，又担心“赖皮”找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暗地里报复，只好破财免灾。在朋友的斡旋下，单田芳带领老铁当面赔礼道歉，又去东大桥一家饭店里摆了一桌丰盛的“谢罪宴”。当这场冲突划上句号的时候，单家已经花掉了整整五十块钱。20世纪60、70年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国家干部一个月的收入，这得卖多少瓶水泡花儿才能赚回来呀？
殴斗过后，王全桂脑袋上留了几个肉疙瘩，每当早晨梳头，她总是愤愤地诅咒，咬牙切齿骂“赖皮”不得好死；单田芳则趁机打圆场：“你伤得那么重，死里逃生就算便宜你了，找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还穷叨咕啥呀……”
此后一段时间，从沈阳接来了刘宗仁，这才是单家真正的恩人。全家老少像供奉神仙似的招待老头子，简陋的小屋里开了一个星期的“流水席”，今儿鸡鸭鱼肉，明儿好酒名茶，甚至连重庆传来的麻辣火锅都没有放过。
刘宗仁满面红光，快活极了。他非常清楚，单田芳在心里给自己腾了一块儿地方，他绝对是个知恩图报、滴水涌泉的男子汉。这种出色人品，难找啊。离开长春那天晚上，老头儿借着醇厚的烧酒劲儿，拉开了封存已久的手提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枚精致的小模子，还有一把小蜡壶。他感慨万千，端详着这些东西，说：“这点手艺，我就毫无保留地送给你了。”老人送给单田芳的是自己的看家本事，也是赖以生存的饭碗。常言道：“宁舍一锭金，不传一句真。”如果不是肝胆相照，刘宗仁绝不可能这样做。对此，单田芳感念至今。
考虑到安全原因，单田芳曾短期回过沈阳。当他返回长春以后，住所又重迁过一次。王全桂一手张罗，花了二百七十块钱，在南关附近的永安桥，买了一座僻静的小套院——这是离开鞍山之后，单田芳真正意义上的家。
布置妥当之后，一尘不染的新居便弥漫起温馨的气息。环顾四壁，单田芳生出无限的感慨：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安全、舒适，天上下刀子也不再害怕了。有个家遮风挡雨、落脚驻足，这个愿望简单而朴素，可是，生活就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世外桃源”的小日子还没过一个月，新的意外又来纠缠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全中国都被悲伤的阴云笼罩着，老百姓无法相信“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伟大领袖也会卧病在床，“万寿无疆”的红太阳也会悄然陨落——没有了他老人家指引航向，中国这条巨轮可往哪儿行驶啊……大江南北，哀乐回荡，收音机里、报纸上……到处都在设灵堂，开追悼会，八亿中国人含泪戴上黑纱和白花，虔诚地悼念自己的开国领袖。
与此同时，各种武装力量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国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长春出动了大量的警察、民兵和街道干部，四处巡防，严格纠察。单田芳的水泡花儿是卖不出去了，只能猫在家里避风头。
当地一个突发事件加剧了长春的紧张空气。市中心的广场上，忽然发现了几条反革命标语，在全国上下共同悼念毛主席的特殊时期，小标语自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市里把它定为限期侦破的大案子。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当头，公安部门、民兵组织几乎倾巢出动，声言要活捉那些以身试法的反革命罪犯。很快，全城戒严，开始了地毯式的大搜捕。
躲在胡同深处的单田芳毛了，他担心派出所查夜把自己揪出来。想来想去，上街乱转不行；投亲靠友也不行，干脆，奔火车站吧，那里人头攒动，连个插脚的缝儿都没有，依靠厚厚的人墙做掩护，或许能混过这一关。
从永安桥到长春站，十多里路，单田芳只顾埋头走，不知不觉就到了。挤进候车室，里边满满当当都是人，污浊的空气混合着浓重的霉味儿和烟草味儿。他三步两步就蹿到一个空位子上，然后垂下脑袋，开始一点一点地消磨时光——熬着吧，过了这一晚上就平安无事了。他又想起了当年从杜大连泡出逃的周士，那个倒霉的小伙子就是在天津火车站的售票厅里落网的。单田芳暗自祷告：“老天爷保佑，我可别做‘周士第二’呀……”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候车大厅里的人群开始骚动，穿制服的警察和戴袖标的民兵涌了进来，候车室各个出口，包括厕所的小门全被严严实实地封锁了，随后，对旅客挨个儿搜查……单田芳脑袋一炸，想：这下完了！跑？不可能，等着束手就擒吧！
大厅里乱作一团，申斥声、争辩声、小孩子的哭声，还有广播喇叭里的喊话声……此起彼伏。单田芳按捺住慌乱的心神，大眼睛叽里咕噜转着，四下寻找可能脱身的突破口，他不甘心就这样葬送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有一线希望，也要逃跑。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硬往外闯，反正也是被抓，说不定趟一回地雷还能侥幸过关呢。想到这儿，他霍地站起来，径直向民兵把守的偏门奔去。
民兵立刻警惕地瞪起眼睛，问：“干什么的？站住，接受检查！”
“检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来送站的。”
“送站也得检查！”
“检查什么，我孩子还在外边等着呢，丢了谁负责？非检查的话，我去把孩子领过来……”他一边敷衍，一边加快脚步，最后夺路而逃。单田芳趁那几个民兵还没醒过神儿来，便一头扎进了人丛，不见了；嘴里还虚张声势地喊呢：“孩子，别哭，爸爸来啦……”
刚出火车站，就兔子似的飞奔，好不容易到了安全地带，单田芳已经是吁吁直喘、脸色煞白了。真后怕呀！恢恢法网再次和自己擦肩而过，意外的祸端怎么总是死死地纠缠呢？
那一夜，单田芳披着寒冷的星光，转遍了长春的大小街道，直到晨曦初上的时候，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了永安桥。
还好，家里平安无事，老婆孩子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单田芳的“车站历险记”再次让家人目瞪口呆——太传奇了吧，简直像听评书一样。似乎命运坎坷，劫数未满，又好像是吉人天相、神佛共佑，单田芳的生活总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又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峰回路转、化险为夷。
当然，意外并不全是祸事，也有令人喜出望外的时候，比如惠丽的那个小对象。
单家住在长春南关的大杂院里，那段日子相对平稳。可是，“赖皮”天天屁颠儿屁颠儿地跑来，今天领张三，明天又叫李四，反正都是他圈子里的狐朋狗友。其中也有几个喜欢文艺的，专程跟来，在单田芳面前唱段大鼓、说段快板什么的，请行家给摘摘毛儿啊。无形之中，单家的小屋就变成小剧场了。窗外总有黑压压的脑袋挤在一起偷听。
那天，有人表演对口快板《学雷锋》，门外照样围满了听众。大概是天太冷了吧，有位陌生的毛头小伙子不请自来，拉门就进屋了。坐在炕上的王全桂立刻变了脸，高声斥责道：“你是干啥的？”
小伙子非常尴尬，憨厚地解释说：“我，就是这个院的。进来，听几耳朵。”
女主人二话不说，张口就撵：“我不认识你，出去！”
小伙子还真老实，既不恼火，也不辩解，就那么蔫溜溜儿地退了出去。虽说，第一次被轰出去了，时隔不久，一次机缘巧合，使单家的大门永久性地为他敞开了。基本是经人介绍，这个名叫刘长生的青年居然成了王惠丽的心上人。谁听说过，丈母娘赶走亲姑爷？新人结婚之后，刘长生一提起这段往事就吐舌头，当然不能记老丈母娘的仇了，只怪那时候太毛愣，太不礼貌。王全桂也乐，要不是驱逐了小伙子一次，印象还没有现在这么深刻呢。
其实，这门婚事也属于时代的产物，倘若按照老单家当初的门第，一不愁名望，二不缺金钱，宝贝姑娘独一枝，绝对舍不得潦潦草草地嫁掉；可惜，家道衰落，逃亡途中，哪还有那么多讲究？好在，刘长生老实厚道，家里又没有什么牵挂，他能真心善待惠丽，也算姑娘有了良好的归宿。况且，女儿出嫁，距离也不远，一来，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二来，彼此也好有个接济。
婚后的惠丽依然常在娘家，照样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她照样举着水泡花儿站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沿街叫卖，清水溅到棉手套上，还没来得及抖落就结成了冰碴儿，两只红萝卜似的小手儿全给冰凌糊住了。单田芳心疼女儿，不忍她冒着严寒白白地张罗，便亲手把每天一半的收入硬塞到惠丽的衣兜儿里……
两家人，一条心，亲人们互相搀扶着跋涉在茫茫的风雪中。单田芳在温暖的亲情里，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最艰难的几个年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