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客家悠韵》：—种客家“故事”的讲法
作者：张承良
阅读李观添先生的《客家悠韵》，入眼的是关于“客家”、“迁徙”、“中原”、“赣州”、“梅州”、“年节”、“山歌”等等文字，脑子里浮现的却尽是幼时长辈在月光下“讲古仔”(讲故事)的景象。掩卷深思，忽有所悟，原来李先生在书中侃侃而叙的，是关于客家民系变迁历史中的那些陈年往事。但这“故事”显然讲得非同一般。与通常所谓的“讲古”不同，《客家悠韵》关于客家民系的“古仔”讲得颇有点学术的品味、耐人寻思。
一
李观添先生无疑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倾诉欲望的客家人。在我看来，他的脑子俨然是一个大容量的客家资料库，典籍史料、奇闻逸事、今古传奇、风俗习惯等在他理性思考的“连线”中被有序化了，而强烈的客家文化承传忧患意识，最终成就了他作为客家“故事”讲述人的身份。当然，“故事”是有着不同讲法的，它可以是严谨考证、系统理论的学术化路径，也可以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通俗化路径，但是在李先生这里，我们却看到了讲“故事”的第三种姿态：他脚踏在学术研究的殿堂里，面对的则是普罗大众，以通俗的话语方式，传播客家文化的薪火。以他几十年客家地区基层领导的经验作背景，这样一种有着自觉文化意识和传播意识的“讲古”，便无形中被赋予了个性化原创性的涵义，尤其是当他特别声明，自己的“讨论”仅以东莞、惠阳、宝安客家为支点的时候。
在当今客家文化研究体系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以客家区域为对象的“细部”研究尚是一个有待充实的部分。李观添先生的这本《客家悠韵》，便“无意中”体现了这一有着填补意义的创新。要而言之，李先生《客家悠韵》讲述客家“故事”，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实现的。
严谨态度。李观添先生作为党政机关的基层领导，几十年来并无接受严格学术训练的经历，从他所出版的几部作品看，也都是文学性的散文杂文创作。但这本《客家悠韵》却一反惯例，“在阅览了30多本有关客家民系的书籍史料的基础上，又走访了不少高龄且有点文化知识的当地客家人，以‘鹦鹉学舌’的试探形式，结合本地客家人的习俗和文化传统，粗略地涂写出以惠阳、东莞、宝安地区为主的客家人的源流、习俗、文化及客家妇女美德的小册子。”(李观添《．客家悠韵》·前言．以至于作者自己也说：“这是本人出版四本小册子以来，花费时间最多、查阅资料最广、动用脑筋最多的一本了。”(李观添客家悠韵·后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7)从客观效果来看，作者从“客家源流”、“客家民俗”、“客家文化”、“客家妇女”、“客家永恒”来布局全书，体现了追求学术体系完备性的姿态；而在具体行文中，多注重考察各家言论及其出处，在此基础上或存疑。或阐述自己的观点，则严谨之风卓然。
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莞清溪客家人，李先生自小饱受客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客家文化可谓情有独钟。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时尚和涌行文化的大一统正在对个性的地域文化、族群文化产生严重的蚕食，文化的多元_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李观添先生站在客家文化薪火相传的立场上，始终关注的问题有二：首先是作者忧虑于客家文化传统在当今客家社群中日益淡薄的现实，为客家文化传统的丧失而惋惜。他为此指出：“一些研究客家史德专家学者，对此不敢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觉察它、指出它、鞭策它，只是过多地歌颂它、赞扬它、讴歌它，这本身就是对客家民系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李观添客家悠韵．p224)顺着这个思路，李观添先生在书中贯彻了他对问题关注更为深切的一个层面，即如何在这种危机状况中寻技未来的出路的问题。几乎在每一个章节中，作者都会在最后以近乎点评的方式，将问题的讨论引向现实考量和未来展望，其对问题解决的关切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视角与现实关怀。为了使对问题的分析有更为坚实的根基，作者将讨论的起点建立在客家文化传统“再现”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对于客家文化的“讲古”表现出了颇为高远的立意。他以客家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再现”为结构“故事”的经纬，立足于客家文化起源、发展变迁的考察，收列各家观点，或比较分析，或述而不论，试图在纷纭繁杂的历史链条中再现客家文化历史的优越处、辉煌处，然后将话题导向现实的关切。第一章“客家源流”可以看着是作者讲述客家“故事”的铺垫，叙述者试图在客家历史的讲述中让读者了解客家民系过去的相关知识。这样的讲述方式带来的效果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让“故事”讲得有头有尾，纲举目张，其效果与“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讲法有本质的相似；二是让作者虚拟的读者(大致范围或则是四五十岁以下的客家人)增长客家文化历史知识，增加客家文化自信。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分别从客家民俗、客家文化、客家妇女等方面做了横向上的展开，其思路也基本上是从客家的大历史道来，最后的落脚点则到作者所称的“东莞、惠阳、宝安地区”，而命意结穴所在，都在现实层面的客家文化传承延续上。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肩负着沉重忧患意识的“故事”讲述者，在客家历史再现和现实关怀的交结中，作者留下的是不无厚重的叙述“踪迹”。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身处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客家“故事”讲述者，李观添先生是以充满了现代意识的眼光来考量客家文化的现实和未来的。
二
对于这部近20万字的客家“故事”，讲述者本人一直保持着相当清醒的自我认知，为此，他一再表明自己“是在东莞客家地区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不是研究客家史的专家学者，平时只不过对客家人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观察，同时也翻阅过不少有关客家民系的历史资料，对客家人的源流、风情和文化有点兴趣而已”如此一类的意思。凭心而论，李先生的著作，表现出了相当水平的学术品味，但从更高的标准计议，也不妨来“挑挑刺”。
关于问题讨论的集中性。中间三章的每一节，作者的“叙述”大体都是依照“大客家历史的情况—东莞、惠阳、宝安地区客家的情况一未来展望”线索来展开的，按照作者的本意，“故事”的叙述是以东莞、惠阳、宝安地区客家为主要落脚点的。从客家民系的横向构成来看，梅州客家、河源客家、韶关客家、赣南客家、闽西客家和莞惠深客家等应当是各自都有一定的区域特征界定的，那么，如何在大客家民系的介绍中呈现莞惠深客家的区域性特征?这是本书学术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环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也确实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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