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是个高调门儿，夜静更深，传出去很远。单田芳惟恐惊动四邻，赶忙拦了一句，然后，单刀直入地说：“大叔，我，我来求您来啦！”
●单田芳喝着刘宗仁亲手炖的鲤鱼汤，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是饭后，刘家爷儿几个的“小动作”却令他备觉蹊跷。他们极为神秘地闩上大门，撂下窗帘，放着电灯不用，点燃的却是豆大的煤油灯。屋子里一片昏暗，人影摇摇，大家各自忙手里的活儿，谁也不出声……
●见女儿委屈成那样，父亲的心都碎了，他的脸上泪珠纵横。男人，不到极度伤心、绝望透顶的时候，怎么会有眼泪？单田芳仰天长叹：“惠丽呀，爸爸没本事啊！拖累你们为我遭受这样的苦难和欺辱，爸爸对不起你……从明天开始，咱们不卖啦。”
古语说：“求于人者，畏于人。”投奔刘宗仁，单田芳也是踟躇再三，惟恐人家脸色难看，自己吃了闭门羹。后半夜了，巷子里黑咕隆咚的，空无一人。虽说为了避免惹人注意不敢闹动静，但是总得敲门才能进屋吧。第一次敲，轻轻的，怯怯的，里面没有丝毫反应；再来一次，力度稍大一点，总算惊动了已经熟睡的刘宗仁。窗纸一亮，屋内传出苍老的声音：“谁呀？”
单田芳立刻贴近门缝儿，低低地应道：“我！单田芳啊。”
刘宗仁“哎呦”一声，迅速拉开房门，谨慎地探出身子，一边朝四周观望，一边招呼说：“快进来，快！”单田芳的双脚刚跨进门槛，老头儿便立刻上了门闩，随即拽着客人钻入了里屋。
刘宗仁的老伴儿过世多年了，撇下一大群孩子嗷嗷待哺。刘家棉被底下横七竖八地都是腿，一条隔山把二十平方米的居室分成两个房间，大的，归孩子；小的，给老头儿自己。那个时代的城市贫民，差不多都挤在这种小鸽笼式的建筑里。
借着暗黄的灯光，老头儿上上下下地打量单田芳。他满脸狐疑地问：“你这是从哪儿来？”
单田芳叹了口气，说：“从农村来。就是我下放的那个地方——台安县新开河公社，杜大连泡大队。”
“听说……”老头儿故意压低嗓门，又凑近了一步，问：“听说，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是真的吗？”
单田芳苦笑着点点头。刘宗仁恶狠狠地骂道：“这帮狗娘养的！好端端一个说书的，怎么就成了‘反革命’？这年头儿，今天抓俩‘走资派’，明天逮仨‘老特务’，眼见这个国家就没好人啦。”
老头儿是个高调门儿，夜静更深，声音传出去很远。单田芳惟恐惊动四邻，赶忙拦了一句，然后，单刀直入地说：“大叔，我，我来求您来啦！”
刘宗仁一听“求”字，便安静下来，直盯着对面的年轻人，问：“借钱啊？说个数儿，用多少。”
单田芳摇摇头，说：“不是借钱，是想临时借个地方。”这话令人费解，刘宗仁一脸茫然，他弄不清来人的真正意图。这边没有停顿，还在继续自己的话题：“大叔，我被屈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农村，监督改造，四五年了，受的那些折磨和羞辱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全桂不忿，上访了一百次，可是，上访一次，我挨斗一次，那帮家伙心狠手黑，变本加厉。我连条活路都没有了。这次我来，就是想亲自上访，找讲理的地方好好说一说。住哪儿呢？我就想到您了。能不能容我在家里落落脚儿？”
老头儿一拍大腿，爽快地应承道：“行，行！就住这儿。有我在，还能叫你睡马路啊！”他的慷慨令单田芳感动不已。很显然，刚才那番话有水分，为什么要跟老头儿撒半截儿谎呢？当然也是被逼无奈，一个走投无路的“逃犯”，怎么敢直截了当地把详情全盘儿端出来？碰上胆子小的，还不把人家给吓死啊？这样轻描淡写地支应一阵，有什么事儿将来再说吧。
总算顺利地留下了。单田芳脱掉身上的湿棉袄，倒头便睡，刘家热乎乎的火炕让他倍感安全和舒适……
单田芳装模作样地跑到“省革委”上访，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副处长漫不经心地咂着嘴，说：“你这个问题，最快，也得半年——能解决就算幸运喽。先回去，等着吧。”
这哪儿像办事儿的做派？纯粹小官僚的嘴脸。单田芳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心里琢磨着下一步的出路，尤其挠头的是怎样挣钱糊口，总赖在刘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刘宗仁极为厚道，似乎并不在意家里多一双碗筷，他拍胸脯承诺：“下一步，没什么好商量的，就住大叔家。”
单田芳笑着晃脑袋：“一天两天还凑合，工夫长了，我也不干。你家孩子多，收入又不宽裕，再多出一张嘴，无论如何也不行。”
老头儿沉吟了一会儿，说：“暂时先这样，我也帮你想想办法。你放心，只要我能揭开锅，就不会让你饿肚子！”
真是义气！单田芳喝着刘宗仁亲手炖的鲤鱼汤，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是饭后，刘家爷儿几个的“小动作”却令他备觉蹊跷。他们极为神秘地锁上大门，撂下窗帘，放着电灯不用，点燃的却是豆大的煤油灯。屋子里一片昏暗，人影摇摇，大家各自忙手里的活儿，谁也不敢出声……
有意思！这些花花绿绿的碎纸片和玉米皮儿究竟是做啥用的呢？刘宗仁笑呵呵地卖关子：“你问干啥用的？嘿！可千万别小瞧这玩意儿，做好了拿出去卖，一家老小，吃喝用度都有了。”
彩纸条、玉米皮在他们手上一转，随即变作朵朵鲜艳的小花儿。石蜡加热，再倒进模子里定型，然后冷却，石蜡便脱胎成活灵活现的小鸭子和小金鱼儿。这些漂亮的小东西一进清水，立刻晶莹剔透，光彩照人。刘宗仁托起一只水光荡漾的罐头瓶，指点道：“这叫水泡花儿。我们一家八口，就指它活着呢！”
单田芳非常疑惑：“水泡花儿？倒是很漂亮；可是，不起眼儿的小东西，赚得了几个钱
儿？怎么能养家呢？”
刘宗仁翻眼睛合计合计，答道：“如果管得松，每天挣三五十块不成问题。”
“三五十块？那可是天文数字呀！”
老头儿“嘿嘿”一笑，补充道：“也有倒霉的时候，赶上警察民兵、戴红箍儿的拉大网，这些货一准被摔个稀巴烂。或者干脆把兜售东西的人带进派出所——可劲儿收拾你呗。为了躲避搜查，只好东奔西窜，再不济，也能赚十六七块。”
单田芳动心了：按照这个收入，每月也能挣五百多呢！一个国家干部上一年班也见不着这么多钱啊。做这个营生，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看这个年轻人眼神儿倍儿亮，老头儿明白了八九分，他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说：“有兴趣的话，你也卖这玩意儿算了。”
单田芳急不可待地接茬儿道：“大叔，这也正是我所想的；只是，我这个身份，怎么敢抛头露面啊？”
刘宗仁点着他的鼻子笑道：“你可真是个死心眼儿，你不方便出头，还有惠丽呢。干这种活儿，小丫头、老太太最合适了，警察民兵手重，又推又搡，可是，谁好意思拿女人开刀啊。”老头儿继续做动员：“技术上的活儿，让俺家小三儿教你。等惠丽到了，叫他们小姐儿几个一块儿上街……”
话虽不多，单田芳的眼前变得一片光明：“对呀！把惠丽从家里调来，我们爷儿俩联手干。”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单田芳兴奋了一整夜。后来那些日子，他一边在刘家的“地下作坊”里充当“见习学徒”，一边设法和家里人取得了联系。
出逃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单田芳的信件直接寄给一户姓孙的邻居。两家距离很近，就隔着一道秫秸篱笆。孙家的小儿子在台安县皮鞋厂当工人，眼看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惜，没房子，婚事一拖再拖。老孙头儿便暗地里打单田芳那几间房子的主意。他确信单家被屈含冤，早晚要离开杜大连泡，因此，私下里交往也不避讳，见面就提，希望单家在返城之前，把房子落到孙家名下。多了这层关系，单田芳的信件便能“暗渡陈仓”，顺利地转交王全桂。
信寄出去了，内容简单而暧昧，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访了，很好。让惠丽速来。”为了掩人耳目，信封上的地址都是假的，即使被人偷拆了也截获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当然，妻子摸到了丈夫的下落，她立刻就明白要把女儿支派到什么地方去。
第三天中午，单田芳正忐忑不安呢，惠丽就到了。风尘仆仆的小姑娘直勾勾地望着跑出屋门的父亲，大眼睛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刚刚分开七天，一分一秒啊，掐着过，孩子和大人一样，心里还不知怎样惦念着逃门在外的亲人呢。惠丽叫了一声“爸爸”，便张开双臂投入了父亲的怀抱，父女俩都哭了……
单田芳迫切想了解家中的情况，他一句追一句地问，惠丽却“咯儿咯儿”地笑起来，答道：“妈妈好，家里好，一切都好。详细情况过会儿再说吧。”一听这话，单田芳高高悬着的心才缓缓地落了下来。
草草地吃完中午饭，爷儿俩便离开刘家，想找个背静的地方好好聊聊。一毛钱，乘车到沈阳故宫，他们穿过八王殿和大正殿，随后，坐在一处金碧辉煌、阳光明媚的殿脚下。这个时节，游人稀少，似乎整座故宫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大院子里太安静了，除了一群麻雀当空盘旋、唧唧喳喳地乱叫，再就是廊前檐下的铜铃在风中叮咚脆响……又得浮生半日闲啊！拉着女儿的手，单田芳开始详详细细地打听七天以来家里的种种变故。
“现行反革命”畏罪潜逃了，杜大连泡重新掀起一轮缉拿风波。
单家老小心惊肉跳，村上的头头儿也满腹狐疑。单田芳失踪当天，大概十一点钟左右，大队部里跑腿儿的通讯员来了，隔着窗户急匆匆地问：“老单在家吗？”王全桂回答：“不在！早晨就下地去啦。”通讯员应了一声，扭头离去。
快吃晌午饭的时候，公安员登门。他带着满身泥水，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把镰刀。来人也没进屋，只在外边喊道：“老单家的，等你们当家的回来，让他立刻到大队部去一趟——有事儿。”里边应了一声，公安员便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
又过了一个小时，头头儿们终于沉不住气了。通讯员、公安员还有三队长一起找上门来。大队公安威风凛凛地站在当院，劈头质问：“你们家老单到底去哪儿了，说实话！”
王全桂早有心理准备，推得一干二净，她没好气儿地抱怨道：“这个挨千刀的，从来都是抬屁股就走，根本也不提他去哪儿、去干啥，我们也懒得问。”
三队长斜着眼睛瞅着她，阴阳怪气地喝道：“你别装蒜了。村里村外，除了耗子洞，我们都翻遍了，连个人毛儿都没看着。上吊得有根绳儿，投井得有个声儿，杜大连泡，屁股大的地方，他能藏哪儿去！是不是……跟当初周士一样，偷着跑啦？”
王全桂心里有鬼，听他这么一说，当然很紧张。她的身体微微地哆嗦了一下，脸上却十分镇静，毕竟是艺人嘛，会演戏，她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支应三队长：“呦，你可真能开玩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扔下一大家子人，他往哪儿跑？他舍得下我这个臭老婆子，还舍得下亲生儿女吗！”
那几位村干部想想也对，一对眼神儿，走了。
惠丽和老铁大气儿都不敢出，战战兢兢地躲在屋子里不敢露面。一家老少谁也不知道单田芳的下落，只盼望自己的亲人腿脚快点儿，跑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叫民兵五花大绑地押回来。王全桂盘腿坐在炕上，不停地抽烟，在四处弥漫的烟雾中，她暗暗地合计下一步的应对策略。
第一天，就这么熬过去了，村里没再找麻烦。
第二天，还没动静。
第三天，王全桂被召进了大队部，几个头头儿开始会审。
不用问，单田芳是跑了。究竟流窜到什么地方，做老婆的一定摸底牌。这次，王全桂改变了战术，她转守为攻，又哭又闹，俨然是天下最大的受害者。为了不露马脚，她还咬牙切齿地痛骂自己的丈夫：“他成天犯神经，两眼发直，自言自语，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现行反革命’呀，走投无路，说不定心路一窄，跳河去了。这个王八蛋！要是真寻了短见，可就把我们娘儿们给坑啦……”
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还真把那群头头儿给唬住了，他们开始可怜这个“反革命”家属，甚至反过头来宽慰她：“你别胡思乱想，老单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可能一时糊涂，走了当初周士那条路，相信他会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你先回去等等，一旦有了他的消息，马上通知大队……”
村里这一关，总算过了。可是，亲人下落不明，全家人依旧是心急如焚，正当他们敲小鼓的时候，老孙家悄悄地捎来了单田芳的密信。王全桂立刻催促女儿进沈阳，一篮子鸡蛋成了惠丽赶集上庙的掩护道具。机灵的小姑娘飞也似的赶到县城，买完票就慌里慌张地上车了，哪儿还有心思变卖篮子里的东西？沉甸甸地拎着走吧。
单田芳卷了一只蛤蟆筒旱烟，点着，足足地吸了一大口，随后，痛快淋漓地吐出一团淡紫色的烟雾——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最舒适的抒情方式：谢天谢地，酝酿已久的“逃跑计划”终于大功告成，自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水泡花儿”了。
评书里有的是历史典故，太公卖面、刘备卖鞋、秦琼卖马、杨志卖刀……几乎所有的潦倒英雄和落魄书生都曾沦为小商贩儿。古人瞧不起蝇头小利、撂地摆摊，可是，困境之中，也只能靠这种不太体面的手段来自己拯救自己了。似乎古人的小买卖儿十分风雅，20世纪70年代初，沈阳又多了一位卖水泡花儿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也曾披露过这段历史。观众们感到风雅吗？好玩儿吗？细心人肯定注意到了，屏幕上，手擎水泡花儿的单田芳始终都在含泪微笑。
沈阳太原街，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商店林立，顾客如流，街道两旁还有许多“打游击”的小生意人。虽说那个年代高喊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可是“尾巴”越割越多，即使警察、民兵轮番出动也无济于事。太原街上天天都在打游击战。
有人高喊一嗓子：“警察来啦！”“嗡——”小商小贩都像苍蝇似的飞光了。警察一撤，“刷——”人们又三三两两地飞回原地。这种飞来飞去的买卖居然能长年存活，卖水泡花儿自然也会有生意做。
刘家小三儿、小四儿，先把罐头瓶、玻璃杯灌满水，再把扎好的花儿往里一放，晃动两下，水里的花儿就艳丽地绽开了。小姐儿俩举着瓶子、尖着嗓子向过路人叫卖，一会儿就被大姑娘、小媳妇围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像抢购冬储大白菜似的掏腰包，你一瓶、我一瓶，工夫不大就卖光了。单田芳带着惠丽在暗处观察，不到三四天时间就变成内行了。
事先和刘宗仁讲好的，赊货。甭管卖多少，只要能挣出几个饭钱，就算不给人家添麻烦了。当天，就点了一百个水泡花儿，沉甸甸地装进黄书兜里，单家父女拎着自己的货，走上了长街。惟恐警察逮住，干脆换个地方，这么大的沈阳城，哪儿还不卖东西呀。两眼一抹黑，边摸边看呗。
第一次单独练摊儿非常不顺。整整一上午，穿街过巷净走路了，连张都没开。中午时分，爷儿俩串到了郊区附近、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段警察是没了，可是买东西的也找不着。惠丽觉得，郊区的人肯定都挺富裕，反正也没人管，自己先进去试试。孩子走了，单田芳蹲在村外守候，他六神无主，情绪焦躁，生怕女儿出点儿啥事儿。
正当他一口接一口猛吸纸烟的时候，惠丽喜形于色地跑了回来。父亲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女儿双手一摊，笑眯眯地答道：“爸，你看！两毛钱一个，全都卖光啦！”单田芳长出了一口气，说：“总算开张了，接着去吧！”
惠丽腿脚麻利，刚跑出去半袋烟的工夫，便又乐颠颠地奔了回来，水泡花儿都卖了，手上还多了两只大鸡蛋——据说是没钱人拿东西换的。看来，郊区乡村也下货呀。这下子，单田芳心里有底了。惠丽一五一十地往外卖，他就叼着纸烟等在外边，慢慢悠悠、怡然自得，一副寓公垂钓，沉稳轻松的模样。
那天，手里的货兜售一空，遗憾的是，路跑得太远了，往返足有二百多里。当爷儿俩筋疲力尽地赶回刘家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夜近子时了。刘宗仁等得眼睛都红了，一听他们的辉煌成果，顿时喜出望外，接着，又心疼地感叹道：“二百多里呀，牛马牲口都打哆嗦，人就更顶不住了。”
尽管如此，生意还得做。刘宗仁供货，只收工本费。单家爷儿俩上街，肯下辛苦。一连
三天，纯利润居然卖到了二十多块，对于一贫如洗的单田芳来说，简直就是乞丐捡着了狗头金。他美滋滋地想：“一直这样干下去，将来的衣食住行就都有着落了。或许，水泡花儿就是养活我后半辈儿的营生呢……”
在刘宗仁的引荐下，单田芳找到一处临时的住所。房东是个姓金的孤老头子，爱说爱笑爱喝酒，时间不长，彼此就混熟了。虽说房子破旧肮脏，可是单田芳一点儿也不嫌弃，他照旧给老人沽酒割肉，像伺候长辈那样待承。金家简陋的屋檐下，又传出了少有的说笑声。
几天之后，王全桂忽然从天而降。她也是不放心，偷偷地跑出来探望惠丽和丈夫的日子怎么过。这下好了，杜大连泡那边也没有再追究，单田芳这儿也找到新营生了。王全桂提出自己的想法：先靠水泡花儿挣钱，如果步子扎实，攒下积蓄了，再把老铁接出来，使一分为二的家庭合二为一。
没想到，她刚离开沈阳，单田芳这儿就出岔头儿了。惠丽去沈阳南站办事儿，无意中碰到了父亲的师弟——也就是那位一心想把单田芳置于死地、一拳打破他耳膜的专政队队长。幸亏惠丽眼尖躲得快，想想就后怕，万一给那家伙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单田芳也犯了疑心病，虽说茫茫人海，无边无际，但是沈阳距离鞍山只有九十公里，来往于两座城市之间的熟人很多，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就会惹出更多、更大的麻烦。父女俩越想越害怕，最后，还是单田芳拿了大主意：“离开沈阳，咱们远走高飞，飞到他们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
惠丽忽闪着大眼睛问：“爸，咱们谁也不认识，去哪儿呀？”
单田芳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吐出了两个字：“长春。”
当天晚上，这个想法就摊到了刘宗仁的小炕桌上。老头儿沉吟不语，寻思了半天才问：“去长春，有投奔吗？”
“有！全桂的舅舅在那儿。”
刘宗仁点点头，说：“也好，听说那个地面儿不错！你去闯荡闯荡，行不行的，再说。”他歪着脑袋想了想，又补充道：“货呢，这么办——我和孩子们每天在固定工时以外，给你加加班。你来回脚儿就把东西捎走了。”
果然，临走的时候，单田芳得到了一千个水泡花儿，这是刘宗仁和他的孩子们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拎着货，单田芳拉着惠丽登上了发往长春的列车。
长春，是单田芳孩提时代的摇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回忆。当时，父母红遍城里的茶社，有家，自己觉得那么踏实，那么有依靠。可惜，母亲走了，父亲也过世了，没有人再为自己遮风挡雨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如今，轮到单田芳做父亲的时候了，温暖的家在哪儿呢？
如今的长春绝非解放前夕可比，到处都是林荫大道、高楼大厦，可是，偌大的城市却没有一处容身之地。父女俩手牵着手，流浪在当年熟悉的大街上。
最令单田芳感伤的是五马路上的“北海茶社”，一到那儿，母亲高昂的嗓音、清脆的鼓点以及父亲激越的三弦声便萦绕在耳畔，似乎双亲正在里面演出，父亲、母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能招呼自己。想着想着，单田芳的眼圈儿红了，暗叫：“妈，你还记得你这惟一的儿子吗？我，是大全子，想你呢……”
转了好几个弯儿才找到王全桂的舅舅，终于在老头儿居住的地下室里安排了床铺。
第二天拂晓，单田芳便叫醒熟睡的女儿，收拾好必备的东西，直奔长春最繁华的路段，重庆路，五商店。这里属于市区消费的制高点，流金淌银，财源滚滚，可惜满街飞钞票，伸手也够不着，警察民兵天天查，谁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撂地儿”？安全第一，还是挪挪窝儿，五商店不行，去二商店，虽说这个地段冷清了不少，但是，一天也能卖出二百多个货。小本小利的，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知足常乐吧。
闲散下来的时候，单田芳还摸索着自己制作水泡花儿，毕竟人家的小作坊不是自家的，而且，沈阳、长春还距离那么远。没过多久，他居然变成了熟练工。他在中央电视台曾当众制作的水泡花儿，就是那个时候学成的手艺。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那年冬天，在五商店门口，惠丽被冷不丁冲出来的警察逮了个正着，躲在暗处的单田芳不敢出面，只得眼睁睁地望着女儿被推推搡搡地带进了派出所。他像热锅上的蚂蚁，苦等了大半天，下午的时候，惠丽才被释放，她一直向前走，头也不回……
单田芳边追边喊：“惠丽，惠丽！……”惠丽这才回过头来——呀！女儿面颊红肿、缕缕抓痕，美丽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一见父亲，她便委屈地大哭：“那帮王八蛋！踢我后腰，抽我的嘴巴，还薅着头发往墙上撞——现在还疼呢。爸……”
见女儿委屈成那样，父亲的心都碎了，他的脸上泪珠纵横。男人，不到极度伤心、绝望透顶的时候，怎么会有眼泪？单田芳仰天长叹：“惠丽呀，爸爸没本事啊！拖累你们为我遭受这样的苦难和欺侮，爸爸对不起你……从明天开始，咱们不卖啦。”
“不！”惠丽倔强地一甩小辫子，擦干脸上的泪水，说：“我不怕，他们越打我越卖，明天还来，看谁敢把我杀了？”
单田芳百感交集，搂着女儿失声痛哭：“孩子，我的好孩子！……”
就在单田芳自学“水泡花儿”技术的时候，王全桂又赶到了长春，她不但捎来刘宗仁制作好的水泡花儿、模子和蜡壶，还找到一位深居简出的老舅妈，在她家那两间小房里，重新安顿了下来。
日子不多，长春的生活安定了下来。单田芳觉得，一分为二的家庭应该合二为一了，于是，把儿子老铁从杜大连泡接过来。至此，单田芳割断了与杜大连泡的所有联系，长达四年的“下放生活”宣告结束。接下来，等待他的是四年更为传奇和曲折的“流亡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