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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或梦想：郑和下西洋祭
作者：周 宁
八
郑和下西洋，１４０５年到２００５年，已经整整六百年了。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伟大远航，早已从一段历史本事，变成持续不断的现代叙事，变成文化隐喻或象征，意义深远而宏大。然而，在那深远而飘渺、宏大而空幻的意义中，历史与乌托邦的界限，时而模糊，时而明朗。
祭奠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对我们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海外华人、整个世界，对国家复兴、移民安全、世界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２００１年元月，《参考消息》曾经摘登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赞誉“郑和为寻求贸易和信息而进行的海上航行，与后来以征服为目的的欧洲帝国的航行，形成鲜明的对照”。
郑和七下西洋，敬天抚民，协和万邦，四海如一，共享太平……如果真是那样，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可能有另一种选择？这种设问，在今日世界，越来越重要了。世界的现代化历史，是许诺和平与幸福的，暂时的不公与苦难，可以作为代价。但是，种族屠杀、奴隶贸易、殖民侵略、欺压剥削，所有现代化过程中的罪恶，并没有换来所谓历史终结处的自由与公正、和平与繁荣。帝国主义列强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冷战结束了，但世界范围内的屠杀与混乱并没有结束，拉登为代表的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恐怖，布什政权强势推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不是另一种恐怖？科索沃事件、“９·１１”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使人们在警惕到“基地”的威胁之外，也警惕到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威胁。曾经有人预见的“帝国秩序的全球彩虹”，正消失在一种普遍的对全球安全结构的怀疑与焦虑中。
后冷战时代，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何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权力结构正在严重变形，即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９·１１”事件前一年，曾有人宣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即所谓的“帝国”，正在悄悄出现〔１７〕。“帝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世界政治制度”，“是对国际制度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因为帝国没有权力中心、没有国都疆界，帝国对全球秩序的统合，是依靠一种相互制约的权力网络完成的。而超国家的全球权力与权利限制，将带来世界最终的正义与和平。
帝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而是一种跨国权力网络，掌握了全球武力霸权的美国，也只是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一个层面。哈特与内格里认为，他们在宣谕世界和平的福音，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人类不仅找到了全球伦理的理想、实现其理想的法律原则，还落实了业已出现的、可操作的物质结构。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转变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社会的管制形式由规训社会转化为控制社会，政治权力也由外在压制性权力转移为内在微观、网状的生态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之中。《帝国》仔细区分帝国与以往民族国家互相竞争帝国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产生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国家军事强权，意味着掠夺与战争，而帝国这一全球立宪形式，则带来和平。
《帝国》的作者认为，帝国作为一种全球宪政，产生自美国的联邦宪法，祖述罗马帝国。祖述罗马帝国不假。在正义的名义下征服其他国家，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强大时，路易十四的法国、十八世纪的英国，都自认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但联邦宪法是否可以跨越国家界限延伸到国际，就未必可知。布什政权的国际权力运作完全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有明确的国内国际分野，跟传统欧洲的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区别。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是帝国还是帝国主义？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是战争与恐怖，还是和平与繁荣？
或许，帝国主义从未结束，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时代才刚刚开始。美国为国家利益，利用法权上国际秩序的名义，使用军事暴力，执行的是全球化警察权。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同样在威胁、考验着世界和平。因而，人类是否有能力缔造世界和平、有资格享有世界和平？罗马帝国、美国宪政，如果都不能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资源，中华帝国的天下国家理想与朝贡体系实践，就可以提供吗？三宝郑公，魂归来兮！将世界和平的期望寄托在礼仪天下、和顺万邦的天下国家理想中，究竟有几分可能、几分欣慰？
征服还是礼教？罗马帝国无法提供的世界和平资源，中华帝国是否可以提供？人类所已经历、所能想象的世界秩序体系，本来就不多，儒家的天下国家理想，算是其中之一〔１８〕。郑和下西洋，算是这种理想最大限度的实验。世界一家、天下为公，是中华帝国的一种世界理想，因为西方帝国主义以民族国家霸权为立场构筑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则以天下太平为立场，构筑世界秩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先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其物质结构，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不仅“礼尚往来”，而且“厚往薄来”。在中华帝国的这种天下太平理想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郑和远航的史诗意义，即郑和七下西洋，试图将天下秩序从华夏九州推广到南洋印度洋地区，不是没有理想，而是难以实现其理想。
国家富强了，是否可能不称霸？近六百年过去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秩序，还在考验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天下帝国理想。这是我们祭奠郑和下西洋的最后一层意义。郑和下西洋，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神话、海外华人移民的神话，是否还可能成为全球化政治秩序的神话？而一旦成为神话，是否永远就是神话了？
天下太平，郑和远航，是历史，还是乌托邦？人类不是没有理想，而是没有能力实现理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人类假设了这两种实现秩序的途径，但不幸的是，可以实现的却只有一种，即征服与强权创造了世界秩序。从历史上看，茶叶与瓷器维持的礼仪天下是脆弱的，坚船利炮横绝天下才能持续扩张发展。预言中帝国的权力网络秩序，远没有出现，惟一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呼啸着人权与正义的炸弹正不断在地球上准确地制造废墟，永乐大帝所谓“君临万邦，四海如一，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天下理想，六百年后显得更有传奇色彩了。
祭奠郑和下西洋，是在祭奠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天下太平的乌托邦。郑和远航难以为继，实际上是天下帝国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实验难以为继。那是穆天子西游式的浪漫故事，慷慨的封敕赍赐，热情的送往迎来，短暂的辉煌，永久的悲凉……三宝郑公，魂归来兮！祭奠一种乌托邦，是重温理想，也是觉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许，其中严酷的道理是，今生今世，现实永远，那距离，根本就不可逾越。混淆历史与乌托邦，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灾难。
世界南方海域，很难再见到中国海舶千帆如云的盛景。
注释：
〔１〕明·敖英：《东谷赘言》卷上。
〔２〕《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按米换算，当为长一百五十米，宽六十二米。１４９２年哥伦布船队只八十八人，旗舰圣玛丽亚号排水量为二百五十吨。１４９８年达·伽马的舰队只有四艘船，最大的为两百吨。伊本·白图泰说，航行于印度洋的中国船大者可载客千人，据《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舟辑部》载：“海舶广大，容载千余人，风帆十余道。”
〔３〕据考，郑和于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四月初逝世于南印度古里国，即达·伽玛到达的卡利卡特。参见《天妃灵应碑》，《郑和研究资料汇编》上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又郑一钧文《郑和死于１４３３年（４月初）》，见《光明日报》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
〔４〕清·张廷玉等的《明史》，傅维鳞的《明书》，万斯同、王鸿绪的《明史稿》，沈德符的《野获编》，赵士哲的《建文年谱》，均持此说。实际上明朝已有人提出异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九：“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文皇帝岂不见及此。”
〔５〕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６〕《明史》卷三零四“郑和传”。
〔７〕清·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郑和船队采购的多为奢侈品，番使献贡的也是奢侈品：“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縻里羔兽。”
〔８〕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年）李昭洋主持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志·舟辑志》“海船”下记“尺度无考”。
〔９〕万历年间顾起元：“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史，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１０〕《读书敏求记》卷三二。
〔１１〕许云樵《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又杨文瑛《暹罗杂记》记南洋华侨“皆极崇拜”郑和，“大抵凡事物之不明事理者，不曰三宝公所教，则称三宝公所为。敬信之深，于此可见矣。此种信心，牢不可破。甚有谓三宝公圣口者，好害凭其所言”。引文皆见《八桂侨史》，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办，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３５～３６页。
〔１２〕王鸿绪：《明史稿·郑和传》。
〔１３〕《新民丛报》，１９０４年第三卷二十一号。
〔１４〕〔１５〕〔１６〕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２８、５页。
〔１７〕２０００年，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副教授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出版《帝国》，提出“帝国”理论，迅速卷起思想风潮，开创了一种思考新世纪全球化政治秩序的新范式。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汉译本见（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著：《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８〕有关中国思想对世界和平理念的贡献，论述颇多。最近精彩者，就笔者所见，如赵汀阳为普遍知识和互动知识国际会议（Ｇｏａ，Ｉｎｄｉａ，２００２／１１／２５－２９）与帝国与和平国际会议（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３／２／１５－１８）提交的主题发言论文《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粱燕城博士为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研讨会（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４／７／１３－１５）提交的主题发言论文《冲突抑或和谐——全球化下的中国哲学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