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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起点

作者：解志熙

　　汪曾祺先生辞世的次年——1998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推出了8大卷的《汪曾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这既是对汪先生最好的纪念，也为广大读者及研究者们提供了一套比较完备可靠的文本。然而，《全集》“全集”，谈何容易，何况是首次辑集，加上编辑出版的时间不过一年，显然仓促了些，所以这部汪先生的《全集》有所遗漏，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拾遗补缺，亦当着手。事实上，一些有心人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如《大家》杂志2007年第2期重刊的汪先生早年散文两篇，就是集外的散佚之作。我是通过《新华文摘》的转载看到这两篇散文的，而不知辑录出于谁手。由此想到自己手头也有一些汪先生早年作品的复制件，都是20年来翻检旧报刊所得，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收录到《全集》中了，但还有10篇遗漏在外。此外，还翻出了汪先生1989年8月给我的一封复函。这些佚作和遗札，或许为爱好汪先生作品的读者所乐见。
　　
　　一、《悒郁》：沈从文乡抒情小说的汪曾祺版
　　
　　《全集》收录的第一篇作品，是连载于1941年3月2目、3月3日重庆《大公报·战线》第734号、第735号上的《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这是此前人们所能找到的汪曾祺最早发表的作品，也有人以为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处女作，这自然是误解。此处辑录的《悒郁》就初刊于1941年元月昆明出版的《今日评论》周刊第5卷第3期，而作者在篇末注明完成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940年11月21日。显然，不论从写作时间还是发表时间看。《悒郁》都早于《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据汪曾祺后来回忆，他的“第一篇作品大约是一九四Ｏ年发表的。那是沈从文先生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汪曾祺虽然在1939年就考入西南联大，但直到第二学年才选上沈从文的课，开始与沈从文有所接触，那接触的开端当在第二学年开始的1940年9月，至《悒郁》完稿的11月21日，不过短短两月。纵使汪曾祺在11月21日之前还会有更佳的习作可堪发表，但限于战时的出版印刷条件，要在12月底发表出来，是不大容易的。然则《悒郁》或许就是汪曾祺没有说出题目的那篇处女作了，而这篇小说也几乎可以肯定是经沈从文之手发表的——沈从文乃是《今日评论》的文学编辑。
　　一个年轻作家的最初习作，往往是对他所喜爱的前辈作家的模仿。而众所周知，汪曾祺中学时期就特别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他的投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有沈从文的吸力。自大二开始，汪曾祺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全部三门课程——“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完稿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悒郁》显然浸透了沈从文的影响。像沈从文的许多乡土抒情小说一样，汪曾祺的《悒郁》写的也是乡村儿女朦朦胧胧的爱情意识之觉醒。作品里的银子是一个乡村少女，随着身体的发育成熟，她情不自禁地萌发了幻想，也产生了烦恼——
　　银子像是刚醒来，醒在重露的四更的枕上，飘飘的有点异样的安适，然而又似有点失悔，失悔蓦然丢舍了那些未圆的梦；什么梦?没有的，只不过是些不可捕捉的迷离的幻想影子罢了。一个生物成熟的征象。
　　这幻想既让银子有一种隐秘的快乐，也带给她难以言说的烦恼，一点青春期的“悒郁症”。这一切都令我们想起沈从文笔下那个沉浸在爱情梦幻中的翠翠，还有因为性爱意识觉醒而苦恼的萧萧和三三等少女形象。汪曾祺描摹少女飘忽的幻想方式以及“河水清极”、“心子飞到什么天上去”的语言，都打上了沈从文式的烙印，甚至连《悒郁》中引用的一首情歌，也是从沈从文的作品中转录的一首湘西民歌——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娇妹洗碗碗重碗，
　　娇妹床上人重人。
　　就此而言，《悒郁》几乎可以说是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汪曾祺版。
　　
　　二、《唤车》及其他：汪曾祺早期创作的多样尝试
　　
　　继《悒郁》之后，40年代的汪曾祺在创作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在当年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以及文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才情。
　　这里辑录的《唤车》和《最响的炮仗》就是两篇散存集外的小说。《唤车》在比较的视野里描写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个人力车夫的生活，这自然继承了“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描写“人力车夫”的传统，但年轻的汪曾祺显然“超越”了先驱者们“自作多情”的人道主义苦恼和面对“神圣劳工”的夸大想象，而着意于知识分子和人力车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比较，反讽含而不露：作品里的“我”，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修养，可是他面对庸常的日常生活却不知如何是好，显得颇为茫然，他与自己年轻的妻子似乎相敬如宾，其实一举一动不过是心照不宣的相互应酬而已，缺乏爱的柔情和热忱；与此相反，那个人力车夫虽然是个苦力，却对妻子充满关爱和系恋，他拉着客人到三多巷下车，那里恰好靠着车夫自己的家，于是在汪曾祺笔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客人下了车，走进了一个门，车夫拖起车把，慢慢走到巷口，他已经看见自己的家了。一进门，他知道老婆在门里井边上洗衣裳，背上背着孩子。老婆也看见他了，手下稍微慢了一点。
　　他解开包被，抱过孩子，孩子觉得舒服多了。老婆背上也轻了不少。她用水淋淋的手理上披下来的头发，车夫很满足的看着她年轻的身体，看着她脸上红。心中充满了怜惜。孩子嘴里咕噜甚么了，他指着门口的车。车夫想，来，抱你坐坐车。
　　车夫就这样为妻、子劳碌着，他感到满足而又歉疚，因为他忘记给妻子买梳头用的茶子油了。这就是车夫的情感和生活，他也许没有“思想”，但他的生活和感情都很实在，他并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怜悯和同情。那些“坐车的有的是赴宴去，有的赶回家，一切与他全都无关。不坐车时你在车下，坐了车他拉着走。他也从来不知字典上有个名词叫‘人道主义’，一个大房子里正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十分激烈。他知道一会儿有许多人出来，而那些人都一时心里必埋怨路道，他又可以有一个主顾”。通过这样的对照描写，《唤车》对困扰“五四”先驱者们的启蒙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这篇作品在艺术上也摆脱了沈从文式的抒情叙事模式，而展开了更为现代性的试验——在“德胜门一三多巷”而又“三多巷一德胜门”的故事时空中，真正成为叙述中心的乃是“我”和车夫的两股意识流的交叉，给人以别致的印象和新颖的感受。《最响的饱仗》与老舍的名作《断魂枪》、《老字号》一样，都是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挽歌。沈从文的小说也同样有挽歌情调，但汪曾祺没有像沈从文那样以颂扬传统的美善为足止，而更接近老舍的清醒而有同情的理解。孟家炮仗店在少东家孟和的手里发展到了顶峰，也在人到中年的孟老板孟和手里无奈的倒闭，以至于一生好强的孟和不得不把女儿变相出卖给他最不齿的人，而他能给女儿送行的乃是其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三个炮仗。汪曾祺饱含同情地描写了孟和独自走向荒地放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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