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作者：李 辉 杜 高
李 辉：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份有多少？
杜 高：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一九五五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我反复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就这样连续几天的审讯，我疲困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想躺下休息，就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九四七年我到《湖南日报》去工作时，办公室有一个女人要我填了一张表，算我参加国民党了。档案材料里留下了这次审讯的记载。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可看出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可我绝对没想到，这个交代后来成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而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此没有了下文。
平心而论，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这时的审查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动武。但是它给人们心理的压力却难以承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没有问话，时间标明“夜十二点”。这种审讯方式在田庄专案组的一份报告里也得到验证。这份报告说，经过“连续作战”，田庄终于交代了什么什么。所谓“连续作战”，就是审讯者不让你休息，不让你辩白，不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就不罢休。审讯者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逼供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顽强作战精神，为了说明审查对象的“顽固不化”，无意中把这种审讯方式也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所以，今天再看这些各自的交代，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李 辉：我注意到关于“小家族”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到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它们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杜 高：因为“小家族”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反动纲领，无论是别人揭发我，还是我揭发别人，一些政治性言论基本上还是属实的，只不过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歪曲了正确的认识，把真理诬为谬误，把活泼的思想看成反动。而那些下流言论的交代，不实或夸张的居多。政治上搞不垮，就要在生活上把你搞臭，道德败坏是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档案材料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审讯者一再追问我是否和女同志发生过性关系，真是对人的侮辱。而我的朋友们，实在交代不出政治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当作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在吴祖光家里看世界名画集被说成看“春宫图”，把《十日谈》里一些表现男女关系的语言也当作了我们的“痞话”。
当时我们是一群自命清高的文艺青年，我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情，在生活上是严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家族”的成员都是作风正派的。蔡亮和张自疑、田庄和陈敏凡等夫妇始终甘苦与共，忠贞不渝。我直到平反后年已五十才结婚，而汪明一生未近女色，孤身一人惨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李 辉：在《杜高同志的历史》这份档案中，你提供了不少历史证明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担任要职。但我注意到，这批档案中并没有他们的证明材料，这是为什么？
杜 高：这也是我很奇怪的问题。解放前我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自从十岁在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辗转流徙，但与不少地下党员以及著名的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审查我时，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是存留下的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这样的材料。这至少说明，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弃之不用。
李 辉：也就是说外调材料也是有选择的。
杜 高：我的父亲李仲融是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输送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一九三九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导演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在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讲戏剧的道理，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我的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十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做一个作家。
一九四四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了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都未能成功。如一九四七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一九四八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任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都因种种变故未能成功。
我的母亲听说我被审查之后，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都寄到北京，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思想倾向。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了。
李 辉：原来你的习作剪贴本是你母亲主动上交组织的。在这批档案中我只发现了一本。
杜 高：李辉先生，在你寻找到的这批档案中，竟然还幸存了一本一九四六年我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这使我惊喜万分。真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纪念品送还给我。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东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作一颗小小的火苗。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戏剧介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俨然以成人的口吻发表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我今年已经七十岁，重读一个少年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回首在新中国度过的半世纪风雨岁月，真有难以表述的感慨。
李 辉：你怎样看一九四六年你所写的《沉默的祈祷》？专案组似乎对它很重视。
杜 高：不知是专案组的粗心大意还是有意为之，这个题目错了，我没有写过叫《沉默的祈祷》这样一篇文章。
一九四六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作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必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沉默了。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的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肃反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我相信他会如实地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三十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去世。一九九五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李 辉：你的斗争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多大规模？
杜 高：肃反运动中我的斗争会是在剧协机关开的，参加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二百多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由专案组范景宇带进会场，笔直地站着，回答愤怒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个质问：“胡风是怎样指使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你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斗争会开过两次。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的副秘书长李超，他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斗争会结束前他用粗豪的嗓音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最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期间，他那时二十多岁，我十四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他们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他们加演田汉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久后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常和四队的舒模（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了不少宣传文字。一九四八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四队演出做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也经过文革后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一九六四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化装舞会，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便成为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 辉：我收集到一些围绕那次批示而开展的文艺整风的材料，其中有对田汉的批判会记录，李超的多次长篇检讨以及对他的批判会记录。看看你的档案，再看看他的材料，我想文艺界那种循环反复的批判的确令人感慨良多，甚至有些不寒而栗。我希望能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
李 辉：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 高：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个材料上的批示吧？他的批示不只是“比较严厉”，而是要置我于死地。
徐光霄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肃反运动。我的专案组所做的一切，都是贯彻他的指示，实现他的意图。从这个材料和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决心在肃反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幸亏他的批示不知道被哪一个上级给否定了。但这个批示证明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徐光霄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他当时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文化部有三位副部长主持过与我有关的案件。除徐光霄以外，还有陈克寒和刘芝明。陈克寒是最早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我的一位领导人，那个份量是很重的。刘芝明是最后发表数万字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来结束对我们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领导人。
但是这三位副部长都没有想到，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赎罪。徐光霄关进了秦城监狱，陈克寒被逼跳楼致残，刘芝明被造反派当作“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而遭受毒打，惨死于狱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工作不久，徐光霄、陈克寒相继病逝。据罗坚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见到过徐光霄一次，徐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表示了歉意。
李 辉：肃反运动结束时，你们结案没有？
杜 高：前面说到的徐光霄批示的材料，后来没有成为肃反运动的结论。到一九五六年末，“小家族”一案才做结论，大意是它同胡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群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受胡风思想影响，有言论上的错误等等。因此分别给予行政性的处分：我被降了二级，汪明、田庄、陶冶也降了级，罗坚调去贵州，蔡亮到了西安。
肃反总算结束，但更大的风暴反右运动又来了。
三、 反右部分
李 辉：到了反右，你和所谓“小集团”问题又成为靶子。在《其他》这份材料里，有一处写道：你在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认为中国的肃反搞得如此糟，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你认为肃反和反右之间，到底有哪些关联？
杜 高：一九五六年的春节以后，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我仍被隔离在四十九号院的小房子里，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大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种种罪行，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个报告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震动了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的中国。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本刊物上，我不断读到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揭露和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的批判。我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章，苏联的批判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时，又发生了美国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出共产党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事件，都在我的心里引起震撼。我记得周扬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露了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他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这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运用。
我还记得，一九五五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定的，对斯大林进行了保护。但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偏差，我的朋友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共青团员小李也不再跟随着我了。九月中旬，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了肃反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了这个运动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被立案审查，而真正是反革命分子的只有八万一千多人。他承认运动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不久后，我看到了肃反结论。一些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罗，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了感动，感觉着温暖。
我觉得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是同住在四十九号院里的当时担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他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反党，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万多字，把我心里的话通通都讲了，也引用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说的，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这时，已是一九五七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担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我们三人同年生，一九四二年我们十二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的小伙伴，那时我们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便十分热诚地要我到出版社工作，特意安排我和另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的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反右运动的大风暴中，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吴祖光在戏剧界鸣放座谈会上，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运动中不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小集团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贾克拿出了我交给他的那份报告，作为我攻击肃反和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证。只此一条，我也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贾克这时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使我难忘的是，当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时，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小家族的大会，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把这个批斗会从头至尾拍摄下来，准备在全国放映，以教育广大青年。斗争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北鸥先生，他异常激动地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年轻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陈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公安人员把我和剧协其他四个受到劳动教养惩处的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时，两边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惜。唯独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急步走出来，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
二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九年春天，我果真回来了，我见到了北鸥。这时他拄着拐杖，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风了。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里涌满了眼泪。不久后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李 辉：关于“小家族”的这些材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如果有专案小组，其人员有哪些，怎样构成的？
杜 高：反右运动编的这一本“小家族”的材料就是根据肃反中的交代材料整理出来供大批判用的。发给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以备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和写批判稿。当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但主要的几篇还是专案小组成员写的。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的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的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这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讨论分别重点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右派集团“小家族”的。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根据这本材料写了批判文章。如张光年在首都剧场批判大会上对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喊：《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一九九三年翰老逝世后，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惟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和这种批判的虚伪。
李 辉：你的“小集团”一个重要“罪责”是和吴祖光的关系。“小家族”是怎么和吴祖光挂在一起的？你对吴祖光怎样看？我很想知道你对吴祖光的评价。你认为，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
杜 高：我认为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指的他过人的聪慧、深厚的学养和飞扬的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经历过的漫长的五十年岁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幼的，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空前的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变成另一个非我的存在。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他始终是他自己。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但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当严酷的现实生活逼迫着我们一个个都变得胆颤心惊谨小慎微，变得世故虚伪人云亦云，一个个都变得明哲保身看风行事的时候，吴祖光依旧按照他的本性生活着，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的毫不遮掩的率真闪耀着多么美丽的人性的光彩，又是多么地令人惊异啊。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反胡风运动本来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真纯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
出于一种善意的同情，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几句公道话。他不知道这样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哪有像吴祖光这样天真的人，自动送上门去呢？正好，这个小集团正缺一个头头，原来是想抓住胡风这个大头目的，实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现在吴祖光自己跳进网里，渔人怎不乐开了怀呢？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自己招来一场大祸。
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是，他这种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人们应当还记得，到了九十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某超市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哩。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待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我认为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
五十年代初，我们和他交往时还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他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作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作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接待。
一九五七年，吴祖光由于他的率真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去出席座谈会，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他有些激动地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发表时，田汉却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汉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奉命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两种因素都有？我这里不作考证。但不管怎样，田汉这一举既坑害了吴祖光，也表明了在极左政治风暴中他这样一个大艺术家自我心灵的扭曲。因为在吴祖光发言之前，田汉自己写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对戏剧工作的批评比吴祖光尖锐得多。
田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想，如果命运给他机会，他会向吴祖光道歉的。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加重他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便以他为首了。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无可奈何地揪上台去，听任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你问我“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命运”，我想说，倒是我们这几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些材料连累了他。
李 辉：从档案中看，在一九五五年路翎被捕之后你还有勇气去看望他的夫人，这令我感到钦佩。你还记得他夫人和家庭的大致情况吗？
杜 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以后，早已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我的情况比他们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的宿舍里。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六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会见到我，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红门的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他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我便告辞了。虽然天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现在更值不得什么“钦佩”。这件小事之所以今天还为一些人提及，就在于它后来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惨的二十五年，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李 辉：你前面提到的友人肖里，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杜 高：我很怀念已故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一九五六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不脱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肖里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七月号上。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教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肖里的命运很悲惨，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家庭破裂，他下放到了黑龙江。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英年早逝的友人们，想起这一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