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郑和的不幸与鼠辈的罪孽
作者：章 明
郑和生前身后都是一位很不幸的人。生前备受歧视，死后，他的名字和他的功业被中国封建时代的庸人们掩盖了四百余年之久。特别是整整一部郑和航海档案（当时称为《郑和出使水程》）——记载着郑和及其部属在将近三十年间的七次远航中，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的航海经验以及有关国防机密的珍贵史料，竟然都被明朝兵部的某些奸人鼠辈藏匿起来并且销毁掉了，也就是活活地把这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一斧头劈掉了。郑和航海档案仅此一份，被销毁了就无法恢复。像这样人为的不能弥补的恶性事件，恐怕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这不仅是郑和的不幸，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大段空白，湮没了郑和及其部属在几十年惊涛骇浪中取得的进步，阻滞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影响了中国明清两代的海防实力，也使得百余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郑和研究者由于确切史料的匮乏而好似雾中看花，从而歧见迭出，争论不休，许多重大问题迄今没有定论。不能不说，始作俑者罪通于天！
由三十五岁“丰躯伟貌、器宇不凡”的青壮年，到年过花甲的垂暮老人，郑和把后半生交给了碧海巨浪。可以说，像郑和这样开创型的航海英雄在我国是无人可比的，有资格进入“无双谱”。从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1405年）到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奉命出使“西洋”（当时称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湾、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以及非洲东岸的海域为“西洋”）。他率领一支由巨舰（号称“宝船”）六十二艘、连同中小船只近二百艘、承载官兵和随行人员二万七千余众的庞大舰队，驰骋在广袤的南太平洋上。郑和舰队在名义上是海上使团，在性质上是军事组织或准军事组织，运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走的多半是我国前代航海家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航线。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次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逻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娄东天妃宫碑文》）
这虽然不是郑和亲笔撰写的，但说出了郑和的心声，开拓者的心胸何等开阔，气魄何等豪迈！在多次出使当中，郑和的行踪遍及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共三十多个国家，所到之处，宣扬中国皇帝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向对方的国王及臣民赏赐礼品，开展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无偿地传播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工艺，每一次都不辱君命满载而归。受其影响，亚非各国前来中国朝贡的络绎不绝，出国的华侨也更多了，许多人成为南洋群岛的第一代拓荒者，到今天已经结出了无数丰硕的果实。从国防的角度看，当时倭寇敛迹，以后数十年也没有来自海上的边患，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声威所致。
我们从小被教导说：中国从来都不是航海大国，也不是海军强国，其实这是一种流传很广、给人影响很深很坏的错误看法。郑和出海远航的年代，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要早一百一十四年。郑和所统率的船队的规模之大，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雄踞全球之首。郑和又是全球第一个跨过赤道南北航行的人（当时欧洲航海者无人敢于靠近赤道）。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远涉重洋的冒险精神，也不是没有批量地打造大船巨舰的能力和聪明才智。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不是上天注定的内陆国家，更不是生来就有“旱鸭子基因”的海上弱国。不过我们也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明代初期中国海军的辉煌，实际上就是到达巅峰以后立即一落千丈的可怕的转折点。可以说，郑和的逝世就标志着中国明、清两代海军的衰弱和消亡。这里面有奸人捣乱的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时东西双方正走着两条相反的道路。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不成气候，“赏赐贸易”、“朝贡贸易”总是赔得多赚得少，这在经济上财政上是难以长久维持的。而西方列强却处于原始积累的疯狂阶段，航海的背后是殖民与掠夺的巨大利益驱动。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此岂郑君之罪也？”是的，郑和不但无罪而且有大功，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怎能扭转社会发展大势呢？有罪的首先是封建专制制度在我国延续得过于漫长，其次是明代朝廷中的一些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而又身居要冲的大臣。
虽然郑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辛劳，立下了不世之功，而且为人又谨慎谦抑，从不自炫明成祖一直是对他宠信有加的。但郑和是太监出身，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太监不能兼外臣文武职衔，不能穿戴外臣的纱帽袍服，官职最高不得超过四品。宫门外树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朱元璋的严禁和明代中后期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的显赫对照，正是绝大的讽刺。）明成祖夺位时得到建文帝太监谍报的助力，在永乐朝太监的地位有所提高，因此才能委任郑和出使。但朱棣还不敢走得太远，郑和虽多次立了大功，朱棣也只是慰勉嘉奖，没有给他加官进爵。这样，郑和就不得不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子上。在出使时，他是大国皇帝的钦差大臣，统兵数万，远涉重洋，威震异域。可是凯旋以后，他依然是一个官卑职小的太监。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文武大臣与宦官通常都是分成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前者总是瞧不起后者，尽管宦官中也有很多好人。郑和以一个品级低微的太监却又坐拥重权，屡蒙恩宠，那些朝臣（特别是以清流自命的朝臣）自然会对他又嫉妒又蔑视，处处给他难堪。成祖朱棣在位时，由于得到庇护，郑和还没受到直接的攻击。成祖死后，仁宗朱高炽继位（1424年），批准了谏官们以为下“西洋”靡费太大、应予停止的奏请，可是他并没有解散郑和的水师，而是命令郑和带领他的“下番诸军”守备南京（也就是守卫东南沿海一带之意）。此时郑和已经五十四岁，六次下“西洋”，自忖今后再也没有出海远航的机会了，就召集他的僚属们根据实践经验绘成了一幅长达六点六米多的航海图长卷，记载了船舰自南京下关启航直到非洲东岸麻林地所经各处应采用的罗盘针位及天文星位。图前有明人茅元仪写的小序，中有“太监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详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等语，可证是郑和等所绘。由于此图收入了茅氏所编的《武备志》一书中，才没有被毁掉。现经中外史家考实，定名为《郑和航海图》，成为极珍贵的历史资料。由此图的绘制，也可以看出郑和的一片忠荩之心。同时，郑和考虑到自己年老无依，奏请朝廷将南京城外洪武年间敕建的静觉寺作为他晚年皈依之处（郑和是回教徒又是佛教徒）。仁宗在位不到一年病死，其子宣宗朱瞻基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登基之初，就对郑和这个历尽艰险又没有什么过失的三朝老臣给予了一顿申斥。《宣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宣德）元年四月壬申，命司礼监移文谕太监郑和毋妄请赏赐。先是遣工部郎中冯春往南京，修理宫殿工匠各给赏赐。至是春还，奏南京国师等所造寺宇工匠亦宜加赏。上谕司礼监曰：“佛寺僧所自造，何预朝廷事？春之奏必和等所使。春不足责，其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礼之事，不可妄有陈请。”
这道上谕实在有些过于严厉。为了区区工匠赏银之事，竟大动干戈叫人从北京传旨到南京来对郑和大加斥责，而且说得又不合道理：即便郑和委托冯春为工匠请求赏银，也扯不上什么“窥伺朝廷”这样大得吓人的罪名。静觉寺既然是成祖敕建，就和一般僧人自造的不同；宣宗明知郑和曾经请求以该寺为归老之地，也完全不当一回事。可见他不但丝毫不顾及老臣郑和的颜面受伤，连半点人情味也没有了。古今史家对明宣宗都有好评，说他“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阖乐业”，郑和无辜被责也可能是由于某些大臣进谗所致。但是，由这件公案也许可以从反面透露出两个消息：其一是郑和的清廉。史书上没有关于郑和廉洁的记载，但也没有涉及他贪污或被人参劾贪污的记录。试想郑和六次出使时，手中掌握的金、银、钱币及物资数额异常巨大，从海外收得的贵重贡品、贵重商品乃至奇珍异宝也多如牛毛。他如果手脚不干净，怎能逃得大臣们的参劾，又何至于为了请求区区的工匠赏银而自讨没趣？其二是表明此时的郑和在政治上、情绪上已陷入严重的窘境，明宣宗看他也就像看待一个有手艺的老工匠而已。可惜郑和虽然识字通文墨，但是不会写作，要是他能利用这段被投闲置散的时间写出一本《西洋出使记》来，其价值决不在《马可波罗行记》之下。当然这只是幻想。郑和能与部属们一道编绘出《郑和航海图》，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然而，就在郑和郁郁不得志地幽居七年之后，事情忽然又有了戏剧性的转机。《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九月戊寅，遣太监郑和赍诏往谕诸番国。”《明史》也有记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返。”这就是说，朱瞻基在当了五年皇帝之后，又觉得“诸番国”来朝贡的少了，未免有些失落感，于是他也要派人下“西洋”了。远航万里出使各国，必须是航海家兼外交家才行，满朝文武何人堪遣？也只有郑和等几个人了。尽管这个老工匠已经六十一岁了，而且以前曾经被伤害过（宣宗也许根本记不起来了），但他闻讯后却欢喜踊跃，领旨谢恩。经过一番筹备，船队于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1月）启航，这是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了。这次郑和在海上航行的时间最长，所到之处最多。在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他把舰队分成若干个分队，遣往印度、锡兰、阿拉伯各国，并且到了伊斯兰圣地麦加。郑和还发现了从苏门答腊启航、采取向西的直线到达非洲东岸的新航线，这是前人从没走过的，也是地理上的一大发现。舰队在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8月）凯旋，从出使到回国历时一年又七个多月之久。这次郑和使团又为宣宗带回了许多西方特产和奇珍异宝，还有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等奇禽异兽，更重要的是各国派遣的大批贡使也随船来华，这一来宣宗自然是“龙心大悦”了。可是我们的大航海家郑和呢？他却没有能够活着回到祖国……
按，终有明一代，没有任何一个文人为郑和写一篇传记，这是很可怪的。我想原因首先是郑和官职低微，且不为宣宗看重；其次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航海家的地位也是普遍地不被重视的。因此，明代的一切官书中都没有关于郑和生卒年月的记载。《宣宗实录》中既然记有派遣郑和出使的一笔，按惯例也应当记录有关于他们回国的情形。郑和是否病卒于途中以及朝廷是否给予了抚恤，是一件大事，自应有所交代，然而是一字不提，有始无终，这实在是令人寒心！直到明王朝垮台，清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主持修纂的《明史》中，倒有一篇郑和的传记，这开了我史学界第一次为郑和立传的记录，也算难为他了。不过这篇传记的价值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它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记载过于简略，通篇连标点才八百余字，如说到郑和的身世，就只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十四个字。对郑和的死说得更少，只有语气不敬的“而和亦老且死”六字而已。一代大航海家死于何时、死于何处都不管了。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张廷玉等人。清初的闭关锁国政策及海禁比明代中后期更严，甚至于明令规定“片板不得下海，违禁者死”，民间对外贸易只能偷偷地进行。这样，修史的文人怎么会把前朝的郑和当成什么人物呢？
事实上，从郑和在世时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间，郑和的名字一直是被排斥在封建主流社会之外的。只有中国沿海群众和东南亚以及“西洋”各国人民对郑和世代念念不忘，到处有郑和的纪念建筑，甚至把郑和的名字作为地名（如爪哇的三宝垄），为他修建寺庙，塑造金身，至今香火不绝。中国民间作者也把郑和故事编成小说（如明万历年间罗懋登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流传甚广。近代对于郑和的科学研究，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反早于中国学者好几十年。自西学东渐以来以梁启超的名文《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此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距今恰巧百年）为发端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且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和文物。现在我们对郑和的身世就不会那样茫然了。郑和于1371出生于云南昆阳的一个伊斯兰世家，本姓马原名已不可考。祖父和父亲都是朝拜过麦加的“哈只”（对朝圣者的尊称）。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派大将傅友德攻克云南，消灭元蒙残余，顺便把一批青少年俘虏北去，其中就包括只有十二岁的郑和。他在惨遭宫刑后，被派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由于天分极高，敏而好学，刻苦耐劳，有文武才，因而成为燕王的近侍。建文元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随侍军中，屡临战阵，在北平郊区郑村坝一战中立了功。朱棣在夺得皇位以后，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给他，从此他才得名郑和。后来成祖任命他出使“西洋”的原因，除了欣赏他的才干外，还可能是由于郑和幼年曾经听父亲和祖父说过由云南取海路去阿拉伯的故事，具备基本的地理知识。加上他在永乐二年（1404年）就曾奉命出使日本，不辱君命，因此成祖深信郑和，一连六次命他为下“西洋”的正使。至于这位伟大航海家之死，申海田等编著的《郑和下西洋》一书据明人笔记《闻见录》和两种地方志考证，认为郑和船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波斯湾的忽鲁谟斯返航，船行二十三日到达印度古里国（此地为郑和设立的好几个中转站之一），郑和即在此期间不幸病卒（卒于海上抑卒于古里亦不可考）。遗体由所部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城外牛首山下。他毫无疑问是因公殉职，而官方文书竟无一字之记载，不能不令人发一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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