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看“《人言》事件”

作者：散　木

　　鲁迅批评海上文坛的曾今可、张资平、邵洵美侪辈，果然“不免为人所憎”，于是就有“堂堂的《中央日报》”上两篇“富家女婿崇拜家”的议论，其中语含毒汁，谓“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反过来则说邵洵美以“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所近，用些妻子的陪嫁钱来作文学资本，当然也无不可”，更攻讦“今日在文坛上最有声色的鲁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这时的所谓“人家”也就是“俄国”了。此后，邵洵美也在《人言》（二卷十五期）上发表《劝鲁迅先生》，在“劝”的同时又不无话外有话，他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文笔的尖利是一向喜欢的，即使他的许多无聊文字也极有趣，所以虽然不断地骂我却从没有骂出我的火来。不过有了这样一枝生龙活虎的文笔而不写一些有用的文章，真叫人惋惜非凡。我是喜欢去了解人家的苦衷的，我知道与其称鲁迅先生为文学家，不如称他是政治家，他更来得满意。他的为文本来是谋国家社会的幸福，与狭义的纯文学家迥然不同。要是有一天说是鲁迅先生‘投笔从戎’去了，我们决不会感到惊异。所以他虽然做文学批评，此中却大有苦衷。”
　　“政治家”、“投笔从戎”……他想说什么？其时，分明已经传出鲁迅的挚友瞿秋白已经被判了死刑（6月18日死于长汀），那也就是鲁迅笔下的“和宋明之末极像”的时代。
　　
　　四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治和文学都呈尖锐对峙的场景下，出身富豪又审美趣味大异于左翼的邵洵美等人是很尴尬的，就如鲁迅看胡适越看越不顺眼——他们总是和权势者彼此用“秋波”“放电”，所以鲁迅视之如“帮忙”的“二丑”，愈加使得“花花公子格外出丑”而已。他把他们看得很卑下，若“邵公子一打官司，就患‘感冒’，何其嫩耶？《中央日报》上颇有为该女婿臂助者，但皆蠢才耳”。这不久，就是“《人言》事件”，它似乎更加坐实了鲁迅对邵氏他们的估计，即他深谙其中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他们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一种“共谋”的暧昧关系，鲁迅不独视之为“鹰犬”，且愈坚信“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的了。
　　
　　那么，这有事实根据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杰作”之一是著名的“《新生》事件”，国民党当局正是尴尬人做了尴尬事，那个“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的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在日本人“指摘”下“暗暗撤销”（鲁迅语），于是其“文禁”只得变化手法。当时生活书店的老板邹韬奋流亡海外归来，拟创办《大众生活》，重振先前《生活》、《新生》的雄风，为日益高涨的救亡运动呐喊。《大众生活》是1935年11月创刊的，在筹备和初办（迅速有了每期二十万份的销路）期间，自然逃不脱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C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邹韬奋《患难余生记》）。这南京来人，“L”是刘健群，“C”当系邵氏当年留学法国时“天狗会”中的相好张道藩。邹先生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的态度和“邵先生作调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负”赴约，却听到其时“蓝衣社”总书记的刘健群一番恫吓的话，即所谓“领袖脑壳论”：中国的事“一切都在领袖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邹先生“觉得真是闻所未闻，听到了千古奇谈”，而刘氏“奇谈汩汩而出”，说“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呶呶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邹先生不由“失声狂笑”了，而刘健群以为其“已心悦诚服”，更嚣张地说：“老实说，今日杀一个共产党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共产党不过白死而已！”
　　一方是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主的出版家，一方是法西斯的特务和“文贼”，邵洵美如何居间做“调人”？鲁迅讨嫌此辈正是从其“富家赘婿”（“富家儿的鹰犬”）而“帮忙”权势而来。设若“调人”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则其如何周旋于权门和区区一家民营书店的老板间？果然“邵先生虽也在座，他是处于调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时时微笑地静默着抽他的香烟”而已，这个角色不是也很尴尬么？鲁迅是非常蔑视靠近权门的人的，明乎此，也就明了他何以讨嫌邵洵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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