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赫拉巴尔与魔法舌
作者：叶 开
好的坏的，新鲜的和腐败的，全部都混淆乃至颠倒了，这是中魔的人的征兆之一。对于一个所谓的正常人来说，啤酒能够让他产生类似的混淆状态。这种混淆，或许可以跟“幽默”加以类比。实际上，“幽默”就是一种混沌的物质。
昆德拉引用了诗人奥塔维欧·帕兹的解释来阐述“幽默”：“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在其本质的意义上来说，“幽默”不需要判断，它只需要效果，一种降格或者升格的效果，一种巨大的反差带来的令人喷饭的效果。对于道德家来说，幽默却是有毒的，致命的。
赫拉巴尔对于“幽默”有自己的解释：“幽默和笑是最高的认识，痛苦的事件变成怪诞场面，成为一件轶事的影射和暗喻。令我恐惧的种种事情从怪诞的角度看就都变成了幽默。”
由此类推，“幽默”不仅是文学的修辞，实际上是弱小者的生存哲学。在捷克，哈谢克、赫拉巴尔把这种微妙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的状态。在“幽默”中，帅克让整个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幢纸糊的大厦。所有那些帅克一本正经地严肃遵守的条令法规，都显得极其荒唐可笑。就像捷克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一样，帅克在贩狗之余，也去小酒馆喝上两盅。然而，就在“杯杯满”酒家，他碰上了一个密探布雷特施耐德。这个密探恰恰是“幽默”的敌人，他按照一种既定的逻辑来阅读帅克和其他人，因此就显得无趣了。
对于小酒馆里的人来说，喝了啤酒并且讲述，这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意义。假设我们像密探布雷特施耐德那样倾听和阅读哈谢克或者赫拉巴尔，那将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小说经不起逻辑的严密拷问，在小说这里，道德被延缓了。不是说小说没有道德，而是小说不给出既定的、明确的道德范畴。小说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一种讲述。在我们中国，小说的历史是类似“说书”的历史，而在欧洲，小说是一种冒险——刚才我们引用过赫拉巴尔的说法，话多是危险的。因而，作为一种讲述与倾吐，小说也是危险的。小说总是话多。在赫拉巴尔最为看重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里，汉嘉的独白就显得很“唠叨”。
捷克的两种文学传统
在欧洲的小说先驱拉伯雷的《巨人传》那里，小说首先地而且是首要地被赋予了戏谑的功能。
“卡冈杜埃”是个巨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以作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还望各位看官见谅。这哥们从乡下来到首都，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呆着，反而一泡巨尿把巴黎淹了个水漫金山，连巴黎圣母院也差点遭了没顶。至于巴黎，财因为他这一泡尿而死了三十七万人口。
不真实吧，不要紧，拉伯雷本来就不是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的。
昆德拉对此心知肚明：“格朗古歇太太有孕，吃太多的大肠，多到了别人只好给她吃收敛药的地步：胎儿实在太壮实，使胎盘叶松弛，卡冈杜埃滑进一条动脉，爬上去，从他妈妈的耳朵里出来了。从前几句开始，这本书就把它的牌打了出来：这里讲的不是什么正经事；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并不声明什么真理。……小说家与读者间的契约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这本来很清楚：我们在这里的讲述不是认真的，即使它涉及到再可怕没有的事情。”
昆德拉一直非常担心读者没有幽默感，担心读者坐实他的小说主人公，他还一再强调，他的小说不过是“爱情小说”而已。因为如此紧张，昆德拉自己反而失去了他一直强调的那种“幽默”感。昆德拉是那种对读者疑神疑鬼的人，对翻译家疑神疑鬼的人，对误读满怀仇恨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人。他的文学前辈卡夫卡似乎也一样——他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他在遗嘱里，吩咐好友兼遗嘱执行人布洛德把自己的小说稿子付诸一炬。然而，布洛德违背了他的意愿。一个不相信读者的人，往往对世界持怀疑态度，对自身也缺乏信心。卡夫卡的“变形”和昆德拉的“轻”，都是一种怀疑论的结果——因为缺乏什么，肉体反而浮沉在空中，无法落实。昆德拉常常被世界的“偶然性”所惊吓。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那里，一罐偶然的毒药，结束了整部小说。而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里，托马斯和特丽莎更是一种偶然。特丽莎就像一个篮子里的婴儿，顺水飘到了托马斯的床前。可是，这个篮子，为什么不会飘到别人的床前呢?托马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无法对偶然性释然。相反，人家女画家萨宾娜却能在这种偶然性中，全身而退。相比之下，萨宾娜是一个幽默的人，她具有巴努什般搞笑的特质。跟她相比，托马斯只不过是表面的潇洒。用托马斯来暗喻昆德拉本人，其实也一样。和赫拉巴尔比较起来，昆德拉一直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固的视角。他对知识分子态度暧昧，对他们的立场怀疑，同时，他又无法站到像赫拉巴尔的“第，四种人”那种角度上去。昆德拉讨厌庸众，他说过，“媚俗”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敌人。昆德拉用媚俗和赫拉巴尔区分开来，后者恰恰是“爱俗”的，他乐在其中。
在这里，卡夫卡和昆德拉都拥有一种俯视的角度。他们俯视芸芸众生，充满怜悯和同情。
跟卡夫卡和昆德拉相反，赫拉巴尔和哈谢克的精神来源却是啤酒和小酒馆，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听众、读者，而且对自己充满信心小卡夫卡和-昆德拉是自上而下的，哈谢克和赫拉巴尔是自下而土的。自上而下有布道的色彩，自下而上则充满赞美，对一切事物的赞美，对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赞美。
哈谢克是赫拉巴尔的直接精神导师。《好兵帅克》里的“帅克”是一个——按照赫拉巴尔的说法——极其纯洁的人物。他总是用一种类似天真的表情，从容不迫地应对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罪行。帅克非常体谅和理解各位辛苦操劳国家大事的大人们，他听完提审官的宣读，立即就签名画押了，他说：“以上对我的控告，均属事实。”控告本身是事实，然后并无内容。提审官和帅克都需要这种形式，他们配合得天农无缝。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人们对当权者不是操家伙去拼命，而仅仅是讽刺和幽默。也正是在这点上，政治家哈维尔粗暴地介入了小说家昆德拉的艺术当中，便有了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一点都不“幽默”了。
赫拉巴尔也不战斗——他是一个怯懦的人——但是他在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布拉格之春”发生的1968年，小酒馆的常客、常常是因为喝了几杯啤酒就滔滔不绝地开讲或者听别人神侃的赫拉巴尔，也遭到了小说带来的惩罚，他被禁止了写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赫拉巴尔坐在屋顶上，带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对着自己诉说，像他自己定义的“巴别代尔(中魔的人们)”那样，滔滔不绝，耳出了不朽的长篇小说《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我相信，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只要有可能，赫拉巴尔一定端着啤酒，跟自己干杯。阅读《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时，我看到的是一个酒到酣时的老先生，正倚在桌子的一角上，滔滔不绝。说老实话，“讲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小说叙述模式之一，《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好兵帅克》、《拉伯雷》和《堂·吉诃德》也是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