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论先秦时期胶东文化的海洋特质
作者：王孟子
【关键词】先秦；胶东文化；东夷；齐莱；海洋特色
胶东文化以其鲜明、活泼的海洋特色，在中国文化的大河中独树一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胶东地区，了解了胶东文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一脉相承性，胶东的海洋文化亦如此，在胶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秦时期的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现代胶东的海洋文化的纵深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做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一、东夷时期
胶东地区三面环海，上古时期便有人类居住，这些土著史上称为“东夷”，又称“九夷”，而其所创造的东夷文化又被称为“海岱文化”，其先后经历了“岳石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成为我国古代北部海洋文化的优秀代表。此时的东夷海岱文化已经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
首先，东夷人靠海用海，从海洋中获取物质资料作为生活来源，不仅大量食用，而且将贝等海物作为装饰品、货币以及生产工具，海产已深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出土的众多的岳石文化遗址中有蚌制的镰、镞，骨质的凿、铲、刀、镞，角质的镞、鱼镖，陶制的网坠等农业、渔猎和采集工具。同时发现了由食剩的介壳堆成的介壳堆，在其遗址普遍发现蚌、螺蛳、牡蛎、蚶、蛤、鳖及各种鱼类的骨壳。[1]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伏羲除了创造出文字符号和八卦外，还教民结网打猎捕鱼，烧烤食物，而伏羲就是东夷部族的。《竹书纪年》中记载，夏禹的八世孙帝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这些均显示了东夷人的生活与海洋挥之不去的联系。不仅如此，东夷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高度领先的东夷海岱文化，新石器时期东夷地区所处的大汶口文化，其发展水平并不在中原地区时间相近的仰韶文化下，[2]其精美绝伦的“龙山黑陶”甚至连现代人也难以企及。在荒海之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东夷文明，这与东夷人自身的体格健壮、勤劳耐苦、聪明睿智以及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大海造就了夷人的善良淳朴的民风和与生俱来的海洋意识，为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精神层面的基础，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其次，东夷人借用地利，通过舟楫之便开始了在东海（即今日的渤海与黄海）的航海活动，开拓了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传统航线。如《诗经·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见东夷人此时已具备从海路到达胶东以外地区的能力。虽然早期东夷人对海洋的认识还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但毕竟迈出了向海洋努力的最早步伐。不仅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更在思想意识上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这些对以后胶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近年来在渤海湾南侧靠近蓬莱的长岛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已肯定了辽东的龙山文化是由海路传播过去的，并且是逐岛前进的。而朝鲜与日本出土的文物与其相比较，具有相当的近似度，进一步表明了东夷的远洋能力已达朝鲜与日本，甚至可以推测东夷人依次以辽东、朝鲜为跳板，将先进的文明带到了日本。这显示了海洋文明的辐射性和开放性，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与海相生相伴的生活和浩渺大海的神秘莫测，也使得东夷人形成了朦胧而独具特色的海神崇拜。在胶东先民的传说中， 海神是黄帝的后代，人面而鸟身，反映了东夷人对鸟的崇拜。《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 “东海之渚中， 有神， 人面鸟身， 珥两黄蛇， 践两黄蛇， 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 禺虢处东海， 是为海神。”考古中也发现，东夷人有拔齿和头骨扁平化的习俗，而山东长岛县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新时期时代的夹砂红陶的鸟图腾柱，[3]这些都是追求与海鸟的相似所致，实际上也反映了早期东夷人渴望征服大海的思想。同时，海上日出的胜景也使太阳成为东夷人崇拜的偶像，十日代出与后羿射日的神话便是佐证。在长岛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刻有七八个太阳，反反复复描绘太阳放出的光芒，说明东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阳的先民。而后神鸟崇拜与太阳崇拜合二为一，产生了鸟日通体的崇拜。《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而我国最为重要的图腾之一的凤凰，则正是鸟图腾的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最要的文化标志之一。
二、齐莱时期
夏商时期，胶东地区便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尤以莱国著名，史称“莱夷”，后并入齐国，纳入周朝的领域与教化，由夷变夏，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自此，齐国成为深入海洋的东方大国，胶东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齐人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并正在逐步纳入国家管理范畴，对海洋认识也不断深入，海洋意识加强。在继承夷人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的基础上，齐人更具创业精神和重商倾向，“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文化也增添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特色。齐人虽有中原周朝移民，但夷人仍居多数，周礼没有在齐莱之地扎下根，更多的则是延续着莱夷的文化。可以说齐文化是改良的莱夷文化，外表虽有周朝礼制的框架，本质上仍是一种具有包容革新的实务性文化。
胶东入齐后，齐国“东海上人”(即东夷人士)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充分尊重土著夷人之民俗，保护土著，顺乎民情，发展生产，增殖人口，这一西周时期最具人民性的发展策略带着些许“以人为本”的因子，使得齐国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齐国初期的经济导向是以工商立国，以经济兴国。在考虑到齐莱地区不宜农而负山带海，扬长避短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实行农、工、商三业并举的治国之策，鼓励发展经济。并与诸国互通有无，使得“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为“改革开放”的肇始。齐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大地上融入了商品经济的因子，率先创建了开放、兼容的经济模式，吹皱了古代经济的“一池春水”。[4]沿海齐国工商业发达，而今中国东部沿海特别是提出“建设海洋强省”的地区，其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其间的关系发人深思。在这些富国安民政策的指引下，齐国一跃成为海岱之间的经济巨人，“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韩非子·大体篇》）。后来齐国成为首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诸侯国，其主要倚靠的正是胶东后方的海洋优势，正像《管子》强调的“利在海也”。
与此同时，齐人的航海事业更为繁荣。这与后来中国封建大帝国（如汉朝、明朝）的远航不同，后者是因为国力膨胀而进行的对外吸引交流，而前者则更多的体现了一种生存需要。由于土壤相对贫瘠，人口却迅猛增长，《史记》中有“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人地矛盾也逐渐激化。为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财富，航海贸易应运而生。此时的航海知识也有了较大进步，世界最早的天文著作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及因手工技术繁荣而产生的专著《考工记》等书，已推算出北斗星及其他星座的位置，这对航海导航极为有利。公元前486年海战中齐国击败了另一海上强国吴国的水军，也从侧面令齐国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达之状可见一斑，齐景公则更能“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说苑·正谏》）航海能力的提高又反过来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管子·揆度篇》中提到，齐桓公问管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朝鲜之文皮，一荚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海外贸易。据考证，早在战国以前，齐国就已经有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具有开放性和分散性特点的商路是齐地商民或移民自发开辟而成，经齐都临淄到芝罘、蓬莱、海阳、崂山、琅琊、斥山（石岛）等港口，然后北渡长山列岛至辽东，再转向东南，沿带方（朝鲜）西海岸南下，过济州海峡到达倭奴（日本）。[4](p141) 在姜太公“劝女工，极技巧”的治国之策的推动下，齐国及胶东地区的丝绸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为海上的丝绸之路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史记·货殖列传》载有：“齐带衣冠天下，海岱之间敛衽而往朝焉。”考古发掘中，日本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纺织品随葬物，经测定为我国战国时期的丝绢，而且经纬线与齐地所产丝绢极为相似。[4]日本许多从事养蚕和纺织为生的人也自称是中国移民的后代。这一切都证实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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