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郑和的不幸与鼠辈的罪孽
作者：章 明
此事发生在明宪宗朱见深（1464年～1487年在位）的成化年间。明人严从简所著笔记《殊域周咨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永乐二十三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西洋取宝船，不复下蕃。宣德中虽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夏秘不言。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夏后果至兵部尚书。
项忠于成化四年（1468年）受命“总督军务”，后升为兵部尚书，郑和档案被毁就发生在他任职期间。兵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郎中是分掌各项军务的高级官员，类似司长。项忠和刘大夏守土有责、守海有责。可他们二人通同作弊，监守自盗，销毁国防核心机密的郑和航海档案，不但犯了欺君之罪，更严重的是犯了叛国之罪。郑和档案肯定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因为它不但记录了郑和及其僚属几十年带兵编队航海的经验教训，而且必然包括了前人航海的积累。我想其中应该有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一、明成祖曾命令郑和前往江苏、福建等地的造船厂打造“宝船”（应当正名：不是刘大夏之流别有用心地说的“取宝船”）和其他战船。档案中一定记载了各类船只的长度宽度及结构方法。此项至关紧要，不但为历史研究之所必需，而且事关明、清两代海军的基本建设。二、郑和舰队的编队组成、指挥方法、通讯联络、号令传达等等。三、郑和所乘坐的指挥宝船（旗舰）的全部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各船的航海日记。四、郑和所部水师官兵的训练方法以及郑和本人如何谙熟航海的情形。五、每次下“西洋”前的上谕及郑和归国后的奏章，其中必有丰富的内容。六、郑和舰队的后勤补给系统及实施方法。七、各类船只的武装配备。八、随船官兵的健康、疾病、医疗状况。九、郑和在归国途中病卒的详情……由上所述，可知郑和档案对于我国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它被毁后损失的惨重性。我们知道，郑和舰队实际上就是明朝惟一的海军舰队。在郑和死后这支舰队很可能是没有保存下来的这从倭寇之患逐年地加剧就可以看出来。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猖獗达到顶点，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都遭到严重骚扰。倭寇竟攻占了我许多州县，大肆烧杀抢掠。而明朝的海军几乎等于零：“十存一二，遇警以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见娄曾泉等著《明朝史话》）如果此时由郑和创立的舰队还保留了下来，局面又将如何？上述刘大夏、项忠强调下“西洋”造成钱财兵员的损失，固然不无道理，应该向朝廷进谏；但作为兵部的主要官员，竟完全看不到郑和航海在国防方面的正面效益，反而倒行逆施，销毁郑和航海档案，废弃舰队，这就不仅是鼠目寸光，而且在客观上就是卖国的行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刘大夏所说的“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一语尤其阴险毒辣，其心可诛，和秦始皇、希特勒烧书的用意没什么两样。他们应当知道，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知识却要靠一代代地积累。烧书还可能有烧不尽的，销毁掉独一无二的档案，全部信息就永远消失了（由此我联想起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重要性）。他们的“拔根”阴谋果然得逞。试想，到了嘉靖年间，纵使朝廷有足够的财力，要在没有任何历史档案资料的一片白地上创建出一支郑和式的舰队来，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苦战十年，主要地还是靠他亲自练成的陆军取得胜利。一个大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而没有像样的海军，是国家的耻辱，是人民的灾难。由倭寇之患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比起下“西洋”孰大孰小？这笔账应该让刘大夏和项忠之流来算一算！
明朝的不重视海防及海军的衰弱，也直接影响到了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英国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携几百箱礼品来华，一来是要求自由通商，二来是打探中国海防虚实。通商的要求被断然拒绝而探听军事情报却有了巨大的收获。勋爵心中已经得出结论：大清帝国的舰队和海防设施不堪一击。“（我国）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够摧毁中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像中国虎门那样的两个海防要塞，只需要六门舷侧炮就可以将它们摧毁”（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一书）。四十几年后的鸦片战争，完全证实了马戛尔尼的预言。我甚至认为，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也与郑和舰队的突然消失、中国海军自明中叶以来就一落千丈有着渊源关系。由于中国自远古到近代几乎没有受到来自海上的大规模攻击，造成了中国从封建统治者直到普通百姓的海洋观念和海防观念都十分淡薄。历代封建王朝只把航海作为“怀柔远人”的手段，百姓们航海是为了贸易和出洋谋生。就连帝王和大臣们也从不考虑，北疆需要修筑长城，海上也同样需要修筑长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清光绪帝虽然想要有所作为，从西方引进了钢船利炮，可是慈禧横加阻挠，事事掣肘。北洋水师官兵虽然英勇，但终究是匆忙训练出来的，缺乏海战经验。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加快步伐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更需要研究郑和的宝贵遗产，接受他的开拓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祖国海洋事业献身的精神。
目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对于郑和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展开，然而史料的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刘大夏、项忠等人作的孽），仍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这里试举两个例子：其一，《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明成祖命郑和等通使西洋，“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这里记载的宝船尺度，在西方学者中引起很大的争论。按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一百三十六米多，排水量达到八千吨。早在十九世纪末，有的英美学者就认为，建造这样大的九桅木帆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中国也有学者持同样的看法。不过上世纪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和米尔斯二人又提出新的论据，认为《明史》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至少与事实相去不远。中国不少学者根据考古、发掘所得，也支持他们的新说。但由于原始记录《郑和出使水程》被毁，无论是谁都不敢说自己的主张就是定论。不过，中外学者一致肯定的是，郑和所用的宝船，比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的船都要大得多，他们的船只没有超过三百吨的。其二，根据史籍记载，古代远航者最怕的是坏血症，而又不知道此病是由于长时间缺乏新鲜蔬菜水果所致。麦哲伦横渡太平洋时，全部船员都罹患了坏血症，以致不能正常操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中，死于坏血病的人太多，以致发生船员暴动，哥伦布差点被杀。那么，前文中所引刘大夏说的三宝下西洋，“军民死者且万计”的说法是否可信，又是否与坏血症有关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处翻书并向内行请教，都不得要领。不久前我遇到好友张怀树医生，他是一位博学而且诚实的人。他说：“人体如果超过十五天得不到维生素C的补充，就会开始出现坏血病的症状。好几年前我在一本记不得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医学杂志上读到，郑和航海时，每条船上都贮存着黄豆和绿豆，叫官兵经常发豆芽做菜，因此，郑和的队伍基本上没有闹坏血病的。西方的航海家则是在发现柠檬的作用以后，才摆脱了坏血病的困扰。”我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连忙打听文本的出处。张医生却说早已忘记了，无法找到。不过他可以肯定确实有这篇文章和以上的记载。这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样珍贵的史料线索也是难得的，因此记在这里，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能够加以证实。更希望有哪位志士仁人尽快地写出一本史料翔实、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饶有兴味的《郑和传》来，让我们的青少年除了熟知走红歌星的名字外，还知道我国明代有一位大航海家郑和。功德无量！
（作者注：本文所用史料，除已有注明者外，大部引自《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一书，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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