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南北方节日习俗中的宗族文化差异探析

作者：侍迎春

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
　　北方在宋以后很少有大规模宗族聚居，即使制度上允许建祠，民间也没有建造宗祠的力量与需要了；相反，南方宗族聚居规模大、时间久，建造宗祠需要强烈，随着朝廷制度的开禁，各族普设祠堂。清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众而聚，族皆有祠”。因而可以说历史上的宗族聚居格局以及制度开禁决定了今天南北方节俗祭拜场所的不同。
　　(二)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不同导致南北方农作物的品种不同，不同农作物的栽培所需家庭间的合作是不同的，合作需求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宗族成员关系，合作需求越大越能增进成员问的联系，进而增强宗族意识。
　　北方核心所在地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于当代行政区划的陕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这一地区气候寒冷、干燥，适于旱作物生长，如小麦、粟。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是浙江、江西等地，这一地区属于亚热带温润森林地带，雨量丰富、热量充沛为水稻等喜暖作物栽培提供了优越条件。
　　相比较而言，稻作物比旱作物更需要农户间的合作。许多学者对稻作物与旱作物合作需求进行了论述。在论述稻作中的合作时，池田大作认为稻作物种植促使村落成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种植稻米的水田需要大规模的水利体系。从贮水池或河川引来的水，流经许多家庭所有的水田。或者让一条小河的水均等地分流各家的水田。……另外，插秧或收割水稻的作业，也以共同作业的方式集中进行。其作法是：今天全村出动，给A家插秧；明天又总出动，到B家的田里插秧”闭。林周二也曾作过类似的论述：“在稻作社会，水田需要灌水或排水的时候，人们必须同时进行；处于高处的水田要是施肥，则肥水必然流入位于低处的他人的田里，反之，要是涝水的话，低处的水田必定首先遭殃。有一利必有一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村落共同体必然地要承担共同的命运。它们既是村落共同体，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稻作文化不仅和狩猎民族不同，而且也与麦作社会的民族不同”同。
　　与此相比，旱作物种植则很少需要超出家庭规模的合作。尽管在旱作耕作中，犁地时需要较多的畜力和人力共同劳作，但这种合作的规模仍然较小，而且一年之中也只需要几天。黄宗智曾谈到，“冀一鲁西北的种植法，在犁地时使用较多的畜力。表面看来，这些耕作法似乎要求紧密的宗族关系：叔伯弟兄为此而合伙搭套。然而这样的协作，在整个农业周期中只占去几天而已。虽然一些小农也与族人搭伙，但许多人并不限于同族而是和朋友或邻居合伙。单凭犁田时需要的协作，不足以使已婚但不能融洽相处的兄弟聚居而不分家，也不足以成为强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
　　农作物种植对家庭间合作需要的不同是致使南北方宗族意识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稻作物对合作需要多，导致宗族成员关系紧密、宗族意识强烈；旱作物所需合作少，致使宗族成员关系疏散，宗族意识薄弱。这反映在节日中，就形成了南方人团圆饭、祭祖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的习俗；而北方则以个体家庭进行的习俗。
　　(三)现实原因
　　现实原因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相对于北方地区，宗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复兴。虽然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南北方的宗族势力都遭到了很大打击，但由于南方宗族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心理还存在，一旦国家政权撤出基层农村，宗族文化就得以重新抬头，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村村兴建祠堂。豪华阴宅鳞次栉比；江西、福建、湖南修谱之风盛行，各地敬祖祭宗的活动形式不一，但都极尽所能营造热闹风光。宗族文化的复兴成为南方农村社区的一道社会景观。
　　而在北方，由于历史、生态等原因宗族文化本来就比较淡薄，经过文革的洗礼，变得更淡然了。现实中的宗族活动复兴远淡于南方。学者杨善华在考察80年代之后各地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活动的时候，发现华北农村(尤其是河北农村)由于很少有冈世居形成的单姓村，该地区家族活动与南方农村有明显区别，比如带有宗族色彩的活动，如祭祖和修谱就不常见。由此可见，宗族文化复兴程度的巨大差异也是今天南北方节俗表现出较大宗族文化差异的一个原因。
　　
　　三、结论
　　
　　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生态环境与现实空间中形成的，生成环境不同，习俗的表现方式就不同。南方的春节、清明节习俗是在宗族聚居南强北弱格局下、适宜稻作物种植的生态环境中生成的；而北方习俗则是在近乎相反的环境下生成的，再加之现实因素的作用，造成了今天南北方节日习俗中巨大的宗族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侍迎春(1984～)，女，江苏连云港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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