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浅谈传统斗戏习俗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胡保永 刘振玲




  宋以后到明清以前政局不稳,统治者政策与意识严苛,斗戏活动处在衰落期。明代中后期和清代是传统斗戏习俗的再发展时期。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分工扩大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张燮在《清漳风俗考》中记述“若夫行乐公子,闲身少年,斗鸡走马,吹竹明丝,连手醉欢。”清朝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为斗戏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一时期斗戏呈现互相融合的局面,在原生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的特色。
  除了斗鹅、斗鸭、斗虎游戏销声匿迹之外,斗羊、斗马继续流传,斗牛重新获得生存空间,斗鸡、斗鹌鹑之风盛行的程度不逊于盛唐,斗蚁达到最高峰,斗蟋蟀在明、清时期也最为兴盛。《促织志》、《促织谱》、《蟋蟀秘要》等蟋蟀专著陆续出现,关于蟋蟀的养斗知识日益丰富,蟋蟀也甚至到了家畜户养的地步。明宣宗朱瞻基酷好促织之戏,后人称之为“促织天子”,由于皇帝的倡导,宫廷内外争相模仿,趋之若鹜。至清代宫廷内外仍沿袭此风,并相应的形成了一些养、售蟋蟀的专业户。斗鹌鹑也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历史人物吴三桂就酷爱此戏。当时斗鹌鹑的活动主要开展于我国长江以北的偏东地区,并且在京城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斗鹌鹑在清代达到顶峰,清朝顾禄《清嘉录》谈到苏州斗鹌鹑的盛况,“霜降后,斗鹌鹑角胜……每斗一次,谓之一圈。斗必昏夜。”其他斗戏诸如斗鸡、斗蟋蟀、斗牛、斗狗、斗羊等继续盛行。但是在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末端又深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社会思想保守,没有新的斗戏类型出现,其模式与内容基本沿袭唐宋时期的格局,斗戏处于再发展阶段。
  直到建国前,众多的传统斗戏习俗基本上延续了历史的发展轨迹。在发展的过程中斗戏的部分种类会因地域、民族、信仰的不同而在称谓、时间或竞斗前后的仪式有所差异外,其驯养经验、竞斗过程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影响传统斗戏习俗的正常传承。传统斗戏习俗搭载着历史的列车由野蛮驶向文明,历经坎坷而逐渐成熟、丰满,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继续谱写着娱乐与文明的交响曲。
  
  二、影响传统斗戏习俗发展的主要因素
  
  斗戏因多种因素而起源,其发展以及流变也受多种因素制约,这些因素总结起来,客观上大致上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
  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在两千多年里一直贯通,但各个朝代背景下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却迥异,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往往成为左右斗戏命运的重要因素。政治上“上行下效”的社会影响对斗戏产生极大的动力,统治者的嗜好和提倡往往造成举国上下的效仿。唐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文化开放的时代,统治者提倡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以及与民同乐的政治策略,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斗鸡、斗蟋蟀、斗蚁、斗牛等活动在唐代兴盛。陈鸿《东城老父传》(载《全唐文》卷七百二十)说:“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长安雄鸡,金亳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饲之。上既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倾帑破产以偿鸡值。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3] “蟋蟀皇帝”明宣宗曾经密诏苏州知府况钟向民间征集善斗蟋蟀一千只。由此,民间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攀龙附凤,为了得到善斗的蟋蟀而费尽心机,同时也为蟋蟀的养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历史的某些时期,统治者的错位的改革、保守的政策就限制了斗戏的发展,使斗戏生存空间缩小,比如汉代以后由于统治者采取保护耕牛的政策就禁止了斗牛活动,在中原地区,斗牛活动逐渐衰落。
  政治与经济关系密切,对于斗戏而言,政治条件是其兴盛的外部原因,经济因素是其壮大的根本内因。坚实的经济基础是斗戏起源、传承、变异的肥沃土壤,是其最为有力的后盾。无论是萌芽时期的奴隶社会还是繁荣昌盛的汉唐,相对于当时社会来说,这种生产力就是先进的,也就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求,促进斗戏的发展。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为第一生产力,历来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立之本,“重农抑商”造成农业发达,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些条件为斗戏提供天然的表演舞台、表演者和观众。秋收季节农忙阶段人们在忙碌休息之余,在田地里捕捉蟋蟀、鹌鹑、山蚂蚁、鱼使之相斗,以缓解劳动疲乏,欢愉身心;在节日庆典之时,斗鸡、斗狗、斗羊、斗马在庙会或者空地表演以增加喜庆,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特色。金华斗牛就被用于娱神祭祀与农业生产,斗前的迎牛仪式轰轰烈烈,水田地里斗牛时振奋人心的场面……广大民众从中可以体会到斗戏带来的日常娱乐。
  古代社会中的民族之间经常有融合、交流,在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的汉代、唐代,文化交流条件成熟,一些异域的斗戏种类正是随着文化交流而进入汉族之中,并逐渐演变成为汉族自己的斗戏形式,同时汉族的斗戏形式也渐渐为其他地区接受、吸纳。西汉西凉进贡的斗蟋蟀引发宫廷内外的斗蟋蟀风潮,唐代斗鸡、斗狗通过使者流传到日本,至今在日本仍存在。民族的迁徙促进了地区之间斗戏的传播。斗鸡、斗牛在南北方的盛行正是得益于此种原因。各种文化不断的交流给与斗戏新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使传统斗戏习俗不仅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带有异域文化的风范。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斗戏的大胆吸纳、接受、传播,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伟大的包容度和永久的生命力。总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对于斗戏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庆伟,朱华忠.游戏风情[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赵庆伟,朱华忠.游戏风情[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袁明仁,李登弟,山岗,等.三秦历史文化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胡保永﹙1981- ﹚,男,河南新乡人,温州大学2006级民俗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民俗;刘振玲﹙1982- ﹚,女,河南开封人,温州大学2005级民俗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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