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浅谈传统斗戏习俗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胡保永 刘振玲
【关键词】传统斗戏；起源发展；政治因素；经济因素
在古代社会，劳动人民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归功于一种乐观的娱乐生活态度即因陋就简、苦中作乐。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斗戏是历代民众集体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斗戏能够让民众暂时忘记周围的烦恼，达官贵人借此“以礼自虞”，民间百姓“岁晚务闲”，“相与为乐”，逐渐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传统斗戏习俗。自奴隶社会以后斗鸡活动悄然在民间萌芽出现时起，斗鸟、斗牛、斗蚁、斗羊、斗鱼、斗马、斗虎、斗蟋蟀、斗狗、斗鸭、斗鹅等新的斗戏形式和内容不断涌现在民众的视野当中。
人们通过驱使两物相斗，从中可以获得无限的乐趣，斗戏不但能够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喜爱，也得到广大民众的青睐，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斗戏是一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文化娱乐活动。自奴隶社会以后斗戏悄然在民间产生时起，历经不断的流传、传承、变异，涌现了新的形式和内容。斗戏不但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喜爱，也得到广大民众热衷。人们在斗戏活动中加入自己的意愿，使斗戏成为具有规则性、模式性、季节性等特点的文化娱乐活动。纵观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斗戏整体力量在逐步壮大的同时，一些种类比如斗鸭、斗虎湮没的悄无声息；更多的斗戏种类逐渐得到流传并且内容得到丰富，以更好的满足人们追求刺激、愉悦的心理，达到发泄的目的。
斗戏是多种合力作用下的产物，探究它的发展历程不仅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提供有力的佐证，而且对于我们今后如何进行传统斗戏习俗的保护、传承、开发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一、传统斗戏习俗的起源、发展
历史按照特有的规律曲折前行，我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是以王朝的更新换代为断点，间隔出一幕幕或流光溢彩或暗淡无比或铁马雄狮或风雨飘摇的人间戏剧，给后人留下值得用毕生心血钻研的一本本厚重的历史书卷。中华民族踩着历史车轮的痕迹，从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原始时代逐渐走向光辉四射的古老文明。历史在向前前进的同时，选择相对而言较为先进的朝代，那些阻碍历史车轮转动的朝代必将遭到摒弃。中国传统斗戏习俗也经历了一步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萌芽开始即开始接受“社会化”，不断融入新的内容。
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给人们带来了暇余时间，人们有时间条件进行刺激性的娱乐，促使斗戏的萌芽；在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历史时期，斗戏的生命力旺盛；在政通人和、人民生活殷实的时期，斗戏得到上至贵族下至民众的拥护与青睐，盛于朝野内外，达到鼎盛；在国家政局不稳、经济萧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乱世，斗戏就失去了生存空间，生命奄奄一息。斗戏的发展，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成型、繁荣昌盛、限制衰落、再度发展的五个阶段。现以历史朝代的更新为探讨线索，明晰传统斗戏习俗发展的脉络。根据不同时期斗戏发展演变的具体状况，其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代时期、明清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体制由奴隶制向封建体制过渡，人们的传统观念、道德标准、文化精神和生活态度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空前活跃，文化观念和文化需求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人们注重实际，讲求功利，而不受礼仪、道德、法制的约束。”[1]当时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都有迅速发展，城市逐渐成为商业和文化中心。在通都大邑中，出现了斗鸡、角抵等斗戏活动以适应市民生活的游戏娱乐。《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斗鸡走狗的市民游艺，当时临淄作为都市娱乐活动的缩影影射了春秋战国时期市民的娱乐追求。这阶段斗戏粗犷、原始，遗留着原始狩猎、农业、战争的遗风。
秦汉是斗戏的重要发展时期，斗戏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继承春秋战国时期斗戏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力量。秦朝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革。农民开始有了闲暇时间，不再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毫无人身自由，为斗戏向民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汉代政治统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殷实。优越的社会条件刺激了封建贵族追求享乐的欲望，汉代贵族斗戏之风渐盛。汉代斗戏带有浓厚的官家色彩，当时“贵人之家”无不爱好“斗鸡”，“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或走马……”。汉代长乐宫中建有斗鸡台用于取乐，生前爱好斗狗者死后能够有斗狗俑陪葬，爱好斗鹅斗鸭者也是挥霍无度。由于匈奴的降服和西域的开辟，汉朝与西域各地的文化交流开始频繁，引进了斗鹌鹑游戏。汉代时期的斗戏不仅限于官方集团中进行，在民间斗戏活动也开展得十分兴旺、普遍。斗虎、斗鹌鹑、斗鹅、斗鸭、斗狗、斗羊新的斗戏种类的形成，使汉代成为斗戏的定型期，形成了斗戏的新格局。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很有特色的时代：江南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猛，游艺水平超过北方；民族大迁徙以及民族大融合，门阀士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权益的地主阶层，整日消磨在玩乐活动之中。这些时代背景使斗鸭、斗鹅娱乐活动在江南地区最为盛行。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二中记载“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王公贵族为斗鸭建造了斗鸭栏即斗鸭场，从而在秋天消遣娱乐。三国鼎立后，观赏斗鸭已成风气。[2]两晋南北朝的斗戏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呈现汉唐两大盛世之间过渡时期的风貌，同时为大唐时期斗戏顶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众持以生为乐，以生为贵的人生态度，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给娱乐性、对抗性兼具的斗戏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提倡并参与各种斗戏活动，推行文化安抚政策，提倡与民同乐，促使斗鸡、斗草、斗蟋蟀、斗牛、斗狗、斗鹌鹑等游戏在朝野内外盛行。斗戏在唐代有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斗鸡开始在唐代具有了季节性，成为清明、寒食节中的一项重要风俗活动，并且逐渐在苗族、白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唐玄宗时期斗鸡达到顶胜阶段。斗鸡游戏流传到日本并在民众中盛行。唐代斗鸭活动也达到鼎盛，出现了第一篇完整描写斗鸭活动的文学作品即李邕的《斗鸭赋》。在唐代斗鸭活动已经从江苏一带扩大到今湖南岳阳一带。隋唐五代时期，角抵渐与角抵戏分野，成为一门独立的游戏活动。斗蟋蟀、斗牛、斗狗、斗鹌鹑等游戏也进一步完善、成熟，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隋唐时期斗戏活动丰富多彩，规模之大，项目之多，可谓空前。总之，斗戏在多样化，定型化和遍及化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古代斗戏全面发展的时期，得益于其市民文化的丰富多彩。宋代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且出现了乡、镇等多样的商贸场所，拥有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对于娱乐文化的需求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使本质上具有通俗化、娱乐化的斗戏活动骤然在市井间蓬勃发展起来。宋人顾之存的《免曝杂记》记载“唐天宝年间，长安人斗蟋成风……”，宋代斗蚁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也都很盛行，斗蟋蟀与斗蚁成为举国上下热衷的博戏。斗狗也达到顶峰，另外，斗鸡、斗羊、斗牛盛行于中原，斗鱼、斗鹅、斗鸭盛行于江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材料中记载了斗鸡、斗蟋蟀、角抵等活动的兴盛局面。斗戏在宋代出现两个特点：一个是社团如 “斗鸡社”、“斗蟋蟀社”的普及；另一个是出现了综合性民间娱乐场所，诸如“勾栏瓦舍”之类，在瓦舍内游人可以“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宋代承接唐代的繁荣，进一步在民间兴盛并达到斗戏历史上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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