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羊城：最后一爿蚝壳墙
作者：肖 楠
据说这爿壳墙存广州南边的小洲村。我寻找小洲村的蚝壳墙的时间是在2003年10月最后的儿天。我问了老人问妇揣，竟然无人得知自己村上有此等宝贝。不得已，顺着黄尘滚滚的人路向南继续驰骋，在水路尽头发现一个外观古老的小村子，这个村庄已经三面都让泥头车所包围：高速公路与广州大学城的土建工程正将这个名为二围的小村铲玄了一半。怎么找?黄沙滚滚、尘雾弥漫中我想起了党，就象我们的前人在几十年前所经常做的一样，于是跑玄村委会找书记。
他说，只剩下最后一间祠堂还有蚝壳墙，“我们叫湖壳墙，你们亦可以叫做蚝壳墙”，他郑重地向我申明。我当然认同他的解释， 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个地道的本地人。
绕过斜斜攀升的小巷，榕树头后边竟然还有一间古老祠堂未被拆除，时近中午，数辆泥头车停在祠堂前的谷坪上，旁边民宅已被征用，上挂牌子：××道路工区。老村民们即时围了上来，热情介绍这间祠堂。
“绝对是最后的一爿湖壳墙!”老支书也肯定地回应了我的提问，这里地势高，全村一览无遗，几人合抱的大榕树下只得这问老屋，村中其余的全是锃亮的水泥钢筋、马赛克作外饰的新楼房。这座祠堂的两面山墙均是相同质地，用三尖八角的蚝壳砌出，高可六米有余，墙里墙外都一个样，没有批荡，贝壳族有棱有角固若金汤，森森然凛凛然，象镌刻着天书的册页，人在室内，只听得嗡嗡的回响，似来自远古的天籁。外墙旁边恰好还遗下第一千零一棵存活的香蕉树，碧绿无忧地于秋风中摇曳。我掏出相机噼啪乱按，东南西北不同角度，生怕瞬间就会失去了一帧美景似的焦急。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一个忖思了几十年的话题：欧亨利笔下那画家、那女子为何将一片绿叶视作生命的图腾?这爿老墙，便是我们千年化民，沧海桑田的见证，它是那么牢固、那么沉重，于黄沙滚滚中显得如此的突兀。
据老人们介绍说，蚝壳屋纯以蚝壳作材料，粘结之物竟是用含有蚝壳灰、石灰、糯米饭、糖、等的混合物舂捣而成，既硬且韧可经百年风雨云。让人纳闷的是这不规不则的蚝壳，在没有钢筋的年代，怎的可以笔直地砌至丈多高?这点则连老人们都弄不明白，有说是板筑、有说是夯上为墙，人言人殊，毕竟年代久远不可稽考了。想起书上介绍的开平碉楼、客家围屋等岭南建筑均有此等“中国水泥”的功劳，连西僧在羊城所建的寺庙一光塔也用上了相同的化合物，那么蚝壳墙真的是一件绝妙的风俗民情与岭南文化的证据。回家翻出明末清初的番禺文上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介语》一章，里面有对蚝的详细描述： “番禺茭塘村多蚝，有山在海滨日石蛎，甚高大，古时蚝牛其上，故名。今掘至二三尺即得蚝壳，多不可穷，居人墙屋率以蚝壳为之。”心中释然，蚝屋古已有之，乃粤地水乡之征无可怀疑矣。
然则，此蚝是否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牛蚝之蚝?未能证实，但从外形上看，蚝壳墙的蚝与今火可生吃的牡蛎的样子相近。为追寻蚝与蚝壳墙的历史，笔者依屈大均书中提示，特地跑到了南离广州100公里以上的珠海三灶岛，在机场附近的海边，终于见到了蚝田。
蚝农仍然以最古老的传统方式“种蚝”，而材料却已翻新：用塑料桶作浮排，下缀绳了，蚝一串串地排列于上边，从种苗到成品，得三五年以上的光阴。我们还看了晒蚝干和制蚝油的作坊，原来过程如此繁复，那些曾被人误认的“出了蚝油再晒蚝豉”的传说，在亲眼目睹用蚝水煮制蚝油的过程中得以澄清。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里也发现了蚝壳建筑，但是规模就远比番禺的为小。
珠二角一带在远古是海洋，陆地由河流冲积而成，故此石头少而贝类多，人们建屋就地取材，贝壳质轻而又经久耐用，因而成为卜佳的墙体材料。今天的流行建筑技术也在取道“轻质材料”以求环保和低能耗，科学家也许是从蚝壳墙中取得了灵感的?而蚝壳蚬壳烧成的灰俗呼蚬壳灰，是如今在广州仍然有着广泛应用的内墙涂饰材料，绝无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产生，比“3加1”之类更经得起健康的考验。
工地又开工了，这最后一爿蚝壳墙在压路机的吼叫下摇摇欲倒，香蕉树也失却了应有的碧绿——上边即时铺满厚厚的黄尘。我倒是不怕墙垮掉：墙垮掉了可以重建、树倒了可以再植，以今天的技术，什么都能重建，谁也分辩不出来；但是，那老树盘根般的历史，那刮垢见光的文化，那绿叶对老屋的依恋，能重来么?
经济与文化孰大?有了强势的经济，文化根基理当受到更好的保护，这点，或许不必担心，但是最后的风景与绿叶，或者只能在照片中追寻了。
广州有多老?
这得叩问蚝壳墙。
广州都由什么人组成?越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新客家”对这片热土感到了兴趣。随着蚝壳墙的发掘，一个巨大而神秘的市井舞台在徐徐展开。
先从客家讲起吧。客家，一个带有飘零意味的词，它是那么倔强地漫延在南国的艳阳下。那些从晋代以降、明清尤烈的迁徙之浪，从中州卷到岭南、卷到南洋、卷到旧金山、最后渗进了世界上每一块土地。
从小就听惯了这么一句话：“客家占地主”。老广州人的语气中有点儿狠狠的味道。
“占地主”意思是客家人占了最多的地盘，这点没有考证也无法考证。但广东客家人多是明摆着的，从粤北的梅州韶关到靠海边的深圳，都是客家人分布的地方。只是，客家人所占的都是穷地儿，山多田少，石多林稀，于是造就了客家人的性格、居住文化与饮食风尚与“老广”——其实人们讲的老广主要指的是广府语系——大相径庭，而客家人的住，则顽强地保留了中原乃至黄土高坡上穴居文化的痕迹。
广府人把后来入粤者称作“客”，这就是客家的由来，但我们所说的传统客家，则是由中原士族大姓南迁而构成的，在落后的农耕社会里，人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因为迁徙需要物质的支持，所以古时候南下的客家主要是官宦之家才有可能举家南迁，我们看看：
南越王赵佗，2300多年前在始皇赢政治下遣往百粤之地，做起了“龙川县令”(另一大将任嚣是南海县令)，我只知道他是河北正定人，他率的军马有多少?史称“率兵五十万”。赵佗为使驻军安心落户，曾向秦皇帝请求补充3万个“女无夫家者”、“以为士卒衣补”。结果获准1.5万人，同时也必然有大量秦军将士与当地越人通婚，这些人不就是“客家人”的一部份么?
然后有陆贾、有谢灵运、有韩愈、苏东坡、寇准、朱熹、文天祥……的南下。到了清代，朝廷还遣来大批兵士官宦镇守岭南，多数是东北、许多是满族人。致使广州有条路名竟也叫作“八旗二马路”，分明是八旗子弟的落脚处。
那么，现今的广府人，都也是从内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这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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