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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或梦想：郑和下西洋祭
作者：周 宁
而最大的灾难还在于下洋发生的海禁背景。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就这样，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官方垄断的奢侈性贸易，破坏了五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的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因此，帝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没有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有机互惠地结合起来，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有政治虚荣无经济实惠的官方下洋，使得当陆地农耕经济的赋税无法支撑这种挥霍式航海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不得不停止，民间航海与简朴贸易也就受到致命伤害了。
五
郑和下西洋，在郑和时代，是一段寻常合理的历史事件，始乎当始，终其所终。它之所以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突然停止、长久遗忘，人们觉得遗憾、不可思议。郑和身后六百年漫长岁月，远航在遗忘与追忆中，由历史变成神话。
首先是遗忘。皇帝诏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二十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８〕。再过二十年，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动起出洋的念头，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据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因为愤慨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９〕忘掉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事。国朝盛事，已经变成“辽绝耳目”、“恢诡谲怪”的传奇，在平话、戏剧里，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万历年间人钱曾感叹：“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１０〕
遗忘与无聊使历史变成传奇。明人罗懋登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清的蹊跷惫懒”，称三宝太监郑和，也变成一个虾蟆精。《西洋记》问世于１５９７年是衰世的象征。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解释《西洋记》成书的心理是，嘉靖后倭寇猖獗，无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术（第五讲）。
郑和下西洋一边在民间传奇化，一边在正史中被贬低与省略。《明史》“本纪”提到国初下洋，仅有只言片语，《郑和传》在“列传·宦官”中简略不及千言。奇怪的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被遗忘的同时，在海外华人中却又被追忆、纪念、颂扬、奉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是东南亚祭拜郑和的中心。相传郑和当年多次来访，副将王景弘还定居终老于此。城中有三宝山、三宝洞、三宝公庙。每年阴历６月３０日，当地都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马拉三宝公圣像游行，载歌载舞，到三宝公洞默祈拜祷，郑和成了华侨的守护神。“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强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１１〕
而华侨神化郑和，自有其沉重的原因。因为唐代已有华人住蕃，宋代向海洋发展，闽粤先民移居东南亚者迅速增多。其后，蒙元入主，宋遗臣远遁海外，在东南亚华人的经济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答腊的旧港，都出现有组织性聚居的华人社区。然而，华侨始终是个人自发的、纯经济性的移民，身后不但没有国家的支持，反而有国家的招抚追剿。他们孤立无援，虽有人数之众、经济力量之强，但始终没有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也无法逃避当地的迫害。而西方扩张，将国家军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结合起来，殖民地有军队、自治政府，野蛮屠杀在马尼拉、巴达维亚的华人，每一次都不在万人以下。华侨，这些“没有帝国的商人”、“没有帝国的移民”，在苦难中惟一可以寄托梦想与期望的，就是当年郑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１２〕的盛况。
六
郑和身后六百年的命运，首先是被遗忘，然后是被放逐，放逐到现实之外的传奇、帝国之外的南洋，最后，才是带着荣耀与悔恨，在大势已去之后回归。
１９０４年，郑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１３〕，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１４〕。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１５〕
骄傲可以鼓国人志气。如研究者指出：梁任公“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１６〕。而悲愤却提出了令人深入思考的问题：葡萄牙人为什么远航，西方又为什么能够将远航进行到底？多少年以后，当西方人以商人加海盗式的航海改变了世界、创造出现代文明时，衰落败亡的中国又想起那已被遗忘的辉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隐藏在郑和叙事之后的真正问题是：世界现代史上为什么华夏文明衰落西方文明强盛？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天下德化为华夏一家，而让西方将世界殖民化、中国西化？
梁启超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视野。他认为，在西方地理大发现这个光辉的起点照耀下，郑和七下西洋，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可以同时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与悔恨。骄傲曾经有过的辉煌，悔恨这种辉煌昙花一现，似乎永不再来。实际上，如果没有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叙事，不论是郑和远航还是葡萄牙扩张，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西方五百年间扩张成一种强势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头，便能找到地理大发现这个起点。中国从天朝上国一路堕落，在失败与屈辱中开始现代化历程，文化上的反思与自省，总是在对比西方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个前提下进行。
公元十五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那时候，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即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的远航停止，世纪后半叶，伊比利亚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而郑和远航的开始，使整个东方航海事业瞬间达到了高峰。但如此壮丽辉煌的航海事业，为什么那么短暂脆弱？
结果，大明帝国船队的帆影在那个沉醉的夏季最后消失在海面上，世界南方海域与南方世界一切如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一度的辉煌很容易变成虚荣，壮丽也显得空洞。华夏文明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帝国理想，是否借助这一系列盛大的远航创造出世界新秩序？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开始了，他们在世界权力真空的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六百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后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谁称霸海洋，谁称霸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也将失去家乡！
郑和下西洋，首先从历史变成传奇，然后从传奇回归历史，最后却成了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爱国主义的生动素材。即使是二十世纪的郑和研究，在校注文献、考证文物，确定郑和下西洋的年月、事迹、航路、所到地名、出使船舶、郑和身世与随员等方面，都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语境。这一语境在建国后一度构筑的主题，成为弘扬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传统友谊的一部分。然后是每一个时代的主题，都从郑和叙事中发现象征意义，从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到冷战后的世界和平。
七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的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布了自己的新发现：郑和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发现新大陆！传统史料证明，郑和下西洋到过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最远可能还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但孟席斯认为，郑和的第六次远航，远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在麦哲伦前一百年环航地球。这一研究表明，中国人不仅在西方人之前发现美洲、环航地球，而且启发了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其后，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康悌从印度或阿拉伯地区，将郑和的海图带回欧洲，于是１４２８年葡萄牙人的地图已经准确地标明了好望角、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岛屿的位置。葡萄牙人航海不是瞎碰，而是按照郑和船队提供的航海资料寻找海图上的海域海岸与岛屿。据说孟席斯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比如，在加勒比海发现九艘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孟席斯带着他的新著《１４２１：中国人发现世界》到中国，在南京、云南和北京巡回讲演。他的发现，在西方如果只是一种有趣的海外奇谈、有畅销书的卖点的话，那么在中国，意义就远不一般。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提供更大的想象与诠释空间，让中国人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压力，重温古老深远的帝国梦。这或许是郑和远航六百年预演的一次最盛大的想象祭奠。尽管孟席斯的大胆假设，有人为之振奋为之鼓舞，无人为之求证为之落实，但或许关于郑和，国人的文化期待，本来就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然而，不容细想深思、追问下去，还是令人遗憾多多。即使是这么石破天惊的发现，也无法驱赶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阴霾。因为，如果中国人早在西方人之前就发现美洲、环航地球，那么后来他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中国人发现美洲，美洲却成为西方人的天下，为什么中国人率先环航地球，如今的全球化文明，确乎一种西化文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早就有这样的说法，即中国文明先进，但却停滞了，西方不断进步，从历史到未来、从西方到世界，后来居上。因此，孟席斯的惊人发现，最终还没有超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反倒是换一个角度参与了该话语的生产。中国的帝国梦幻，在郑和神话中，最终也是一种影戏，不能持久、不容深究。
实际上，真正的提问是，中国为什么不像西方那样扩张、为什么不是西方？
首先，不能从郑和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说历史。本来两种远航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知道了近代东西方竞逐富强的结局，再回去翻说历史，似乎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欧洲模式的普世工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无从选择。郑和远航似乎证明了世界历史的另一种选择，即比较至少应该有双向标准吧？这样才能公平客观！“协和万邦”的朝贡—赍赐体系，难道就不能创造一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像郑和时代环印度洋地区的文明秩序？历史总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总有比成败更高的正义，世界大同或永久和平。
其次，不能以资本主义扩张的成败论历史。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使西方成为霸权中心，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太平，人类并没有因此幸福。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奴役，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如洲际贩奴；大规模的屠杀也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如纳粹的种族灭绝。事实是，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强大却不称霸，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宣昭颁赏，播仁爱于友邦，厚往薄来，致远人之归服，忍辱负重，化干戈为玉帛，万不得已诉诸武力，生擒暴虐无道的锡兰山国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也做得仁至义尽。可以说，和顺万邦、共享太平，那才是千秋功业，可以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