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作者：李 辉 杜 高
杜 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他们的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和敌人。他们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一九五七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赵寻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当然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得到政治上的辉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他下放武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他被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列入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之一。他从牛棚到干校，饱尝极左政治的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评论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地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右派平反改正，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除汪明已经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以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一九七九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天晚上陈刚就陪我到和平里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吃饭。相隔二十二年后重见，我们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使我们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共事。
李 辉：从七月二日你和汪明的大字报《我们要发言》来看，你们也在声讨右派分子，这是不是想通过表态来过关？当时有什么反响？
杜 高：这张大字报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用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被当作我们的右派丑行编入了批判材料里，成为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一个事例。
五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突变，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批判的一个重点是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中央规定：凡是攻击肃反的，一律划为右派。
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文联大楼里帮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声讨右派的一篇篇檄文。人人争先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现在都紧张起来，而前一向忍气吞声听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磨拳擦掌准备反击了。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张大字报。
李 辉：这批档案中有不少汪明写的交代材料。今天你怎么看待他？
杜 高：汪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也整了他，但他天真地以为什么都说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不仅把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甚至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整理的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多数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在批斗会上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为“小家族”翻案，为此，吴祖光夫妇和一些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
尽管汪明的揭发交代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仍然认为汪明是一个单纯热情的人，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单纯和天真。他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并没有挽救他，他还是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大约在一九六六年我们在团河农场偶然相遇，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我还在教养中。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料到，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没能“回到革命队伍”，一九七六年他死于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
李 辉：请谈谈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这份《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当时填写的过程，你是如何由剧协移交到公安局的？
杜 高：一九五八年二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小家族”的全部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由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了他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算是对我们做了结论。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我预想到对我会处理得比他们重，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也会让我去劳动，但我没想到自此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教生涯。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二十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一九五○年冬，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同我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我们曾一同在敌机的照明弹下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山洞里的烛光下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轰炸中为战士们演戏。汪明从朝鲜回国后，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青年战士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情的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经排演成熟，即将在北京公演。不料此时突然爆发胡风反革命事件，由于汪明和路翎的友谊，他被怀疑为与胡风集团有关联的人物。《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汪明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汪明一直到受了劳动教养的处置，仍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满腔热爱，他没有颓丧的表情，对前途似乎仍很有信心。他在公安局里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汪明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几个月，他悲惨地死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他没有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堆泥土。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诗人公刘从安徽写信告诉我汪明已离世的消息，他说，汪明死后只留下了一个日记本。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一九五七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一九五八年底我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一九六一年到茶淀清河农场，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一九六九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四、 劳教部分
李 辉：我注意到，一九六○年关于你的材料中，你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然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譬如，别人揭发你在大跃进中不让别人多干活等。这是与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当时对大跃进有所看法？
杜高：一九五八年四月把我送交公安局劳动教养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把我整得精疲力竭，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哪怕流放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也会比在这里轻松些。我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未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折磨一个人和改变一个人，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着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敏锐地感受着新事物，接受新鲜的思想，并且喜欢毫无顾忌地对现实发表议论，不但自信，还有那种只有青年人才有的自负和自傲。因此我的性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个压抑个性、要求绝对统一的极左政治环境产生深刻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从逐年积累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和冲突也就贯穿了我的整个劳动教养的过程，直到岁月无情地给我添上白发，直到我的个性彻底泯灭。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适应那个劳改环境，还顽强地保持着我的性格的某些特征，我仍然克制不住地要表达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看法，比如材料里记载着我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就完全不是由于我当时就对大跃进的荒唐有什么认识，只不过是我忍不住要把自身感受到的“不许睡觉”的苦恼宣泄出来，和对人们打着盹儿强撑着以表示自己干劲冲天的奇怪现象说两句怀疑的真话而已。当时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报纸上说的形势大好，至于大炼钢铁、高产卫星田、公共食堂等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以及造成的严重恶果，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从各种回忆录中陆续得知的。
李 辉：关于两个窝窝头专门开批判会，你也很认真地写检查，这也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对这件事你有什么可以补充说明的？
杜 高：今天重看两个窝窝头事件我写的那篇检查和人们对我的批判，不禁要发出苦涩的笑来。一九六○年底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那一天轮到我去伙房打饭，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他是工厂的技术员，记不得那天他是有病还是下车间去了，午饭时没有回来吃他那两个窝头。那时饥饿已经开始向我们袭来，没人吃的两个窝头对我是个极大的诱惑，我没有立即送回伙房。第二天管教干事查问这两个窝头的下落，我就赶紧送回伙房了。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在那个年代，尽管我没吃那两个窝窝头，但是有过想吃的念头，这就是罪过。为此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还要接受小组批判，没完没了。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些批判是那样荒唐可笑，但对于当时的我，除了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狠批自己，别无出路。一九六○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挤睡在炕上的人们不知是不是在思念家人，大都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在监舍的昏灯下我趴在炕头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不会想到，那将是更大饥饿的一个年头。
在那个环境里，人的生理要求也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前一年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放卫星”，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地干活，那时，谁要是说想睡觉，干活时打了个瞌睡，人们就要批判你对大跃进的态度，你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一九六○年，粮食紧张了，定量减少了，谁要是说饿，吃不饱，想多吃一个窝窝头，那就是对待“三面红旗”和“暂时困难”的态度问题，这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两个窝窝头的那篇检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李 辉：一九六一年四月，监管负责人的评语很严厉，一句话“再劳教三年”，便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当时知道这个决定后的反应现在还记得吗？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你写的《思想总结》中谈到了对决定的认识，那么，这些话中的真实性有多大？
杜 高：劳动教养原先是不规定具体年限的，一般最长三年，根据各人的具体表现确定时间长短，有很大的灵活性。到了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已被收容教养满了三年时，政府又颁布了新规定，像劳改犯判刑期一样，给劳教人员定劳教年限。考核每个人的表现分别六类（从定期半年到最长三年）进行处理。我记得这一天，刮着大风，我们蹲在劳改厂的一个空坪里，紧张地听管教干部宣读名单。我被划入“表现很坏”的一类，继续教养三年。这样，我要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能解除教养了。
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是继续教养一年或二年，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李 辉：你在什么场合用了“沙皇的狱吏”这样的字眼？
杜 高：那是在冬日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教养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这本破破烂烂扯掉了封面的书，原来他看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教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这位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他为着靠拢政府，争取自己早日解除，不惜坑害了我。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用告密来换取自由的环境里，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李干事忽然来把我叫醒，要我收拾好衣物，我便随一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茶淀农场继续改造。
我再听到有关李干事的消息是在五、六年后。我因胸膜破裂被送进团河农场二大队的职工病房休养，正值文革高潮，公安系统内部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激烈展开，我不时从病房的窗口看到农场干部们被揪斗的场面，真令我惊心动魄。从病友的闲谈里，我听到李干事被群众用皮带打死了的消息，据说查出解放前他在天津卫当过警察。他死得很惨。也许，他也是一个冤案。
李 辉：一个人的印象就决定了你在劳改农场再呆三年。这新增加的三年是怎样度过的？
杜 高：李干事给我追加的这三年，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
从一九六一年夏天开始，整个劳改农场笼罩在一片愈来愈可怕的大饥馑的恐慌、凄惨和混乱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饥饿能摧垮人的理性把人逼疯，饥饿能剥掉人的自尊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这时，我才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生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颤栗。
我们的口粮减到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副食只剩下一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最初我们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靠拼命喝水来胀饱肚子。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两条腿浮肿得提不起来，寻找食物便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追求了。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渝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谢自渝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他在苏联批判铁托的时候，认为铁托的理论有道理，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了校方注意。这个天真的学子写了一封支持铁托观点的信，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掏出信，就被人抓住送回学校。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时，他的手提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就是三大本《资本论》。他才二十几岁，还做着罗曼蒂克的梦，准备一边用强体力劳动来磨炼意志，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矮矮敦敦的青年在劳动中还拼命创高效，挖土方的时候他还硬挺着，涨红着腮帮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抬筐。在饥饿的这一年，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着自己，绝不像我这样露出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但是，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瞪圆两只眼睛扑了上去，一把扭住那条蛇，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蛇头，三嚼两嚼吞进肚里。就这样，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那情景真叫人惊骇。
我虽没有他那么大的勇气和本领，但也是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寻觅食物。除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在档案里还保留了我的一些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堕落”。可是检讨归检讨，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我曾用仅有的一双新布鞋和一件毛背心和附近的农民换了两个糠窝窝头充饥。我在地里寻觅野菜，有时能拔到一些马齿苋和胡萝卜缨子，晚上躲在厕所后面监管队长看不见的墙旮旯里，用两块砖架起脸盆烧些柴草煮熟了吃。没过多久，野菜挖不到了，天气渐渐凉了，饥饿愈来愈严重。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挖到了十多头大白菜根，真是高兴极了。收工后我照旧端着脸盆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但是这一天点火的人太多，天又黑得早，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长条火龙，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我正蹲在地上烧火，忽然听到有人喊：“队长来啦！快跑！”人们急忙把火踏灭端起脸盆就跑，我也跟着跑，慌乱中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和枯叶盖住的尿坑里，我紧紧地抱住脸盆，不让煮熟的菜根泼掉。浸湿的棉裤很重，我费力地把腿从尿坑里拔出来，艰难地回到监舍，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肚子，再脱下棉裤到火炕口去烤干。
又有一天，我被派到场院去干水稻脱谷的活儿。干这个活虽然很累，但大伙儿都乐意干，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队长在场院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翻出来检查，但人们仍趁他不备抓起一把稻谷塞进棉衣兜里，然后假装大小便，躲到稻草堆后面，用鞋底搓掉谷壳，把生米塞进嘴里。吃了几次生米，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队长发现生稻谷也有人吃，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不再派我们去场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白茫茫的一片冬雾，天气阴冷，我们怀里揣着一个中午吃的窝窝头到很远的大田里去拾稻穗，每人一行，从这头到那头足有一里多路，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遗落在地里的稻穗早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我捡不到几穗。但这一天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霜降，蝗虫飞不动了，一只又一只落到了我的脚前，我顺手抓住它们藏进了棉衣里。收工回来后掏出来一数，竟有二十多只，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点燃一张报纸，烤焦的蚂蚱香味扑鼻，真是那个年代里难忘的美食。
入冬以后，电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可怕的肝炎病毒在这里迅速蔓延，病号一天天增多，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呻吟。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抬走死人的声音。我已经麻木了，周围的死亡不再使我震动，我的腿浮肿着，走路十分吃力，我开始咯血，身体越来越虚弱，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
年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忽然来了命令，把各分场的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农场西荒地的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场里，伙食也有了一点改善，晚餐的两个白薯窝头改为一大舀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这一舀子大米粥竟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它太好吃了，以至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就盼望着天快些黑。粥是用大木桶盛着的，队长站在粥桶旁监督着，我们端着饭盆排着队每人领一舀子。这时冒出来一个人物，名叫高健，大高个子，东北人，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他真聪明，在出工的路上捡了一只破鞋，他把胶底修剪成一个刮片，洗得干干净净藏在怀里，他很快把自己那份粥喝完，蹲在粥桶边，等最后一个人领完粥，他突然扑向粥桶，把桶推倒，一头钻进桶里，用他的刮片把粘在桶壁上的粥汁刮下来，竟刮满一饭盆！这情景使监管队长也目瞪口呆，他披着军大衣叼着一支烟鄙夷地吐出一句：“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发明了各种工具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以后，我从被子里坐起来，忽然胸背剧烈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了，穿不上衣服，只得坐在炕上喘息，队长已经开始点名，班长跑回来拽我下炕，我挣扎着跟着队伍到了工地，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走过来厉声训斥我：“不要装病，快起来干活去！”无论我怎样哀求，他都不相信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只好咬牙站起来。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各农场的右派分子都调回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三余庄集中改造。刚到的第二天早上，一位监管我们的高队长来查房。我躺在炕上，他看见我枕边放着的一个罐头盒里吐满了血，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到病号组去，不要出工了。”我很感激他，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用这么和蔼的语调对我说话的队长。
李 辉：一九六四年五月你被解除劳动教养了吗？在这之后的处境和教养期间有多大区别？
杜 高：到一九六四年五月，我虽然“继续教养三年”也期满了，但并没有被解除劳教。这以后若干年，解除右派劳教的程序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是当时集中在团河农场改造的二百多个右派劳教分子们热切盼望的日子，这是所有定期三年的人劳教期满的月份。人们几年来忍受各种困苦，就是为了争取按期解除。尽管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将使我们恢复过去的社会职务和政治身份，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定期在三年以下的右派，都陆续按期解除了劳教，但摘掉帽子后被叫做“摘帽右派”，是公民中的“另类”；他们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接受监督，也不是一般的职工。但他们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还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宿舍外面没有铁丝网，劳动的时候不再有荷枪的警卫监视。
然而，就是对这一点点自由的向往和吃一顿饱饭的渴求，也都成了我们难以实现的奢望。
五月的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始终没有解除劳教的消息。焦虑不安的情绪渐渐在劳教队中蔓延，人们忍不住询问队长，为什么到期不宣布解除？队长也露出为难的表情，甚至透露说，农场把你们的表现材料已如期上报了，批准的权力不在队里。那么，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又变了？三年前的规定又不作数了？对右派又要有新的处置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在右派队里传播开来。为了稳定这二百多人的情绪，农场的场长特地到教养队来讲了一次话，他说：“谁说党的政策变了？谁说政府说话不作数了？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党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政府说话是作数的。谁改造好了就摘掉谁的帽子，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摘掉帽子。现在一个都没有解除也是对你们的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信任政府，安心改造。……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里，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光明前途。……”
就这么一番话，又一次决定了我继续教养的命运。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宣布延期三年是由于我“表现很坏”，那么这次无期限延期，就连理由也不说了。从一九五八年的不定期劳教到一九六一年的延期三年，再到一九六四年的无限期延期，就是我劳动教养进行的三部曲，我的青春和生命也就在这每一个节拍里消逝着。
场长讲话以后，我们无可奈何地沉静下来。悲观消沉的情绪笼罩着右派队，人们失望了，意识到右派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个人表现，而是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手里，任何个人努力都是徒劳的，自己能做的只是保住生命，活一天是一天。
但确实也有一些青年学生，虽然被视为党的敌人仍然对共产党一片赤诚，真心信任。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肖其中，很为他的不幸难过。肖其中是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是一个农家子弟。他的父兄对他寄以厚望，他不敢把自己当了右派告诉家里。他思家心切，深信场长说的只要积极劳动表现好就可以早日解除教养回家乡去。他努力争取，从不懈怠。我那时在队里做宣传员，每天写黑板报，肖其中是最热情的投稿人，他喜欢写诗，用美丽的辞句歌颂劳动，歌颂党。他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工后他总端着饭盆站在黑板报前一边啃窝窝头一边看劳动简报，发现受表扬的人中有他的名字时，他总会流露出欣喜。他非常重视这种表扬，希望政府了解他的改造成绩，早一天让他成为自由的公民。一九六五年麦收时节，他从早下地割麦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中午都不休息。他在一九六一年大饥饿的日子里患过肝炎，全不在意，自信年轻力壮，不吃药不请假。这时他又常感到胃部疼痛，在麦田里，他捂着肚子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喜：“我今天割麦又创了高效！”我看他强忍着疼痛，额头上渗出一颗颗汗珠，劝他要求队长带他去场部医院检查，他笑笑说：“我没什么，我还就怕像你这样得了肺病，不能干活就糟了！”
就是这样一个拿自己青春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争取政府宽大的青年学生，却唤不起政府一丝一毫的怜惜，硬是不解除他的劳教。更大的悲哀是，他的创高效又常常是对其他难友的威胁，他越积极就越孤立，常常遭到讥笑：“上了黑板报又能捞到什么？”没有人同情他的病痛。
第二年秋天，我在一次劳动中胸膜破裂，被抬到农场职工病房休养。
一天，从教养队又来了一辆板车，车上躺着肖其中，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的腹部胀满了水，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病房里传来骚动的声音，有人急促地说：“快给教养队打电话，天亮前把人送去烧了！”肖其中死了。他终于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这个农家子弟的青春生命就在这个静夜里熄灭了。
我却活着继续等待政府的宽大。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现在从档案里可以看到，每年教养队的确为我填写了一份解除劳教申请表，但“处、分局意见”一栏里都是空白的。表格中有关我的基本情况如罪行等项，一年年照抄下来，一字未变，惟一变动的是我的年龄。每填一张，便增加一岁。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军管会批准我解除劳教，但拖到国庆节才宣布，十一月我被遣送回原籍。
在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以来，像我这样劳动教养居然长达十二个年头，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个案例吧！
李 辉：从《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看，尽管经历了多年劳教，你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文革初期对文艺界的情况也还是很关注，并且发表一些议论。你这是不是本性难移？
杜 高：这一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言论，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妄加罪名，这在当时就算难得了。文革爆发以后，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文革的信息。文革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首当其冲的又是文艺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震惊、关注、思考和猜测，我虽然被禁闭在劳改农场，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家的政治变动，因为这首先关联着我个人的命运。坦白地说，每当我听到文艺界一批批的人被打倒，被揪斗，而许多人就是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猛烈斗争我的人时，我的感情是复杂的，禁不住要发出几声慨叹。
李 辉：一九六六年初你们怎么收听“美国之音”？当时不怕被揭发吗？
杜 高：这是很富戏剧性的一个现象。劳教队是不允许带收音机的，谁也没有收音机。但早晨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野里干活时，却常常传播一些外面世界的惊人的新消息。如彭真市长被揪斗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反党分子，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织了一个反党司令部等等。据说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是谁收听到的，是谁第一个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各种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右派队里有能人，有的人找来几个小零件自己就可以攒一个很简陋的收音机，也许就是用它在半夜或清晨偶尔收听到了“美国之音”。
这个现象表明，被囚禁被隔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而人们又总是用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智慧来冲破禁锢，绝对的封锁是困难的。
李 辉：从一九六九年的“汇报”看，你在这时还经常发表对现状不满的言论。为什么？
杜 高：这些“汇报”是不准确的，写这些材料的人有各种不同动机，多数是为着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改造有进步。经常是抓住听到的只言片语，加以夸大或上纲上线，所以这些材料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思想状态。
一九六九年是我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身体已经极度衰弱，而且因为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整个精神世界也已濒于崩溃，我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一九六九年初秋又因为一次在水渠劳动，浸泡在深水里患了急性肺炎，我又开始咯血。长期的缺乏营养和半饥饿的状态使我感到自己已无力再熬过这个冬天了。在当时的处境中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恐怖，但求生的本能还是使我迫切渴望尽早解除教养，恢复自由。到了这时候，我只有不断地向毛主席悔罪，发誓永远按照他的言论来说话，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其他想法，只求给我一条生路。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人民日报》重又批判“二流堂”“小家族”，指出后台老板是刘少奇。我更感到处境危难，所以这时我已不可能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反应，更没有勇气发表什么对现实的不满言论了。
李 辉：最后一份档案是关于你被摘帽并送回原籍的材料，时间已是一九六九年，距你打成右派开始劳教十二年。你自己坦率地讲，这么长的劳教，你认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到底是否起到作用?如果有，是哪些？
杜 高：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由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以后的一般情况。我在长沙街道上做临时工的八、九年虽然是艰难的和贫穷的，但总算安全和自在。这就是因为我经过了十二年的劳教磨难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相当懂得政治世故的中年人了。生活逼迫我学会适应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并且早已懂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第一要义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我时刻意识到周围的革命群众在监视着我，我十分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不忘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摘帽右派”，从不敢得意忘形。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论居委会派我去挑沙子，挖防空洞， 还是到翻砂厂抬铁水，拖板车送铁块，我都卖力地干，不论一个月给我二十元工钱还是四十元工钱，我都一样感激地收下，从不讨价还价。只要想想过去的十二年在劳改农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就再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奢求。我悄悄地向有公费医疗待遇的母亲要来一点药品医治我的肺病，我不能让人们知道我患有结核病，我怕失去工作。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学会技术，工业描图或制作教具等等；我后来住在街道盖居民楼的一间堆石灰的小工棚里，在那里建起了一个教具车间。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时，我像过去站在监管队长面前那样，唯唯诺诺，把他们当成“无产阶级专政”。问到我的思想时，我会流畅地背诵一段语录再接着汇报。
有一次，户籍警对我说：“革委会的头头说像你这样老老实实的右派，算是改造好了。”
在我的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影子了，我变了一个人。
十二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成为远去的岁月，加上我有意地忘却它，绝不再回想，但它却仍要不时地重现在我的噩梦中，一次次把我惊醒。这使我痛苦不堪，似乎它已埋藏到了我的意识的深处，提醒我不要忘记是一个有罪的人。
一九八○年春天，我五十岁那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我的妻子温柔地爱着我，我感受到了幸福，但噩梦还是跟随着我。我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教队，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宣布延长我的劳教期……我惊恐地大叫，浑身冷汗。妻子叹息着，可怜我。在我结婚半年以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这一次，她哭了起来。
和“小家族”的朋友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个比我有价值的生命先后化为烟尘，无声地飘逝了。而我还活着。
二十多年来，我，一个渺小的生命，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艰难地挣脱长期的精神禁锢，一步步地重新找回被迫失去了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