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对濒临灭亡的大型民俗游艺的思考
作者：陈 秋
【关键词】大型民俗游艺；民俗娱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民众保留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尤其以年节的民俗娱乐活动为最，民间创造了许多大型民俗游艺活动。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娱乐方式曾一度在人们的生活中消亡或濒临消亡。近几年来，伴随着文化产业热的兴起，加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工作的促动，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的抢救，但是更多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是“艺随人走”。本文以蒲歧镇年节民俗娱乐中的几项大型民俗游艺活动为例，对濒临灭亡的大型民俗游艺的保护提出几点思考，也对温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略抒己见。
一、古镇蒲歧及其年节民俗娱乐文化
古镇蒲岐是东海温州乐清湾上的一颗明珠。据《蒲岐镇志》记载，古城建造于800年前（宋淳熙年间），是明、清两代重要的抗倭要塞。古镇蒲岐历史上节期间（主要是正月十三到十七的元宵节期间）民俗娱乐活动异常独特活跃。
闹琼花盛会源于隋炀帝的一次赏花之举。隋炀帝为政时梦见扬州琼花盛开美丽之极，沿运河而下直奔扬州去观赏琼花。但是，隋将李世民先行到达，看到了美丽的琼花，隋炀帝来时，琼花却已蔫了。民间由此认为琼花是仙花，李世民看到了琼花，所以是真命天子；隋炀帝看到蔫了的琼花，这也是大隋衰败的征兆。后来，蒲岐人便用闹琼花盛会这一独特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来寄寓他们对历史的凭吊和褒贬，对太平盛世及社会和谐的祈愿。历史上的闹琼花盛会是蒲岐年节娱乐节目中阵势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一项活动。最后一次举行是在1996年，《蒲歧镇志》载，历时两天，演员队伍加护队人员达2000余人次，观众达几十万人次。
蒲岐的打千秋，并不同于现在城市公园里常见的“荡秋千”，由明末当年骁勇的抗倭的将士们由从福建传入，加之地人们的改造，成了一种极罕见的大型民间特技。单是千秋架就让人叹为观止：高20多米，中间宽8米，中间装备巨大圆形转环，转环设四个转轴，每轴六米长；打千秋时间限定于元宵的前后三天。旧时，有两棵巨大的木头竖立在蒲岐镇的南门“千秋坦”（表演、观看打千秋的场所），作为每年一度开展“千秋”架使用。表演者一般是村中百里挑一的4名10至14岁的少年，聪明、勇敢，经过村中有过“千秋”游艺经验的老人的适应性训练，并古装打扮，系在4个转轴上表演，伴以鼓乐助兴。观看蒲岐的打千秋会让人们尤记烽火的抗倭岁月和蒲岐人英勇的精神面貌。
两项大型民俗游艺已经有10多年未开展了，打千秋消失的时间甚至更长，30岁以下的蒲岐人几乎没有见过。两项大型年节民俗娱乐活动已濒临消亡。缺失这两项大型民俗活动的当代蒲岐新春狂欢节，已经无法与历史上的盛况相媲美。
二、蒲岐年节大型民俗游艺娱乐活动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民间传统娱乐文化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的周而复始”。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与节气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一张一弛的节奏。春节是民间娱乐的高潮，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拜灶神爷起，人们开始沉浸在欢娱的节日氛围中。到了除夕之夜，放鞭炮、剪窗花、贴春联等则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祝福声声，爆竹炸响，烟花绽放，这样的民间娱乐直到元宵节，人们尽兴地完闹元宵，中国人的“年”才算过完。蒲歧年节大型民俗游艺娱乐文化活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境”的下产生、发生的，受严格的民俗时空限制，这也是传统民间娱乐的共性。
在蒲歧古镇，闹琼花打千秋的日子几乎是蒲岐人对过年快乐的所有期盼。观看琼花盛会往往只是快乐的契机，而不是快乐的全部。春节，农闲的老百姓和外出经商的回家过年的“生意人”（当地方言）多会来观看民间游艺演出，一边是市井的小贩进行着各种小买卖，也有村里的青年男女利用这个契机，进行相亲活动。可看的不仅仅是闹琼花的演员，还有台下的人群。“看”与“被看”构成了俗民生活中有关“身体的记忆”，俗民的“身体”就是民间文化的载体，所以，乐清方言中称演地方戏为“做戏”，而不是普通话所说的“演戏”，实在是对民间娱乐文化的深沉体味，“演”是单向的而“做”是双向的，俗民的快乐既来自台上，又来自台下，还来自整个演出所烘托出的娱乐氛围。于是自娱自乐的演出声与叫卖声、嘈杂声，演绎了对“春节快乐”的祝福语、吉祥语兑现。
闹琼花盛会符合民间娱乐“情境忠诚”的要求，在特定的时空发生。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节的娱乐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具有一定的时空限制，即使中世纪时间较长的狂欢节也只有三个月。[2]所以，成了蒲歧古镇俗民的狂欢节。一旦民间娱乐文化撕毁“情境忠诚”的契约，也就走到了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悲哀。
在笔者的田野作业中，据当地一位文化老人崔宝钰先生介绍，1996年闹琼花盛会（也是最后一次），走在行列最前面的是共和国国旗，接着是五色彩旗、军号手、鼓手，气势恢宏的狮子滚球，然后出现的才是琼花。在琼花队伍前的“共和国国旗”，这是当时的镇干部自己加上去的，当时也有百姓反对，但还是服从行政命令。而镇干部的理由是为了迎接97香港回归。意识形态的色彩无比浓烈，使的1996年的闹琼花盛会成了蒲歧这一大型民俗游艺的绝唱。接下去的领导班子因为经费等原因使这一活动一再搁浅。表演性的民间传统娱乐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变为“表演艺术”。娱神自娱自乐，转变取乐他人，使自己成为被观赏和消费的对象。而正是在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当代消费社会，传统娱乐文化在脱离了它赖以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后，在某种程度上干瘪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外壳和符号。
蒲岐的打千秋也因南门的“千秋坦”（表演、观看打千秋的场所），被征地改建商品房而不复存在，当地人说没有场地，搞不起来，其实场地还是有的，在乐清就有新建的是人们体育馆，把它用于打千秋的场地的、平方面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体育馆内的千秋已经失去了传统娱乐的原生态环境，不再是民间的狂欢千秋了。
人类学家兼民俗学家凡·吉纳普认为，年度节庆是一种“过渡仪式”，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这个非常时刻能够让社会团结起来，抹平平常的差异与矛盾，也可以让人做好人，让人们放松成为一个平等交往的团体，接着把人们控制在社会规范的范围之内……[3]而“新年过渡礼仪的社会意涵是：礼仪到位，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才能到位，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才能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4]“礼仪到位”到位的是“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根据心理感知模式，当情境忠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形成心理暗示。达到心理暗示以后，再延伸下去就是信仰。蒲歧年节大型民俗游艺娱乐活动的丢失，丢失的是礼仪的到位，人们在古老的蒲岐街头，尽情地舞动千秋架、簇拥着偌大的一棵琼花树，蒲歧人希望是神灵（李世民、抗倭英魂）看到后能够满意，从而赐予人类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里缺失了任何要素（“蒲岐街头”、千秋架、琼花树）都不能够完成心理上的过渡，因为丢失的情境忠诚无法使心理暗示产生并延续下去，更无法到达对民间娱乐的顶礼膜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